重视“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郑辉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传家宝。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多次强调，做好一切工作离不开调查研究。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在起步阶段练好这身基本功，其意即在此。一年之计在于春，壬寅春节期间，我爬梳钩沉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过往的调研工作，从中感悟其思想力量和智慧光芒，在此撷取吉光片羽，倘使大家能从中受益，则善莫大焉。

从所涉的文献中，我感到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永不脱离实际，即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亲手掌握材料、亲自分析研究、务实得出结论。此外，他们每人又各具特色，择其要者分述之。

毛泽东：国情为要、经世致用、躬身实践、总结经验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创作了闪耀着唯实求真精神的经典之作《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后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即是其在寻乌调查时提出的著名论断，在撰写《调查工作》时他也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同志一生所倡导的科学工作方法，也是他一生所极力推崇的思想方法，为我们党克服教条主义错误、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如此重视并把方法用得如此炉火纯青，从总体上看既是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也是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个人思维相交融。

毛泽东自小在拯救国难的残酷现实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西学东渐的文化熏陶，经世致用思想深深刻印在他脑海中。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还受到以岳麓书院所倡导的“实事求是”为代表的湖湘文化的直接影响，推崇效仿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行为，组织了新民学会等团体用于调查国情、了解社会、改造社会。同时，近代西方实证科学在中国传播，晚清民国报刊有关社会调查文章以及西方科学重视数据、强调逻辑思维、讲求实证等特点对毛泽东或多或少也产生了影响。

毛泽东喜欢读“无字之书”，坚决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在早年笔记中，他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喜欢思考问题，也善于思考问题，但却并不喜欢纯思辨，而是偏向于思考与实践息息相关的问题。正是这种强烈的实践取向，决定了毛泽东需要围绕实践开展创造性的调查研究。他一生都倾向于通过实践来验证、丰富书本知识，以实践求真知。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他在撰写《兴国调查》报告时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他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许多地方创造了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他也坚决反对经验主义，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认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政治动荡、民不聊生，无论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无法系统、全面、深入收集、整理有关中国实际发展情况的资料，如何进行决策？毛泽东是党内少数几位对此问题有着清醒意识的领导人之一，他提出，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不能只走马观花，要亲自出马，眼睛向下，“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数据翔实、说理透彻、思想深邃的光辉著作。在创立中央苏区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用大量时间深入到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先后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十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正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他才掌握了苏区的真实情况。他曾说：“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而他众所周知的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得来的至理名言。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红军失利损失惨重，毛泽东总结出敌情没摸准、轻敌和兵力分散三条教训，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此后他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等论著无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所形成的。在毛泽东的长期革命实践下，党内兴起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求真务实、精打细算、敢于拍板、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将其看作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及领导工作和领导者决策的前提条件。他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深入、唯实、联系大局、敢于担当的工作方法成为了调查研究中的鲜明特色，具体体现就是“问数字”和“爱算账”。在各地调查研究时，他常常直接深入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纠正失误，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决策。他的“爱算账”也并非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算的这笔“细账”实际上是一笔“大账”。

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带着问题不断去实地调研、精打细算。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带着这些思考，1983年2月，他专程前往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三地进行为期3周的调查研究。当得知苏州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后，邓小平向江苏省负责同志詢问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后的社会面貌，江苏省负责同志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同江苏一样，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让邓小平坚定了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京后，他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高兴地介绍起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在实际调查中详细了解各种情况和细算每笔账，总是心中有数令邓小平非常清楚，别人的报告代替不了自己的调查，同样，别人的意见也代替不了自己的亲手计算。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敢于处理，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敢”字当头，而非掩耳盗铃。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国务院工作。通过深入调研，邓小平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指出当时钢铁生产停滞的问题：“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他同时诙谐地鼓励大家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接着，他说：“要敢字当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在邓小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下，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

邓小平同志非常注重运用“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方法，即对社会现象和问题有了总体初步认识后，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全面、系统、周密的调查，分析其外部联系和内在关系，进而找出一般规律用以指导实践。因此，他非常强调领导者要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发现典型，总结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为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变化，令邓小平发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说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于是他决定“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还指出，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通过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直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个“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的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轮到我们现在要繼承好“调查研究”这份传家宝，就必须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针对各地实际，提出解决的意见和办法，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

（作者系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