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演进的文化阐释

刘为坤 律海涛 鲁梦梦

摘 要：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文化工具性”理论分析范式，为考察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演进提供了恰切的分析思路。研究认为：近代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演进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工具化”特征。其一，在以“国家-体育”构建为目标的“富国强兵”阶段，呈现出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功能认知的早期工具化倾向;其二，在“文明自觉”的反思阶段，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认知实现了价值的突破，并开启了对体育文化工具性的理性反思;其三，在对本民族文化主体性反思的“文化自觉”阶段，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则折射出追求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强烈工具性愿望。概而言之，文化的工具性构成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演进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文化的工具性;知识分子体育思想;体育思想演进;近代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2）01-0001-07

Cultural Evolution of Sports Though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Times

LIU Weikun1，2，LV Haitao2，LU Mengmeng1

1.School of Sport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224002，Jiangsu，China; 2.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Jiangsu，China; 3. School of Leisure Spor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The analytical paradigm of cultural instrumentalit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modern ideological history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analysis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llectual sports thought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significantly presented in every stage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 sports thought. Firstly， in the stage of "enriching the st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army" with the goal of "national-sports" construction， it showed the early instrumental tendency on cognition of sports fun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Secondly， in the reflection stage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intellectuals' cognition of sports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value and started to reflect on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ports culture. Thirdly， in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tage of the refle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intellectual sports thought reflected the strong instrumental desire for the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of nations and states. To be brief， the cultural instrumentality actually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 groups' sports thoughts.

Key words： cultural instrumentality; sports thought of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sports thought; modern times

收稿日期：2021-10-14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9BTY11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TYB011）。

作者简介：刘为坤（1987- ），男，山东莒县人，博士，研究方向中西体育历史与文化。

通讯作者：律海涛（1967- ），男，山东泰安人，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思想史。

作者单位：1.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2.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3.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上海 200438

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文化传承与思想创新[1]，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围绕国家救亡与民族复兴的文化论战与探索，使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成为诠释中国体育思想演进的重要维度[2]。由此发轫，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探索国家救亡与民族复兴的共同理论预设与内在逻辑遵循——“文化的工具性” [3]，为中国体育思想的深层解析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原因在于：“文化的工具性”构成中国近代本位文化论战的大背景，指将文化视为国家救亡与民族振兴的“工具”，强调文化的“工具效能”，尤其侧重对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现实作用[4]。“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是阐释“文化工具性”内在实践机制的一对重要概念。“文明自觉”侧重对其他文明主动学习接纳，而“文化自觉”则更为强调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3]。换言之，包含体育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内部均存在着“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内在张力。其在考验知识分子思想抉择的同时，也深层决定着文化的演进方向。故此，将近代体育思想演进的考察，纳入中国近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论战的大背景之下，借助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文化的“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间的内在博弈，诠释近代中国体育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无疑具有良好的理论适用性。

在此理论背景下，结合体育思想史领域内的前人历史分期[5]及相关专家建议，研究采用了以下三段的历史划分。一为“富国强兵”阶段（1840—1914），其划分依据是，鸦片战争至一战前夕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富国强兵”抱有较高的工具性期待。二为“文明自觉”的反思阶段（1915—1919），该阶段的知识分子开启了对以体育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强烈理性反思;三为“文化自觉”阶段（1920—1949），该阶段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聚焦与反思，对体育的认知渐趋理性。整体而言，近代知识分子与体育文化间的关系互动，构成本研究的内在逻辑主线。此外，值得指出是本文所涉及的“文化自觉”概念，与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中的“文化自觉”——文化的自知之明，认知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有概念性的区别，特做说明。综上为本研究的立论缘起与行文思路。

1 “富国强兵”阶段：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文化工具性的早期呈现

从鸦片战争至世界第一大战爆发，“客观的历史结构、历史经验及策略性的考量”[6]，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思想中体育与国家存亡及民族兴盛之间的互动强度。此间聚焦体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出借助体育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理性愿望。具体表现为：从“经世派”的体育思想积淀，到洋务派的体育军事实践，最终激发了“军国民体育”思想的极端。故此，该阶段可称为知识分子体育思想的“富国强兵”阶段。

1.1 体育化身军事参与现代国家构建的思想与实践

与“研究社会精英组织网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需要放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视野下予以考察”[7]相类似，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体育思想的考察亦不能脫离对体育参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宏观视野。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迈进——实现现代国家的构建，构成近代中华民族的首要议题。国家构建目标是政体制度的现代化，即实现对现代化国家政体的直接构建[8]。从近代早期知识分子体育思想的内容演进来看，其将体育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视为首要目标，即根据国家建构的需要而设定体育目标[9]。此在深层程度上反映出了志为社会发展进行思想诊断的知分子群体，承担起了以体育为手段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思想探索与实践重任。

近代早期，经世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变革，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探索嫁接起了知识分子群体以体育参与现代国家构建的思想根蒂。整体而言，以龚自珍、林则徐及魏源为代表的清末经世派知识分子群体，面对中西文化的首次正面“交锋”，虽未直接形成清晰明确的体育思想观点，但其主张的“经世变革思想”，为近代体育思想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0]。其后，延续经世派思想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推动起了全社会的深度改革。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的军事训练实践与学习，奠定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早期军事化逻辑基础。具体体现为，将盛行于西欧各国的兵操、体育队列、队形及步法体操内容，视为“自强、求富与强兵”[11]的手段，并予以实践性推行。以冯桂芬、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富国强兵为工具性内驱动力，在学习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及新式学堂的创建等层面的实践，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体现出相当程度的进步性。但其对西方军事体育在现代国家制度构建中功能的过度重视与简单移植，则深层折射出对体育功能认知的片面与局限。

整体而言，对军事体操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对军事学堂（兼具涉及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对留学生群体的派遣，构成洋务派在以国家自强的内驱动力下的主要体育思想认知与实践。尤其是，洋务派利用“兵操”的强军强国思想，促使“兵操”得以在军队中广泛开展[12]，明显地体现出洋务派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工具性。换言之，体育在洋务运动中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而体育本身远非其目标追求。其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器物性的实践性改革，推进清末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即体育在洋务派的思想与实践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以“强兵”目标追求的工具性。

1.2 “富国强兵”折射对体育功能认知的时代局限

清末知识分子群体以体育为手段借以实现“富国强兵”，进而推动现代国家构建的工具理性体育思想认知，不仅直接体现出了该时期对体育功能认知窄化的时代特色，亦折射出其对体育文化独立性的认知不足的显著特征。

首先，体育功能具有多元性，但体育的本质功能却具备相对唯一性。过分重视体育在军事层面上的效用，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体育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并否定了体育文化的独立性。原因在于：其一，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结构及权利阶层的“重文轻武”等因素，致使近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育程度及体育与社会结构的嵌入程度低于西欧各国[14]。此从根本上影响了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功能的认知的全面性。其二，敏锐地觉察到体育之于近代西欧各国崛起的潜在军事贡献后，知识分子对体育的军事功能的过分聚焦，也直接造成其对体育与军事关系的认知性模糊。此外，处于权利弱势的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寄希望于绕过社会政治体制变革，仅从器物层面实现借助体育的开展以实现富国强兵。

其次，对体育军事功能的过分强调反映知识分子之于体育文化独立性的认知不足。体育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文化，关键因素在于，其内部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及活动（运动）体系”[13]的系统性支撑。这也意味着，相对完整的且独立的文化形态往往具有稳定的文化本质与功能。纵览体育发展历程，体育虽外显为一种游戏性文化形态，但其本质在于对人全面发展的促进[15]。而从当时知识分子发展体育的初衷来看，体育之于个人层面的功能明显让位于国家军事建设需求，此从根本上偏离了体育的本质功能指向。此外，中西体育史表明，体育之所以能冲破军事、宗教、政治及商业等文化形态的束缚，展现“为体育而体育”的独立文化样态，其前提和基础是体育对人全面发展的促进。而此时以体育促军事发展的思想，实则是对体育独立性的裹挟。诚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一样，“体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 [16]，“体育是现代文明（包含政治制度在内）的一种身体投射”[17]。这也深层揭示出封建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必然无法实现对体育本质功能准确定位的历史必然性——不同社会制度与处境导致对体育功能聚焦的差异性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3 “军国民体育思想”的酝酿与反思

继洋务派“富国强兵”体育思想将体育视为强军的手段与工具之后，“军国民体育思想”则将体育的这种军事工具性延伸至教育领域。以专制主义与沙文主义，强制青少年与国民接受军事训练的军国民体育思想[13]，将中国体育思想史中的“工具理性”认知推向了极端。此源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数次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对当时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迫切愿望的强烈激发。部分从事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及留学生群体选择了比洋务派“富国强兵”更为激进的“军国民教育”思想。

“军国民教育”思想是由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正式提出的。其在1901年《学堂教科论》，1902年的《爱国学社章程》及1915年的《华人御侮会》会员责任中对实行军国民教育的强国保种思想主张的内容及实施做了详尽的阐释，强调军国民教育就是“重在整齐、严肃，尤在服从”[18]。此外，以留日留学生黄兴、蔡锷、蒋百里、范源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更是从思想的阐发与实践层面对该体育思想予以全力的支持。最终促成了1911年的《请定军国民教育议案》及1915年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思想极力主张以西方兵式体操为核心内容的军国民教育，且在当时得到较为普遍的实施。

反思军国民体育思想，其虽然是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以强国保种为初心的思想探索与实践，但其专制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倾向、极端的工具性无视了体育功能与价值的本义，其针对范围的普遍性，让青少年与国民承受了严重程度的思想毒害。对西欧所谓的以体育强军强国之路的思想误判，是造成该畸形体育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军国民体育思想阶段是我国知识分子群体推进对体育理性认知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是对学校体育发展的階段性“试错”，更是激发我国民族体育思想文化自觉探索的重要开端。军国民体育思想为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抑或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参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角色和定位的理性认知产生了深层的推进。这无疑是该体育思想的最深刻之处。

2 “文明自觉”的反思阶段：知识分子体育思想价值认知的突破

一战的爆发打破了知识分子以“文明自觉”强调以学习外来文化实现“强国梦”的泡影，引发了知识分子群体在1915—1919年间从追求国家富强转向对文明自觉的反思[4]。受此冲击，知识分子也对体育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工具性”倾向进行了激烈的反思——实现了从对“体育军事的工具性”的聚焦向对“体育文化的价值性”关注的转变。故此，该阶段可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体育思想的“文明自觉”的反思阶段。

2.1 体育认知“价值突破”的思想基础

20世纪初期，随着对西方以历史进化论和国家主义为动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认知深入，以及对晚清以来以“求强求富”为导向的革新实践反思，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考虑文明的未来趋向。国内知识分子群体重新站在全人类角度对文明走向予以理性审视，并对西欧诸国的“求强求富”发展理想产生了怀疑，甚至是摒弃。这也使得深陷国家主义的物质与功利构建进程中的体育思想认知，呈现出“价值突破”的特征——促使体育在被视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工具性的认知倾向有所减弱。具体体现为，体育思想由极端国家构建工具性的“富国强兵”“强国保种”及“军国民体育”等思想，逐渐向重视个体的生物价值、社会价值及教育价值转变。“健康体育”“三育并重”及“自然体育”等多元价值体育思想逐渐萌发[2]。

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在该时期的体育思想的转变。一为知识分子群体对外“欧战”的文明反思，二为对内救世思想之方的找寻。究其根本而言，实则是对19世纪以来，中国接纳西方文明思想的反思，此也构成了该时期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演进的外部思想环境。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原以为在国人向西方学习之后具备生存竞技实力和浮士德精神之后，会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文明反思，让三百年文明的进化的欧罗巴精神只剩下严复口中的“利己杀人，寡廉鲜耻”[19]。梁启超也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我们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了许多灾难”[20]。故此，在这种反思下，知识分子群体对误导中国的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进行了检讨——“不应该以口学舌的提倡国家主义”[21]。杜亚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指出“极端的国家主义，足以长国民之贪心，增国民之戾气”[22]。显然，知识分子思想整体的外部环境的转向，是理解其体育思想演进的先决和基础。

大批以胡适为代表的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脑海中，发生了从深信西方文明为救世之道向对西方文明理性反思的转变。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让知识分子群体觉悟到民族的复兴，不仅仅在于追求“国家的富强”及“制度或体制的合理化”，更在于对现代文明核心——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自觉追求。知识分子群体的这次思想反省，从对西方文明的急切引进与学习中冷静下来。抛弃了对强权与极端国家主义的思想信念，对文明的理解也从只重视国家逐渐转向个人，并能从全人类的高度审视文明的走向。受此观念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希冀以体育实现强国的急切主观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平复，促使其对“体育-国家”构建目标的重新审视。

2.2 体育认知“价值突破”的思想呈现

知识分子群体在一战的冲击下，思想转型深入到体育思想领域，直接表现为对体育认知呈现出多元性的“价值突破”。整体上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认知，突破了“强军强国”及“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限制，其对体育认知逐渐地走向了价值与功能的多维认知阶段。具体体现为，教育角度的“三育并重”思想，个体的生物角度的“体育健康思想”及社会价值的“自然体育”思想逐渐萌发，并构成了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的多元画卷。

首先，知识分子在教育领域的思想探索与实践，突破了“身体化的国家生成”[6]认知的工具导向。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教育论述中就将体育放在第一位[23];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明确阐释“德智力三者的并重而不偏倚”;张伯苓则明确主张三育并重，不可偏废[24];陶行知则表达了“德行宜笃实，知识宜富实，身体宜健实”[25]的体育教育观念等。从整体趋势来看，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体育问题有所涉及的大量知识分子，极为重视对“三育并重”的提倡。这在深层程度上标志着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认知，已逐渐地冲出军国民体育思想的极端工具性认知“窠臼”。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观念，正在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逐渐接纳。

其次，基于个体生物角度的“体育健康”思想，不仅体现对体育的认知国家视角的突破，更体现对体育内部规律认知的客观性和深度。如毛泽东将体育视为保持健康（养生）之道;陶行知视健康为一切的根本;杨贤江称健康为第一要务;恽代英则从教育目的出发阐明体育对学生健康保持的作用等。此从个体健康视角对体育健康功能的认知，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中静以养生的观念有效补充，更是奠定了学校教育领域体育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体育思想生物学视角暗含对体育文化样态独立性的伸张，体育冲破其他文化形式束缚的独立性正被慢慢展现。此外，在体育社会价值的认知层面，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然体育思想更是极大地拓展了对体育理性的认知空间。如吴蕴瑞的“身心统一，德技相长”，袁敦礼的“体育为一种生活方式”，方万邦的“机会均等”，张汇兰的“普及体育以女为先”等思想主张，均是从体育与社会所产生的多元价值互动的角度而形成的体育思想[2]。该时期的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极大地推进了社会整体对体育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2.3 体育认知“文明自觉”的思想自省

“文明自觉”的另层含义在于，各种文明克服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趋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或本质的自觉追寻[3]。近代欧洲各国的迅速崛起，使身处于不同文明的其他世界各国误以为欧洲文明发展模式是全人类的文明归宿，并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欧洲文明的学习俨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思想共识。而后知识分子思想中以欧洲为师的文明发展导向，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喧嚣所警醒。西方文明的狂暴一面，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反思所谓现代文明的发展后果。社会改革尝试的受挫与对西方文明世界的反思，促使知识分子在对待包含体育文化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及时自省。由此可见，此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承担起了冲破国家主义工具性目标下体育思想禁锢的重任。

知识分子群体深刻地认识到，重拾中国文化的“传统天下主义情怀”的重要性——在学习西方文明与保存中国文化之间，探寻世界大趋势中民族的未来。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在对待西方文明依旧表现出“文明自觉”的主动学习态度——对西方现代制度的主动考察与学习。希冀在深度解释西方文明崛起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实现对自身现代国家的强国目标的构建。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学习的思想尝试，在深层地推动着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直接体现为洋务派的军事体育主张，并后续引发以体育为手段的教育军事化军国民思想的迅速形成与实践性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保持对世界文明终极走向的反思。一战及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觉醒，引发对片面倡导西学主流思想的反思。受此影响，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认知逐渐突破了单一功能与价值的限定，展现出从个体功能、教育理性及社会价值等维度的多元价值伸张。

整体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的认知伴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西方文明的倡导与学习塑造了体育国家主义导向的强烈军事工具性。而后对体育在个人、教育与社会学领域的借鉴与探索，推进着知识分子对体育的思想认知理性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知识分子对体育的关注大多局限于对西方体育这一单一分析主体，本土体育形式并未过多地进入知识分子认知的讨论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寻求“国魂”“国性”及“立国精神”的文化主体性上，将本土体育文化带入了知识分子促进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考察视野。

3 “文化自觉”阶段：知识分子体育思想文化工具性的实践转向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一个思想共识——在向现代国家迈进中，国家的政治构建有赖于文化层面的民族国家认同[26]。受此影响，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本土体育文化对国家文化认同的塑造，体育的“土洋之争”、民族体育思潮随之兴起。故此，可将新文化运动初期至新中国建立前，称为体育思想的“文化自觉”阶段。

3.1 文化自觉：开启中西体育文化审视之路

中华文明主体意识的丧失导致世界视野的狭隘与削弱[27]。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并以西方为价值标准，使中国丧失了自理的精神与能力[28]。换言之，若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只重视从政治制度及物质器皿层面的文明自觉的国家构建，则无法真正实现在思想与情感层面的“国族情感、国族认同和国族意识”[9]，中国便无法完成走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时代使命。故此，民初知识分子群体在倡导西学的反思中，开始转向思考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3]。在该次思想转型时代中，不管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为代表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还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及鲁迅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抑或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再或直接发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虽在文化主体的争论上对中西站位尺度上有所差异，但其对文化主体性的呼吁与重视却是一致的，即现代国家构建，不能缺失对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冯友兰先生就对待西方文化的几种观点在《别共殊》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特殊的东西及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即便是学也学不到，而共性的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但不应因共性的学习而丧失自身文化的底色[29]。由此可见，对自身文化底色的守护层面上，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呈现出一种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这种重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思潮，迅速引入体育文化领域，并迅速转化为对西方外来体育与传统体育间的文化本位之争及后续的民族体育思潮。换言之，知识分子群体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向体育领域的延伸，则开启了中国体育思想的文化自觉之路。

本质而言，由西方体育所产生的国族认同便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认同。最终，文化的主体性讨论在体育领域外显为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生存空間的争夺。简言之，对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与审视，则成为确立中国体育文化主体的前提和基础。中西体育问题也首次在文化主体的确立中走进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视野。知识分子对文化主体性的争论，不仅引发了中西体育文化主体性的确定议题，更是让知识分子群体对体育功能与价值的认知探索上升至文化主体性探讨的思想层面。其最大意义在于：体育思想从此被纳入到了文化主体性的争论议题之中，突破了以往体育思想中仅仅驻足于国家构建的制度与物质层面的内容局限。

3.2 土洋之争：折射体育文化主体性的争夺

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到，“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着文化（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30]。对文化主体性的争论延伸至体育领域便引发了体育思想领域的“土洋之争”。显然，“土洋之争”是思想界对中西文化主体性争论向体育领域内的拓展和延续。在此之前，仅有少数以徐一冰为代表的体育思想家对西方体育对国人的适应性等问题的讨论，中西体育文化主体性问题在此之前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向体育领域的渗透，其秉持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1]的思想，直接引发了体育思想领域对中国本土体育形式的关注。

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相关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现代体育与传统体育之间的区别问题。此在拓展对西方体育的“贵族性”及“娱乐性”认知的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出对本土体育文化价值的理性审视。诸多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体育流于形式，主张从传统体育中选择拳术及击剑等运动，以达到“无事则为强健之劳动者，有事则为强健之军人斯”[32]的目的。随着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出征，并在预赛即遭淘汰的消息传回国内，“土洋之争”随即上升为对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大公报》及《体育周报》成为论战的主战场，以张之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欧美体育不符合国情，不切实际，力倡国术列为学校体育正课教材，并普及于全民。而以吴蕴瑞及谢似颜为代表的留学知识分子则在分析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的角度及传统体育的流弊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对体育取撷应在合乎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要角度，不应与洋土国界有关[13]。在实践方面，马良的“新武术”运动及蒋维乔的“静坐”运动，则受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思想家及教育领域的近代体育家们的抨击。

西方体育在近代国家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及鸦片战争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体育引进与学习过程中全盘接受的态度，几乎让国人产生了国内无“体育”的文化认知错觉。而在思想文化争论中，对传统文化抱有极大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国粹思想，为体育领域内的中西体育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自此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引入开启了文化反思模式，此与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一起，构成后续中西体育文化融合与发展的开端。本次争论虽最终并没有解决中国体育发展的具体道路问题，但通过争论在呈现中国体育文化主体的同时，也对西方体育的文化实践进行了思想层面的反思。值得指出的是，“土洋之争”体育文化论战仍带有一定的文化工具性色彩。论战中暗含凡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优劣，均可被视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捍卫者”的工具化倾向。

3.3 民族体育：体育文化工具性的时代响应

“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33]的民族体育观，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体育思想的主流基调。其核心主张为“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以激发民族意识和体育救国为目的。该思想始于清末，其以养成自卫卫国、发扬民族精神、培育民族意识陶冶民族文化，济弱图强，建立独立自主之国家为首要[34]。从该思想的源头来看，近代以救亡图存促使早期知识分子群体在对体育实践的探索上带有明显的军事化固有倾向。从体育思想的演进过程来看，文化界知识群体对体育文化主体性的反思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民族思想向体育领域的渗透，加之国际青年训练潮流的外在影响，鼓动了该思想的产生。而从外在国际形势看，因受抗日救亡的政治局势让知识思想界的民族思想高涨所致。具体而言，在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下，加之以程登科、刘慎旃为代表的教育人士推动下，提倡普及全民体育军事化的思想与实践迅速形成[35]。而与之相对的是，以吴蕴瑞、方万邦及徐致一为代表的教育家，则从体育的教育目的与意义及体育的目标与价值追求的独立性等方面对民族体育的军事化进行针对性的回应。

从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的延续性来看，民族体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文化工具倾向。一方面，民族体育思想显然是背离了体育之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本质。该思想将体育视为培养民族意识及为政治军事服务为目的，在模糊体育文化的独立性的同时，彻底将体育视为一种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文化工具。另一方面，民族体育也在一定层面呈现出进步性。其一，在选择体育的内容与形式方面，民族体育思想肯定了传统体育的主体地位，且并未过多地表现出反对西方体育的主张，这有助于中西体育探索融合之路。其二，民族体育思想注重体育开展的普及性，并对西方体育的阶级性（贵族性）进行反思，此对后期的体育思想演进奠定了普及性的思想基础。一定程度而言，民族体育之前，体育思想中的文化工具重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国家构建，而民族体育思想则是实践了以体育推进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的早期探索。此一定程度上为知识分子群体继续探索体育在国家、社会及文化互动中的“本真存在与价值认知”[36]奠定了思想基础。

4 结 语

与近代思想史的形成与发展不同，体育思想形成与发展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滞后性”与强度更深的“非连续性”。受此影响，对中国体育思想的梳理则更加依赖于对精英知识分子体育观及体育实践的撷取与提炼。以往，拘泥于对个人体育实践及体育思想观念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在整体把握社会思潮与体育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时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进而造成对体育思想演进脉络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理解的偏差。本研究借助“文化的工具性”视角对近代知识分子体育思想阶段进行了粗略的划分，并对其脉络的延续性进行了粗浅勾勒，仅在浅表层面描绘出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的演进脉络。整体而言，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体育思想文化工具性的不斷走弱，侧面体现为其对体育理性认知程度的提高。显然，任何时期的体育思想必然存在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研究的意义在于诠释这种局限性的同时，对体育的认知理性深度不断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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