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补过慎刑

沈淦

隋末唐初有一位张蕴古，老家相州洹水（今河南安阳一带），他幼时便聪慧异常，博览群书，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张蕴古记忆力超群，看过的碑文能过目不忘，棋局被打乱后能一子不差地复盘，“背碑覆局”这个成语即由此而来。张蕴古书读得好，而且对朝廷政治得失有很深刻的见解，“尤晓时务”。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不久，已经入仕的张蕴古上了一道名为《大宝箴》的奏疏，劝诫唐太宗要“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爱惜民力，不要贪图享乐;开门纳谏，虚心听取大臣意见，不要自以为是、拒谏饰非;要豁达大度，“安彼反侧”，使用人才不计前嫌、不拘一格，要安抚好曾经的对立面。

张蕴古这道奏疏不但文辞好，道理更是讲得透，对于刚经过玄武门之变兄弟阋墙亟须稳定朝局收揽人心的唐太宗来说，不啻一服良药。唐太宗大悦，赏赐张蕴古束帛以示鼓励，并将张蕴古提拔为大理丞，分管涉及尚书省六部官员和徒刑以上案件的审理。

张蕴古任职大理丞后， 相州出了个名叫李好德的人，因患有疯癫病，发作时就胡言乱语，竟说出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被抓捕起来。张蕴古查明后上奏唐太宗：“李好德疯癫病的症状很明显，按照法律不应治罪。”太宗一听有理，同意宽宥他。但在旨意下达之前，张蕴古竟偷偷地将处理情况告诉李好德，还在监狱里与他一起下棋。

负责举劾非法行为的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后，就向太宗揭发了这件事;权万纪还查明，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张蕴古老家在相州，他为李好德讲情，有徇私之嫌。太宗听后勃然大怒，感到被欺骗辜负了，当即传旨将张蕴古押赴市曹，斩首示众。

事过不久，唐太宗十分懊悔，张蕴古是个贤臣，案未查明而且罪不至死。于是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张蕴古身为执法官员，却泄漏朝廷机密，还与囚犯下棋，罪行是很严重的。但根据法律，不至于死刑。朕当时盛怒，就让处死他，你们居然也不劝谏，一句话都不说，有关部门也未审核一下再上奏一本，就将他杀掉了，岂有这样的道理？”房玄龄等都很惭愧，低着头，默默无言。

于是，唐太宗传下诏令：“从今以后，凡是犯有死罪的，即使朕传令立刻处决，主管部门也不得执行，一定要经过反复审核，复奏五次后，才准依法施行。”唐代的“五复奏”制度，就是从张蕴古冤案后开始实施的。

后来，唐太宗还不放心，又传诏要求：“从今以后，由门下省负责复审罪案。有的囚犯根据法令应判死刑，但在情理上能够怜悯的，应该录写清楚后一一上奏。”唐朝时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有封驳诏令之权。

这个故事记载于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刑法》，当代人写当代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对此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在封建极权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皇帝来说，杀一个有罪的官员也许算不上大事。而唐太宗因为盛怒之下杀了有罪却不至死的张蕴古而深深自责，这在其时其境，算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他并不只停留在自責之中，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臣下及时进谏，匡正己失;制定“五复奏”制度;罪当处死，情有可原者，再重新审议……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冤案。唐太宗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精神及重视法制、恤刑慎杀的措施，是使国家繁荣昌盛、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毕竟是专制帝王，其冤杀张蕴古一事固不足取;然而，他补过慎刑的精神和一系列措施，显然是值得当今执法、司法者借鉴的。13394B73-CB2C-4322-A0A1-5D8D25E4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