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开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

李海峰 孙宏睿

摘  要：基于云南省2009～2019年16个地级市及自治州面板数据，从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4个城镇化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DID）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影响、作用机制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上，高铁建设有助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体分析城镇化维度影响表现为高铁开通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快人口流动增长、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土地利用转换。从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引致的旅游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共同推进了新型城镇化进程。异质性影响表明，高铁开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中心城市地区更为显著。通过高铁开通时间随机化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

关键词：高铁开通;新型城镇化质量;多期双重差分;影响机制;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53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1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utonomous prefectures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9，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quality indicator syste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y， population， society and land. By employing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ethod，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s（HSR）on the quality level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ities along the railways.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urbanization dimensions， the opening of HSR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mobility，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land use conversion. The analysis of the affecting mechanism indicates that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used by the opening of HSR joint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HSR on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central urban areas. After further robustness test by randomization of opening time of HSR，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Key words：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multi-period DID; affecting mechanism; heterogeneity

0  引  言

國家发改委关于《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指出：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优化我国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实现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能够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重要保障，高铁作为交通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入分析高铁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对推进城市高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的不断建设和发展，现有学者关于高铁对城镇化发展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高速铁路建设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沿线城镇格局重构[1]。研究初期，学者们偏向于从宏观层面阐释高铁对整体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史官清[2]等学者详细分析了高铁对完善城镇化体系的作用，指出高铁作为区域开发节点，能够联通不同城市群发展结构，带动沿线城市深度发展。刘勇政[3]等学者进一步分析高铁作用表明，高铁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快城镇化进程。陈卫[4]等学者也指出高铁在推进城市郊区拓展、集聚外部要素与主城人口疏散、重塑城市增长极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伴随着高铁研究影响效应热潮，学者们慢慢趋于从各个中微观层面分析高铁对城市影响，朱新华[5]等学者基于DPSIR-PLS模型分析高铁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能够作用于城镇各项生产要素，从而改变城市土地利用状态，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王亚飞[6]等学者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高铁对沿线城市农业全要素增长的促进效应，指出高铁能够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同时有助于强化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样任佳莺[7]通过对长三角地区高铁发展研究发现，高铁能够促进城市间人口流动，带动居民消费，从而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缺乏产业竞争优势的小城镇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会产生一系列如功能趨同、千城一面、本地资源外流、城市创新活力下降等问题[8-10]。王赟赟[11]和鲁万波[12]等学者通过对中国高铁建设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集聚过程，高铁建设通行进一步加速沿线城市差异化发展。邓涛涛[13]等学者指出高速铁路已成为诱发中国城市蔓延现象的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关于高铁对地区城镇化影响研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并且只关注高铁对单一城镇化指标增长数量的影响，尚未全面、细化考察高铁开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内涵维度城镇化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4个城镇化内涵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云南省16个地级市和自治州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得分，并将高铁开通作为基础设施优化的准自然实验，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城镇化质量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借助高铁提高云南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实现新型城镇化高位发展的相关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高铁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关系分析。基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理解的差异，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三类方法对其进行测度。第一类是从城市发展的核心载体角度出发，侧重于城市发展空间载体的发展评价[14];第二类强调城市发展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注重从人口、产业、空间和社会等城市发展构成要素层面评价[15];第三类则是强调城市发展的理念，注重从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和共享等新理念角度来评价[16]，本文从城市发展构成要素角度，从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4个维度建立质量评价体系。高铁建设作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各个维度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提升提供了诸多便利。

在经济维度上，高铁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者交互影响经济水平。高铁开通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极大地提升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高铁沿线中心城市的集聚水平，与此同时，它还促进各个沿线城市间开放交流频次，促使中心节点城市向外围城市扩展释放更多的要素资源，两者交互从而优化空间资源要素配置，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人口维度上，高铁开通降低了交通成本以此提高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或跨地建厂的可能性，继而扩大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服务规模，产生更多就业需求，实现人口分流与跨地迁徙，最终重塑人口空间分布格局[17]。

在社会维度上，一方面，高铁极大地拓宽了我国脱贫攻坚的方式与路径，高铁开通带动沿线城市投资建设从而促进交通经济带的形成和高铁新城的崛起，助推整体城市化发展。同时，高铁促进社会资源在沿线城市间快速流动，使其得到合理分配与利用，有助于实现区域间共同发展[18]。

在土地维度上，高铁开通显著提升沿线城市的可达性，直接降低了城市间交通运输成本，扩大整体客源半径，吸引产业集聚发展，有效增加城市商服用地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促进土地利用与开发[19]。

据此，本文认为，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

1.2  高铁开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机理分析。本文结合云南省发展现状，试图从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和旅游产业发展两方面探究高铁开通对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理。

科技创新水平提升方面。高铁开通降低区域间交通运输成本，使人力资本在各城市间流动迁徙阻力减小，满足高素质人才流动的需求[20]，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高素质人才流动产生“知识流”“技术流”“信息流”，有利于地区知识溢出和技术传播，与此同时，高铁沿线城市基于交通网络构建的创新网络也会随之形成，产生城市间技术创新持续溢出的效果[21]，而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带动新兴产业发展，使其成为城镇发展的新动力，还能够改变原有的粗放式与外延式的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镇支撑力[22]。综上，高铁开通有助于优化沿线城市区域创新格局，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

旅游业发展方面。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之重要前提[23]。高铁开通显著改善沿线城市可达性，这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高铁开通拉近云南地区同我国中东部乃至珠三角地区的时间距离，扩大云南旅游客源半径，促进游客数量增加，带动旅游消费行为，增加旅游业总体收入，有助于地区综合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铁开通扩大区域旅游活动规模，优化旅游空间格局，加强城市同周边地区的资金流、物质流等要素流动交换，实现旅游经济规模效应，有效带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链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2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铁开通对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提升效应得益于沿线城市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和旅游业发展，其作用机理整理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选定与分析。研究高铁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效应作用，需要比较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的影响。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来对高铁的影响效应评估，建立模型如下：

Qua=α+βHSR+θX+μ+τ+ε                                      （1）

其中：Qua表示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HSR表示核心解释变量—高铁开通，X是控制变量;μ和τ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HSR前系数β反映的是高铁开通对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真实影响，也是本文的主要估计参数。

为了验证沿线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是否为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对城镇化质量水平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使用逐分法（Causal steps approach）进行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Mediator=α+βHSR+θX+μ+τ+ε                                     （2）

Qua=η+ηHSR+ηMediator+θX+μ+τ+ε                                 （3）

Mediator表示用于机制分析的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含义与基准模型一致。逐分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一般为3个步骤，第一步即通过基准模型式（1）进行回归，观测高铁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第二步则通过模型（2）进行回归，以检验高铁开通是否对中介变量有显著效应;若β显著则可以进行第三步检验，即将中介变量和高铁开通变量同时放入模型（3）进行回归，在η和η均显著的情况下，且η较模型（1）中β相比有所下降时，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2.2  数据及变量说明

2.2.1  数据说明。本文采用2009～2019年云南省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统计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10～202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20）、国家铁路局网站以及各地级市和自治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极少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2.2.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结合城市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经济Eco、人口Peo、社会Soc和土地Land4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算。构建的指标体系及其计算所得权重具体如表1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高铁开通HSR。为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计量建模，本文首先设定城市虚拟变量du，将高铁开通城市作为处理组du=1，高铁未开通城市作为对照组du=0。然后，设定时间虚拟变量dt，高铁开通后，dt=1;高铁开通前dt=0。交互项du*dt是高铁开通虚拟变量，它的估计系数描述了高铁开通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影响的差异，设定HSR

=dt*du。具体而言，本文以云南境内沪昆高铁（2016）、昆玉城际铁路（2016）、云桂高铁（2016）和楚大高铁（2018）的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其沿线城市及自治州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文山州、楚雄州和大理州为处理组，其余地区为控制组。

（3）控制变量。综合相关研究[25]将可能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影响的城市发展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设定以下6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表示pgdp;职工薪资水平：采用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表示salary;外商投资规模：采用年末外商实际投资表示fdi;财政支持力度：采用城市财政预算支出表示gov;社会投资水平：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总额tfai表示;城镇化内部动力：采用非农业产值总额表示nonfarm。为消除量纲和异方差影响，以上控制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均取对数值。

（4）中介变量。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设定以下2个中介变量：科技创新水平，采用专利授权量patents和自然科学机构中从事科技人员数量scientsts表示;旅游业发展水平，采用旅游总收入表示tour-income。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表3列示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列（1）为不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变量HSR的系数为0.06且显著。为了更准确地估计高铁开通对城市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本文在列（2）至列（7）中依次添加经济发展水平、职工薪资水平、外商投资规模、财政支持力度、社会投资水平和城镇化内部动力6个控制变量，结果显示HS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综上，高铁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新型城市城镇化质量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探讨高铁开通对城市各城镇化质量维度的影响，本文分别以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4个分项维度得分作为因变量，采用式（1）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高铁开通对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4个城镇化维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系数上可见高铁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城镇化2个维度上。由回归结果可知，高铁开通能够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加快人口流动，促进土地利用转换，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有效提高沿线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

3.2  影响机制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提升效应。那么，高铁开通为什么会提升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呢？即动力机制是什么？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结合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主要从科技创新水平及旅游业发展两个角度分析高铁开通提高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渠道，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结合表3第（7）列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对科技创新机制和旅游业发展机制进行验证。表3列（7）中高铁开通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影响系数为0.045，表5第（1）～（2）列是对旅游业发展机制检验的结果，第（1）列中变量HSR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能够提高沿线城市旅游业收入，促进旅游业发展，第（2）列中高铁开通和旅游业对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同时高铁开通系数大小与表3第（7）列相比有所下降，表明高铁开通可通过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间接推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提升。表5第（3）～（6）列是对科技创新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同理可证实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科技成果产出和高素质人力资本水平，保持科技创新效益持续溢出，从而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

3.3  异质性分析。前文主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整体效应，由于各城市交通设施初始禀赋及城镇化特征千差万别，通过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城市开通高铁后的异质性表现，有助于深刻理解高铁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化影响。本文参考秦放鸣[26]等学者做法按照国务院划分标准，将昆明、曲靖、玉溪、大理所在区域划分为中心地区，其他地区划分为非中心地区，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高铁开通对非中心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强，而对中心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来源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中心地区城市在生产资本要素获取和政策倾向上方面通常高于非中心地区城市，同时其自身已经拥有相对发达、便捷的交通网络体系，因此高铁开通这一外部冲击对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第二，高铁开通连接不同等级城市地区，直接减少城市间“时空距离”和运输贸易成本，有利于高等级城市发展要素扩展流入普通城市地区，带动非中心地区快速发展。

4  稳健性检验

4.1  平行趋势检验。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需要在政策实施之前满足共同趋势的假设，即在高铁开通之前，未开通高铁的地区与开通高铁地区之间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否则会产生伪回归。本文依然参照 Beck[27]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Qua=α+βHSR+θX+μ+τ+ε

其中：HSR表示i城市在第t年的高铁开通情况，城市i在第t年开通了高铁，则取值为1，否则为0。X是控制变量;μ和τ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t值为负数表示高铁开通之前的时期，为正数表示高铁开通之后的时期，系数β表示高铁开通前后一系列的估计值，若高铁开通之前的系数不显著（即存在β=0），表示高铁开通前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经过数据处理，以高铁开通前第9年为基期，绘制了β到β的置信区间图，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在高铁开通前8期系数变化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之前，开通高铁地区与未开通高铁地区间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在高铁开通之后的3期内，第一期不显著，而其他几期均顯著为正，说明高铁开通对云南省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滞后一期，与前文动态效应分析结论一致。

4.2  高铁开通时间随机化处理。为了进一步检验高铁开通对沿线城镇化质量水平的影响效应是否受到遗漏变量和非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本文参考廖进球[28]等学者做法通过对每个样本城市随机抽取样本期内时间作为其高铁开通年份，进行安慰剂测试。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500次随机抽样，并按基准多时点DID模型进行回归，进一步绘制500个估计系数和p值的分布。如图3所示，估计系数分布都集中在零点附近，大多数估计值的p值大于0.1，同时图中竖线所代表的实际估计系数明显异于检验估计系数，表明高铁开通对实验组城市城镇化质量影响效果并未受到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云南省2009～2019年16个地级市和自治州面板数据，在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以及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云南省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促进了云南地区经济、人口、社会和土地城镇化维度发展，从而显著提高了云南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旅游业发展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是高铁开通影响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影响表明，高铁开通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效应在非中心城市地区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优化云南全域高铁网络。从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视角积极完善建设云南全域高铁网络布局，尤其是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间高速铁路连接。通过改善交通网络可达性，促使高铁更好地发挥其媒介作用，高效带动生产及资本要素在云南全域范围内快速流动，促进整体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2）完善高铁沿线城市运输体系。介于高铁对人力资本的吸纳集中作用，各个高铁沿线城市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尤其是高铁站附近配套交通设施，真正构建“无缝对接，零距离换乘”的综合城市运输体系，吸纳人才并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技术和人力支持。（3）全面打造高铁旅游产业带。利用云南独特自然资源及“三亚”（东亚、东南亚、南亚）交通枢纽地位，努力打造国、省际联动的高铁旅游产业链，以高铁为纽带，以特色旅游资源项目为抓手，加强云南同周边国家及省份合作发展，充分发挥“高铁时代”下云南区位优势对旅游产业的融合集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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