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2022-04-20 18:13奚牧凉
风流一代·经典文摘 2022年4期
关键词:殷墟考古学人类学

奚牧凉

1926年3月,从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济,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

中国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

虽然最终李济在西阴村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的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只是当时国人还不能理解考古的意义,李济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运回北京。有人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聪明者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比发现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西阴村发掘为考古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在中国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李济使用的“探方法”(挖8个2米见方的方坑发掘)、“三点记载法”(记录三维坐标)、“层叠法”(记录人工层位)等,都与如今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脉相承。

其实严格来讲,李济并非考古学出身。最初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7年半,他就涉猎广泛,出任过清华演剧队队长,发起过砥砺品行学问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客轮时,准备就读的也是心理学。待两年过去,他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才变为人类学。在美国,通过田野发掘获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学,往往被视作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分支学科。不过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虽然让李济成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美国人类学会会员,但文中使用的知识与方法,仍是非考古学的体质人类学等。

只是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1928年,他实至名归地加入由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殷墟考古的辉煌与艰难

从晚清在殷墟发现甲骨开始,殷墟就既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又成为各方势力盗掘的对象。傅斯年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乃至当时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有看中此地作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确、学术意义重大的考虑,但也有抢在盗掘者之前发掘以保护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次,几乎全考古组齐上阵,声势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则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

但是,在殷墟考古辉煌的成绩背后,这10年间坐镇现场或后方的总指挥李济所面临的艰难,其实层出不穷。

第一是盗墓。古董商利诱盗墓贼,盗墓贼又与地方军官勾结,致使盗墓屡禁不绝。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34年,据史语所的石璋如回忆:村长跑来打听,“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发掘团”?石璋如等人带军警到现场查看,果然是县府官员做了盗墓贼,谎称史语所是“中央白天发掘团”。猖狂的盗墓贼甚至与军警交了火,后被缴械带至县政府,但最终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场。

第二是土匪。1936年发掘团发现了藏有1.7万余枚甲骨的127号灰坑,为了妥善发掘,发掘团决定将整个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来的土块重达3吨,搬运工作十分缓慢,当地的土匪就打起了抢甲骨的主意,一度鸣枪希望吓跑考古队员。所幸发掘团“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见土匪射击也就居高临下回击”,土匪也就未再轻举妄动。

第三是对考古的误解。村民对考古不明所以,状告李济“故意侵及民墓”也就罢了,1934年,更闹出过一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大公报》上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所幸蔡元培坚守在史语所一边,以自己名义在各大报纸刊出驳戴季陶的公开信,夺回了舆论。

最后一项艰难则远大于前三者,以致一举终结了史语所在殷墟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安阳落入敌人之手,日本学者开始了对殷墟的非法发掘……

“一个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济和史语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川南古镇李庄,这一先后云集了中研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此后的6年,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此一边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史语所与中博院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劝勉同仁:“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但躲过了日军炮火的李济一家,仍未被死神放过:1940年李济生日当天,他的次女、刚刚初中毕业的李鹤徵因急性肠炎,在病发不足三日后撒手人寰。转眼1941年底,李济的长女、即将高中毕业的李凤徵又感染了伤寒,坚持到第二年初也终告不治。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的李济,两女一儿入西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与他同回南京的子女,只剩了儿子李光谟一人。但1945年之后的3年,不仅没有让李济来得及重启殷墟发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时光。1948年12月22日,李济督运着装载有史语所重要图书、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的轮船,挥别大陆,去了台湾。李济选择了守护殷墟的文物,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儿子。

来到台湾的李济,婉拒了美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将余生献给了两大事业:一是筚路蓝缕,建立、兴盛起台湾的考古。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大力推进台湾岛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满园,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台大。二是恪尽职守,完成对殷墟的研究。当年发掘殷墟的同仁,时过境迁早已星散,李济觉得,把对殷墟的研究完成,是他的责任。他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至1977年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当年的考古工作做了总结性回顾。至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他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坚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桌上的青铜器,神情专注,不厌其烦……

1979年7月,83岁的李济还曾表示,他正计划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8月1日上午9点半,李济心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后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赠送的两三件仿造艺术品,未发现一件古董。

正如张光直曾对恩师的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摘自《科学大观园》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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