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医院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认知态度的现况调查

李晓莹 周林 曹梅利

【摘要】目的：通过调查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及态度，为生前预嘱的推广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方法：通过方便抽样选择115名医务人员，采用一般调查表和生前预嘱相关问卷进行调查。结果：115人中81人（71.7%）听说过生前预嘱，21人（18.6%）接受过相关培训;114人（99.1%）希望自己参与制定自己临终时的医疗决策;有超过40%的人选择在肿瘤晚期、生命末期剧烈疼痛时、植物人状态、不可逆的昏迷状态时选择拒绝生命支持，其中在生命末期剧烈疼痛时和不可逆的昏迷状态时的人最多均为60.9%。结论：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知晓度明显提高，但认知不够完善，还需加强宣传教育;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普及的积极性高，可以通过医务人员进行生前预嘱的推广，从而进一步提高民众对生前预嘱的认知。

【关键词】医务人员  生前预嘱   认知态度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6-5328（2022）01--01

近年来，随着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优逝理念的推广，生前预嘱也逐渐被部分人员所知晓。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选择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性文件[1]。生前预嘱可以明确表达本人是否接受舒缓医疗的意愿，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可以有效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到目前为止，包括医务人员在内人们对于生前预嘱的认知尚不完善[2-5]，而通过医护合作共同与患者讨论生前预嘱、提供签署生前预嘱所需的相关医疗信息，是促进生前预嘱推广实施的有效措施之一[6]，因此了解醫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认知十分重要。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及推广态度情况，为以后的研究进一步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2018年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的115名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已取得执业资格证的医务人员;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实习生、进修生、轮转护士;调查当日不在岗或不愿意配合调查者。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生前预嘱相关问卷：采用谈学灵等人[7]研制的关于生前预嘱的相关问卷，内容包括是否听说过生前预嘱，对临终决策的态度、各种情况下对生命支持的态度及对生前预嘱概念的认知情况。由 5 名专家对问卷的内容进行评估，其内容效度分别为0.9、0.92;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81。生前预嘱概念认知量表，包括9个问题，每个问题设“是”、“否”、“不知道”三个选项，总分0分-9分，其克朗巴哈系数为0.86。一般资料调查表通过文献检索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职称、学历、婚姻、宗教信仰等。

1.2.2调查方法 采取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的方式。问卷的发放及收取均由研究者独自完成，填写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详细说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方法。调查对象匿名填写，完成后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11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2.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描述

2  结果

2.1  医务人员的一般资料  年龄：20-40岁;性别：男26人，女89人;职业：医生54人，护士61人;教育程度：中专3人，大专44人，本科18人，硕士研究生40人，博士研究生10人;职称：护士47人，护师12人，主管护师2人，住院医生29人，主治医生23人，副主任医师2人;工作年限：1～3年47人，4～6年23人，>6年17人;婚姻情况：未婚65人，已婚50人。其中多数调查者为汉族、无宗教信仰，其比例分别为96.5%、93.0%。

2.2  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认知  在115名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有81人（71.7%）听说过生前预嘱，只有21人（18.6%）接受过类似的培训，在生前预嘱的概念认知量表中，满分9分，最高分8分，最低分0分，平均分为5.6分。

2.3  医务人员对于临终医疗决策的态度  ①对临终医疗决策的态度：在被调查的115名医务人员中有114人（99.1%）选择自己参与决定自己的临终决策，经卡方检验得出此决定与医务人员的职称有显著相关性（P<0.05），见表1。②对预立医疗代理决策人的态度：在115名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有56人（48.7%）愿意选择一位自己的直系亲属（伴侣、子女或父母）作为预立医疗代理决策人，有59人（51.3%）不愿将自己的医疗决策权委托给他人。经卡方检验得出这与研究对象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有显著相关关系（P<0.05），结果见表2。

2.4  医务人员对于推广生前预嘱的态度  在115名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人们更愿意通过讲课、培训的方式去了解它，更想去了解生前预嘱的主要内容，人们希望在年老体健时在家里签署这份文件，更多的人觉得推广这个理念需要每一个人去努力。具体见表3。

3  讨论

3.1  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的概念认知缺乏  本次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为71.7%，远高于陶鑫[4]、朱鸣雷[8]、张蓉蓉[9]等人对普通人群的调查，也高于谈学灵[7]对于医务人员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的人群均为医务人员，他们对于生前预嘱中各个名词的理解都更为深刻，平日对于此方面的信息关注较普通人更多，也可能因为此次调查的样本过于局限，与样本所处地区为一线城市，医疗水平较为先进，对于生前预嘱等新兴事物的信息更多有关，这也间接说明人们对于生前预嘱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此次调查医务人员对生前预嘱概念的认知量表得分平均分仅为5.6分，完全正确的为0人，和谈学灵等[7]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生前预嘱虽然已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人们对于生前预嘱的具体内容仍然比较陌生，仍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提高。这可能是因为生前预嘱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短，相关法律没有健全，人们对于此的重视程度不够。

3.2  医务人员对于参与临终医疗决策的态度更为积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希望自己参与临终医疗决策的有99.1%与郭欣颖等[10]人的研究结果（98.5%）一致，在指定医疗决策代理人方面有48.7%的人愿意选择一位直系亲属作为自己的医疗代理决策人，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在韩国终末期癌症病人对生前预嘱的接受度较高，但多数都由家属来完成填写，很少有病人可以为自己临终阶段的治疗、护理做决定[11]。经卡方检验得知与被调查人的年龄、职业、职称有显著关系，而本次调查发现有47%的人更愿意自己和家属及医生共同商量作出临终的医疗决策，生命是可贵的，在面对生死的问题时，尤其是每天面对生死的医务人员，他们更明白生命的脆弱，更为珍惜生命，对待生死可能较常人更为慎重，尤其是工作时间长的人，而医生对于疾病的认知可能较与护士更为深刻。

3.3  医务人员对于推广生前预嘱态度积极  本次调查发现，人们还是更愿意通过讲课、培训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来学习它，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也有很多年轻人更喜欢通过微信等方式去学习。现“选择与尊严”组织也已经开通微信平台，望使更多的人了解生前预嘱的有关观念。人们希望在年老体健时在家里签署这份文件，可能因为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年轻时对死亡会本能的产生逃避的心理，而中国素来有“落叶归根”的说法，中国人对于家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可能家会给人们提供一个更为放松，安全的环境。而对于推广的人选，根据国外及港台经验，医务人员是开展和推广生前预嘱的主力军[12]。因为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信任程度较高，而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遗嘱的相关概念及医学名词的理解较深，由医务人员向患者传达相关理念可能更容易被患者接受，但本次调查显示，60%医务人员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推广这个理念，这可能是因为医务人员认可这个理念，迫切希望可以被大众认可。

生前预嘱是一个被广大医务人员逐渐认可的观念，它可以明确表达患者本人的意愿，缓解医患矛盾，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生前预嘱已逐渐进入医务人员的视野，可以提高医務人员的认知，通过医务人员向患者普及生前预嘱的有关概念，使患者能够充分了解生前预嘱中各个医疗名词的含义，尊严死亡教育，也更有利于患者选择尊严死亡。

参考文献：

[1] 崔静，周玲君，赵继军.生前预嘱的产生和应用现状[J].中华护理杂志，2008，42（9）：860—861.

[2] 朱鸣雷，刘晓红，刘亚玲等.北京地区对于生前预嘱态度的初步调查[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 2012，11（11）：847-848.

[3]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调查问卷[EB/OL].（2013-6-25） [2016-10-13].

[4] 陶鑫，金 兰.北京市某社区人群“生前预嘱”理念认知的调查与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34）：41054109.

[5] 何萍，徐建萍.社区居民对生前预嘱态度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J].社区医学杂志，2016，14（6）：4-7.

[6] Golan O G. Advance Directives for End-of-life Care[J]. Harefuah， 2009，148（4）：248-249.

[7] 谈学灵，赵宝玉，曹晓容等.医务人员对预先指示的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J].医学与哲学，2017，38（12B）：88-92.

[8] 朱鸣雷，刘晓红，刘亚玲等.北京地区对于生前预嘱态度的初步调查[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12，11（11）：847-848.

[9] 张蓉蓉，姜叙诚.社区老年人生前预嘱认知和态度的调查研究[J].护理管理，2017，17（3）：192-194.

[10] 郭欣颖，赵艳伟，王绯等.医务人员对于生前预嘱态度的调查分析[J].护理研究，2016，30（4）：1381-1382.

[11] Bong Han Kong，Ho Jung An，Hyun Seon Kim el a1.Experience of advance directives in hospice centre[J].Korean Med Sci，2015，30：151-154.

[12] 邓仁丽，陈柳柳，史宝欣等.中国文化背景下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研究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9）：1117-1120.

基金项目：2018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理科研基金

基金编号：18HL002

通讯作者：曹梅利，E-mail：139188236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