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地方经济建设“助推剂”

孔子后

相较于国外债券市场，我国国债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诸多债券的发行，不仅成功助力了我国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发展，也成功实现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愿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筹集国家建设资金、发展国民经济、弥补财政赤字，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发行了面值独特、以分为单位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胜利之债”。

为了进一步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号召人民节约储蓄，顺利实现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目标，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央人民政府又于1954年至1958年间陆续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总额为三十八亿四千万元，对完成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58年南宁市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投资证券，票面面值为伍拾圆。

延川县1958年兴办地方工业节约集资券

武山县人民委员会农田水利集资券

吉林省1959年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壹圆

1960年江西省经济建设公债伍拾圆样票

甘肃省社会主义建设集资券壹佰圆

1958年6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决定将从1959年起停止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自此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没有再发行过任何形式的国家级公债。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公债收入大部分应当留归各该专区和自治州、县、自治县、市支配，一部分由省、自治区调剂使用。”条例还非常人性化地要求公债的票面金额不宜过高，公债利息年利率一般不宜超过百分之二，在必要时，也可发行无息公债，并且必须在自愿认购的原则下组织推销，不能使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因为认购过多公债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它还规定“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拟定具体办法，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执行，并且报国务院备案。”

但是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工商业发展滞后，加之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倒退。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围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展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前文提及，此时中央在停发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同时，允许地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向各地筹集工农业大生产所急需的资金，这对促进人民群众节约储蓄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政策不一，全国仅有部分省、市发行了公债（有的省级没有发行，但市县级有发行，有的省市同时发行），且公债名称、公债票幅规格发行年份皆未统一，甚至有的省将公债的发行范围扩大至地方甚至人民公社、企业单位等。市、县一级发行时，为了回避政策规定，票面名目繁多，有的冠名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建设集资券，有的叫集资委员会股票，有的则冠以其他门类：人民委员会农田水利集资券，有的则称为地方工业节约集资券，有的简而言之叫建设资金收据，还有的叫地方工业建设投资证券等。

当时省级发行地方经济建设公债的省份有福建（1959年、1960年发行）、黑龙江（1959年、1960年發行）、辽宁省（1959年发行）、吉林省（1959年发行）、四川省（1959年发行）、江西省（1960年发行）。

在这之中，甘肃省社会主义建设集资券于1958年率先发行，当时没有以公债冠名，亦未加盖甘肃省社会主义建设集资公司公章。不久后，甘肃省兰州市发行兰州市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建设集资券，债券背面内容颇有时代特色：“为了支援兰州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汇集资金，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保证在五年内本市地方工业产值增加九倍，引水上南北两山，实现水利化、绿化和农业一年过河，三年跨江，五年千斤的伟大目标。”字里行间体现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并且在票背加盖“兰州市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集资委员会”公章，发行总额1000万元。

可以说，1958年后陆续发行的这部分债券性质的金融票证体现了浓郁的时代风格。尽管此类债券的票面面值都不大，且伴随着当时经济困难、兑付彻底、时间久远，导致存世量稀少，但留存下的这些债券却可以为完善各地金融史志、研究新中国公债史提供重要佐证，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比如据一则《人民日报》于1969年5月11日报道的消息：“到1968年底，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