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副校长：从副业到“主业”

│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李浩瑄

于通江带领大竹县第二小学的学生开展青少年模拟法庭。

2月中旬，成都市的中小学陆续开学。作为每学期的开学“标配”，肖云龙在自己兼任法治副校长的两所学校分别做了法治讲座。

2009年从武警部队转业后，肖云龙成为一名“片警”，5年前的他除了担任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涌泉派出所所长，还多了一重身份——被辖区内的两所学校聘为法治副校长。

法治副校长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1996年广东省阳江市首创法制副校长制度，2002年国家首次出台关于完善兼职法制副校长等制度的意见。2016年教育部等部门专门印发文件，将“法制副校长”更名为“法治副校长”，这意味着，兼任这一职务的公检法司人员不再仅传播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还要参与从立法到执法的整个动态过程，强调法的落实效益。

今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由公检法司等部门推荐、牵头组建法治副校长人员库、学校聘任等具体程序，每所学校应当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等具体要求，以及法治副校长面向教职工开展法制宣传，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等具体工作，即将从5月1日正式实施。从明身份到明责任，法治副校长制度已走过20多年探索、完善之路。

教学生，也教家长

2017年，得知要担任法治副校长时，肖云龙第一感觉是“兴奋”。当时，辖区内的学校要选择一名基层工作经历丰富的派出所（副）所长担任法治副校长，肖云龙被选中了。“当了法治副校长，就多了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的机会。”肖云龙说。

每学期开学第一周是肖云龙最忙的时候，他担任法治副校长的两所学校各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他要轮流去讲“开学第一课”。

“这是在树规矩，对于小孩子来说，刚进学校所接受的信息，给他们留下的烙印最深。”肖云龙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相比过去单一强调遵纪守法，如今更多的是教会孩子们如何依法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凡是涉及校内学生的案子，肖云龙都要亲自办理。在他看来，处理未成年人的案件需要十分谨慎，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也要尽量避免因方式方法不当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

凭借多年的基层治安工作经验，肖云龙发现绝大多数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和孩子们原生家庭、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一个小孩有没有公民意识或法律意识，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对他们言传身教相当重要。”肖云龙决定不再只给学生上课，和学校负责人商量后，他开设了专门针对学生家长的法治课。

肖云龙了解到，几乎每个家长最头疼的事，就是不知如何应对叛逆期的孩子。“未成年人还在认识世界的懵懂阶段，部分孩子欠缺解决问题的方法，到了叛逆期也许会选择一些极端途径来达到目的。”

去年，肖云龙负责的一所学校要举行亲子合唱比赛，一个小孩突然坚决不让母亲参加，以“你参加我就跳楼”的话来威胁，这让母亲既担心又疑惑，不知道孩子为何出此反常之语。最后得知，小孩看到母亲总是和一个同学的父亲说话，感到不适，但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近几年全国多地发生学生敏感案事件，看似是孩子的心理脆弱不堪，其实梳理后会发现，这些孩子的心中都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面情绪，没有得到开导。最后压死骆驼的仅是一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稻草。”每到寒暑假收假的当天下午，肖云龙都会提醒所在学校进行重点管理，“孩子刚在校园外接触了多种信息源，可能在家和父母吵了架、在大街上受了欺负、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好的言论，学校在这期间得多留意孩子的状态。”

检察干警利用仿真毒品模型给学生讲解毒品类型及危害。

2010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有“加强对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培训”的要求。但现实中，法治副校长来自政法系统内多个机关，每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和讲授内容的深浅各不相同，且各机关对派出的法治副校长有各自的考核标准。他们在原单位存在职务调动，法治副校长的人选往往还会更换。

对此，肖云龙深有体会。他除了自己根据经验探索出一些工作方法，还参与过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工作，“总而言之，法治副校长当得好不好，政法系统和学校暂时没有统一的硬性考核，考验的是个人有没有责任心。”

强大的女性力量

除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都会推荐、委派人员，经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聘任，在学校兼任法制副校长职务。在肖云龙看来，民警担任法治副校长会常态化参与到学校及周边的日常治安维护工作中，和学生的接触时间更长，“各单位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法院、检察院通过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增加法治供给，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015年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成立，标志着检察机关四级未检机构组织体系基本构建完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记者了解到，各级检察机关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兼任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将两项工作结合起来开展。

四川大竹县的小辉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从2016年起跟随社会上的“混混”在当地一所乡中学外向学生“要钱”，每次能“要”到十几块钱。大竹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兆芬曾担任未检科科长，当时刚好兼任这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接管了小辉的案子。

上门家访时，刘兆芬了解到，小辉的父亲在外打工，家中常年只有母子俩。母亲得了肝硬化，脸色发黑，绝大多数时间都卧床休息，她无法相信儿子竟在外抢劫。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外“惹事”的小辉，每天都会卡点回家给他妈妈做饭。刘兆芬问小辉想学技能吗，他说“想”。

考虑到小辉是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犯罪情节轻微，家中还有母亲要照顾，最终刘兆芬对小辉作了附条件不起诉，并经过多方协调，把小辉送进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学厨，开始了新生活。

“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发育、社会认知水平、自制自控能力等方面不如成年人，需要对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案件采取特别诉讼程序。”刘兆芬告诉记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采用特殊办案机制，例如社会调查、亲情会见制度、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在教育部召开的2022“教育新春”系列第二场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副厅长李峰介绍，截至2021年9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有近4万名检察官在7.7万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

从一些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各地从事未检工作的女性人员普遍偏多。吉林省延吉市检察院的未检工作团队成员就全部是女性，上海曾公布全市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中，女性占比超七成。

事实上，未成年被害人中，女性占比也很高。日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白皮书》（2016—2020）中提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男性居多，未成年被害人中，女性占83%，14岁以下未成年被害人占全部未成年被害人的75%。

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王丹曾多年从事未检工作并兼任法治副校长，“可能单位在进行人员分配时会考虑到女性更有耐心，更擅长和孩子打交道。”不过在王丹看来，男女思维方式不同，不能用刻板印象来评判，“有理性思维也好，有感性思维也罢，和未成年人打交道还得看有没有用心。”

自贡是“盐都”，从事未检工作的检察官自称是“盐未”检察官，王丹告诉记者，“咸”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感受。“旁人以为我们整天和未成年人打交道应该很轻松，事实上并非如此，未检工作是很沉重的。”王丹粗略估算在她从事未检工作期间经手的案件，性侵案占了不少，个别受害者年龄之低，超出一般想象。

自贡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设置有多个主题，未成年人来到这里可以进行角色扮演，切身体验到法律规则的重要性，这里也是法治副校长的校外教学基地之一。有一个主题是所有前来体验参观团体的必修课——“做自己身体的守护者”。“如果我在工作中能避免一个孩子走上犯罪道路或者遭受侵害，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王丹说。

带动法治师资队伍建设

2021年6月，全国“八五”普法规划再次明确把青少年作为全民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强调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落实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制度。法治副校长制度也被写入了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将其确定为法定制度。

四川省教育厅法规综改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四川省已实现所有中小学校配备至少一名法治副校长，有的学校还主动配备法治辅导员。

“兼职法治副校长在增强学校师生权益保护、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维护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确实还存在履职尽责能力不平衡、人员流动大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虽然数量不多，但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大竹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于通江从去年开始负责未检工作，并兼任两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于通江兼任的这两所学校分别覆盖孩子的幼儿园到高中阶段和初、高中阶段。

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开展的法治课内容也有区分。面对小学及以下的学生，于通江在授课时更侧重于法治思维培养和树立法治信仰；面对中学生，于通江会详细地给大家讲解如何预防犯罪、如何避免遭受侵害和如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在进校开展法治教育之余，于通江还经常找到学校里的心理老师了解近期来访情况，“有的孩子会选择和心理老师聊心事，我们可以掌握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潜在隐患。”

除此之外，于通江的工作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亲情会见、出庭支持公诉并开展法庭教育、组织检察开放日活动、模拟法庭、给相关单位发检察建议、为涉罪且缺乏有效监护条件的未成年人提供“爱的港湾”……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于通江去年在第三届四川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中荣获“业务标兵”称号。

“一名检察官的工作任务本来就很重了，需要学校全面配合，所以法治副校长指导、帮助师资队伍开展法治教育尤为重要。”大竹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向辉告诉记者，他们接下来打算将大竹县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老师聚集起来，开展统一培训，详细介绍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让老师们在日常教学开展过程中，给孩子们灌输防范意识。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永无止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法治副校长是主业不是副业，是责任不是权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曾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