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谣:独特的中国式童年吟唱

2022-04-22 02:30李国伟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2年2期
关键词:火龙壮乡阿嬷

摘要:《上学谣》创新性地以林林总总27个动物、植物、日常生活用品、自然物象做讲述者,承载了壮族独有的文化记忆。主人公的命运、乡情风俗、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生存境遇,在作者笔下浑然天成,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深度和广度。这种独特的文本,充分发掘儿童天性和儿童的主体性,更加贴近儿童。作者在小说中以善与爱浇灌叙事,传递着每一个孩子都应被善待的朴素情怀。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上学谣》另一标志性的特色。27个叙述主体如同27支不同颜色的彩笔,在表现人物的同时,也把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风土风俗,描绘成一整幅新时代童年版的壮乡“清明上河图”。

关健词:成长;独特;创新;壮乡;融合

胡永红的长篇小说《上学谣》,是一部体现脱贫助学主题的儿童文学力作,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讲述了父亲早亡、母亲出走改嫁的壯乡少年人火龙,与奶奶水仙阿嬷相依为命,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下,得益于党和国家的脱贫政策,在政府资助和乡亲们的关爱下成为壮乡第一个考上县重点高中,继而成为走出壮乡的第一位大学生的故事。展现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画卷。

《上学谣》写作手法独辟蹊径,大胆而富有开拓性,以奇趣奇特的27个物化视觉叙事方式,展现了壮族少年火龙的成长,此让这部作品具有了别样的陌生、趣味、丰满和厚重。《上学谣》是儿童文学边界抒写的又一次挑战,当然也挑战了我们的想象力。

27种物化视觉讲同一故事,作家在拓展文学叙事空间的同时,找到了艺术创新的突破点

翻开《上学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小说独特的文本。作者独辟蹊径,在以独特的叙事角度建构中,运用了林林总总27个物化视觉做讲述者。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讲述同一个故事,让壮乡的山川草木、万事万物逐一显现,温暖润泽,以多个物化视觉展现了面貌迥异的山区壮族少年火龙的成长故事。

这27个既非物的视角又非人的视角建构的小说,既不是动物小说,也不是童话、更不是科幻或魔幻文学,而是别具一格地采用了物化视角的手法,调动起27种壮族文化、民俗元素,以27种视角缀连起整部作品。这些壮族文化、民俗元素中,有乡间生活的日常——斗笠、水牛、木屐;有亦真亦幻的神话传说——雷公、雨神、太阳鸟;有岭南地区的自然物种——南竹、香禾、芭蕉;也有壮族特色的文化符号——标话、嘹歌、壮锦……

由此可见,《上学谣》的文本,以及叙事角度和叙事立场都与传统的儿童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这在中国儿童文学,乃至在中国文学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上学谣》中,作者把主要叙述精力放在主人公火龙的成长经历上,为了让故事更加紧凑,27种物化视觉讲同一故事时,前面的事物在讲述完故事之后交由后面的事物讲述,使主人公火龙的故事“无缝衔接”地按时间顺序自然地延展下去,不做交叉、重复,从而保障了故事的延续、流畅和可控。

27个物化视觉讲述时或多或少都会有“自我介绍”,它属于少年火龙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构成。它有趣味,有知识点,有生活性,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民风民俗民情,以及乡村景致的描绘,都与讲述者以及讲述者讲的内容有一定的关联,让故事具有了较强的张力和立体感。

比如,小说开篇“黑狗”一章,讲述了雷公和狗头王的传说,引出了下雨天火龙因为没钱买雨伞,只能戴着壮族人祖辈用竹篾编成的、刷着桐油的斗笠上学。在撑着花花绿绿雨伞的同学们的异样眼光下,火龙强烈地渴望也拥有一把雨伞。于是,“黑狗”的叙述让读者从这一细节,了解到壮乡传统文化、生活习俗,也看到了贫困状态下少年人火龙的窘迫和拮据。

接着是“雷公”讲述壮族创世主布洛陀的传说,“大禹真的是他阿爸鲧生出来的?”小伙伴们的质疑,让火龙想起自己在外打工久未回家的爸爸,还有因此出走改嫁的妈妈。

然后是在殡葬队伍的鼓乐声中,从披麻戴孝地被绑在祠堂前台边一根柱子上的“水牛”的叙述视觉,让读者感受壮乡葬礼风俗,并指向火龙爸爸矿难身亡,水仙阿嬷和乡亲们不想让幼小的火龙过早面对不幸,把他反锁在家里的画面。

而通过“荷花”“响石”的接力讲述,我们看到了乡政府干部和乡亲们关爱失去爸爸和失去母爱的火龙的画面。乡干部六叔公送去了救济金,乡村们还把火龙家菜地已经蔫黄的菜搂走,补种上郁郁葱葱的新鲜蔬菜,让火龙卖了菜有钱去买雨伞。也看到了品性善良、高尚、坚忍的水仙阿嬷,当村干部设法为她领取了抚恤金时,她坚决不收。但是,当村子要筹资修水渠、建水坝的时候,水仙阿嬷却坚持从绵薄的生活费中捐出了自己的份子钱。在政府、在乡亲们和水仙阿嬷的扶助下,火龙不再一味抱怨戴斗笠上学给自己带来的苦恼,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改变命运。

从接下来一系列物化视觉讲述中,我们还看到了成长路上火龙自强不息的坚实脚步……

同类题材的小说中,作家讲故事的同时,也会努力加入诸如乡土人情等材料。但因为手法单一,令这些材料往往像贴图一样,让人难免有一种硬塞进来的不适。

而从《上学谣》27种被赋予了言说能力的事物的叙说中,我们却可以读出它的趣味和魅力。27个物象,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参与者和旁观者;既承载了壮族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建构着与之相关的风土人情、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生存境遇、现实状态……主人公的命运、乡情风俗在作者笔下浑然天成。通过27个物化视觉绘形绘声绘色,多层面、多角度、多色彩的讲述,让原本有点单调、枯燥的素材有了更强的质感,极大地拓展了故事的深度和广度,使小说所要传达的意趣和思考有了多向的厚重。

创新,是为了更生动更直观更立体更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来自现实生活的各种素材

用27种物化视觉讲同一故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创新的尝试。“笔者曾经问胡永红《上学谣》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文本,她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更生动更直观更立体更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现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各种素材。”[1]

胡永红一直以来积极参与扶贫助学活动,她现在还有一位贵州省长顺县的一对一的助学对象,那是一位小女生。而《上学谣》的人物原型是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的祖孙俩——廖月明婆婆身处逆境,仍含辛茹苦把孙子陈蒙伟养育成人,而后成为第一位从古老壮乡走出的大学生。祖孙俩自强向上的故事感动了作家,同样感动作家的,还有那厚重多彩的壮乡风土风俗和人情。

有没有一条更好的途径,把这些感人的素材融入到小说中,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多彩,让少年人的成长叙述更灵动趣味,特别是让壮族民族文化遗产能在小读者心灵深处留下美好的印记。

胡永红告诉笔者:“如果只是把这些材料简单地硬塞进来,小说会变得枯燥,但如果让壮乡里的各种物象站出来成为讲述者,这样会不会更亲切自然更生动有趣呢?”胡永红“尝试着写了几章后觉得有意思,于是就这么继续写下去了。”[2]

为了让小说更灵动更真实地反映生活,也为了更贴近孩子的心灵,胡永红选择了创新性地以27种物化视觉讲同一故事这种独特的文本。

创新,是一种创作手法,也体现了作家为少年儿童“蹲下来”“弯下腰”的写作境界。胡永红一直主张充分发掘儿童天性和儿童的主体性。她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要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点灯人”,就必须增强自己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扎根生活,深入到校园、山村去。只有与孩子们同生共息,深入到孩子的心灵里和灵魂深处,热爱孩子,了解孩子,才能写出喜孩子所喜,乐孩子所乐,想孩子所想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为了写好《上学谣》,胡永红不但亲力亲为参与扶贫助学,还曾六次来到山村里,和壮乡孩子打成一片。她不但进入到壮乡孩子的内心世界,也让她对壮族文化和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有了更深刻更立体的了解。因此,在《上学谣》中,我们总能感知到胡永红一直在壮族文化内核进行叙事,深层次、多角度地通過一个个真实的细节,为我们解读丰富多彩的壮乡文化。

作者在《上学谣》中完全不按儿童成长小说的套路模板,而是创造性地让黑狗、雷公、水牛、斗笠、葫芦、壮锦等27种物化视觉讲述故事,让故事更奇趣跳脱,也让火龙、水仙阿嬷、六叔公、李静老师等角色都鲜活灵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笔者曾就能否流畅地阅读《上学谣》咨询过一些小学生,发现因为这种叙事方式和不断转换的27个物化视觉讲述所产生的新鲜感,或者说是陌生感,不但满足了小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小读者的心理距离更近,更具真实感和可信性,也更有震撼性,更容易产生共鸣。

由此可见,胡永红这种独特的文本,并不是为了赚噱头,也不是为了炒作,而是来自作家“紧接地气”,从壮乡脱贫助学第一线汲取丰厚的现实生活素材和把握大量地域文化沉淀后产生的自信,更源自作家对文学的敬畏和艺术追求。

作者以善与爱浇灌叙事,传递着每一个孩子都应被善待的朴素情怀。这应该是最本色的写作

《上学谣》无疑是一部苦难题材的成长叙事,作家的目光锁定在中国古老壮族乡村,一个当下小读者有点陌生的时空,塑造了火龙这样一个纯善的乡村少年形象,并借着火龙的人生际遇,直面苦难,审视成长,向读者展现出一条独特的少年儿童成长路径。

27个故事叙述者的与众不同和叙事立意的独具匠心,使作品中的人物从一开始就显出了独特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少年火龙和他的小伙伴们,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在温情中实现自我成长。作者始终通过不同物化的视觉,用富有诗性的叙事,走笔于一种视野高远、胸襟开阔的富有格局的写作。

《上学谣》直面不幸,却又巧妙地避开了以悲情赚读者眼泪的老套路,充分展示了作家的艺术人格和情怀。小说写到了人生的困苦、写到了父亲早亡、母亲出走改嫁,写到了火龙因为贫困被个别同学歧视,但他并没有被艰难困苦打倒。随着叙述的深入展开,构成了下有蔓上有瓜、前有车后有辙的小说艺术逻辑,进而强化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正如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学谣》的颁奖词所述:“作者以善与爱浇灌叙事,传递着每一个孩子都应被善待的朴素情怀。”这应该是最本色的写作。

《上学谣》围绕着主人公火龙展开情节,从形形色色不同物化的视觉中,作者打破叙事范式的窠臼,追求一种干净单纯的内核,所以写得朴素,只为从容地讲好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耐读的故事。故事通过27个视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虽无惊涛骇浪,却能柔婉地延绵到心灵深处。在这些富有趣味的叙述中,真实地抒写和记录了火龙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过程。

小说向读者展示了火龙与水仙阿嬷在壮乡古屋里抱团相处、相依为命的贫困而快乐的时光。火龙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孩子。作者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描写主人公是如何削发明志、凿光夜读,而是写了火龙摸黑在江边撒网捕虾、在田地里照黄鳝,去镇上换钱给水仙阿嬷买件过节的壮服;阿嫲日渐年老,年纪小小的火龙主动帮阿嬷干农活,“火龙初学耕田时,犁过的田就像苦瓜面上的瘢痕,或大或小,深浅不一。”但火龙坚持不懈,“眼看越做越像样子”,小小年纪便成为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为凑够学校的住宿费,火龙还瞒着阿嬷在木工坊打短工,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学校图书馆担任了兼职管理员,搞卫生、整理图书……

通过黑狗、雷公、水牛、斗笠、雨伞、铜鼓等多种物化视觉的叙述,我们还体味到一种久违的,由文学带来的温暖。古今中外,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温暖的文化品质和人文关怀。火龙正是在水仙阿嬷和乡亲竭尽全力小心呵护下成长的,其间饱含的艰辛苦困都被作者一一轻快带过,使得整个小说的走向毫不苦涩,且颇具喜感。特别是通过不同的物化视角带出那些好玩、趣味盎然的小细节、小故事,以及经典金句,常常会让人在阅读中忍俊不禁。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一个个体的成长都会受到身边某些人的影响。同样,在儿童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身边总会出现一些担负着成长“引路人”使命的角色,他们的存在,构成了主人公的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和鲜明的品格,在主人公生涩懵懂的成长过程中,他们总是无时无刻出现在主人公身边,通过各种方式完成对主人公的使命。

其实,儿童文学作品不能没有成年人物的描写。有些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经常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刻画儿童人物形象,而忽视了孩子周围的成人形象,致使作品质量下降,这是不应该的疏忽。儿童文学作品中,成年人的人物形象刻画,同样十分重要,能起到绿叶托红花的作用,为作品增色。《上学谣》中的水仙阿嬷、乡干部六叔公、李静老师等就有这样的效果。

水仙阿嬷是《上学谣》里最重要的“引路人”。她文化不高,但有着壮乡人善良、高尚、坚忍的品格。水仙阿嬷的儿子,也即火龙的爸爸因矿难亡故,热心的村干部为她申领了抚恤金,她却坚决不要。“我们有手有脚,不能伸手跟人拿,拿惯了要不得。”

水仙阿嬷智慧乐观,从不怨天尤人。上了县重点中学后,火龙学习遇到了困难,念不下去有点焦虑的时候,“做人做事要有恒心,能挨得过清苦艰难才能做成事咧。好比竹子……”水仙阿嬷以壮乡常见的南竹生长期为例,通过南竹的生长过程,启发火龙认识了成长是一个漫长且艰苦的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还需要坚持和付出。水仙阿嬷还用壮族状元公莫一大王“种竹造神兵”的传说,让火龙记住了做人要像竹子那样有气节,不怕强权。

村干部六叔公也是无时无刻地关注关爱着火龙,当火龙吃力地帮水仙阿嬷犁地时,犁在地里像生了根,拔不起拖不动,六叔公看到了就会过来帮忙;还有悄悄把一双崭新的白球鞋塞进火龙课桌抽屉的李静老师、把自己饭盒的肉硬要匀到火龙的饭盒的小伙伴毛任男,以及那些为了不让火龙伤心,刻意把火龙爸爸亡故的消息隐瞒,然后都争着到刘老师那里顶替火龙爸爸,在火龙的作业、试卷签名的村民们,也通过各种物化视觉,一个个鲜活灵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上学谣》以多种视角对火龙的成长环境进行铺陈渲染,在当地党和政府,以及水仙阿嬷、乡亲们、老师同学们的帮扶下,少年人火龙从青涩一步步走向成熟,成为下帅村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县重点高中的壮乡少年,最后还通过努力考上了省城大学。

時代为作家们提供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成长不再只是孩子们的事儿,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在不断地成长、进步

时代为儿童文学作家们提供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书写与弘扬是近年来的主流。随着更多关注现实、关注童年,富有新意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题材不乏趋同之作与概念化书写。如何捕捉日趋多元、个性的儿童心理与童年人生,如何在大时代视野下突出文学对当下的观照?

《上学谣》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作者创新性地通过27个物化视觉,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既有历史背景下的时代影像,也有基于个体童年的个性化抒写。而这些抒写,更多着力呈现了童年的情感性,并通过童年的情感性观照当今的社会性。这让《上学谣》与一些仅仅以底层奋斗、自强不息为主脉的儿童成长小说有了不一样的情怀。

作者没有去着力描写政府扶贫助学工程的大场景、大事件,而是润物无声地通过对各种生活细节,从细微之处观照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进程。在《上学谣》中,成长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小说中孩子们成长的一个个细节,感知到中国城乡的观念、经济、生活也同时在成长、变化。

翻开小说的第一章,在“黑狗”的视觉里,我们看到了少年火龙因为水仙阿嬷没钱买雨伞而深感苦恼;从“斗笠”视觉更看到,火龙的斗笠、蓑衣在同学们“一堆花花绿绿的雨伞中,真是很不应景”。甚至当火龙成为全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孩子,到县城上学时随身的行李也仅是背上一个很“另类”的破旧背篓。但是,当火龙考上大学要到省城念书的时候,水仙阿嬷给准备的行装里,是“一床丝棉被面、两个枕头、一对麽乜(用艾草和各种药材制成的香囊,可以驱虫止痒)和一双鞋子”,还有一幅漂亮的壮锦。

也就在火龙考上大学的“这年夏天,白水河的高塘大坝建成了,都说是‘广东第一垒石高坝,堪称‘粤西北葛洲坝”。壮乡里“家家的送电完成了,整晚上都可以通电;家家的自来水管接好了,拧开了水龙头,就看得到哗哗的白水流淌”。

火龙家更是装了电话,在省城读大学的火龙想念水仙阿嬷时,再用不着靠邮递员花十天半月传递信件,只需一个电话便可听到水仙阿嬷的声音。

壮乡在变、壮乡人在变,壮乡人的观念也在变。“各乡寨都有好消息,当兵的,上大学的,还有像毛任男谋到工作的”,吕格旋入伍从军,果果做起了小生意,壮乡人不用再走火龙爸爸为赚钱谋生,给私矿老板打工命丧黄泉的老路。

火龙的中学同学,黑人黑户的超生少年瑞瓜不再用躲躲藏藏,而是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大学学堂。曾被视作迷信的乡俗再次成为乡村们的喜庆节日,还办起了歌圩,“附近乡寨上万人赶来,歌山汇海,热闹非常”。好一幅乡村脱贫,共同走上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画卷。

没有大事件、大场面,也没有概念化的人物,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在小说呈现的多个节点、空间、物象中,壮乡少年火龙和他的小伙伴们的成长,表达的不再是个人的人生经历,而是伴随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洪流,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去。

胡永红一直力图告诉人们,成长不再只是孩子们的事儿,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在不断地成长、进步。于是,这部儿童成长小说便以审美方式承载了对人类命运和民族历史的思考,走向更为宏大的文学表现空间。

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乡土人情孕育了主人公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不懈追求的独特性格和气质。这幅明快的画面指向壮乡少年的成长,更指向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

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上学谣》另一标志性的特色。《文艺报》主编、作家梁鸿鹰就曾以“物博志、风俗画、地方志、生物志、地方语言库”[3]来评介《上学谣》。如梁鸿鹰先生所述,作为一部以壮族山村为地域背景的儿童小说,胡永红把《上学谣》打造得好像一部壮族民俗风物志。她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笔法,以多种物化视觉的写作手法贯穿全文,将壮族乡民的日常生活、神话传说、民俗习性、饮食起居等各方面勾勒得淋漓尽致。既富含风土人情与民族特色,又彰显创新写作的努力与尝试,更兼具主题性与文学性。27种视觉物化写作,如同27支画笔,以不同的色彩、线条、角度,细致充分地对壮乡的人文、地理、风物、名胜进行全景式的扫描,绘制成一幅新时代童年版的壮乡“清明上河图”,也让《上学谣》极富画面感。

通过不同的视觉描绘出的画面,孩子们的纯真天性和乡村不老的民俗,以及满纸浓郁的泥土气息,弥漫着壮乡万物花开的馥郁、神秘之气。于是,昨天的神话,今天的欢笑,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成为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宝贵财富。

胡永红在以浓墨描绘壮乡风景、风情、风俗的时候,更着眼于告诉读者,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乡土人情孕育了主人公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不懈追求的独特性格和气质。

对壮乡人而言,下帅乡的山水是壮胞们的诗意栖居地,白水河承载着渡船,也承载着壮乡人走向更辽阔的未来。壮族少年火龙从下帅乡寨走出山村、走向县重点高中,再走向省城的大学堂……这幅明快的画面指向壮乡少年的成长,更指向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

儿童文学与影视创作的同步实践,在这两种文艺形式的转化、融合中实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作品传播

27个跳跃、闪动着的叙述视觉,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讲述故事,让《上学谣》有着比传统儿童小说更多的镜头感,也更灵动、更跳脱有趣。而这种镜头感,显然有助于小说文本向影视剧转化。根据胡永红儿童文学作品《上学谣》改编,并由胡永红亲自担任编剧的电影《红尖尖》已经在2021年10月在全国正式公映。而电影《红尖尖》(英文名THE BAMBOO HAT 斗笠)也先后获得七个国家十三项国际电影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一次成功范例。

当下图像影音的传播影响力毫无悬念地超过了文字,作为新兴人类的儿童乃至青少年,他们被时代裹挟已经从出生及成长伊始,即进入了全面的读图时代。

在这种情势下,儿童文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寻求生存发展路径,拓展传播空间,扩大社会影响力。而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的影视改编,以及儿童文学作家对影视创作的介入,无疑是拓展传播空间的一条重要渠道。

但是,目前一些儿童影视作品,即使是一些获奖的电影、电视剧,往往存在成人化倾向的毛病。究其原因,又往往是由于儿童文学作家缺席儿童影视作品的创作或改编。习惯成人影视创作的编导们,因为对孩子缺少接触和了解,往往过度强调教育性而舍弃儿童本位性。他们要么摆出一副老夫子脸孔对孩子说教,要么变身“小大人”捏着鼻子装儿童腔,导致一些儿童影视剧偏离了儿童的审美。

儿童文学向影视剧拓展传播渠道,需要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深入交流、融合,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儿童文学作家基于长期亲近孩子,对孩子有较多的了解和理解,而由他们亲手改编或编剧的影视作品,基本都能较好地保持儿童本色。因此,应鼓励更多儿童文学作家直接参与到影视剧本的创作或改编,通过改编、嫁接、融合等方式,把原创儿童文学文本转化为影视剧本的重要资源。这不仅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儿童影视剧的剧本荒,还拓展了儿童文学的疆界和传播空间。通过双方有效对接,互惠互利,使儿童影视剧从儿童文学原创文本中获得源头活水。

胡永红一直着力儿童文学文本与影视剧本创作的同步实践,在这两种文艺形式的转化、融合中实现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作品传播。之前胡永红亲自操刀的两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瑞喜爱小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上学谣》改编的电影《红尖尖》的成功,也再一次证明,儿童文学与影视创作的同步实践,将有助于提升儿童影视剧的品质,更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拓展传播空间树立了标杆。

《上学谣》线索多元饱满,审美价值高,语言立体化、戏剧化,小说的厚度和张力都令作品可读耐读。而独特的27种物化视觉叙述,优化、丰富了当代儿童小说文学元素,是一首名副其实的中国式童年吟唱。

[注释]

[1] [2]李国伟:《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文本》,《少男少女》,2021年第2期。

[3] 《浙少社的這本主题出版物,靠什么赢得专家们的青睐?》,《出版商务周报》,2020年12月1日。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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