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流变和走向

张涛甫 陈佳怡

【摘要】在总体性技术环境下，危机话语始终悬浮在新闻学研究的领空，随之而生的还有新闻业自我救赎和转型重构的决心、韧劲。文章对党的十九大以来新闻学研究进行回顾，从动荡的新闻业态、新闻从业者身份转换、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新闻伦理和规制、新闻叙事和话语、中国新闻史研究、新闻学理论再阐释、面向未来的新闻学教育八个方面勾勒出新闻学危机的总体特征和自我救赎的实践版图。通過梳理研究成果，展开论题思考，认识新闻实践和理论体系的变革和重塑，以期在不确定性迷雾中把握新闻学研究的脉络和转向。

【关键词】十九大 新闻学研究 新闻业态 新闻从业者 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120-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15

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变革，给新闻业带来空前的不确定性，加速的时间流动和泛化的空间转换，使得新闻业逐渐偏离传统实践活动的轨道。不同于以往新闻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价值取向，当前新闻学锚定物缺位，新闻领地和边界一再被模糊甚至难以重新描摹，失序的危险蚕食着新闻学传统合法性的基础。危机话语成为近五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一大焦点，但与扩散的危机话语相伴而生的，还有新闻学自我救赎和转型重构的决心、韧劲，宏大视野的理论观照体现了新闻场域的发展弹性。在行业壁垒消失和众声喧哗中，从不同范畴、议题厘清当前新闻学研究的脉络，有助于重新把握当前新闻业多元素、跨领域、超复杂的发展图景。

一、动荡的新闻业态：技术变革和融合转型

新闻业不是自主性程度高的场域，他律化的特性使得新闻业难以脱离政治、资本、技术、社会等力量的支配。近五年来，技术的迭代与革新导致了新闻实践和新闻活动的本体性变化，围绕新闻业危机的讨论始终将技术变革摆在核心位置。新一轮的传播技术重构了新闻业态的面貌，新闻活动基本要素发生深层次嬗变，新兴的传媒业态开始嵌入人们的生活。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社会化媒体、大数据、物联网、VR/AR等技术的发展，将为未来的传媒业带来用户分析的场景化、精准化与智能化，新闻生产的机器化、智能化与分布式，新闻分发的社交化、个性化，新闻体验的临场化，互动反馈的传感化与智能化，这些变化意味着媒体正进入智能化时代。[1]也有学者认识到生态系统转换下的新闻业发展轨迹与职业范式的偏离，认为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给新闻业变迁造成了某种特定的在地后果：权力关系调适溢出了尚未坚实的新闻场域，跨越了新闻业仍待固化的职业边界。[2]边界的溢出意味着新闻场域的封闭属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节点互联、泛在化、开放的全域连接。

新闻业进入了一个边界重构的时代，专业新闻的回归和专业性重塑成为新闻业的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无论边界如何打破，未来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方式，均是专业性的重塑，这种重塑的专业性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实践的专业性。[3]5G时代的到来，将推动更多技术以集群和联动态势发展更迭，促成一场全新的信息革命，对人类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移动互联网技术密集迭代，使新闻业陷入重重危机之中，5G时代专业新闻回归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4]但与技术变迁互为表里的“后真相”危机无疑限制了专业性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后真相”不仅冲击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挑战人们对新闻的认知，也通过新闻的社群化传播影响社会的良性建构。[5]

技术的赋权将人们的视角转向技术特性与新闻业关系的张力呈现，在关于新闻业态的讨论中，技术被视为不确定性的动因，同时也是危机突围的解题方案。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推动了传统媒体的升级转型，催生了新的信息产业链和媒体群，形成了新的媒介圈层，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和行业分布开始形成新的版图。[6]技术为传媒的融合转型提供了基础性动力，存在着更好服务社会发展的潜能。技术通过融合消除垄断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而驱动传媒业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市场格局中，以提高新闻业服务社会发展的效率。[7]对技术的认识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术价值乌托邦和失乐园浅层的探讨，而是深入新闻业整体性变革的系统之中，宏观展望新闻业态变局，探索未来新闻业存在的可能性。在动荡和转型中寻求新闻业相对可行的、稳定的方向，仍是新闻业态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新闻从业者身份转换：职业失落和角色调适

数字化环境下，黄金时期和纯真年代业已远去。在急速变动的新闻场域中，新闻从业者被时代洪流推入危机话语的前端，正面临着权威塌陷和合法性的危机，开放、多元的行动主体模糊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也解构了职业共同体内在的统一性，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退场和坚守在这个时代共同上演，新闻人的职业心态和角色定位处于不断调适之中。

聚焦外部社会环境结构性变化导致的职业困境，可进一步阐释新闻工作者的失落和焦虑。有学者认为，新闻业的巨大变化之一是时间性结构的变化，面对新闻加速过程中“永机动化”的工作要求，编辑记者作为有着生命与精力极限的个体，面临着巨大的身心挑战，导致自我焦虑不断积累。[8]同时，有学者根据田野研究资料和其他公开资料，考察了微信公众号生产过程中新闻节奏的变化，研究发现，新闻生产节奏加快造成的最显著的负面后果是编辑工作压力增加和推送内容强调情感而放弃深度。[9]如果说新闻生产加速导致了新闻人的异化，那么新闻人为适应新闻生态变迁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市场迎合也可能加剧新闻职业权威的消解，职业困境就像无法调节的循环死结。

面对职业困境，职业流动越来越成为新闻从业者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的结果。有研究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对职业想象的幻灭，逐渐产生的对职业志向的困惑和行动方位感的缺失，职业价值感知特别是工资薪酬、保险待遇等保障因素的下降，使得部分从业者挣扎在现实生存困境中，这两者都严重影响了从业者的情感承诺。[10]调查记者作为传统媒体人的主要代表，成为学者们研究新闻从业者流动的主要对象。有学者提到，职业流动行为主要归因于部门管理和收入晋升，导致职业效能感下降。[11]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离场者不是退却者，他们的理想情怀并未泯灭，在行业剧烈动荡和身份模糊的不确定性中，新闻从业者也在想象和重构理想的职业身份，试图以新的角色参与公共生活的阐释。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是一种“液态的连接”，一方面，新闻从业者以模糊、多样的职业身份面对行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对群体整合的想象和渴望，回顾或呼唤清晰、固定的职业身份，以此克服自身主体地位的焦虑。[12]立足当下新闻场域的多元实践，众多学者聚焦正在调适的新闻人社会角色。有学者认识到智能化时代赋予了新闻从业者新的角色内涵，提出在职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把关人”与“守门人”呈现出向“策展人”角色发展的趋势，新闻从业人员不再是单一地做新闻的信息传播者，而是兼具新闻信息的意义阐释者、传播网络的搭建者等多重角色。[13]在多元的新闻实践语境中，学者们意识到了专业和阐释取向在新闻业领域的乏力，也看到了传统职业新闻角色与现实语境不相匹配下新闻人的矛盾和挣扎，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对过往充满留恋时，学者们也力求从当前新闻场域出发，积极定位新闻从业者新的角色。在研究过程中，多采用深度访谈或是田野调查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呈现当前新闻人的心态转换，但不可避免会忽略被遮蔽的深层次元素，更多第一手观察和参与的经验证据需运用于对新闻社群的研究中。

三、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新闻创新和主体变迁

圍绕新闻业的危机突围和自我救赎，在多路径、多节点的阐释框架下，各类新闻行动主体正主动探索新闻生产重大变革的可行性方案。数字媒介的强势嵌入突破了传统新闻生产的垄断框架，越来越多非专业化、非制度化、跨边界、跨领域的新闻生产模式出现在新闻实践活动中，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多元主体将新闻生产带入更加创新开放的发展空间。在喜忧参半的争论中，新闻生产实践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

近五年来，从新闻生产领域内部发力的新闻创新实践成为关注的焦点，全新的新闻产品或新闻文体为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强的塑造性。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新闻生产重构提供了新的可能。人工心智新闻可通过人工感知、人工情感、人工意识对新闻全流程的参与和进驻，促使新闻实践生产力提高，在真实性、客观性和公共性的价值追求上实现新的突破。[14]除了多元化的新闻产品，更具互动性、故事性、视觉化的叙事转向开始在新闻生产领域全面开花、多元拓展。非虚构新闻写作则从各种文学取向中汲取养分，扩展新闻文体的内涵和外延，将故事性的元素整合进新闻的描述生产中。有学者提到，在流动、开放、多变的新闻业中，新闻从业者围绕非虚构写作这样一种文体实践方式，在新闻业的沙地上拓展领地。[15]新闻与游戏的融合也成为新闻生产领域的一大创新。在新闻游戏中，传统的文字、声音与图像媒介的报道形态，可以转化为融合化的交互游戏，游戏为新闻文本的形态与功能添加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通过其解构后的新闻文本使新闻行业在新的领域找到了转型突破口。[16]

学者们对新闻创新的看法没有沉浸在欢呼和雀跃中，而是以一种审慎的目光看待新闻创新为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做出的贡献，新闻创新到底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仍未分明。有学者认为，在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客户端作为新闻创新，可理解为渠道创新、形式创新，而非内容创新。[17]甚至有学者提到，生产背后的内容和技术合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内容和技术团队存在着技术需求矛盾、生产理念矛盾和内外部立场之间的矛盾。[18]在新闻创新实践的协作生产中，生产主体仍未摆脱路径依赖，创新在开放和保守的策略中游移，内容和技术存在断层现象，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融共生。

数字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格局中专业媒体绝对性的主体优势逐渐转向多元行动者和业余者共同参与的主体格局，用户、技术、非专业媒体等开始介入主体位置。有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中20个新闻热点事件进行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介入新闻场域后，新闻边界日益模糊，新闻成为多元主体协作竞争的产物，新闻内容泛化，事实与意见的界限模糊，新闻的对话性与个人视角增强，传统新闻基模面临社交媒体新叙述的颠覆。[19]如果说生产的业余力量占据主体地位是对专业模式的解构，那么智能新闻夹带的技术参数则引发了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担忧。有学者提到，在智能媒介网络中的所有人和物，都在为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媒介网络主体的“永存”而服务，而人仅作为一种关联要素存在于智能媒介的网络主体之中。[20]从技术主体、人—机联姻主体到智能媒介网络主体可以看到，人逐渐克服了对技术的畏惧和排斥，脱离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以一种开放的、共享的、高站位的姿态看待多元主体对新闻生产格局的建构。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多元生产主体如何形成发展合力，如何有序展开新闻生产，仍需要不断深入研究。

四、新闻伦理和规制：新闻失范和算法迷思

伴随着新闻业整体性变迁，一些隐性弊端开始显性化，尤其是技术和商业资本的侵袭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今，频发的失范现象和算法迷思传达出的新闻常规失灵，进一步延展了新闻业危机话语，学者们也主动出击，试图塑造出伦理观念和实践逻辑同构的规范体系。

新闻失范行为屡禁不止，不断给新闻伦理带来新的问题和困境，学者们试图透过新闻业态的更迭方向，发现新形势下失范现象的存在形态和矛盾根源。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下，新闻伦理失范不再是新闻生产空间领域的博弈和斗争，而是延伸至更宏观层面上对受众公共生活的限制。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闻偏见、新闻失衡难以被发现和控制;二是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削弱;三是公众的信息安全和著作权得不到基本保障;四是智能推荐易使受众深陷“信息茧房”，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21]可以发现，在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引诱下，失范形式愈加多样，失范概念一再被放大。甚至越来越多的失范现象超出伦理空间，涉足法规层面。如新闻聚合平台和自媒体将版权冲突拉入新闻生产矛盾的前台。有学者提到，聚合分发平台未经许可而进行以商业为目的整合新闻报道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传统新闻出版者的著作权，还严重损害其经济利益，导致两者之间的著作权冲突加剧。[22]

在新闻伦理的探讨中，算法推荐的双重属性即存在的伦理、社会后果和治理潜能使其成为新闻学研究中棘手的难题。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算法新闻分别在数据、代码、生产者层面产生隐私侵犯、新闻价值模糊、从业者主体性削弱等诸多伦理风险，[23]尤其是算法所裹挟的新闻透明性问题需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对算法的治理效果抱以厚望，认为算法能够从技术逻辑上为新闻规制提出新的思路。有学者强调，用算法治理假新闻是智媒时代社交平台新闻治理的新手段，算法—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治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交平台假新闻治理的效果。[24]

基于数字媒体环境下新闻伦理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趋向，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新闻伦理体系与现实语境的极不适应，在新形势下对新闻伦理问题进行重新考察成为共识。有研究从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和美的原则三方面为重组新闻伦理体系提供洞见，将这三个原则作为数字媒体时代新闻伦理体系的三个核心观念支柱。[25]也有学者对伦理研究体系建设发出质疑，认为当前研究暴露出学科建设滞后、研究范式单一、基础理论框架不清晰，以及缺乏基础理论、核心议题和伦理规范的研究创新等问题。[26]关于新闻伦理的研究，不仅看到了新闻实践过程中隐含的新闻伦理风险和危机，也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伦理研究的方向。但业界现实和学界思考的融合需进一步加强，更多立足于当前复杂现实图景，突破个案式、批判式的学理性研究。

五、新闻叙事和话语：记忆、情感和实践

在新聞话语与社会情境的互构关系影响下，新闻业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波及新闻话语生产，而新闻专业话语的衰弱则加剧了危机程度。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叙事策略和话语实践完全失去了存在价值，在政治场和社会场的驱动作用下，新闻话语与政治、社会实践的关系愈加紧密。透过新闻话语实践可以窥视话语背后的运作机理以及文本书写、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这体现了新闻话语在议题建构和情感认知中的作用，肯定了新闻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多元、有效的新闻叙事策略和话语实践成为新闻业维持自身权威性和合法性的稻草。

从媒介记忆的视角切入，研究普遍认为，新闻话语对社会记忆具有强有力的建构功能，新闻话语呈现出的记忆机会和记忆结构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有学者通过研究2000—2018年记者节的话语发现，张季鸾和范长江两位报人在记者节话语中的机会并不均等，由于显著性、归属意义和政治效用三个维度的差异，记者们对两位历史人物产生了不一样的认知，张季鸾在非正式场合获得了记者们的专业认可，而范长江由于国家的声望建构则获得了超出新闻界的名声。[27]激活集体记忆、唤醒共同情感、赋予当前社会话题相应的历史意义的生产模式，同样是新闻话语实践的重要手段。有学者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媒体不仅积极建构“非典”和“新冠”之间的历史类比，还致力于激活、挪用“非典”共同记忆，在专业和道德层面为不同时代的医护人员加冕。[28]

围绕社会对新闻业的期冀，新闻媒体不断顺应社会发展目标来维持自身话语的地位。面对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学者们致力于研究我国媒体话语实践的价值和改进策略;另一方面，呈现国际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情感倾向和价值传递。有研究认为，规约对外新闻传播文本书写的话语图示值得深究，这可以启发和指引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文本生产与制作，更准确地在“本地话语—世界话语”“中国概念—国际概念”“中国思维逻辑—他国思维逻辑”间找到转换、对接的突破口。[29]这一研究发现可为我国对外话语实践提供构想。在对他者新闻话语的研究上，有学者分析了《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扶贫”和“人权”两大议题的话语，结果显示，中国的扶贫减贫这一具有正面效应的中国故事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并没有获得公正的报道，而是与“人权”议题一起呈现出断裂的框架特征，西方媒体表现出了“西方中心”的偏见性认知。[30]学界研究凸显了创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新闻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在对新闻叙事策略和话语实践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通过历时性的分析来呈现新闻话语，以及个人情感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联，从唤醒记忆和服务社会需求层面展开新闻话语多元实践，既能从正面凸显新闻话语的有效性，又能反向验证构建新闻专业话语的紧迫性。当然，在这个动荡与急速变动的时代，未来新闻话语框架需不断调整才能获得相应的正当性。

六、中国新闻史研究：报刊实践和多元转向

史学研究作为新闻学发展的基础，能定位当下，也能规定未来。在新闻业危机四处蔓延的背景下，完善历史脉络搭建、优化新闻史研究体系，对巩固新闻学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在凸显本体意识的同时，也积极向外开拓更多相互勾连的领域，探寻多元化的阐释路径，以提升新闻史研究的现实观照和创新性发展。其一，研究试图突破新闻史书写的单一政治史、革命史范式，引入媒介、观念史等研究范式;其二，在研究框架中关注人的存在和实践，强调报人群体的公共实践和读者的地位。

众多学者不再囿于报纸内容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转向从特定历史时期下报纸、报馆等事物的媒介属性中思考报刊与社会间关系的复杂形态。有学者指出，要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并以媒介之“通”为视野，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着眼于媒介的联结和转化，使报刊史成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31]但也有学者从报刊观念阐释的角度解读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展路径，提出在近代本土报刊活动中存在一种独特而突出的话语现象——“以史阐报”，即在观念上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报刊活动与传统史书书写行动的某些性质或特征类似，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的一种本土化路径。[32]

在关注报刊的公共实践时，新闻史研究更加注重报人与历史的互动，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勾勒职业记者的形成路径。有研究通过梳理中国近代职业新闻摄影记者的出现及其职业化历程发现，新闻摄影记者的职业化是摄影界和新闻界精英人士职业结合的产物。[33]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学者们也将视角转向传播的另一极，从各种史料中窥探读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定位，研究发现宋代邸报读者大体可分为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读者群体相对庞大，涵盖了当时主要的政治、文化精英。读者群的庞大和消费能力的稳定性成为小报诞生、发展的促成因素，而其阶层特点又成为当时舆论监督效果提升的保障性因素。[34]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试图打破以往的研究传统，脱离报纸的内容属性，从媒介、观念等角度全方面、多角度解读报刊发展及其实践，力求为认识报刊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更多的思路。从对物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探寻新闻记者职业化的历程和读者群的特性是目前研究以现代取向观照历史的体现。但新闻史研究的前进动能不止于此，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数字化兴起为新闻史研究带来新机遇，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量化研究在人文社科界兴起，如何通过数字手段推动新闻史学的研究成为一道难题。[35]这意味着未来新闻史研究存在进一步解放发展的可能。

七、新闻学理论再阐释：观念反思和本土化探索

在经历了漫长的“新闻无学”论争之后，新闻业的危机冲击了新闻学的理论根基。数字技术的发展暴露了新闻学知识体系与当下复杂生动的新闻实践相脱嵌的问题。建立在传统职业语境上的新闻理论往往提炼、萃取为经验性、规范性的知识。但新闻业的系统性改革早已模糊了新闻职业边界，线性化的生产流程被开放流动、高度复杂的新闻生产所取代，固定、单一的知识架构难以契合混杂的、变动的新闻实践模式。在现有语境下对新闻学理论进行反思和再阐释成为重要课题，理论谱系应如何发展才能更紧密地联系和嵌入新闻活动情境，学者们在进行新闻观念反思的基础上，也从本土路径想象未来的学术走向。

新闻业危机质疑的不只是新闻学浅表层知识，新闻学知识范式更新需要体系性的变革，理论范式应重新锚定新的逻辑起点。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已经开启由职业主导范式向社会主导范式的转换过程，这意味着新闻学开始在人与新闻关系的总问题视野中进一步“上升”和“下沉”，即走向宏观的新闻学和生活世界的新闻学。[36]也有学者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下，坚守新闻学本身的根基，需要以新闻而非信息作为逻辑生产点，目光应该投射在新闻的属性以及新闻业与社会公共理想之间的关联。[37]不论是何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不再是职业化的新闻业态，而应该从更广阔的人与社会发展的视域中、从人与技术的关系中寻求新闻业的常规，新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应该更新。

在此基础上，学界开启了对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等基础问题的再审视。有学者认为新闻应该重回研究的知识之维，在数字媒介时代，新闻作为一种常识，有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平台让“地方性知识”和“社群性知识”及“在手的新闻”“上手的新闻”一同涌现在用户面前，为用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知识社区。[38]不论新闻演变为何种面目，新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是不争的事实，能否抓住变化的本质成为一大难题。再加上多元生产主体的介入稀释了专业话语，新闻真实性、专业主义的内涵不断被扭曲，新闻的本质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因此，在新语境下对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专业主义等经典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和解读尤为重要。有研究认为，在不同类型生产主体的相互作用下，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真实的类型应该是“有机真实”。[39]真实性不再掌握在专业媒体的书写中，不同报道主体的相互影响同样可以呈现出真实。作为规范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是如此，在数字化的冲击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假设正在被多元行动者和技术要素改写。但记者们仍需坚守新闻业的最高理想，正是由于拥有这种力量，新闻界依然能施展其批判功能。[40]一般认为，尽管新闻生产实践活动发生嬗变，但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意义没有被剥夺。

新闻理论在本土化探索中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实践，二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发展。在近五年的研究中，前者主要以建设性新闻的探讨为主，后者主要围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展开。建设性新闻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形成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与我国一直提倡的新闻建设性不谋而合，很有可能成为这一代新闻业的主流。[41]但鉴于中西语境下建设性新闻的不同内涵，有学者提出，在具体的应用中须警惕潜在的理论风险，避免过分强调积极心理和方案导向而走向极端。[42]这五年来，新闻传播学界在不断充实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同时，注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提炼马克思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养分。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观的呈现应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考量和中国风格。[43]在目前的研究中，一部分学者转向经典，重回历史语境，探索马克思新闻实践本来面目，力求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有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放在欧洲大历史和德意志成长史中进行考察，杜绝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不健康的实用主义和不正确的教条主义的态度。[44]当然，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来源之一。有研究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以党性原则为鲜明主线，以正确导向为基本要求，以人民为工作中心，包含了遵循规律的内在逻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45]不论是建设性新闻还是中国特色新闻学都表明，中国新闻学的本土化探索从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中寻求资源和动力，开拓了广泛的学术空间。

八、面向未来的新闻学教育：坚守与改革

新闻生产模式变革、新闻从业人员加速流动、新闻伦理失范常态化等问题冲击着目前的新闻学教育标准。急速变动的信息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素养和技能提出了新要求，新闻教育和新闻业态脱节的问题空前显现。面对新形势、新需求，如何适应技术、行业、知识融合趋势，克服教育反应迟缓的惯性，打造面向未来的新闻学教育，是从根本上解决新闻业自身危机的路径。围绕新闻学教育的“变”与“不变”，新闻学界展开了多维立体的探讨。

在新聞教育坚守和改革的探索中，学者们强调将社会责任、实践技能和人的发展相结合，基于新闻业态的巨变，确定教育方位，寻找恰当的发力点。有学者认为，只有把握工业化、信息化及智能时代技术与人共生的逻辑发展主线，保持对“新近之事”“如是我闻”之问题意识与责任态度，才能使新闻学教育永远携时共进。[46]破解人工智能汹涌之势下的教育困局，有学者认为，唯一路径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思维，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技能与观念的融合、专业设置的融合、新闻传播人才与舆论工作者身份认同的融合。[47]面对新闻学跨学科交叉的趋势，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冲击，变革成为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大方向和大前提，处理新闻学多学科、多层次的融合，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成为新闻学教育变革的主要路径。

除了理念上的讨论，新闻学教育也试图探索出一条顺应时代变化的教育模式，力求从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条件保障等方面与社会需求接轨。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新闻教育亟须解决新闻教育规模及人才培养定位、新闻教育的創新与守成、师资队伍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硕士教育、资金与实验条件保障等问题。[48]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教育行稳致远需要紧跟传媒前沿，完善适应媒介需求的教学内容与培养体系;创新学科发展，搭建一支面向未来的学术梯队。[49]

结语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化趋势引发新闻生产、流通、接受等全流程、全方位的变革。今天，新闻业不再是简单、纯粹的线性发展逻辑，诸要素累积的合力共同塑造着新闻生态。新闻业态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新闻从业者经历的职业焦虑和职业流动、被多元行动者重构的新闻生产格局、不断被延展的新闻伦理失范概念等问题，均反映了新闻学研究视域处于变化的不确定性状态中。常规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解释路径与现实环境不适配，液态的形式、流动的空间等话语成为新闻要素的代名词，基于此，业界、学界和教育界开始对危机下的新闻学进行重新审视，从不确定性中找出解题方案。

面对瞬息万变的新闻生态，业界、学界和教育界试图超越对危局简单化的问题修补和查漏补缺，在变局中探寻、追问，辨识新闻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目前的研究反映出三条路径：一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新闻业态从内部发力，突破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在总体性技术环境下展开多元实践，促进融合转型、调适自身角色、创新新闻生产，同时围绕国家政策和主导性意识形态，寻求可行性的话语实践模式;二是学界从更广阔的视域和与时俱进的新闻实践活动中，重新审视新闻学的元问题、元动力、逻辑起点及其衍生的观念和知识体系，在超复杂的新闻图景中把握新闻学存在的价值和相对稳定的发展特性;三是教育界在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探索更加多元、融合的新闻人才培育模式。

在未来的新闻学研究中，需要以动态、开放的姿态审视新闻学正在经历的变局，抓住新闻业危机和转机的关键节点，促进业界、学界和教育界的对话，催生三者之间的深度互动和内在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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