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思思,徐 展
(1.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 100083;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70)
习近平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水平会导致劳动力供需不均衡、人口老龄化加快,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都带来严重威胁。虽然我国从2013年就开始放宽生育政策,但由于收入水平和抚育成本上升、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加剧以及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转变等原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成为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生育行为实质上是对家庭资源的跨期配置。例如,“养儿防老”是通过生育子女来预防老年时期的收入不确定性。而现代金融的主要功能为资源的跨时空配置,因此金融发展可能影响家庭和个人的资源配置行为,进而影响其生育决策。但长期以来,由于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以及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和追逐利润的考虑,传统金融多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对于数量最为庞大的普通大众、尤其低收入和农村群体覆盖不足。而后者恰好是我国的生育主力。因此,早期的金融发展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不太重要。相应地,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会影响家庭的金融行为,改变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持有和配置,但是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生育行为还缺乏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