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书法家周伯琦与江南书坛

聂辽亮 邱华锋

[提 要]周伯琦曾任宣文阁鉴书博士，是宣文阁书家群体的典型代表。寓居吴中之后，周伯琦在江南书法圈异常活跃，与吴、杭、松一带的士人翰墨交游紧密，并积极参与江南富有文艺气质的书画雅集，其官方及私人之间的书事活动尤其频繁。周伯琦借助馆阁名臣的身份引领江南复古书风，开启了南方尤其是吴中书法圈的时代风气，使元末南北书风进一步交融。

[关键词]元代;周伯琦;江南;书法交游;文艺雅集;书学活动

[作者简介]聂辽亮，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江西鹰潭 335000）邱华锋，龙岩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福建龙岩 364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元代龙虎宗道士诗人群研究”（YG202110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宣文阁文人群与元末文风的演进研究”（ZGW20203）

周伯琦（1298—1369），字伯温，号阳谷生、玉雪坡真逸、坚白子、坚白老人、野斋居士，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曾入宣文阁担任鉴书博士、授经郎，是宣文阁文人的典型代表。《元史·周伯琦传》载：“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1]可见，周伯琦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在元明之际，周氏的书名甚隆，“大小篆尤名于时”[2]。林弼《跋周伯温书圭斋所作揭曼硕贞文书院记后》云：“近代以书名者固多，然善篆者唯二人焉，若赵吴兴子昂、周鄱阳伯温是已。”[3]更是将周伯琦与书坛盟主赵孟頫并推为元代篆书艺术的两座高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周伯琦的书名似乎与当今的研究极不相称。有鉴于此，很有必要钩稽一下周伯琦在江南地区的书法活动，梳理其翰墨交游情形，以期还原周氏真实的书法生态，窥探其在元代书史尤其是江南书坛中的地位及影响。

一、周伯琦与江南士人的书法交游

作为元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学者，周伯琦的行踪影迹遍及南北。具体来说，两都和江浙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吴中、杭州、松江等地又是周伯琦晚年重要的逗留地。周伯琦通过字书学术探讨、书画题跋品赏、碑匾翰墨书题，与江南士人互动切磋。笔者仅对其书法交游作一简论，以管窥元末江南书法圈的生态。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人。作为周伯琦父亲周应极的僚友，赵孟頫更多扮演着周伯琦师长的角色。周伯琦《答参谋刘彦昺书》云：“不肖尝从侍吴文正公、虞文靖公、赵文敏公于馆阁时，得承诗法，谓必兼诸体制方殊，故常佩服斯言。”[4]虽着眼诗学来谈诸先生对自己的启沃，但以赵孟頫书坛盟主的影响力，也应有书法的指点亲授。赵孟頫与其父周应极也有翰墨的频繁往来，如给应极“诚存堂”书匾以赠，为应极所撰《济渎投龙简记》书丹勒碑。由此可以推断，周伯琦书风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应该很大。《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五《听雨楼诸贤记》云：“然妙于古篆，得赵文敏公遗意。字颇肥而玉润可爱。”[5]在后人看来，周伯琦篆书艺术既有对赵氏的师承，又不囿于陈规而有所创新。赵孟頫的儿子赵雍也是书法名家，与周氏交往更为密切。赵雍《越山图》引首“越山图”三字似为周伯琦篆，周伯琦以小楷题诗的形式品鉴此画。《江村销夏录》卷一载：“画之左方，周鄱阳题小楷九行：‘浙江春水满，东岸尽青山。旭日明旌启，晴云拥髻鬟。柯亭林倚塔，秦望石迷关。一曲何时遂，开图漫破颜。’赵仲穆作越山图，玉雪老人鄱阳周伯温题。”[6]显然，周伯琦心领神会，深受此画意趣的浸润。

柯九思（1290—1343），字敬仲，号丹丘生，台州仙居人。善画，工墨竹，精鉴赏与书法，能诗文，曾在元文宗奎章阁担任鉴书博士，是元代驰名南北的書画大家。周伯琦在宣文阁时的私人书事活动也很活跃，曾为邬处士、松江章梦贤的墓碑篆盖，而邬氏墓志铭即由宣文阁鉴书博士王沂撰文，柯九思书丹。此时的柯九思已寄寓吴中，仍署“奎章阁鉴书博士”衔，三位都精于书法名画鉴赏，文、书、篆集于一碑，可见他们之间阁内阁外互动都很密切，翰墨交往频仍。此外，柯九思在《薛尚功摹钟鼎款识真迹》后有题跋，周伯琦题有观款。二人一起赏鉴钟鼎铭文，品论书法名迹，对于复古书风有着共同的兴趣。在这里，书法是一种媒介，不同地域的书家借此联结在一起，游其堂奥，咀其精华，发扬元代书风精神，使得艺术的交流突破时空。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号玩斋，宣城人。周、贡二人父辈即有交往，他们都在国子学肄业，又同在翰林国史院、宣文阁、御史台任职，诗文往来尤为密切。贡师泰不仅是元末诗文名家，而且擅长书法，《书史会要》称“楷书亦善”[7]。《涿州儒学藏书记》为贡师泰所书，周伯琦篆盖，两人精湛的书艺同为碑刻增彩。不过，周、贡二人更多的是书文合作，如贡师泰为画家曹知白撰写墓志铭，周伯琦篆额;贡公为江浙参政西域人哲林仁杰“寿庆堂”撰记，周伯琦则篆书匾额;贡师泰为宣城葛朝用“诚斋”作记，周伯琦篆“诚斋”二大字。另外，《重修西湖书院记》也为贡氏所撰，周伯琦篆“西湖书院”四大字。周、贡二人同时名播元末文坛，翰墨交游也称得上是元末文化圈之雅事。

危素（1303—1372），字太朴，号云林，抚州金溪人。博学善文辞，亦工书。陶宗仪称“文藻敏赡，善楷书，有释智永及虞永兴之典则”[7]。危素书法颇宗晋唐风度，与周伯琦取法相近，志趣相投。至正元年，危素任经筵检讨，周伯琦任授经郎，两人同时任职宣文阁，一起负责经筵工作，他们之间频繁的书法往来大概始于此时。至正三年，周伯琦扈从上京，为危素所藏《苏长公与李方叔诗卷》题跋，以遂危素的多次请求。松江《张氏阡表》落款有“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维桢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危素书、前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周伯琦篆额”，三人不仅是元末著名文学家，同时又为元末士人书家群体的重要成员。至正十年，危素受道士薛毅夫邀请为其母倪氏撰《有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墓铭》，周伯琦书碑，周、危二人又一次书法联袂。后来戴良为“浦阳五贤”之一的柳贯题赞，赞文则为太常博士危素书，崇文少监周伯琦书篆。可见，二人在书法界齐名，交谊甚笃，书法合作活动频繁紧密。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梅花道人，晚又号东维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诗文名冠东南，善行楷，又是著名书法家。元末东南书法精英荟萃，观摩法书名帖之类的艺术沙龙经常自发举行。周伯琦、杨维桢、贡师泰、钱惟善等十几人同题《朱文公与侄手帖》，据杨氏跋语，时间在至正二十年。周氏跋曰：“右新安朱夫子与所亲手简真迹一卷，词语真淳，气谊周密，姻睦之厚，著于当时，笔墨之精，粲然传久，诚为后进之楷式也。”[4]可见，朱熹理学和书风，同为元人所尚。东南的杭州、吴中、松江一带是杨维桢和周伯琦厕身之地，故彼地的书事活动常常能见到他们活跃的身影。而周、杨二人的翰墨交往主要表现为杨撰文、周书篆，大到学校寺院勒碑，小到室宇精舍题匾，如至正二十一年《嘉定州重建儒学记》、至正二十四年《松江重兴超果讲寺略碑》。杨维桢为昆山张景罡“善庆堂”撰记咏诗，周伯琦则大书堂颜。周伯琦为谢伯礼“知止堂”、吕氏“著存精舍”篆匾，杨维桢分别作记以美其事。周伯琦为昆山殷君叙父匾其室曰“娄曲书堂”，杨维桢及诸名士皆有赋咏。由此可见，周、杨二人同为元末东南文艺圈的活跃分子，书文合璧成为书坛一时雅事。此时的杨维桢似乎文名掩盖书名，文学享誉江南;周伯琦又似书名压过文名，书法称绝东南。

饶介（？—1367），字介之，号醉翁、华盖山樵，抚州临川人。嗜觞咏，师康里巙巙，草书飘逸，是吴门书家的掌舵人。饶介所书“尤瑰诡逸群”[8]，以书擅名当世。周伯琦虽未服务于张士诚政权，却与张氏幕僚文人广为来往。饶介作为张氏心腹文人，因相同的艺术旨趣成为周伯琦的至交，经常一起参加书法活动。他们一同为参政宋廷珍吴城“松石轩”题诗，题诗者还有成廷珪，郑元祐则撰《松石轩记》。周伯琦扁“松石”二字，仍为之作大篆。饶介为张士诚妃子金姬撰写墓文，周伯琦书篆并刻石。据顾复《平生壮观》载，《桐阴高士绢卷》有周伯琦、张绅、倪瓒、宇文材、饶介、王蒙、马玉麟诗跋[9]，题跋之人几乎都为元末东南地区代表性书画名家，周伯琦混迹其中，可见其书法声望之高。王蒙《听雨楼图》作于至正廿五年（1365），引首为周伯琦篆“听雨楼”三大字，后有张雨、倪瓒、苏大年、饶介、周伯琦、钱惟善、高启、马玉麟、张绅等跋诗，诗、书、画名家汇聚一堂，鉴赏切磋，优游书艺，才艺精进。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号睢阳山人、眉宇散人、翁同山人，原籍睢阳，后流寓吴中。能诗文，善笔札，尤工画山水人物。朱德润和周伯琦交谊较早，大概始于延祐二年（1315）。至正二十四年，朱德润应邀为杭州周景安“秀野轩”画《秀野轩图》，并作《秀野轩记》。周伯琦则篆“秀野轩”引首，款“玉雪坡翁书”，并题颜“秀野轩”。时人张监题诗曰：“鄱阳大篆睢阳画，不负舂陵处士家。”[5]在鉴赏家们看来，周氏篆书与朱氏之画堪称艺苑珍宝，令人称赏。周伯琦还在朱氏家藏《睢阳五老图》上以篆体书跋，体现出对老友朱德润祖先的敬仰之情。周伯琦筑有玉雪坡亭，诸多亲友赋诗赠文，朱德润则撰有《玉雪坡亭记》以激励，并于至正十年三月亲自书写，还绘有《玉雪坡亭图》。朱德润死后，周伯琦含悲写下《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亲自篆额“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十二字，并用楷书书丹。这幅作品字字见真情和功力，倾注了周氏的心血，成为他存世书法真迹中的典范之作。从以上交往的侧影可以看到，周、朱二人在艺术道路上相互砥砺，频繁互动，实乃生死之交，可谓元末艺术圈中的一段佳话。

泰不华（1304—1352），又名台哈巴哈，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元文宗赐以今名。先世居白野山（今内蒙古境内），又自号白野，人称达白野或达天山。《书史会要》云：“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行笔亦圆熟，特乏风采。常以汉刻题额字法，题今代碑额，极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书宗欧阳率，亦更有体格。”[7]泰不华篆书出类拔萃，书学上与周伯琦有着相同的取法宗尚和师承渊源。泰、周二人都以篆显名，自然少不了一起研习书法，翰墨交情深厚。泰不华至正元年（1341）于朱德润集古斋观赏《睢阳五老图》，周伯琦在至正二十二年书跋，而朱德润和周伯琦为至交，可知三人关系密切。《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款识真迹》经赵孟頫鉴定，周密收藏，柯九思、张雨、斡玉伦徒、泰不华、周伯琦等都有鉴赏和书跋，泰不华以小篆书写，周伯琦则以正篆书跋，二人篆书相得益彰，这次观题活动聚集了元代少数民族和汉族杰出书家，体现了元代多族士人圈声气相通、彼此认同的时代特征。两人还参加了顾瑛“玉山佳处”的匾额书写活动。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子、风月主人、幼霞生、荆蛮民，无锡人。诗画俱精，是元代文人画大家，为“元四家”之一。倪瓒《题宣伯炯书》曰：“本朝书法之妙，若赵荣禄、虞奎章之篆、隶、行、草，无不如意;范清江、张贞居之楷法，清劲绝俗;鲜于奉常、巙相国之草书，圆活姿媚。迨元戎周左丞之篆籀古雅，亦何让前人哉？”[10]从这则文献可以看出，倪瓒将其与元代书坛精英赵孟頫、虞集、范梈、张雨、鲜于枢、康里巙巙相提并论，对周伯琦篆书艺术的评价很高，推崇备至。《珊瑚网》卷三十五《叔明听雨楼图》载有“倪隐居索和张外史听雨楼诗走笔二首答之”，周氏应倪瓒索求诗行，并亲书于素行精舍，还为此篆书“听雨楼”引首。可知二人关系非同寻常，既有诗歌唱酬，亦有书艺切磋。周伯琦为“城南佳趣”书匾并为之记，倪瓒有诗相咏，又一同为《桐阴高士绢卷》题跋。此外，平江人徐达佐筑“耕渔轩”，倪瓒为作《耕渔轩图》，周伯琦也不忘题诗。据此看，倪、周二人是“耕渔轩”的常客，在此相聚畅谈文学和艺术，他们之间相互欣赏和推挹，形成元末平江书家群。他们往往诗、书、画兼通，因翰墨结缘，有着浓厚的艺术情怀。

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香光居士、黄鹤山樵，吴兴人。擅长诗文书法，喜画山水，早年师法外祖赵孟頫，山水画堪称元代文人画的典范，亦“元四家”之一。元末往来于湖州和杭州之间，与这一带的书画人士广为结纳。作为元末知名书法家的周伯琦，自然深得雅爱翰墨的王蒙眷顾。王蒙画《乐琴书屋图》，周伯琦欣然篆书“乐琴”二大字作为引首，并一连钤有“伯琦”“周伯琦”“天目白云”三方印。王蒙画于至正二十五年的《听雨楼图》，周伯琦以篆体题写“听雨楼”引首，且书有题诗。清代吴其贞《书画记》卷三《王叔明听雨楼图纸画一卷》载：“卷后张伯雨、倪云林、苏西涧、饶介之、周伯温、钱惟善六人题咏，书法皆精妙。”[11]王蒙请周伯琦题画，可见他相当认可周伯琦的书法，对他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周氏篆书和王氏画迹足以妙绝古今。两人的文墨交际还有周伯琦为吴县尹杨彝之母吴氏撰《贞寿堂记》并书篆，王蒙和戴良、陈基作《贞寿堂诗》，两人还一同为《桐阴高士绢卷》题写诗跋。

此外，“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与周伯琦亦有翰墨情缘。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人。曾作《水墨山水卷》，周伯琦于双清堂观此画，并留有篆书观款。同观者还有吴中诗书名士郑元祐，而危素、郑元祐与周伯琦友谊甚笃。元末出入吴、杭地区的郑元祐、戴良、王逢、张翥、马玉麟、陈基、刘仁本、成廷珪等书画名士，也都与周伯琦翰墨交往频繁，可见周伯琦的书法交游圈极其复杂。其交游对象多为元末江南书界精英和新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伯琦是元末江南书法圈的灵魂人物。

二、周伯琦与江南文化圈的书画文艺雅集

元末江南的文艺雅集颇为繁盛，最有名的当推顾瑛“玉山雅集”、倪瓒“清閟阁雅集”、刘仁本“续兰亭雅集”。由于参与者不仅有文学家，还有书画精英，因此雅集的形式多样，诗文唱和、书画实践皆有。如蒙古族书法家泰不华参加玉山雅集，多次为“玉山佳处”篆题匾额。周伯琦晚年滞留平江十几年，张士诚筑馆居之，周氏和张士诚幕僚文人经常举行文艺雅集。文人兼书法家的周伯琦徜徉其间，使得江南雅集更多具有文艺性质和艺术风范。

《听雨楼图》集咏。元末东南多富庶之士，喜筑楼招徕文士聚会，谈文论艺，并进行诗、书、画的创作。江南名士卢恒建有“听雨楼”，四方书画名士云集而至，诗文大家纷至沓来，王蒙、倪瓒等优雅之士常相出入此楼。方外逸人张雨至正八年题“听雨楼”诗，至正廿五年（1365），王蒙为此作《听雨楼图》，值得注意的是周伯琦于此画卷篆题了“听雨楼”引首，大大增强了画作的庄重感和观赏性。三位诗、书、画兼通的奇才翰墨飘香，使《听雨楼图》一时名声大振，市井传颂，先后又有倪瓒、王蒙、苏大年、饶介、周伯温、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等十八人在此卷题诗，形成“听雨楼诗卷”。检点题诗者，多是吴中诗坛名流。考察题诗的时间，却不尽相同。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进兵吴中，时局的板荡并未阻碍文人的群体吟唱活动，只是雅集的方式有所改变。身处不同时地，却能获得相同的艺术共鸣。在这次同题集咏中，周伯琦不仅是诗人，更是名震东南的书法家。《听雨楼图》题咏的独特性就在于诗、书、画的经典结合，艺术化的雅集为乱世之人带去一缕慰藉。这诚如周伯琦《倪隐居索和张外史听雨楼诗走笔二首答之》（其一）所云：“头面都不洗，听雨重物底。两耳任喧聒，坐隐鸟皮几。笔耕墨畦中，自适如老农。二仙隔今古，神文在阆风。”[5]这种书画题跋的雅集形式在元代后期盛行开来。

松石轩宴集。吴中“松石轩”，乃参政宋廷珍所造宅第。郑元祐《松石轩记》云：“今参知政事澄江朱公，……私第在吴城之正中，深沉宏固，于其客次有松有石。左辖番阳周公扁之曰松石轩，仍作大篆以表章之。夫大参公拟之于松则清庙栋梁也，拟之于石则韶乐天球也，宾至而燕集于兹，语笑于兹，挹松之坚贞，揽石之秀润，其所以为国干播民和者，夫岂寻常松石之谓哉！”[12]据此知道，“松石轩”也是吴中清流文士宴集之所。周伯琦、饶介、成廷珪、蒋堂、董晋均有诗咏之，成为“松石轩”同题集咏。周氏诗云：“华清贡秀萃双清，石友松君宿缔盟。麟甲高骞风雨合，洞岩虚激佩环声。平泉官暇延游盼，绿野功成寄赏情。谁为澄江修郡乘，好将胜迹播芳名。”[13]值得注意的是，周伯琦不仅是“松石轩”诗歌竞技的当行里手，更是以其称绝江南的大篆笔法博得宴集之士的赏睐。在这里，诗文的清雅，篆法的古雅，诗书溢美，成为周伯琦的“双绝”。

耕渔雅集。吴中名士徐达左构筑“耕渔轩”，一时群彦荟萃，成为吴中文士流连忘返的乐土。徐达佐（1333—1395），自号“耕渔子”，诗、书、画皆通，又喜收藏书画佳作。书画创作、诗歌题咏是“耕渔雅集”的主要内容，元末吴中几乎一流的文士和书画家如“北郭十友”“吴中四杰”“元四家”都曾加入“耕渔雅集”。倪瓒至正二十二年作《耕渔轩图》，并赋诗《徐良夫耕渔轩》《予既为良甫友契作耕渔轩图复为之诗》。此画一经传阅，就在吴中士人之间引起群体效应，先后有周伯琦、苏大年、高启、徐贲、张羽、张绅、释惟善等十五位诗人题画赋诗，杨基、高巽志、唐肃、王行等咏文。周伯琦诗曰：“风尘昧日独安居，耕陇渔溪乐有余。试问虎丘山下客，当时箕颍果如何？”作为仕元之臣，周伯琦的题画诗似乎笼罩着一层忧伤时政的色彩。至于周伯琦是否为“耕渔轩图”篆题引首，是否为“耕渔轩”题颜，以他在当时吴中书法圈的知名度，以及徐达左对于书画艺术的痴迷，可以推断，周伯琦很有可能留下墨迹珍宝，周伯琦俨然成为“耕渔雅集”的重要人物。正如王士祯所云：“良夫居光福山中，自号‘耕渔子’，高巽志为作轩记，杨基孟载为之说，武功伯徐粸为之传，俱附见集中。元末如周伯琦、高启、郑元祐、倪瓒、张雨、仇机沙诸名胜皆在，不减金粟道人玉山雅集。”[14]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周伯琦、倪瓒、高启等元末吴中文艺俊士的积极呼应，才使得“耕渔雅集”的样貌可比肩“玉山雅集”。尤为重要的是，“耕渔雅集”更多带有一种书画观赏、艺术创作、同题赋诗的纯粹文艺气质，这也正是元末吴中书画人才辈出、同气相求、敢于付诸艺术实践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伯琦参与元末吴中雅集的特点，在于他是以双重身份来联结吴中文士，以书法和诗歌为媒介来获得吴中士人的认可，类似的文艺沙龙还有朱德润《秀野轩图》、《元人画百尺梧桐图》、“城南佳趣”、“贞寿堂”等不同形式的群体性题咏与书写。在题跋《秀野轩图》时，张监就曾指出：“获观周侍御大篆，朱提举之新图，恍然若梦游也。”[5]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周伯琦以其“方圆雄勁”的大篆书体成为文艺雅集的一张名片，甚至有压倒诗文的趋势。

三、周伯琦与江南书法活动

周伯琦不仅热衷于群体性的书画题跋雅集，以其在东南文化圈的声望，他还广泛参与官府和寺庙的碑志书题活动。总的来说，周伯琦的江南书事活动主要包括书写题跋、书题碑志、题写匾额。上文关于周伯琦书法交游的述论中，对其书事活动已有所涉及，现就其元末东南代表性的书事活动作一探讨。

凡遇有地方重建庙宇和兴修儒学之类的文化盛事，出于公务应酬，周伯琦总要被邀请撰文、书丹或篆额。有撰、书、篆为周伯琦一人所为的，如至正十三年奉旨吴中祭祀天妃《供祀记》、至正二十一年《重修定水教忠报德禅寺记》、至正十三年《启圣庙新建宗鲁书塾记》等都有书碑刻石。有他人撰文、周伯琦书篆的，如至正二十四年杨维桢所撰《重兴超果讲寺记略碑》。更多的书法活动形式是他人撰文、书丹，由周伯琦篆额，如至正二十一年杨维桢撰文、褚奂书丹的《嘉定州重建儒学记》，至正二十一年刘仁本撰文并书丹的《庆元路儒学行修记》，至正二十二年陈基撰文并正书的《常熟州修学记》，等等。名士墓志铭也争相邀请周伯琦篆额书碑为荣，如吴中至正二十四年《郑国公墓志铭》，最著名的当属作于至正二十五年《朱德润墓志铭》，撰文、正书、篆额都是周伯琦一人所为，篆书字体“萧散自然”，可谓是周伯琦书法作品的佳作。杭州灵隐寺《理公岩记》是他晚年所书，清代俞樾评价：“文字完具，篆法遒劲，洵石墨之奇珍。”[15]这些书事经历说明周伯琦的书学地位进一步得到官方和士人的认可。

通过稽考文献发现，周伯琦曾为吴、松、杭地区的文士频繁书题匾额，且多以篆体写就，其书艺所受江南人士推崇程度可窥一斑。元末江南经济富庶，世家子弟多喜筑宅第，恭请书画名家题额书匾以示风雅，耕读之余，邀集良朋，诗歌酬唱。周伯琦以其翰苑名士的身份寓居吴中十余年，私人的书事活动相当频繁。据有关研究指出，他在吴中为人篆题匾额多达二十九处[16]，笔者又新考察出十四处题匾，如冰玉堂、读易堂、息轩、小桃源、寓轩、小潇湘、知止堂、著存精舍、守约斋、说叟、槐阴亭、娄曲书堂、隐贞堂、三乐轩，这还不包括文献散佚、脱载的情况。元末书法复古之风尤盛，周伯琦的篆书成为尚古崇雅的象征，很多江南名士慕名前来请他赐题翰墨。周伯琦为吴中子弟篆题室楣多用大篆书体，偶尔也以小篆形式，如朱显道“环碧堂”、宋廷珍“松石轩”即为大篆笔法，朱立道“云岫”乃小篆大书。至元末，篆书成为题榜的书体主流。周伯琦以“古雅”为风格的篆法，圆润秀逸，昭然若揭，令厅堂书室增添了不少文艺气息，主人的名气和品味也得以骤增。所题匾额书法乃为精品，如徐一夔《明德楼记》云：“余于授经之堂，发而视之，则前内翰鄱阳周伯温甫所篆‘明德楼’三字。周公以篆书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劲圆润，得斯冰之妙。”[17]有时候，也能起到教育世人、激励后进的作用，如乌斯道《介石斋记》云：“番之雪坡周公为小篆，揭诸楣间，以坚其志焉。”[18]还能吸引广大士人倾情歌咏，如《题梅花庄卷后》云：“又中书左丞周伯温先生篆书三大字，以启士大夫之歌咏，皆当时杰作，沨沨乎其言。”[19]周伯琦的古篆书体深受士大夫喜爱，他的书题活动把诗书盛会也推向高潮。如此看来，作为书法大家，周伯琦在吴中一带很受追捧，能承蒙周氏篆题匾额似乎成了一种风尚，也是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

综合周伯琦在东南地区的书事经历来看，无论是他题跋书画的文艺雅集，还是忙于公务应酬的书碑篆盖，周伯琦在东南书坛的地位得以确立。而从他频繁书题匾额的情形来看，似乎引领篆书题写匾额的一时风尚，成为匾额书法的大家。

纵观周伯琦的书法实践活动，其各体兼擅，尤以古篆在书界独树一帜。作为宣文阁书士群的重要人物，周伯琦和元顺帝声气相通，书法实践上直追晋唐，而周氏也以侍从书法家的身份获得了官方的极大认可。从周氏交游来看，元代江南书法圈几乎所有的精英人士都和他保持着翰墨的交流往来，这种情形有助于书坛复古风气的推扬。周伯琦晚年活跃在东南书坛，频繁参加书事活动，尤以篆书题跋书画和题写碑额匾额的经历，开启了南方尤其是吴中书法圈的时代风气，使南北书风进一步交融。由此也看到，元末篆书盛行于东南，书法的复古潮流对赵氏书风也有所突破。因此，考察周伯琦的书法活动，可以管窥元末明初书风的演变脉络，周伯琦是元代书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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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