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福成的西学中源说

【摘要】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西学中源说”是其在洋务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思想，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薛福成;西学中源;晚清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4-005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16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早年以洋洋万言的《上曾侯书》得曾国藩青睐，入其幕府，人称“曾门四弟子”。后以《应诏陈言疏》一夜成名，被李鸿章招入麾下。自此期间，筹防浙东，抵抗法军，出使四国，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相较于传统知识分子，薛福成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接触、了解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了解较多。薛福成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思考中西文明间的关系，最终形成“西学中源”这一极具特色的思想。

西学中源，顾名思义，认为西学来源于中学，西方文化的先进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该学说并非薛福成独创，关于该说法的最早提出者众说纷纭 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说法最早伴随着明末清初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产生的。伴随着传教士到来的西学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演变，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动荡，西学成为明清思想家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重要思想来源。[1]这一时期的思想动荡被胡适认为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四次文艺复兴之一。当时的士大夫感叹西方文化的先进，又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于是提出“西学中源”的说法来安慰自己。在这种自我安慰心理的麻痹下，士大夫并没有进一步探索外部世界，“西学中源”思想也日渐式微。

“西学中源说”曾在清康熙帝时有过短暂的复兴。康熙帝本人对西学比较感兴趣，他曾在《庭训格言》中提及：“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自愤而学焉。”[2]在康熙帝的大力提倡下，“西学中源说”逐步臻于至善并曾风行一时。这一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梅文鼎对于“西学中源”的途径的补充，随后阮元、江永和戴震等學者研究的深入，经世之风日盛，“西学中源”学说也日臻完善。但随后发生的中西历法之争及其引发的百年禁教②，使清政府封闭国门，在将传教士拒之门外的同时也将先进的西方文化拒之千里，继而导致传统思想体系日益僵化，也使“西学中源说”在中国逐渐沉寂。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各种西学相继涌入，不断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被迫再次思考中西文化间的关系。而薛福成就是其中一员。此时，中西文化交流已成为大势所趋，如何做到中西文化贯通成为当务之急。至此，“西学中源说”再度流行。

首先，薛福成与其他主张“西学中源”的思想家一样，认为西学来源于中学，西方先进的文明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西学源于中学的例子，薛福成认为是很多的。“如（《墨子》）第九卷《经说下》篇，光学、重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五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等以达言语之法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则所见大，景亦大远中，则所见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镜、显微镜者，皆不出此言范围。”[3]

除自然科学外，西方的宗教也能在中学中找到依据。他认为“余常谓泰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墨子，虽体用不无异同，而大旨实最相近。”[3]甚至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在中华传统中找到源头。“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3]191薛福成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的设立就与《管子》中重视“民意”的观点有关。《管子》认为，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那么君上如何才能了解“民力”，知晓百姓心中所想呢？西方议院的设立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薛福成曾在日记中记载一位随行出使官员在谈论西方富强的原因是，把“通民气”放在首位。人民选举产生议员组成上下议院，为民众表达意见建立一个通道。议员就好比民众的代言人，凡是对百姓不利的，一定想办法改变。议院成为君上知晓百姓想法的一个渠道。薛福成本人对该观点也是颇为赞同。

其次，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之后，薛福成承认当时西方较之中国是先进的，并主张向西方学习。虽然西方当时更加强盛，但只要向西方学习，“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睾然而企也？”[3]68薛福成以暹罗为例，暹罗从一个受缅甸挟持、甚至一度被灭国的弱小国家，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为“国势尚称完固”的自立之国，最大原因在于“西法有以辅之”，最终得出“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垫使然也”[3]170的结论。但是自从中西开始频繁交往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在对待西方的问题上甚是倨傲，不屑于西人打交道。而精通洋务这又多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人，目光狭隘，因此近代中国在中西交往中往往落于下风。薛福成提议设立专门的职位，从新进举人中挑选精于洋务的，按其擅长分配工作。久而久之，士大夫们定能摒弃成见，改变空谈，脚踏实地办洋务。朝廷也定能发现办洋务的奇才。洋务办得好，国家强盛了，中国之“天朝上国”的地位才能无人可撼动。

为了使深受“天朝上国”自满心理影响的士大夫接受西方学习，薛福成解释道学习西学是为了“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同时又提出了“西法为公共之理说”。西人的科技、制度等并非西人独有，是“公共之理”，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追求。并且中国士人的智力和能力是不逊于西人的，中国暂时的落后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未能“专攻有用之学”[5]，只要国人自此虚心学习，奋起直追，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再次，薛福成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做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而在近代却日渐衰弱呢？薛福成在思考后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原因在于不能专事一事。薛福成认为，治术学术的关键在于“专”“精”二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有限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一件事情上，专心致志钻研，才能达到“精”。薛福成以齐国为例，认为齐国强盛、成为一方霸主的原因就在于采取职业的世袭制，以“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4]160。家族世世代代专攻一事，必然能做到“精”。

而中国自宋、明以来逐渐衰弱的原因就在于放弃了这种做法，“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4]160古代圣人专注一事数十年尚且不敢说自己做出成就，现如今的官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又如何对业务精通、做出成绩呢？官员尚且如此，国家又如何能强大起来？较之西方，“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6]西方国家正是采用了这种分业的方式才逐渐强盛起来。

除此之外，薛福成还认为中国衰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4]162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不能更新，更重要的在不能守旧。中国要想富强，赶上他国，就要学习西方的“新”的知识，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和汲取西方先进文化。而西方这些所谓“新”的知识正是在“旧”的中华文明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要发掘自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向西方学习，实现自我更新。古代黄帝、周公造出了指南车，民间尚且能受其启发，发现造针之法。而后来的“暨公输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张衡之浑天仪，诸葛亮之木牛流马，杜预之河桥，早已尽失其传。”[5]424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忘旧”，进而阻碍了其“更新”。

此外，薛福成还认识到不论中华文明抑或西方文化皆各有其“新”“旧”，“西方的器械制造所以能参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阐之学，屡言而益进尔，并非一旦超然豁悟，骤得无上之秘诀也。即如中国上古之世，继天立极之圣人，应运迭兴，造卦画，造市场，造网罟，造耒耜，造舟车……能使洪荒气象，变为宇宙之文明，盖新莫新于此矣。”[5]424所以薛福成得出了“宜考古，毋厌旧;宜知新，毋鹜新”的结论，这也使其得以区别于守旧派与其他维新派。因此，薛福成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更强调融会贯通。

薛福成的“西学中源说”的提出，是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所发出的时代呼声，也是其对于如何挽救民族危机问题的答卷。该学说在理论上使西学成为中学的一部分，“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形式，将西方文化纳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系之中，协调了民族自信心与危机感”[7]，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深受“夷夏之防”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抗拒，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薛福成极力推崇《墨子》，认为西学的源头大多都在《墨子》，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学在近代思想界的独尊地位。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界呈现百家争鸣的灿烂局面。而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家独大，其他非儒家文化被视为“异说”而逐渐沉寂。近代以来“西学中源说”的再度兴起，使知识分子的目光从儒学转移到《墨子》《管子》等非儒家文化，冲击了儒家思想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对解放思想起到了推动作用。薛福成也将其对于《管子》的认识应用于“夷务”之中。在论及筹办海防问题时，薛福成指出：“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刑政，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用之矣。”[8]这种“管”为西用的主张与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不谋而合，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

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薛福成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于距今百余年的晚清，其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薛福成本人出身于传统的书香世家，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文化优越感是深深扎根在骨子中的。比如在谈及耶稣教经典《圣经》时，薛福成甚是鄙夷，认为连中国的《封神演义》《西游记》都不会浅俚至此。将耶稣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就好比拿水晶和玉比较。同时将西方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因于中学，甚至其在日记中对于英国进步的肯定也是为了佐证中华文明西传的成果。“昔轩辕氏见飞蓬而作车，见落叶而作舟，即中国构造机器之始。风车水碓，相传亦久。至于双碇纺车，提花织机，则愈变愈巧也。然则机器之用，始于中国，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器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5]620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人的文化自大心理。再加之其对西方的了解多来源于书本或出使四国的经历，因此对西方及西学的一些理解难免片面和偏頗。

薛福成认为西方“贵女贱男”，并认为“其夫妇一伦，稍微圣人之道”。[3]211此外，“西学中源说”还混淆了古代科技与近代科学间的差异，阻碍了国人对西学的真正认识。薛福成在日记中引用的《请派员游历外洋疏》中道“夫外洋测算，衍自中法;制器相材，源自《考工》。营阵束伍，乃古者司马法步伐进退之遗;开采五金，仿于《周礼》矿人之职;测绘地舆，亦晋人裴成秀之法。”[3]107他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认为西学的一切都能在中学中找到依据，难免使其他知识分子陷入学习西方是否有必要的困惑之中。顽固派也可以西学之精中学固有之为由，反对洋务派的洋务活动。

综上所述，固然薛福成的“西学中源说”有很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说能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倡导向西方学习已经是鲜有的先进之声。薛福成在处理中西文化时融会贯通的原则虽未在当时取得预期效果，但也给现今处理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文化交流无法避免，大家要以正确的眼光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要故步自封，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文化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

注释：

①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提出该说法发端于明之遗民，并认为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而李兆华在《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中从数学发展的角度提出“西学源于中法”的说法最早是由康熙提出的。

②严格来说，禁教政策是从雍正朝开始，康熙时期只是驱逐了未领票的传教士。

参考文献：

[1]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3）：178.

[2]康熙.庭训格言[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240.

[3]（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0.

[4]薛福成著;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90.

[5]（清）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98.

[6]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90.

[7]安宇.晚清“西学中源说”论纲[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84.

[8]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9-20.

作者简介：

吴雨，女，汉族，河南新乡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