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谌旭彬

贞观二年（628），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陛下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有哮喘病，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花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喜欢的，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朕贵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徵在边上接话，称赞陛下英明：陛下能够怜爱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让百姓过得更好，而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他也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对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赏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的皇宫，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户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徘徊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修筑。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的议论。最终，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将其免职，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著作郎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去那里，处理政务会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坚持要去，理由是自己患有“气疾”——李世民似乎忘了，贞观二年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自己可以忍受气疾。当然，若真是气疾严重，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李世民决定搬去九成宫是在正月，与需要避暑的气疾并无关系。他之所以想去九成宫，是因为新落成宫殿的居住条件远好于现在的寝宫。姚思廉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三月份，长安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冬天将至，实在无暑可避，才回到长安。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贞观八年（634），中牟丞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跟宫里学的。”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宫女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徵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徵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贞观十年（636），魏徵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贞观十一年，先是魏徵对李世民说：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然后又有李世民对魏徵发牢骚：进谏的人都指责我游猎过于频繁，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我时而与侍臣在后苑狩猎，没有劳民伤财，有什么错呢？魏徵无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贞观十一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严重扰民。处罚了李恪后，李世民发怒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这一年，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节制游猎，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635），他要求閱读国史，被谏议大夫朱子奢驳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正在破土动工。舆论指责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在那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将他对犯颜直谏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摘自《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