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词语

早在《历史叙事与跨文体写作》一文中夏坚勇曾说道：“有些作品的灵感是从结尾开始的，我写《绍兴十二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绍兴十二年的雪停了吗？’有了这句话，全书的色调和氛围就定下来了。《庆历四年秋》是另一种情况，这部作品是由书名开始的。”从作品的构思层面来看，不论是基调或曰底色的确立，抑或是结构上的谋篇布局，甚至是文本形成的整体风格、格局、气象，起笔无疑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作品的气质和走向。《雪》选自夏坚勇长篇历史散文《承天门之灾》的第一章《瑞雪兆“疯”年》的第一小节，透过这篇三四千字的散文，我们能窥探到作者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的蛛丝马迹。

事实上，在《绍兴十二年》的起笔《临安》中，作者也写到了雪，“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的天气大致平和，至少没有下雪”，毋庸讳言，雪是《绍兴十二年》的核心意象。《承天门之灾》中的起笔，作者化用了一句流行的歌词。“景德四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要晚一些”，在对这场雪的描述中，“姗姗来迟”“蓄谋已久”“随意”“说变脸就变脸”“试探”“纷纷扬扬”……这些形容词尽显雪的百态，它们拼贴出这场雪的心理图谱。当然，雪只是景德四年这个冬天的一种背景色，在皇城前奔走的人才是作者的最终落脚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城西驻军到城东背粮，城北驻军到城南背粮”，背粮制度与雪的背景交织在一起，建构了一种遥远但真实的历史时空。

在作者的叙述中，知识性的材料往往在行文中随处可见，具体到《雪》中，对“城东”“城西”与“州东”“州西”的辨析，开宝塔寺、金明池、樊楼、观稼殿等旧地名，既是一种空间符号，也是作为历史知识而存在的，通过《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东轩笔录》《铁围山丛谈》等材料，作者力图让那些在历史细节深处的人和事件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换个角度来看，作为知识的材料是一种创作的素材，对于材料的选择、编排、辨析、考证等，体现的是作者的“史才”与“史识”。

不可否认，夏坚勇对词语具有天然的敏感，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他字斟句酌地挑选那些充满温度和力度的词语。具体说来，“瑞雪兆丰年”中“丰”字变为“疯”，同音转换，尽显闹剧之本色;“兵荒马乱是因为大街上确实有‘兵’和‘马’”，“兵马”拆分为具体的士兵和马匹，增添了一分细节的真实感;“中轴线以北就是后苑了，这里是官家和嫔妃们的生活区，你看那一排溜名称：‘尚食’‘尚辇’‘尚醖’‘尚衣’‘尚药’‘尚书’。‘尚’者，管理也”，考据字的本义以及构词方式，有点庖丁解词的味道……当然，这种对于词语的联想、同音嫁接、词义的考据等，俨然构成了作者的“方法论”。在“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中，这种例子便随处可见：在《大朝会》一节论述宋金之间的“岁贡”时，作者写道：“为什么掏钱的总是自己呢？难道就因为国号姓‘宋’（送）么？”“宋”与“送”之间的同音转换，微言大义尽显。《其无后乎》：“‘农妇山泉有点田’，小户人家自有小户人家的乐趣啊。”“农夫”故作“农妇”，平添了一丝诙谐的趣味。《官奴》中“百‘文’不如一‘贱’”则充满了对文人官僚的辛辣讽刺。《对历史的涂抹》中：“‘禮’是从另一个带酒坛子的‘醴’引申出来的。醴就是米酒，古人讲究‘酒以成礼’，祭祀时怎样用醴，盛在什么杯子里，由谁斟酌，由谁敬献，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就叫‘讲礼’。”作者对“礼”字的考据与引申，与《雪》中的“尚”如出一辙。同样，在“宋史三部曲”第二部《庆历四年秋》中，这种例子也不胜枚举：《六州歌头》中：“但‘大范老子’既没有‘大’将风度又不能‘老’谋深算”，将西夏人对范雍的称呼拆分，人物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六州歌头》中“‘遂国夫人’一旦可以出入后宫，究竟‘遂’了谁的心愿，那还用得着说吗”，“遂”字的巧妙运用妙手偶得;《六州歌头》中：“‘献’这个字的原始意思其实就是狗肉——祭祀用的狗肉，所以有一个‘犬’的部首。不知后来怎么演变得非常庄严且堂皇，例如献礼、献身、奉献之类，反正都有恭敬虔诚的意思”，“献”字本义的溯源以及演变，也是类似用的考据的方法。

在我看来，“词语”是夏坚勇的历史散文创作的重要“方法论”，在对一个个充满历史感与生命力的词语的寻找与剖析中，作者建立起自己的行文法则，也袒露出鲜明的个性特点。词语是夏坚勇的立身之本，也是他放飞想象力的逻辑起点。在那些或被拆分、或被组合、或被替换的词语背后，我们能体会到他的小心翼翼与独具匠心。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