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供给侧改革

主持人：杨 勇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当前，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如何发挥数字经济对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引领作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实践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期笔谈6篇文章归纳和总结了数字经济下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新逻辑，解读了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者决策逻辑变化等具体问题，对“数字旅游”这一旅游经济发展新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梳理了数字经济下旅游治理面临的挑战与重点领域。此外，还就旅游研究领域中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行了分析。

从数字经济到数字鸿沟：旅游业发展的新逻辑与新问题

杨 勇，邬 雪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062）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2

中国的钱币历史悠久，经过春秋战国贝、刀、布、圜流通，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钱币的形式统一为方孔圆形，而且对钱文有了统一的规定，这样的钱币在中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的清末民国初年。秦以后的中国货币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币材多用铜、铁等贱金属；钱币图饰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而用文字；技术上采用范铸或翻砂浇铸制成；形式为圆形方孔；钱币上的文字字体变化多，有楷、行、草等不同书体，因字体的不同，而形成对钱；铭文多记币值、年号及地点等。

一、数字经济下旅游业发展的新逻辑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是通过对旅游资源、技术等关键要素的重新配置，进而有效满足旅游者需求的过程。传统落实旅游业供给侧改革主要依靠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等途径。然而，种种事例显示，传统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当前，数字经济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与之有着天然的适应性，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逻辑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提升我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助推器”。

所谓数字经济，研究者多将其定义为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形态，可分为基础的核心数字部门和应用的融合经济活动，且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长尾效应等特征。近年来，有关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相关文献多基于成熟的制造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模式和意义，缺乏对数字经济下旅游业发展逻辑、运作机制的系统刻画。只有系统性地厘清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主导性动力、演进条件与内在机制，并深入讨论数字经济下旅游业发展逻辑的改变，才能使相关研究既非碎片化的表象总结，也不单单是定量化和技术化的数字展现。唯有如此，才能清晰地回答“数字经济条件下，旅游业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1.数字经济重塑了旅游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数字经济重新定义了旅游业质量。作为一种典型的服务业态，旅游业发展质量应由旅游者来进行定义，其产出好坏的评价标准应以是否能够更好满足旅游者需求为第一要义。借助数字经济及有关平台，旅游者表达和定义自己的需求，旅游企业借此可以挖掘、提炼不同旅游者的共性和个性需求，为其精准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效地满足旅游者需求。基于此，旅游业“质量”得以重新定义，由自上而下的管理者思维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市场思维，创新和提供让旅游者真正满意的产品供给。

数字经济凸显了旅游者的主导性地位。特别地，数字经济削弱了旅行社、旅游景区等传统旅游企业的优势地位。旅游者借助数字经济平台自主选择和组合旅游资源，通过社区分享、点评等途径参与，甚至主导旅游产品的创新过程。由此，旅游业供给呈现出以旅游者为中心、“需求牵引式”的典型特征，使旅游产业链上有关企业间的传统合作模式演变成基于旅游者需求的任务型链接。

现在，他应该后悔，慢慢来，稳着，不急着搞大的，他会有今天？拖得起吗？他把要做的事排到65岁退休，再往后加十年都排不完，他急，心急脾气就大，没人敢拦，拚着往前赶的他，从未料到会在这连天暴雨中嘎然而止。

2.数字经济改变了旅游产业链特征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资源配置的新机制。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距离带来的“空间成本”和“信息成本”造成旅游资源分布与旅游需求间的“空间错位”。数字经济打破了时空的约束，降低了旅游需求与供给双方的沟通成本。旅游供给不再拘泥于特定行政地理空间，不同地区间需求流动效率大大提高，促进了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改变了旅游产业链组织结构。以往研究多将旅游产业链看作线性“链式”结构，各环节之间沟通成本高，运作效率低下，旅游者满意度不高。数字经济推动旅游产业链演变为“网状”结构，凸显了围绕旅游者需求跨层次、交叉性融合。

数字经济下，“梅特卡夫法则”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其表明了互联网的整体价值与网络节点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的边际效应递增规律。随着海量数据的积累，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旅游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旅游业被赋予了全新的“连通性”，引起价值创造体系的改变，使供需双方均能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如此反复，实现了旅游供需双方的帕累托改进，不断突破传统生产能力的约束，催生了“梅特卡夫法则”下的乘数效应。

3.数字经济优化了旅游业的运营逻辑

数字经济促进了旅游产品生产的模块化转型。数字化重构了旅游业分工体系，业务模块化成为旅游业新的结构本质。模块化是指将复杂系统解构成具有独立功能的多个组成部分的过程。理论上，根据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任何微小旅游需求都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细分市场，且该需求会快速地被旅游企业识别，并通过“模块联系规则”实现更大范围内的价值共享和共创。这大大降低了旅游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的成本，充分释放了旅游业价值创造能力，成为旅游业发展演进的新趋向。

数字经济改变了旅游产品创新机制。与其他产品消费不同，旅游产品具有无形性、异地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这对旅游业的动态匹配和敏捷响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旅游需求“模仿型排浪式”特征逐渐减弱，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剧了旅游产品创新的不确定性，供给主导产品创新模式不再适用。数字经济凸显了旅游者需求主导的价值共创模式的重要性，旅游产品创新也愈益依赖于旅游者的参与和融入。

我的哥哥（伯父的儿子，钢琴弹得很好），吹箫吹得最好，这时候他放下了箫，对翠姨说：“你来吹吧！”翠姨却没有言语，站起身来，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我的哥哥，好久好久地看住那帘子。

数字经济强化了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共创。价值共创是参与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与服务交换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数字经济赋予旅游者和旅游企业广泛的数字化创新能力。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者融入过程是一个在旅游产品搜寻、购买与分享体验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共创的动态迭代过程，大量的用户生成内容成为旅游业价值共创的重要渠道和路径。对于旅游企业而言，数字经济不仅成为其高效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销售、推广渠道，而且为其提供了丰富、及时的旅游需求信息，以及与旅游者和其他旅游企业互动、合作的渠道和途径。由此，数字经济使得旅游者和旅游企业在发挥个体力量的同时，形成强大的群体性力量，改变和重构了旅游产品和服务价值共创的互动环境。

二、要积极关注数字鸿沟带来的新问题

二是要素配置效应。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进入旅游业初始生产函数中，不仅能够直接孕育新型旅游业态，以精准匹配需求端品质化偏好和要素供给，提高部门有效供给水平，拓展旅游业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而且通过对传统要素进行融合、更新和改造，以优化旅游业供给方的要素组合方式、配置结构，提升旅游业生产效率，最终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凭借流通性与空间性渠道提升旅游业要素配置效率。一方面，数字经济系统整合了旅游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在保持旅游需求匹配与运营成本下降的前提下，通过增强旅游企业流程再造能力，实现旅游业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突破信息传递与加工的空间限制，通过要素的跨区配置和技术的创新渗透，规避旅游业资源要素的空间错配，强化了旅游目的地政府间的空间策略性互动能力。

当前，数字鸿沟仍然显示出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不仅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克服的障碍之一，也是旅游研究中亟须关注的新领域及新问题。就“接入鸿沟”而言，区域间数字设备接入的差异会使得地区旅游信息密度相距甚远，旅游者更易被信息密度大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从而对区域旅游业的均衡发展产生影响。就“使用鸿沟”而言，受年龄、身体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人群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熟悉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数字鸿沟可能会加剧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数字劣势，如何改变老年群体数字弱势格局，让其获得美好的旅游体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第三道数字鸿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需关注对数字经济的使用差异导致的旅游收入、区域发展不平等等新问题，以及在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用户信息赋能、信息素养提升，从不同的理论或视角出发来探索弥合数字鸿沟的举措，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无疑，数字经济对传统旅游业发展和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之相关的，“数字鸿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未来研究要重视数字鸿沟对旅游业产生的影响，归纳、梳理旅游业中数字鸿沟的表现形式和类型，从旅游者、企业、产业以及区域等层面分析数字鸿沟对旅游业发展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探索弥合数字鸿沟的路径。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判断和取舍，但更多问题则需要理论层面的分析、权衡和选择，这也必然是未来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突发性聋其在中医领域的命名为“暴聋”。患者听力水平于短时间内快速变差，导致机体呈应激水平，显示出焦虑、失眠、紧张、抑郁甚至恐惧反应，此类不良心理状态对患者疗效与预后产生消极作用，还使患者日常生活质量下降。耳聋状况愈加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的程度愈重［1］。芳香疗法属于传统疗法，其主要借助的媒介为精油（萃取自芳香植物），配制为适宜剂型，通过多种渠道（诸如按摩、沐浴与吸入等）进入机体［2］。相关研究发现，经由嗅觉通路，芳香疗法能够对中枢神经系统施以刺激作用［3］，以缓解患者抑郁、焦虑等情绪。本研究对80位突聋患者选择薰衣草精油芳香疗法+穴位按摩实施干预，获得一定疗效，现报告如下。

笔者在调研各高校图书馆网 页过程中发现，部分高校在图书馆主页设置的与新生相关的栏目称为新生专栏、新读者专栏等等，发现情况如下：有的新生教育栏目实质内容很少，仅为传统新生教育活动的PPT课件；有的仅为各种规章制度的罗列，其实在图书馆主页当中都有，为重复内容；有的新生专栏还没有放在图书馆主页显著位置，在某栏目下级目录下，十分不方便查找；有的新生专栏打开为陈旧内容，并没有实时更新，没有人员定时维护等等。建议将新生专栏重新规划一下，每个模块简单生动且方便读者查找。

（第一作者系该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1-12-31）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维度

赵 磊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浙江杭州310014）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3

近年来，围绕数字经济主题的政策优势叠加，为探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源、增强“新常态”适应能力、构筑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决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这为释放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所内蕴的强大社会生产力新动能带来了历史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理性审视当前我国旅游业运行的基本状态，即伴随着行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如何实现旅游业内涵集约式增长，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数字经济重塑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机制

一是规模经济效应。与传统旅游经济活动相比，数字经济迅速向旅游业细分行业渗透，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市场经营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数字化改造，在整体上提升旅游业旧动能，切实拓展了旅游业市场规模潜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实现旅游需求偏好与目的地供给信息的精准匹配，不仅旅游市场潜在需求被激发，旅游供给过程也可趋向柔性化，随着旅游者体验效用提升和旅游目的地价值链增值，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也会持续释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提升了旅游业的跨界融合能力，促使旅游业分工细化，不断孕育旅游新业态，引发旅游市场范围扩展和市场规模扩大。此外，借助数字存储技术和链接模块，数字经济可将目的地不可贸易的吸引力因素转化为可贸易的产品要素，实质上也为提高旅游业的贸易比例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是效率提升效应。随着旅游业传统生产要素生产力边际递减效应显现，旅游经济运行的脆弱性逐渐被暴露，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外延粗放式发展模式愈发难以为继。数字经济通过与旅游业传统要素融合，提升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助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一，数字经济通过加速旅游业所属细分行业（酒店、景区、旅行社、旅游交通企业等）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转型，重塑了现代化旅游业供应链网络，借助旅游业开放共享的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实现了旅游业价值创造与增值。其二，依靠数字经济的渗透、替代和协同功能，增强旅游产品创新要素的互动、竞争和转移，助力旅游供需双方实现双向反馈，克服空间信息束缚。通过对旅游业分布式要素进行低成本协调和系统性整合，强化核心要素的关键使用效率，进而将旅游业的供求均衡点推升至新的高度。其三，数字经济通过缩短研发周期、增强流通能力、提高交易效率、缓解信贷约束等，提高旅游业突破式创新的倾向性。

三是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催生旅游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出现，旅游业新经济形式所具备的较高边际生产率吸引依附于传统旅游业细分行业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入，提高了旅游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另一方面，旅游业全要素数字化升级、整合、更新和再造，强化了旅游业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匹配性和市场化，以及旅游细分行业间的互补性、均衡性和协同性，促使旅游业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更加耦合、协调，进而提升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

二、数字经济改变旅游业发展的市场机制

一是消费刺激效应。作为需求主导型部门，旅游供给体系建构长期滞后于需求转换速度，导致旅游供求失衡现象普遍存在。旅游者可借助数字媒介，克服由非惯常环境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旅游购买行为不确定性障碍，极大地降低目的地产品信息搜索成本，保障旅游者能够根据消费约束条件做出合理性购买决策，进而有助于刺激旅游有效需求增加。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催生旅游新业态涌现，不仅能够满足旅游者品质化需求，而且通过优化旅游企业流程再造，使旅游供给能更好地匹配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多元化需求。在此基础上，旅游市场满意度提升和旅游消费者剩余增加，有利于从更深层次上挖掘潜在旅游消费市场需求。

数字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数字鸿沟问题。一般而言，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层面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及其使用方面的差距”。迄今为止，研究者普遍将数字鸿沟具体分为是否接入互联网导致的“接入鸿沟”、信息技术使用差异导致的“使用鸿沟”以及互联网使用造成不平等导致的第三道鸿沟。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数字鸿沟的概念、类型、影响因素、测量指标、评价模型以及弥合举措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遗憾的是，关于数字鸿沟对旅游者行为、旅游业发展等影响的研究却较为鲜见。

三是成本节约效应。数字技术具有零边际成本、累计溢出效应特征，对旅游业发展具备强大的生产效能，成为推动旅游业成本节约的长期动力。数字平台可通过大数据运算实现信息流、数据流的快速聚合、深度挖掘和精准交易，实现信息搜寻成本最小化，有助旅游消费者和生产者做出理性消费和生产决策，同时，创造消费者价值和增加生产者剩余，最终整体提升旅游业部门福利水平。在需求端，由于旅游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导致旅游者对非惯常环境设计的旅游产品存在未知购买风险，倘若旅游者能够通过数字信息平台综合掌握旅游目的地多维特质，可显著降低产品购买风险，激发潜在旅游产品购买决策，提升旅游市场交易成功率。在供给侧，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优化旅游产品的价值传递和实现过程，缩减旅游产品交易成本，充分拓展旅游业价值空间，切实提高生产者剩余。

三、数字经济推动旅游业实现组织变革

一是组织变革效应。数字化不仅推动旅游业技术变迁，还会影响旅游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行为。其一，数字技术使旅游企业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矩阵式和网络化，管理技术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由此，提高现代旅游企业组织能力、管理效率和决策效果，显著增强旅游企业柔性生产能力，最终促进旅游业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其二，旅游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能够高效地对庞杂的旅游市场供求大数据进行精准分析，挖掘、萃取与整合各类显性与隐性信息，以便做出精准的投资决策、营销决策和财务决策，建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网络化协同架构。其三，数字技术有助在旅游业内部建立跨行业的共享式信息平台，通过整合旅游企业业务流程和过程优化，消除旅游产业链流转过程中的价值消耗和无增值活动，以便精准分析旅游市场需求偏好，提高旅游市场需求满意度，强化旅游企业竞争力。

二是人力资本效应。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始终是困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原因之一。其一，数字经济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旅游业渗透、融合，在改变旅游业生产方式的同时，需要庞大的人力资本积累作支撑，对旅游从业人员技术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不断提升。其二，数字经济的知识扩散、信息共享和创新网络特征为旅游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创造了更为便捷和更高效的选择渠道。新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旅游从业人员知识获取的时空约束，打破了知识学习的行业边界，有助于其传递、吸收、挖掘和利用旅游价值链上关联性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本质量。此外，数字经济所孕育出的旅游新业态，因其具备较强的成长能力和较高的利润空间，也会吸引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向旅游业集聚。

医学生职业认同问卷：华东师范大学张丽莉编制，包含38个项目，分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行为、职业承诺、职业期望、职业价值观六个维度，量表α系数为0.936，各维度的α系数介于0.692～0.842之间，分半信度为0.961，效度方面，主成分分析中大部分因子负荷系数大于0.4，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作者系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1-12-31）

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新路径

陈 晔，贾骏骐

大约30亿年前，多细胞生物出现了，包括真菌、植物和动物。第一个进化出脊椎骨的动物是鱼类。所以，从理论上说，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是鱼类，包括人类。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300350）

“我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静秋说。她想不到会是怎样的结局？是终与楚墨发生关系的结局？是发生关系的同时即结束关系的结局？她该释然还是该失落？她该怨恨楚墨还是该感激楚墨？偷情——她的心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她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4

一、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新机遇

当前，智慧旅游、数字创意、数字娱乐、数字艺术展示、沉浸式体验等旅游新模式和新业态在我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个性化、定制化和品质化的数字旅游产品层出不穷，给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河南文旅的“出圈”，杭州推出“数字经济旅游十景”，西安、长沙、重庆等“网红”城市的出现，均大量应用了VR、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

在“数字中国”的国家战略引领下，数字经济正在深度渗透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目的地的数字化资源整合、产品和服务升级、目的地与游客的信息互动方式、目的地形象的构建以及目的地的管理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经济也将成为旅游目的地未来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成为旅游目的地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动能。因此，迫切需要厘清旅游目的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发展的主要路径。本文回顾了旅游目的地数字化的研究进展，提出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研究主题。

二、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相关研究回顾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旅游目的地研究提出了新命题，现有研究从目的地数字化营销、数字服务体验、数字场景消费、数字生态系统和目的地数字治理等方面取得诸多进展。

选择湖北省科技查新事实型数据库内2010-2014年的数据资源，统计分析湖北省生物医药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以及重点企业。由此分析得出的未来创新产业与湖北省实际的创新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验证，以此分析创新产业发展规律，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征和科技企业培育工程精准施策进行精准研究，以下是实证分析的结果。

Evaluation on the sensory efficacy of water glow sensation for skin 12 20

第一，目的地的数字化营销方面，旅游目的地市场战略从大众营销迈向数据驱动营销，这意味着目的地营销由线下走向线上，用户数据成为重要的营销资产。同时，旅游目的地形象投射与游客感知之间的媒介逐步数字化，数字平台成为营销信息传播工具，鲜活的视听内容激发了用户的目的地形象感知，并影响其目的地选择意愿AYEH J K, AU N, LAW R. Predicting the intention to use consumer-generated media for travel planning[J].,2013,35:132-143.，基于平台大数据的形象投射与感知间差距的测量研究正在受到关注MARINE- ROIG E, FERRER- ROSELL B. Measuring the gap between projected and perceived destination images of Catalonia using compositional analysis[J].,2018,68:236-249.。

第二，旅游服务体验方面，不少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颠覆了目的地和企业的服务方式CHEN Y, WANG L. Commentary: Marketing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and emerging market challenges[J].,2019,83(5):28-31.，游客与目的地的互动正以技术设备为依托，在人机交互下共同创造服务体验。数字应用累积的游客行为数据成为目的地体验定制的关键要素，经由智能算法可以精准匹配旅游供应商和游客，其中，信息、互动性和个性化是影响游客体验、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关键因素。

黄潇婷

第三，数字场景消费方面，数字技术能够融合目的地场景与产品或服务，实现游客价值创造与传递。目的地场景借助智能设备、社交平台、大数据、传感器和即时定位等数字技术的赋能，其要素包括空间和环境、消费者实时状态、消费者生活惯性及社交氛围，但数字消费场景如何影响旅游消费的心理和行为仍然有待深入研究。

第五，目的地数字治理方面，数字经济推动了目的地管理组织及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变革，目的地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催生了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旅游公共服务正由政府或企业单一供给，转向多元主体价值共创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第四，数字生态系统方面，游客与数字应用间的互动形成开放的生态系统，开启了目的地新的社会结构。Cimbaljević等CIMBALJEVIĆ M, STANKOV U, PAVLUKOVIĆ V. Going beyond the traditional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reflections on a smart destination in the current research[J]., 2019, 22(20):2472-2477.提出目的地智慧生态系统，认为可以在情感、认知、身体和社会层面吸引多方利益主体互动、共享及主动参与，实现吸引物、交通、舒适物、附加服务、活动等旅游要素的有效配置。但是，数字生态系统内价值创造的新规律研究还不足。

3.改善决策机制，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决策与采油队中心工作决策有序衔接。2013年是“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第三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的喜庆之年，也是油田党建工作至关重要的一年。我们坚信，只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优化工作环境，抓实工作作风，必定能够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必定能够为油田基层队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必定打造出一流队伍、一流管理、一流业绩，不断提高基层队整体发展水平！

综上，当前数字经济给目的地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但是，相关研究的系统性以及对传统理论的更新和边界重构讨论仍然不足。

三、数字经济下旅游目的地发展路径的重要研究主题展望

数字经济时代，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不再是单维度供给-需求关系主导，而是多元化共建-共享的关系主导；服务和产品创新的特征不再是管理或流程再造推动的阶段式创新，而是数字化驱动的实时迭代式创新；目的地的管理不再是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区域性管理，而是多元共治模式下的网络化和联动式管理。这些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新特征提示我们未来的研究主题和内容需要进一步探讨厘清，笔者认为以下5个研究主题值得关注。

多相流循环管路布置如图1所示。其关键试验装置是挂片器，即可拆卸的弯管段。在室温下，将常规碳钢腐蚀挂片按相同长度切割成两种形状：方贴片和窄贴片。将贴片清洗干净并干燥，然后按图1中的顺序放入弯管段的挂片器凹槽内固定，每个贴片保持与内壁面持平。编号为窄1-7的贴片位于弯管段内壁面的内弯侧，即内拱璧;窄8-14位于弯管段内壁面的外弯侧，即外拱璧。编号为方1-14的贴片位于弯管段内壁面的两颊。

一是数字驱动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传统的目的地竞争力评价主要包含旅游吸引物、基础设施和资源、目的地管理与营销、发展政策等。数字经济时代，目的地的竞争力来源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目的地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发展程度将决定其整合数字资源、创新数字旅游内容、升级旅游业态以及搭建数字化营销推广平台的能力，将构成目的地竞争力的底层逻辑。目的地的吸引物更加多元，虚拟场景、IP 和线上吸引物将大大增加。未来目的地竞争力评价如何适应数字经济并做出调整？以下重要议题亟待引起关注：各类旅游大数据的整合方式及其对目的地数字竞争力的影响，数字技术应用驱动旅游新产品开发和新业态培育的路径，目的地数字化形象的塑造规律和虚拟IP的营销功能，数字旅游经济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拉动效应研究等。

二是旅游目的地数字化服务体验研究。旅游目的地依托独特景观、环境和人文创造了非惯常环境的体验经济。数字技术则为旅游体验的设计提供了新的“工具”，目的地除了创造出数字旅游的“酷”体验之外，也要考虑到数字化体验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要关注数字技术对于旅游体验的积极效应，包括不同数字应用对提升个性化服务体验、感官体验及数字福祉的作用机制如何，不同游客群体对数字化定制的体验差异性有哪些，如何提升数字体验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探索数字应用可能引致的负面作用。例如，高使用成本或权利失衡可能造成游客情绪耗竭和主客间矛盾，导致多方主体间的价值共毁。应该探讨数字断联（digital disconnect）、正念、心流体验等行为和心理状态对于缓解游客负面情绪有何作用，有哪些策略可以提升数字体验的福祉。

三是目的地数字化场景消费模式研究。场景是消费的基本形态，数字化应用搭建了虚拟旅游、网络社群、直播、动漫和网络游戏等丰富的目的地数字化消费空间，打破了游客消费的时空限制，延伸和拓展了目的地旅游市场的边界。场景所承载的符号意义、氛围价值、情感渲染和叙事方式改造了价值的创造和传递方式，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目的地的数字化消费场景有哪些形态、具有何种特征和优势？目的地的新时空观对旅游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目的地数字消费场景和实体消费场景如何衔接与互动？这些问题需要从数字消费场景营造、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等角度开展深入探究。此外，数字消费场景下旅游目的地如何通过构建私域流量和网络社群实现数字经济增量，也同样值得关注。

四是目的地数字生态系统中的“主客”互动和价值共创研究。数字技术所形成的系统能够接收环境数据并执行命令，依托数字应用实时存储、处理、组合和通信，从而形成数字生态系统。旅游目的地的数字生态系统重构了居民和游客的信息交换环境，传统的“主客”互动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变化。首先，需要研究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旅游目的地多方主体的链接作用是什么？如何实现人-人、人-物、物-物的高效和友好互联，放大网络效应。其次，数字生态系统中多元主体内部互动机制是什么？识别出物联网、环境智能、5G、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对于人机交互的赋能方式。最后，研究打开数字生态中的“主客”价值共创“黑箱”。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的数字化连接有着更多合作创造价值的可能性，未来可借鉴包容性理论、匹配理论等更好地解释旅游目的地数字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共创影响因素、过程与结果。

五是旅游目的地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研究。数字经济下，目的地面临平台管理、反垄断、算法匹配、隐私数据、消费保护等数字化带来的治理挑战，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可以基于制度视角开展旅游目的地数字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在考虑旅游目的地的监管对象、渠道和平台复杂性的条件下，探索旅游企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体的治理参与方式和去中心化的数字治理机制。

（第一作者系该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1-12-31）

数字经济下旅游决策逻辑变化与重构

两组治疗前FCP、PCP、HOMA‐IR、HOMA‐β间无显著差异；治疗后两组FCP、PCP、HOMA‐IR均显著降低（P＜0.05）、HOMA‐β均显著升高（P＜0.05）；且观察组比对照组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文化和旅游学系，山东济南25010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5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新形态，数字化转型正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旅游者决策行为产生深远影响。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首次确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明确了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统计标准。随着数字社会新形态图景的展开，物理世界与相应的“孪生”数字世界，二者在互动交融中不断变革。旅游客体数字化下的旅游体验数字化重构、旅游主体数字化下的行为产品智能化同构和主客交互数字化下的决策逻辑交互化异构，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旅游客体数字化：旅游体验数字化重构

未来在5G（甚至6G）的网络环境基础上，借助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强大算法、算力以及区块链提供的认证，现实的物理世界将与虚拟的数字世界之间形成“数字孪生”式的实时映射，强化二者之间互联、互通和交互操作。研究者把数字孪生视为“元宇宙”（metaverse）的应用场景，在旅游领域新技术驱动产生的旅游体验产品和旅游服务创新不断涌现，比如已经出现的无人景区、无人酒店的机器人替代人工服务，以及数字孪生景区、数字孪生博物馆等“云旅游”和虚拟旅游新形态。

当学术界还停留在探讨虚拟旅游是不是旅游、虚拟旅游会不会替代真实旅游等问题时，数字技术不断地实现着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到混合现实演化推进，并以突破传统思维局限的设计对旅游体验进行着数字化重构。典型的应用方案出现在2015年德国的欧洲主题乐园（欧罗巴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叠加虚拟现实的过山车，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体验同时提供给旅游者。该乐园将虚拟现实叠加在过山车体验中，真实与虚拟相结合，给旅游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受。当体验者被固定在座位上并乘坐实际的过山车时佩戴虚拟现实头显，眼前则出现了另一个虚拟的世界，比如在水里甚至是在外太空。旅游者的身体在真实的物理世界感受着钢制过山车带来的体感，眼睛在虚拟现实头显的覆盖下进入虚拟世界获得虚拟视觉体验，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体验同时在旅游者大脑中呈现。

旅游体验的数字化重构，本质上源于数字世界的产生，使得旅游体验的客体在原有真实物理世界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世界”以及真实世界与数字世界各种叠加关系的组合。数字技术可以复制一个真实的物理世界，即“数字孪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心向往之身不能至”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云游”天下。此外，数字世界的构建突破了空间和投资等条件约束，在还原历史真实和创造未来梦想世界方面有更大的想象空间。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数字世界虽然不存在于真实的物理空间中，但是，旅游者在数字世界中可以获得与在真实物理世界中同样真实的体验。

二、旅游主体数字化：行为产品智能化同构

在旅游客体数字化的背景之下，旅游产品的研发将不再受到真实世界中旅游资源的约束。换言之，原有旅游规划在旅游资源调查评估和旅游市场调查研判基础上的目标定位、产品创意和重点项目设计，可能会彻底转变为“产品跟随行为”——以旅游主体的需求为核心的产品研发路径。

随着旅游主体数字化，旅游者行为数据从消费行为相关数据（包括交易信息、评价信息等），到时空行为轨迹数据（包括手机信令数据、基于位置服务产生的位置数据等），再到动作捕捉、表情采集和眼动数据等，越来越精细化的个体旅游者行为数据随着旅游者体验数字化旅游产品的全过程不断自动产生，这就是海量大数据中数字化的旅游主体。随着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和应用，旅游者体验过程中的生理数据（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心率血压血氧、皮肤电、脑电等）也层层叠加上来。随着目前已经在医疗领域开始探索应用的、最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未来旅游主体数字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

面向数字化的旅游主体，未来的数字化旅游产品将不仅仅是“产品跟随行为”，而是能够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实现“行为产品智能化同构”。一方面，旅游者行为数字化的过程使得旅游者行为数据由调研获取变成自动生成；另一方面，数字化旅游产品是可以根据旅游者行为的特征、规律去发现旅游者的偏好，从而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旅游产品实时更新，最终实现产品与行为的完美匹配，即“行为产品智能化同构”。

三、主客交互数字化：决策逻辑交互化异构

在旅游客体数字化和旅游主体数字化的基础上，第三个层面就是呈现出主客交互的数字化，这将直接影响旅游者行为决策的逻辑发生改变。步入数字经济新阶段之后，旅游者行为决策的逻辑受到的最大影响主要来自“决策信息”的供给，数字经济下旅游者行为决策的交互性表现为“人人交互”和“人机交互”两个层面。首先，影响旅游者行为决策的信息来源于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共享技术与机制，表现为数字化背景之下的“人人交互”。比如Web 2.0之后旅游者个体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而不是单向的信息接收者，社交网络的数字化产生了网络意见领袖（网红、代言、流量主播等），以及用户生成的评论和网络游记、攻略等，都成为帮助旅游者行为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流量经济和精准营销等响应交互数字化的模式和策略，影响旅游者行为决策的信息就从单纯的“共享”转变为“推送”，推送的算法决定向“谁”推送，并根据旅游者的偏好计算推送什么类型的信息。由此，从提供信息帮助旅游者进行行为决策到推送信息引导旅游者产生行为决策，发展出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人机（人工智能）交互”。

尽管主客交互数字化，“人人交互”和“人机交互”各类信息不断冲击旅游者，影响着旅游者的决策过程，但是，旅游者行为决策的逻辑仍然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能够被引导的“冲动型”决策逻辑部分和不受交互影响的底层决策逻辑部分。不受交互影响的底层决策逻辑非常像计算机领域的“异构数据库系统”，可以称之为决策逻辑的异构性。异构数据库系统是相关的多个数据库系统的集合，每个数据库系统在加入异构数据库系统之前本身就已经存在。异构数据库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自治性，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透明访问，但仍保有自己的应用特性、完整性控制和安全性控制。简单来说，旅游者自身的人格特质、教育背景、家庭结构、收入水平等依然决定着旅游者个体行为决策的底层逻辑，形成个性化的行为决策机制。个性化的行为决策机制与旅游者的“自我”紧密相连，这个系统就像一个单独的数据库，尽管可以与其他数据库实现数据共享和透明访问，但是，依然保持“异构特征”。观察和思考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的旅游者行为决策现象和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下旅游者决策逻辑存在类似波粒二象性的特征，呈现交互化和异构并存的两种规律，这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北京100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06）

数字旅游——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新模式

魏 翔

（作者系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1-12-31）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6

数字革命正在引致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旅游业是参与这些变化的主要产业之一。伴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快速进展，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宏观框架下，旅游业从以往的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不可逆转。旅游产品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和无形价值，对数字经济十分敏感。数字化转型正在彻底改变旅游的行业边界和生产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模式。因此，数字旅游不只是一种技术应用，还是旅游资源价值寻求模式质变的重要载体。不过，数字经济和旅游发展模式之间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的研究还显得相对匮乏。

一、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模式的影响

数字旅游在学界首先被认为是产业融合的概念和体现，并将引发旅游产业的升级和创新。同时，数字旅游还被视为旅游虚拟产业集群的策动者，使传统旅游超越地理限制，实现海量游客和服务供应商等旅游利益相关者在虚拟空间聚集和互动，快速敏捷地满足游客需求和政府的监管需求。从构成要件来看，数字旅游主要包括软硬件设备、数字服务和数字旅游产品。

数字旅游对旅游发展模式的变迁体现出几个突出特征。一是虚实交互迭代。虚拟技术创造的文旅体验和在地化真实体验双轨并行，引领着内容迭代与商业模式更新。二是资源优化配置。旅游数据智能化可以对实体旅游资源和虚拟旅游资源进行跨时空的再配置，不断实现旅游产业集群的帕累托改进。三是价值边界突破。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分工形成的虚拟企业重塑产业发展模式，使旅游发展更加模块化和虚拟化，逐渐突破传统的价值链边界。

数字经济助推或扭转旅游发展模式催生出多个生机勃勃的领域。首先，旅游大数据领域。旅游大数据深刻改变了旅游营销和旅游销售的传统模式，这些新的模式全面挖掘并活化了以下新数据源：用户生成内容数据，包括在线文本数据和在线照片数据；设备数据，包括GPS 数据、移动漫游数据、蓝牙数据等；交易数据，包括网络搜索数据、网页访问数据、在线预订数据等。其次，旅游智慧城市领域。“数字嬉乐”（digital playfulness）通过数字化将古老城市景观代入现代生活进行互动（比如“城市捉鬼”电子旅游游戏），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同创造（co-creating），从而塑造出“游乐城市”（playable city）ANDREI O J K, SHARON G M K. Is blockchain technology a watershed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2019,22(20):2447-2452.。再次，旅游区块链领域。据研究，旅游政策的制定可以利用区块链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包容性、安全性和经济性，对“小岛经济体”（small island economy）尤其适用MARQUES L,BORBA C.Co-creating the city:Digital technology and creative tourism[J].2017,24:86-93.。此外，还有消费领域。数字旅游在交通密度高的地区对消费升级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当然，数字旅游带来的模式变化还表现在其他各个领域，正逐渐成为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的主要领域。

二、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模式研究的启迪与深化

当前的数字旅游研究极大丰富和引领了未来旅游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目前的研究对理论逻辑和理论指导实践的深度还待进一步挖掘。尽管数字技术并不需要完全颠覆原有经济学理论，但是，它却能颠覆性地降低搜寻成本（search cost）、追踪成本（tracking cost）和验证成本（verification cost），改变理论对实践的预测能力，这是数字经济研究者需要深入挖掘的方向所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可作为进一步探索的引子。

第一，数字技术对旅游注意力价格的争夺。通常认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会降低新闻媒体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而获得回报的能力，但是，最新研究揭示，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明显地造成报纸读者人数的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数字技术虽然有利于提高注意力经济的收入，但也会降低注意力的价格，从而缩小纸媒和网媒在吸引注意力时的价格差。显然，数字旅游对旅游营销的影响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的数字旅游并不一定代表着传统旅游营销的消亡，二者对注意力价格的净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数字智能对旅游平台设计的优化。在线上旅游市场，给定的时间里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竞争产品可供销售，而且产品流失率很高，平台在决定将哪些产品呈现给既定消费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借此设计最优的平台策略，需要将平台建模为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格削减带来的短期利润最大化过程。关于此的旅游模式研究显然还十分匮乏。

第三，大数据、算法对旅游市场效应的提升。旅游公司常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使旅游公司具有“数据反馈环效应”（data feedback loop），即公司在数据投资上具有累积效应，占有的数据越多就会增长得越快，进一步占据更多的数据，并产生“主动实验效应”（active experimentation），即数据能带来边际生产率的递增。而如何获取到更多的数据则和算法息息相关。

第四，数字经济效率对传统旅游的冲击。数字市场上有很多没有品牌的小型旅游服务商（比如旅游公众号和自媒体），潜在消费者很难识别其声誉，需要建立良好的识别机制，建立和改善在线评级系统是一个共识的办法。但是，上述做法会降低对小企业质量的验证成本，也会降低连锁酒店或连锁旅行社的数量，这已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证实。因此，对中国旅游发展模式更深刻的研究之一，在于如何识别数字经济效率对传统旅游市场的“降维打击”，并寻求更好的中和之道。

此外，还有很多数字旅游模式演进的“待解之谜”。数字经济本身就是新经济的一部分，新经济带来新问题，这对中国旅游发展模式的优化演进既是挑战，也是机会，相信未来数字旅游的研究势必会更具技术性、理论性和开拓性。

（作者系第一单位教授、第二单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1-12-31）

数字经济下的旅游治理：挑战与重点

宋 瑞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北京100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06）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7

数字经济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而形成的新经济形态，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以及加速旅游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需要按照“技术创新-产业变迁-治理变革”的逻辑，不断优化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加速旅游产业变迁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几次产业革命可见，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促成了现代旅游业的诞生，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旅游业的规模化发展，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加快了旅游业的社会化发展。目前，我们正处于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爆发期。

数字技术在旅游业的利用、扩散与渗透，不仅形成了各种旅游新技术、旅游新工艺和旅游新设备，而且推动了消费需求升级、产品形态创新、业务流程再造、管理模式升级、商业模式换代和生产方式更新。数字技术从供需两端，特别是供给侧，极大地拓展了旅游产业的边界，加速推进着旅游产业的变迁。从需求层面看，数字技术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类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强的旅游动机，丰富了旅游需求层次，并扩大了旅游需求规模。从供给层面看，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分散的旅游资源、生产者、服务者、消费者得以整合，从而实现更加精准的匹配和更加生动的呈现。人工智能在旅游社区路线设计、酒店云端系统技术、在线旅游搜索、酒店收益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展现了旅游业摆脱“鲍莫尔”成本病的可能性。虚拟现实技术渗透于各种旅游产品和服务之中，实现了“从现实到虚拟现实、从虚拟现实到现实”的无缝连接。区块链可能重塑旅游业的支付体系、信用体系和服务体系。人机交互技术不仅丰富了旅游者的体验，也使残障人士、失能老人等能够参与旅游活动，从而扩大了旅游消费群体。新的交通设施、文保技术、展示技术、应急设备、支付手段、物联网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旅游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效能。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数字营销手段的广泛普及，不断拓展着旅游营销的时空范围。概言之，数字经济背景下，各类技术创新加速推动旅游产业变迁，使旅游需求特点、产品类型、生产模式、交易方式、营销渠道等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二、数字经济给传统旅游治理模式带来全新挑战

就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其形态与结构决定了合宜的治理方式。旅游产业亦同此理。在技术和经济的多重影响下，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大力推动下，旅游领域涌现出各种新业态和新形态，其产业边界不断模糊化，内部异质化程度日益提高，平台垄断、大数据“杀熟”、数据孤岛、“数字鸿沟”等问题逐渐凸显。这些都给传统旅游治理模式带来挑战。

现代语境下，“治理”是从与“行政管理”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角度提出的，其突出特征在于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多中心：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的主体参与者；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不同主体通过协商、反馈与沟通实现共治。“治理”将政府的单方面事务扩大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事务，以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取代自上而下的单向管控。

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层制治理、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制治理到以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为主体的多元网络化治理的演进。近年来，社会投资在旅游发展中的比重日益提高，社会组织在旅游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在旅游决策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产业融合、无边界化成为旅游供给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此背景下，政府间协同以及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共同治理显得愈发重要。从历史分析和逻辑演绎两个角度来看，建立“多主体网络化”旅游治理模式成为共识。还有学者指出，需将科层制、市场制、网络化等3种治理方式有机融合，形成所谓的“元治理模式”。另有学者进一步论证，根据我国国情，应由政府承担统筹者角色，通过直接干预和间接影响，构建治理框架，形成治理目标，协调主体间关系。无论怎样界定新的治理方式，可以确定的是，数字技术向旅游领域的持续渗透，既加速了产业变迁，也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而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旅游治理，涉及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其复杂程度远超过往。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治理现代化的关注重点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数字经济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治理现代化仍待破题。其中，如下5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建立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数字技术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与旅游产业的高关联性、强综合性、多层次性相互叠加，使得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旅游治理面临更加多元的主体、更加交错的关系、更加复杂的结构和更加广泛的领域。为此，需建立起政府机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社会大众、旅游者等协同治理的制度框架；需完善旅游治理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等手段，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

二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管理。按照“理念-技术-平台-组织”的数字治理逻辑，旅游主管部门可有4 个着力点：其一，革新治理理念，适应数字化发展，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手段，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重塑的深层变革；其二，加大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建设、旅游大数据建设、旅游重大决策数据分析体系建设，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其三，加强旅游领域公共性数字平台建设，围绕关键行业、关键领域和关键问题，整合数据资源，建立多维度、跨领域共融共通的旅游大数据平台；其四，通过标准、指南、导则、建设方案、示范基地等方式，协同各类治理主体，加快先进数字技术在旅游及相关领域的综合应用。

三是修订完善行业竞争规则。传统竞争规制手段和方法大多源于工业经济原理和理论，旅游领域也不例外。这些手段和方法无法完全适应以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多边市场、平台数据算法等为特点的数字经济的要求。因此，亟需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全面研究其对旅游各细分行业的影响，不断完善相关行业竞争规则。在这方面，要特别关注与数字经济关联度更高的旅游平台、旅游共享监管范式，将相对优势地位、必要设施原则、流量垄断等纳入规制，重构相关市场界定分析框架和竞争规制。

四是推进数据整合和开放共享。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重要的发展要素和治理要素。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旅游领域的数字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共享。在数据整合方面，建议政府部门牵头组建数据使用协调机构，加强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不同地区数据的衔接使用。在数据开放方面，要建立统一协调的政府数据开放组织架构，加大旅游主管部门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力度，同时，营造包容开放的数据文化氛围，引导相关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主体开放数据，最大程度发挥数据的社会价值。

五是缩小并消弭“数字鸿沟”。受各种因素影响，不同个体对数据、信息和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及创新能力存在差异。“数字鸿沟”在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居民群体间均有体现，对人们参与旅游、体验旅游形成制约。为逐步缩小并消弭“数字鸿沟”，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全面提升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水平与信息接受能力，引导企业持续提供本地化、便民化的数字内容。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商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和改造中，要做好各种“适老化”服务。

（作者系第一单位教授、第二单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