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对北宋与契丹关系的认识

摘要：虽然宋、辽之间于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了講和协议，但边界侵扰时有发生，再加上西夏于宝元二年（1040年）对宋发起战争，因此具有忧患意识的欧阳修提出了“患在北虏”的民族关系思想。晚年的欧阳修对民族关系有了更为成熟的认识，在宋、辽和平局面的前提下，他又提出“怀信义、止干戈”的民族关系思想。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是对宋、辽局势的根本性认识，而后一种认识则是对宋、辽之间现实关系的无奈性妥协。

关键词：欧阳修;北宋;契丹;民族关系

欧阳修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他任职期间周边日益强大的契丹、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稳定统治，民族矛盾进一步凸显。欧阳修作为北宋重臣，十分关注民族问题，认真思索北宋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患在北虏”和“怀信义、止干戈”的民族关系思想。

一、“患在北虏”

“患在北虏”是欧阳修对北宋与契丹民族关系的根本认识。庆历五年（1045年），辽兴宗率兵攻打西夏，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之福”，无需担心“北戎”合谋攻宋。但欧阳修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此乃“中国”之患，并在奏议中作详尽解释：

“闻其自败衄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议，通招丁口，柬募甲兵，处处开教阅之场，家家括粮马之数。……使其交战既频，而谋臣猛将争能并出，则是夹山一败，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变骄心而为愤志，化惰卒而为劲兵，因屡战而得骁将。此乃北虏之福，非中国之福也。此臣所谓将来之患者也。然二虏势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间不能相并，则必复合。使北虏驱新励之强兵，无西人之后害，而南向以窥河北，则又将来之患大者也。”

从表面上看，辽夏交战确实暂时将矛头成功的从宋朝身上转移开来，但实际上存在两种祸患：一是辽自夹山一战败给西夏后，一改往日的慵懒颓废，转而发愤图强、勤于练兵，军队将士越挫越勇，军事力量逐渐转弱为强，成为威胁宋朝边疆安定的劲敌。二是一旦辽、夏“解仇而复合”，和而攻宋，对宋朝而言亦是一种灾难。

面对契丹的威胁，欧阳修进一步分析得出“患在北虏”的三点原因：

一是契丹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在欧阳修看来，契丹“虏性贪狠，号为犬戎”，契丹侵地界一事便说明其对宋朝具有一定的威胁性。庆历五年（1045年），契丹“于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汤则，侵过银坊、冶谷地界”，并在此地“贮畜器甲”。欧阳修指出，此地为西山险要之地，多处皆可行兵，应“尽为彼夺”。如果不幸失掉此地，以契丹贪婪的本性，一定会出西山诸口而下攻宋，宋朝便会陷入不可逆转的险境。

二是朝廷安于现状，疏于防御。自宋朝建立以来，历代统治者解决民族矛盾问题往往采取和解赔款的方式，例如宋辽的澶渊之盟、宋夏的庆历和议。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种习惯，一遇到外敌入侵，主和思想便会占据先导位置。虽说这样可以平息战事、休养生息，但是一旦习惯沉迷于现状便会不思进取，疏于练兵，导致兵骄民惰，军事力量直线下降。欧阳修指出，面对契丹的侵扰，宋朝“常有惧虏之色，而无忧虏之心。夫忧之与惧，名近而意殊。忧者，深思极虑而不敢暂忘;惧者，临事惶惑而莫知所措。”这样一来，因害怕辽朝率兵攻打，宋朝对于边界被侵一事往往持妥协退让的态度，“措置多失其机，惧虏之意过深”，辽朝便会更加肆意妄为，接连不断的侵犯边界。

三是地方边吏工作懈怠，职掌不明。为防止契丹对宋朝的侵扰，欧阳修认为应抢占先机，早做防备，但是朝中的大臣们“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绝无处置，因循弛慢”。对契丹在边界处兴建寨栅、侵占疆封一事，欧阳修指出“安抚司曾与北界公文往来，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缘自来安抚司边机文字不曾关报当司，不见得安抚司逐度说何事意，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词为答。”由此可见，双方虽就边界一事进行交涉，但是很明显安抚司对待边界问题不够重视，处理问题草草了事，起初“失于违慢”，初建寨子时“不早及占”，待寨子建成而“未贮甲兵”时，又没能把握时机拆除，察觉出事态发展严重想要解决时却为时已晚。细究发现，地方边吏工作懈怠的直接原因是官员不谙边事，职权划分混乱。正是因为地方官员职掌不明，对地方条例不熟悉，安抚司与转运司之间才会发生地分之争，地方边吏亦不知该向谁上报事务，因此边界纷争不断。

面对契丹的侵袭，欧阳修提出“患在北虏”的民族思想，即便双方处于和平状态也应做好防御之策。但随着欧阳修个人经历的丰富以及受北宋现实环境的影响，欧阳修对北宋与契丹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思想认识。

二、“怀信义，止干戈”

“怀信义，止干戈”是欧阳修对北宋与契丹民族关系的现实性认识。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出使契丹，受到了辽朝的热情款待，亲身感受到契丹的风俗人情。他在使辽诗《奉使道中五言长韵》中写道：“讲信邻方睦，尊贤礼益隆”，这说明其对宋、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表示赞赏。

紧接着嘉祐二年（1057年），契丹派使者到宋朝求取皇帝御容。听闻朝廷有拒绝之意，欧阳修认为此举不当，他指出凡是为国家谋略的人应当“明信义，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势”。在此基础上，欧阳修又具体分析了不得不给的原因。自澶渊之盟以来，契丹与“中国”通盟已有五十五年之久，耶律宗真在位时与宋朝以信义交之，“送其画像及隆绪画像凡二轴，求易真宗皇帝及上御容。”但不久后宗真去世，这件事便搁置下来。现如今契丹再次派遣使者求取御容，这本是宋朝早先允诺之事，如若违约，则是“失信伤义，甚非中国待夷狄之术”，必定会落人口实。除此之外，自南北通和以来，宋朝对契丹向来优厚待之，导致“其心已骄”。所以契丹表面上有殷勤之意，实际上对求取御容一事势在必得，一旦没有得到满足，便会沮丧失望，进而“怀耻蓄怒”，影响宋、辽关系。虽说契丹目前实力较弱，但是宋朝同样“边备未完，庙谋未胜”，再加上本身理亏，倘若双方真的结怨，局势就更不容乐观。

欧阳修“怀信义、止干戈”的民族关系认识与北宋国情、统治者“和戎”政策以及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一是宋朝内忧外患的国情决定了其对契丹采取以和为主的策略。宋朝的民族关系复杂多变，西北边疆经常遭受辽、西夏的袭扰，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军队士气大大减弱。再加上连年的战事耗费了宋廷大量的经费和精力，导致国库一度匮乏。于是统治者便加大赋税征收力度，百姓哀怨，民不聊生，农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兵变、民变骤然增多。这一系列地恶性循环造成了宋朝内忧外患的国情，此时的宋朝已无力再大规模出兵攻打辽朝，只能屈己求和。

二是受统治者持“和戎”态度的直接影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宋朝想要“一统天下”的信心逐渐丧失，统治者意识到如若再进行征战，迎来的很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因此，仁宗一改往日征伐的态度，采取“和戎”举措。庆历年间关于宋夏该不该议和一事进行了廷议，多数大臣持讲和意见，唯独欧阳修强烈反对与西夏议和，并多次上书据理力争，但最终仁宗还是决定与西夏讲和。除此之外，至和元年（1054年）九月至嘉祐五年（1060年）十一月，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期间，受皇帝之命撰拟了四百余篇诏书，其中与契丹相关的有70篇。从内容来看，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皇帝与契丹交好之意。

《班荆馆赐契丹国信使副赴阙御筵口宣》：卿等载持信节，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仪，以示劳勤之意。用推宠数，当体至怀。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谢书》：赗礼是将，用继讲修之好。岂期懿念，复枉使车。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寿康之福。

三是受欧阳修个人经历的影响。年轻时的欧阳修直言善谏，即使遭到诽谤也仍然直言不讳。但是庆历新政失败后，他经历了十年官场的颠沛流离，其个人阅历也不断增加。当他再次回到朝堂时，已到中年的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更加成熟，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再加上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曾多次在使辽诗中表达自己已是病翁，将自己比作“汉苏武”，为自己无法建功立业而感到惭愧。因此，欧阳修一改往日激进作战的态度，主张对契丹采取以和为主的战略。

三、欧阳修诗歌中的民族关系认识

纵观欧阳修对宋朝与契丹民族关系的认识，欧阳修的民族关系思想似乎有了从战到和的转变。从表面上看，面对宋、辽几十年的和平局面，欧阳修似乎不再认为契丹会对宋朝有不利影响，因此持与契丹交好的态度。但实际上，经过深入分析得出，欧阳修提出“怀信义、止干戈”的思想只是一种对宋、辽之间现实情况的妥协而已，其根本思想還是“患在北虏”，这反映了欧阳修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其对宋朝讲和的无奈之情。

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出使契丹，途中经过宋辽边界，亲眼看到边界百姓苦难的生活状况，便有感而发作《边户》一诗：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

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议和，宋朝用大量的绢、银换取双方的和平，对契丹采取了完全屈服妥协的方针政策。表面上看边界百姓再也不用忍受战争带来的伤亡与痛苦，但实际上边界百姓的噩梦生活刚刚开始。受朝廷讲和政策的影响，边境官吏告诫百姓不要去攻打契丹，即便他们正遭受契丹的袭扰。更令人震惊的是，朝廷把这种屈服的做法称作是深谋远虑。可事实却是，边界的百姓不仅要向宋、辽双方交纳双倍赋税，就连在界河中捕捞打渔的权利都被无情剥夺，终日过着屈辱苦难的生活。这哪里体现出朝廷所言的“远图”呢？欧阳修借此诗表达了对边界百姓生活现状的心痛之情，对宋朝屈服妥协政策的深切讽刺以及对朝廷腐败无能的严厉抨击。

嘉祐四年（1059年），欧阳修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再和明妃曲》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崔明德教授指出，在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朝代都具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姻亲关系，但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和亲关系。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不单指政权通婚，更多指通好、议和之意，大臣们通过评价、反思历史上的和亲事件来表达自己对民族关系的看法。绝大多数反对现实的和亲，拒绝辽、西夏的和亲之举，其根本原因在于处于分裂时期的宋明君臣们的民族偏见，他们往往被狭义儒教之训诂学、道学所束缚，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遂将和亲政策放在伦理道德的对立面。[4]欧阳修深受传统“夷夏”观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但是碍于宋、辽交好的现实局面，欧阳修只能借助诗歌来直抒胸臆。诗中的明妃指的是汉朝宫女王昭君，借用“流落”、“遗恨”、“断肠”、“漂泊”、“薄命”等词，对昭君出塞后的悲惨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这说明欧阳修对汉朝、匈奴之间的和亲十分不满。同时借古讽今，借汉言宋，批评了宋朝对契丹采取屈己讲和的民族政策，含蓄的表达了其不愿与辽朝议和的心声。欧阳修作为朝廷重臣，无力改变这种现实局面，只能通过诗词来抒发胸臆，表达自己对宋朝处理民族关系做法的不满却又无计可施的无奈之情。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4]崔明德.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5]郑炜.北宋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作者简介：张金鸣（1996-），女，山东潍坊，汉，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烟台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略论欧阳修的民族思想”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DZD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