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嬴铭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1]最早由Garrett Hardin 在1968 年提出,他认为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都存在私心,并做了一个模型假设: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共牧场,每个牧民的收益直接由放牧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在缺乏约束条件下,牧民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明知道增加放牧数量会造成公地破坏,但仍不断地增加放牧数量,久而久之,牧场不断退化,最终导致废弃。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造成公地悲剧有两大要件,一是人的私心驱动,二是公共资源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监管,从本质上说是人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制度的失语。[2]本文认为公地悲剧是指在乡村旅游地中,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旅游利益相关者越过边界占用公共资源,从而导致该地乡村旅游发展受到制约甚至衰退的各种现象总和。公地悲剧被提出来以后,引起广泛的关注,被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用来作为分析现象和行为的框架。随着旅游的发展,学者也将其引入来解释旅游现象,主要聚焦在:一是“公地悲剧思想与范围界定”方面,“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要厘清其范围[3],不能夸大其适用范围,并划定了其边界[4];二是关于“公地悲剧”形成的原因,由于公共物品的属性,其产权不清,使用成本基本没有,导致滥用的出现[5]21,在乡村旅游地实践中,游客的需求变化、生产技术和平均工资水平会直接产生影响[6],不可忽略的是利益相关者如旅游企业、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是产生的重要原因[7],然而环境的变化更容易产生“公地悲剧”[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