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前，为何以合川为中心 建立五县行动委员会

杨莲

1930年8月，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按驻防部队的防区范围，建立了以合川为中心的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武行委）。其后，合武行委在合川组织发动了狮滩农民暴动和三次士兵暴动。

为何以合川为中心建立合武行委？这与当时中共党组织的部署以及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3师陈书农部驻地密切相关。

背景

1930年2月，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5月，随着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便于6月9日至11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6月中旬，受中共中央派遣，余乃文到达重庆，任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余乃文向四川省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路线和策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红军。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在四川贯彻执行。

7月，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余乃文出席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军运报告以及士兵暴动、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等问题，决定将全川划为5个军区，组织17路红军，各路队伍限在三个月内发动起义，形成全川“革命的巨潮”，以配合全国红军集中进攻武汉。

8月，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地武装斗争。为适应地方暴动的需要，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建立了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五县驻军兵变和农民暴动。

缘由

由于合川是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3师陈书农师部所在地，邻近的武胜、铜梁、大足、璧山是陈书农部驻防区，合武行委以合川为中心建立。四川省行委把合川作为武装暴动的重点，主要有两个原因：党在3师和合川地方均有一定基础;为了组织红军就近顺嘉陵江而下，会师重庆，进攻武汉。

第一次國内革命战争时期，3师师长陈书农在大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在部队成立了政治部。受中共重庆地委派遣，刘愿庵、陈毅先后在3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和组织科长，开展兵运工作，领导合川地方党组织。

1926年12月底，陈毅（时名陈仲弘）不仅就任3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还在该部军事教育团教政治课。他向学员大讲革命道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启发学员觉悟;同时，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并革新政治部主办的进步刊物《武力与民众》，制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舆论。

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在合川瑞山公园举行，陈毅发表公开讲演，号召广大群众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执行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陈毅被迫离开合川。他在合川的革命活动，为后来组织发动兵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对合川的工运、农运、学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9年7月，旷继勋率部在遂（宁）蓬（溪）起义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将李璧澄、唐促征等先后撤到合川。随后，又派曾海元（本名张守恒）、李坤杰、郑佑之到合川开展军运工作，派合川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黄肇纪开展学运、配合军运，为武装暴动作准备。

1930年春，合川共有中共党员100余人。军队中建有军官党支部，城区有合阳区党支部，县国民师范学校、合川女中、天健体专、渭溪复兴小学也都有党、团组织。此外，中共党组织在狮滩场建立了区委，在大沔、小沔、狮滩、渭溪、庆合、石龙等乡建立了支部。党的外围组织农协会、突击队、救护队、儿童团、学生会、士兵委员会等，也散布在城乡各地。到当年6月，合川农村、工矿区、学校已陆续建立起党的组织，全县共有党员280人。

兵暴

1930年8月上中旬，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派罗世文、李鸣珂等到合川巡视，要求合川立即组织士兵暴动。为此，中共合川县行动委员会成立了军运特委会。

合武行委成立后，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合川发动兵暴，建立合川苏维埃政权。根据上级要求，结合军运情报，合武行委将兵暴地点选在合川较场坝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4个驻兵处，以新营房的5旅2团为重点。由于云门镇和较场坝新营房两处驻军条件成熟，合武行委决定率先在云门镇发动兵暴。

为配合士兵暴动，转移驻防军阀的视线，8月20日晚，中共狮滩区委组织400名农会会员，手持大刀、土枪、长矛，佩戴红色袖章，在狮滩场举行农民暴动。暴动队伍兵分两路，第一路由区委书记秦槐率领200余人，攻打国民党合川联防团团总王止敬与国民党区长李君博两家住宅葛家岩山寨;第二路由赵启民率领100余人，攻打白沙场大地主李秉奎的庄园长生寨。

第一路到达葛家岩时，先割断寨内与合川县城间联络的电话线，然后搭竹梯向寨墙攀登，按联络信号，亮起火光。但迟迟未见寨内接应信号，且寨门紧闭，大家感到事情不妙，立即撤退，准备第二晚行动。第二路到达长生寨后，寨门同样紧闭。由于李秉奎家养有家丁，备有长、短枪支，手持刀、土枪、长矛的农会会员不敢硬攻。加之河对面攻打葛家岩的战斗未打响，第二路人马只好撤回。

狮滩农暴失败后，合武行委决定于8月23日在陈书农部驻云门镇的15混成旅第3团组织士兵暴动。计划趁团部给1营长祝寿，士兵于当晚里应外合，杀死聚集在酒席上的军官后，拉出部队，打出红军旗帜。但因叛徒告密，当天中午，团部就勒令士兵将武器全部入库，并加强营门警卫，不许自由出入。到晚上，负责发送信号的戴力、前去接应的邓福全相继被捕，惨遭杀害。

8月24日，合武行委又组织驻扎在较场坝新营房的士兵暴动。计划分布在南津街、北门外、塔耳门3个营的破坏队割断电线，以深夜统一熄灭灯火为信号，杀死军官，举行起义。由于参加暴动的士兵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临战神色紧张，当晚喁喁私语、睡卧不安，引起值日连长怀疑。连长对士兵加强了控制，致使应率先行动的第3营迟迟没能行动。第1、第2营未得信号，也不敢贸然起事。

9月1日，合武行委再次研究决定，在较场坝新营房发动第二次兵暴。此次暴动由行委主席赵伯先亲自指挥，从组织上、力量上都做了充分准备。指挥部设在小南门河边一只船上，赵伯先、李璧澄、黄肇纪参加了指挥部的工作。为加强力量，又从合川县国民师范学校抽调黄鸿猷、戴裕良等5名党团员，从铜梁调来易文斐，从狮滩区委调来秦友石、秦槐等10余人。其中，狮滩区委人员主要负责在纯阳山、北门朱家巷、苏家街衙门口、小南门等处放火举号和散发传单等。

按照计划，合武行委派人将300多把匕首运到新营房，发给士兵。一旦得到起义信号，新营房士兵每三人一组，持匕首杀死守护武器库的卫兵和军官，运出武器，与外来接应人员配合，占领新营房，然后攻打师部。不料，当晚行委派去做内应的张也南准备到营门口鸣枪发送信号时，凑巧碰到巡查的值班官。张因惊慌失措而暴露，参加兵变的人员名单被当场搜出。值班官随即派兵搜查，又搜出匕首。陳书农闻报，即令全城戒严，捉拿“异党”。

由于鸣枪信号落空，去纯阳山制高点组织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久等未闻新营房的枪声，便派人在山上放火。刚点燃茅厕，士兵见起火，立刻前去扑灭。灭火时，他们发现了宣传兵暴的印刷品，即向师部报告。城防司令部闻讯，出动部队包围纯阳山，大肆搜查。正在纯阳山下朱家巷一带准备放火为号的秦槐、秦本固、刘登奎等人，在戒严中被捕。

第二天清晨，赵伯先、李璧澄等得到“新营房失败，张也南被抓”的消息，只得乘船离开合川转移至重庆。

教训

在合川举行几次兵暴后，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认为驻军中党的组织未遭大破坏，有继续发动兵暴的条件。1930年12月，省委先后派曾海元、邓止戈、何志华、梁佐华等到合川清理组织、开展兵运，打算在条件成熟时组织兵暴。

曾海元、何志华等借补充新兵的机会，进入新营房机枪连和通讯连当兵，暗中清理组织，重建军支。不久，因叛徒出卖，县委机关被抄，何志华被捕，邓止戈、郑佑之等撤往重庆。合川的最后一次兵暴在孕育中流产。

合川的几次暴动，由于指导思想错误、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发动不充分、组织不严密、缺乏上层统战工作、敌强我弱等原因，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认为，合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合武行委和合川行委领导人的右倾取消主义观念所致，因此处分了赵伯先和李璧澄。但究其根本，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推行，导致暴动失败。

1930年11月，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撤销中共四川省行委，恢复中共四川省委。12月，根据省委指示，合武行委被撤销。

从1928年酝酿策划兵暴，到1930年几次暴动失败，先后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20多人牺牲、70多人被捕，使合川积蓄的革命力量和合川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合川兵暴虽然失败，但震动了四川军阀，为后来的武装斗争、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经验教训。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