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

邵超峰 高俊丽 赵润 陈思含 陈珏

摘要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設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②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③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④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目标;旅游竞争力指数;旅游型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桂林市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162-15   DOI：10.12062/cpre.20211117

针对旅游型城市面临的内部管理及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定量评估、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和面临的瓶颈问题，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势在必行。考虑到城市层面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且目前国际上有较为成熟可借鉴的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文章建立了基于 SDGs 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广泛适用于中国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分析体系，并以桂林市为例进行评价分析，探索中国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技术路径。

1 文献综述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1]，其概念及其内涵可被凝练为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即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元素”“质量元素”“公平元素”[2]。可持续发展评价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是指导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依据[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普遍适用于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4]，包含17项大目标和169项子目标。SDGs 发布实施以来，国内外学者及机构将之前的研究与SDGs 对接，进一步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内涵[5]，提出“分类、统筹、协作”的全球落实 SDGs 的框架[6]，指出中国实施SDGs 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努力方向[7]。众多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出发，开展了中国国家层面（包含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4个一级指标和53个二级指标[8]）、京津冀地区层面[9]、城市层面（从城市包容性、城市安全性、城市便宜度、城市抵御力和城市清洁度5个维度，提出开放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10]）、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层面（构建城市发展基础、发展经验、重视程度、创新能力、辐射性和可塑性6个相对值指标的评价体系[11]）、城镇化层面（考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12]）的 SDGs 本地化探索，并对 SDGs 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监测和评价。上述基于 SDGs 的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以SDGs 跨机构专家组（IAEG ? SDGs，the Inter ? 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DG Indica ? tors）提出的全球监测指标框架[13]为依据，将指标与SDGs 框架或某项 SDG 相对应，并以中国自身发展战略及中国国情、城市市情为补充，构建符合自身情形的本地化指标框架体系。

在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型城市成为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的重要载体。评估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作为可持续旅游研究的关键方向[14]，随着可持续发展评价及战略实施在城市层面的应用与发展，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性研究成为当前旅游产业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Savage 等[15]认为采取一个整体的观点有利于衡量城市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Lee等[16]指出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就必须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高目的地的可靠性以及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当前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较多，而研究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献相对缺乏。王皓[1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中小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李雨轩[18]以丽江市为例，探讨了旅游型城市经济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和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实现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尹发秀[19]从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开发尺度上提出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并就国际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Pérez等[20]构建了一套指标（11个社会指标，14个经济指标和14个环境指标）来衡量城市旅游业的可持续性。与传统的静态评估不同，Blancas等[21]通过目标规划方法建立了适合旅游型城市的动态评价指标，包含29项社会指标，36项经济指标和20项环境指标。44B9CFC3-8B70-459F-AB7A-C95CFFD4D827

随着旅游型城市间竞争力的增大，旅游型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应运而生。大多数研究指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非常强的多维性[22]，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该领域的许多研究试图使用直接对游客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的调查来量化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23-24]，或是直接使用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量化，无论信息的来源如何，大多数研究都使用一系列统计技术来量化综合竞争力指标，这些指标是基于概念的并且由不同维度的多个变量构建的[25-26]。但学术研究中尚未出现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已有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往往缺乏社会经济基础数据，不能真正反映旅游型城市的发展潜力。

目前，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价还大都停留在诸如指标体系建立、问题识别等理论研究层面，尚未发现基于SDGs 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定量化评估及实践。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基于SDGs 和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形成了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技术体系，并以中国传统旅游型城市、以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桂林市作为评价对象，对桂林市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探索中国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技术路径。

2 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及框架

2.1 SDGs 本地化理论

在面向整体对象落实 SDGs 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不同 SDGs重点关注的方面，不同国家、地区及城市之间的能力与需求，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协同[27]。中国高度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国家一级的协调领导机制，在全球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将 SDGs 目标纳入“十三五”和“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国发〔2016〕69号），提出创建10个左右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形成若干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的现实样板和典型模式[28]。

对各目标的度量和监测是落实 SDGs 的关键环节，但是由于统计体系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IAEG?SDGs 提出的全球监测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适用于具体城市层面的 SDGs 监测评估，即城市层面需要构建本地化的 SDGs 指标体系，以全面、科学地评估SDGs 的进展，制定相關规划和政策，从而推动实现SDGs。SDGs 本地化的概念已经从地方（即国家以下）一级实施 SDGs 演变为调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以适应当地的背景和环境。本地化应该保证一个城市的优先事项、需求和资源以及确保人是其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国内外研究机构也就全球、区域、国家、国家以下等各层级落实 SDGs，并形成众多研究成果，具体如图1所示，其中，城市一级落实SDGs 的必要性及步骤由德国曼海姆市、美国洛杉矶市 SDGs 自愿审查报告[29-30]中的内容进一步改进得来。

2.2 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

随着旅游型城市之间竞争的加剧，越来越需要了解旅游型城市的竞争能力以及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事实上，有大量关于旅游城市竞争力的科学文献，尤其侧重于分析其决定因素[31]。竞争力是一个广泛的、多维的、复杂的概念，有非常多的定义与分析模型[32]，竞争力指数是竞争力评价的有效工具，不同研究机构针对全球层面、城市层面、旅游行业层面建立了各有侧重的竞争力指数。世界经济论坛（WEF，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中提出的旅游竞争力指数（WEF 2007年以来每两年定期发布）[33]被公认为管理旅游目的地的有用工具[34]，WEF 和中国社科院也分别发布过国家竞争力指数（WEF 1979年以来每年定期发布）[35]及城市竞争力指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定期发布）[36-37]，以反映经济体竞争力的差异，不断扩展了竞争力指数的评价理论基础和应用对象。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布后，部分学者将竞争力研究成果与SDGs 相结合进行了一些研究，如StenThore等[38]在 WEF 提出的国家竞争力指数的基础上考虑了 SDGs 的要求，形成可持续竞争力指数，扩大了其标准竞争力指数的计算范围，以涵盖人口统计，社会凝聚力和环境管理的特征。基于上述研究，文章尝试将竞争力指数与 SDGs 结合以全面评估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2.3 旅游型城市三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般系统论的奠基者贝塔朗菲指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合）[39]。”近年来，学者遵循一般系统论，通过可持续发展系统分析框架构建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TC?S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of Tourism Cities）[40-42]，部分研究见图2。

基于可持续发展需求和 SDGs，文章提出的旅游型城市三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以景观资源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为满足城市民众基本需求提供永续的经济支撑;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模式。其中，景观资源子系统对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是旅游型城市发展的基础，经济动力子系统对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起着支持作用、是旅游型城市发展的前提，社会治理子系统对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是旅游型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三个子系统之间也有着相互作用关系。具体如图3所示。

2.4 融合 SDGs及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框架

旅游型城市为旅游功能突出，以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根据旅游型城市发展的需求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将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 SDGs 进行对接，其中涉及景观资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SDG 6、SDG 11、 SDG 15，涉及社会治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SDG 1、 SDG 3、SDG 6、SDG 9、SDG 10、SDG 11、SDG 12、SDG 16，涉及经济动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SDG 4、SDG 8、 SDG 9、SDG 17。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遵循联合国提出的5P 理论——人类（People）、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和伙伴关系（Partnership），这5P 也被认为是2015年以后的15年内所有人类和整个地球至关重要的领域行动的核心。44B9CFC3-8B70-459F-AB7A-C95CFFD4D827

没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虚而不实的可持续发展，故本研究除了旅游竞争力指数外，还梳理了现有权威性国家层面竞争力指数及城市层面竞争力指数，并将竞争力指数与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对接，以求全方位对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及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

SDGs 为普适性框架但其直接适用于国家层面，对国家以下各层面指导不足，现有竞争力评价不关注发展潜力及发展基础，但可以反映评价对象的竞争力水平，故文章将二者融合形成文章的评价框架，具体见图4。

3 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技术体系

3.1 指标体系构建

文章以国际层面 SDGs 本地化指标体系、竞争力指数及旅游型城市发展标准中囊括的指标作为指标集，综合考虑中国城市层面统计能力及口径，采用直接剔除、直接保留、指标修订、指标替换及指标新增的方式对指标集中的指标进行筛选，最终得到适合中国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文章指标体系的构建流程见图5。

3.1.2 指标的选取

考虑旅游型城市特征、并结合 SDGs 本地化实践，文章围绕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和社会治理3大系统构建了由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部分指标含义及计算方式如下：

（1）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不同级景区的风景资源及旅游基础设施都有差距，且对游客的吸引程度也不同，故文章使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这一指标显示景区资源的鉴赏程度，计算公式为“5A 级景区×10分/处+4A 级景区×8分/处+3A 级景区×6分/处+2A 级景区×4分/处+1A 级景区×2分/处”。

（2）水质状况指数：反映河流水质达标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达标率三个指标状况的综合指数，由三个指标的平均值进行表示。

（3）城市绿化指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两个指标的综合指数，打分合成计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两个指标记为A41-1及A41-2。

（4）网络关注度：利用百度指数平台，搜索关键字“评价城市+旅游攻略”及“评价城市+旅游”使用搜索指数概览的整体日均值及资讯指数概览中的日均值的平均值作为旅游型城市的网络关注度;

（5）游客综合评价满意度（%）：采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历年《全年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

（6）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国际资金往来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本指标计算公式为“FDI/GDP×100”。

（7）贸易自由度（%）：是衡量地区经济对外贸易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指标计算公式为“进出口总额/ GDP×100”。

（8）人均次旅游消费支出（万元/人次）：人均次旅游消费支出的计算公式为“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人次”，反映旅游型城市接待的旅游人员的消费能力。

（9）高等教育指数：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及地均高等学校数两个指标的合成指数，打分合成计算;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及地均高等学校数两个指标分别记为 B32-1、B32-2;

（10）公共交通指数：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及公交车出行分担率两个指标的合成指数，打分合成计算;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及公交车出行分担率两个指标分别记为C15-1及C15-2。

（11）传染病指数：结核病发生率、疟疾发生率及乙型肝炎发生率三个指标的合成指数，以每年以上三個指标的平均值表示。

3.2 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技术

3.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所有SDGs 指标数据平均处理，不符合管理学的二八定律[43]，吸取学者对旅游竞争力指数权重赋予方法批评的教训，本研究采取组合权重赋权方法。目前普遍使用的客观赋权法为熵权法，但这种方法没有考虑指标之间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权重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故文章利用最小信息熵原理得到熵权法及变异系数法结合的组合权重[44]。熵权法及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的方法已十分成熟，公式及计算流程在其他文献中已描述得十分详尽，故文章不再对此赘述。利用最小信息熵原理，将熵权法确定的权重w1i和变异系数确定的权重w2i进行耦合，得到组合权重wi：

其中：∑i（m）=1 wi=1，wi>0，F 为最小信息熵模型的目标函数。

依据拉格朗日乘数法，可优化解决上式：

3.2.2 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计算

（1）指标标准化。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及属性的影响，文章采用指标最优值、最差值改进的离差标准化法（I?Min ?max 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文章借鉴 SDSN 发布的 SDGs 指数及指示板报告中所采用的五步决策树方法[45]，经调整后确定所选指标的最优值（Optimal）及最差值（Worst）。

正向指标的I?Min?max 法标准化：

负向指标的I?Min?max 法标准化：

其中：opt（xj）及wor （xj）分别表示第j 个评价对象中指标的最优值及最差值。

（2）线性加权函数法。文章采用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线性加权函数法公式如下：

其中：j 代表各支柱层指标数量、h 代表各系统层支柱数量，k 代表系统层的数量;w 为权重，各层所有权重相加等于1;f（x）为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

3.2.3 可持续发展水平分级标准

目前求得的可持续发展得分区间在[0，1]，最终可持续发展水平以百分制的形式展示，故将最终结果乘上100，使其得分区间控制在[0，100]，得到最终得分f′（x）。44B9CFC3-8B70-459F-AB7A-C95CFFD4D827

通过查阅文献并考虑到中国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文章根据评价结果将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表2所示。

3.3 耦合协调度、灰色关联度、障碍度组合的结果分析技术

计算综合发展水平只能反映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各系统间的协调有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不能反映可持续发展内部系统可能会出现的不协调现象。为更加精确地评价旅游型城市各系统内部的和谐互动情况，文章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反映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间的发展协调关系;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与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态势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引入障碍度分析模型对影响旅游型城市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诊断。此节采用耦合协调度、灰色关联度、障碍度组合的结果分析技术，以求反映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的详细信息。

3.3.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

（1）耦合度计算。耦合度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强度[46]。

耦合度函数公式：

其中： C耦合度为耦合度，fA（ x）、fB（ x）、fC （x ）分别表示景观资源系统、经济动力系统及社会治理系统未百分化后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值。

耦合度评价值划分等级标准如表3所示。

（2）耦合协调度计算。与耦合度模型相比，耦合协调度可以进一步分析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间在作用过程中协同一致的程度[47]。耦合协调度函数表达为：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α、β、γ为待定参数，依据相关研究将待定参数设置为 α=β=γ=0.33。

耦合协调度评价值划分等级标准如图4所示。

3.3.2 灰色关联法分析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变化趋势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来衡量因素之间的关联度。如果两个因素的同步程度相同，则说明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关联度则越低[48]。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计算k 点关联系数：

其中：xi（k）为比较序列，x0（k）为参考序列，i=1，2，…， n，k 为系列长度，0<ξi（k）≤1，ρ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通常为0<ρ<1，一般取0.5。

使用关联系数的平均值方法，将曲线中的每个点的计算关联度集中为一个值，将计算的平均值作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之间的关系度：

其中：Ri是反映每个指標相对重要性的关联度，ξi（k）是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之间的关联度系数。

3.3.3 障碍度分析模型

为更好确定影响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文章引入指标偏离度、因子贡献度、障碍度3个指标进行障碍因素的识别诊断[49]，用障碍度来表示指标因素对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阻碍程度。

障碍度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ij代表指标偏离度，即指标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一般可直接采用标准化后的指标值与1之间的差距表示，rij代表指标标准化数值;Uj代表因子贡献度，即单个支柱对总目标的权重，wb、wi分别代表系统层指标权重及系统层下第i项指标的权重;Mij为单项指标的障碍度，NBj为系统层指标障碍度。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途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官方发布的统计性文件;桂林市相关政府网站、较权威的统计资料数据库、发布城市数据的权威性官网和期刊文献等学术研究成果。对于指标缺失数据根据历年数据特点采用近几年数据平均法、指数趋势外推法、内插法等方法进行拟合补充。

4.1 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结果及初步分析

4.1.1 综合评价结果及初步分析

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线性加权评价法得出桂林市2008—2019年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及各系统得分，具体结果见表5，可持续发展水平所处等级情况见图6。可见，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其中，2008—2014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2015—2017年处于较快速增长阶段，2018—2019年增长回到较为缓慢的水平。4.1.2 各支柱及指标评估结果及初步分析

（1）景观资源系统各支柱及指标评价结果及初步分析。桂林市2008—2019年景观资源系统各支柱得分及可持续发展等级变化情况如图7。

景观资源丰度、生态环境质量两个支柱得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变化不大，游客感知支柱得分变化波动较大。景观资源系统得分逐年增高与系统内各指标得分增高均有关系，其中：网络关注度、城市绿化指数、空气质量达标率、PM2.5浓度、万人A 级景区数量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等指标对系统得分的贡献值较大，这与桂林市实施大气污染专项行动方案、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节能减排、A级景区创建等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该系统下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这一指标得分较低，游客综合评价满意度波动性较大。

（2）经济动力系统各支柱及指标评价结果及初步分析。桂林市2008—2019年经济动力系统各支柱得分及可持续发展等级变化情况如图8。

除经济开放度及科技创新支柱退步外，其余支柱得分均有所进步，其中旅游经济支柱得分进步最大。桂林市经济表现支柱得分进步不大与人均GDP、财政自给率两个指标得分提升均不大有直接关系，其中2013—2019年桂林市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故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财政自给率得分较低与桂林市长期存在财政收入质量不高、地方可用财力下降等有明显的关联。经济开放度支柱下的实际FDI 占 GDP 的比重及贸易自由度得分两个指标波动较大，科技创新支柱的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及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两个指标得分都较低，而且近年来未见有上升趋势，说明虽然桂林市对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的支出较大，但支持力度还需进一步提升。44B9CFC3-8B70-459F-AB7A-C95CFFD4D827

（3）社会治理系统各支柱及指标评价结果及初步分析。桂林市2008—2019年社会治理系统各支柱得分及可持续发展等级变化情况如图9。

社会治理系统的五个支柱得分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及资源通信整备度支柱得分进步最大。社会治理系统得分进步与桂林市发布《桂林市建设健康城市（2017—2020年）行动方案》有很大的关系，方案提出要围绕提高健康水平，增强健康服务能力，加大公共卫生投入。

4.2 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结果深度分析

4.2.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桂林市2008—2019年可持续发展各系统耦合度得分变化见图10，耦合协调度得分变化见图11。由图10可见，桂林市2008—2019年三系统间的耦合度总体上处于高水平的耦合发展状态，但近年来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经济动力系统和社会治理系统耦合度逐年下降，2017年以后均处于磨合阶段;景观资源系统与社会治理系统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耦合水平一直较高。由图11可见，2008—2019年各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得分虽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仅仅有景观资源-社会治理系统处于良好协调发展，说明桂林市应采取措施加强经济动力系统与景观资源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增强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增强经济增长对景观资源系統及社会治理系统的支持作用。

4.2.2 灰色关联度分析

本研究将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作为母序列，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作为子序列，计算子序列及母序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对桂林市2008—2019年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得分及排序情况进行整理，将关联度排名前十的指标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图12）。

由图12可知，提高道路交通可达性、增加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创建、提高游客接待数量、提高互联网覆盖面积及空气质量水平，提高高等教育学校数量及高等教育学校招生数量是进一步促进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增强桂林市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保护，提高当地居民福祉等都可以进一步推动桂林市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

4.2.3 障碍度分析

桂林市2008—2019年三系统障碍度得分变化情况见图13。可见除经济动力系统外其余系统障碍度得分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经济动力系统是桂林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将桂林市2008—2019年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影响因子的障碍度得分及排序情况进行整理，将障碍度排名前十的指标出现频次进行统计，见图14。

由图14可见，桂林市2008—2019年障碍因素变化不大，其中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这一指标是2008—2016年的主要阻碍因子，但因之后桂林市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视，故其障碍度逐渐减小，目前已不是影响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的比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地均星级饭店数量、贸易自由度、人均次旅游消费支出、地均旅行社数量、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是长期以来阻碍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桂林市应着力提高这几个指标的相关表现。

5 主要结论

文章构建了基于 SDGs 和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形成了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技术体系，并以桂林市为对象进行探索应用。主要结论如下。

（1）旅游型城市为旅游功能突出，以旅游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旅游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景观资源系统（主导作用）、经济动力系统（支持作用）以及社会治理系统（辅助作用）三者发展的可持续性来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与和谐互动是根本。

（2）SDGs 与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是匹配的，具体来说，与景观资源系统发展相匹配的SDG 为：SDG 6、SDG 11、SDG 15;与社会治理系统发展相匹配的 SDG 为： SDG 1、SDG 3、SDG 6、SDG 9、SDG 10、SDG 11、SDG 12、 SDG 16;与经济动力系统发展相匹配的 SDG 为： SDG 4、 SDG 8、SDG 9、SDG 17。现有国家层面、城市层面、旅游业层面的竞争力指数在维度、支柱及具体指标层面也与旅游型城市三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高的适配性。

（3）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虽然已经达到中等可持续发展阶段，但尚未达到强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三系统中经济动力系统表现最差。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桂林市可持续发展三个系统呈有序发展的态势，但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主要应增强经济发展对景观资源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的支持与保障作用，同时也应提高景观资源保护与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与促进作用。从具体指标上看，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的比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地均星级饭店数量、贸易自由度、人均次旅游消费支出、地均旅行社数量、科学技术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等指标是长期以来阻碍桂林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4）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为开展了 SDGs 在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本地化应用探索，建立了融合 SDGs 及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补足SDGs 及竞争力评价模型对于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导不足的困境，提出了基于SDGs 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实践应用表明该技术体系可为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识别和差异化管理提供经验，并为SDGs在其他类型城市方面的本地化应用提供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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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of tourism?oriented cities based on SDGs and competitiveness index： taking Guilin as an example

SHAO Chaofeng1，GAO Junli1，2，ZHAO Run1，CHEN Sihan1，CHEN Jue3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Shenzhe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1， China;

3. Guil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ion Center， Guilin Guangxi 541199，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technical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of tourism-oriented cities is a crucial step toward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ities and quantitatively assessing their sustainability .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index，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oriented cities， consisting of 3 major systems， 14 pillars， 37 independent indicators， and 6 com? prehensive indicators. A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cities sustainability was also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by introducing the method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grey relational and obstacle degree analysis， etc. Regarding Guilin （a city in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n ? 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a first-batch international tourist attraction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s the object for assessment， this study carried out an analysis of its sustainability for 12 consec?utive years from 2008 to 2019.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① Guilin  s sustainability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From 2008 to 2019， its comprehensive score increased from 26.26 to 50.10 points， in which the scores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landscape resources system， and economic power system increased by 34.79， 27.41， and 6.14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score of economic power was the lowest， which was the deficiency that restricted Quilin  s sustainability;② Among the 14 pillars， the scores of economic open? n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ell， and they deserve concern in subsequent development plans. The scores of the landscape resource protection pillar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scores of the remaining 11 pillars all im? proved， especially the pillars of travel safety and health and medication.③ Landscape resources， economic power， and social gover?nance were in a high-level coupling state.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olved from a barely unbalanced type in 2008 to a pri?ma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 in 2019. However，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power， landscape resourc? 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was relatively low.④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analysis， the indicators with the highest relational de ?gree to the changes in Guilin s sustainability were road density，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er capita tourist arriv?als， and air quality compliance r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stacle degree， the key restricting indicator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us ?tainability were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ar-rated hotels， 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er 10，000 people， the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per 10，000 people，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of trade. The above indicators need to be focused on in the future to im? 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Guilin.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 tourism ? oriented city;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Guilin city

（责任编辑：于杰）44B9CFC3-8B70-459F-AB7A-C95CFFD4D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