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乾坤倚剑独徘徊

张锐强

一

公元1117年是北宋政和七年，全国一片安乐祥和。虽是安乐死之前的祥和，但丝毫不妨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外表繁盛。高俅由殿前都指挥使除官太尉，童贯领枢密院，宋徽宗则跻身为教主道君皇帝。太尉是宋代武阶官的顶峰，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上将;枢密院则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长官类似今天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按照英雄不问出身的原则，我们完全不必纠结高俅曾为苏轼的小吏，童贯是不折不扣的宦官——既然教主道君皇帝的名义都可以由群臣和道录院在深切领会领导意图后形成一致意见册封，还有什么事不能办？

当年六月，猛烈的海风将两艘难民船从辽国苏州（今大连市金州区）吹到了北宋的登州（今山东蓬莱）。由于家园被金兵攻占，他们原打算到高丽避乱，不意到了海的另一边。他们是阴差阳错，北宋却要将错就错：朝廷命令登州知州王师中选择合适人手，跟随他们以买马的名义渡海联系金人，探讨联手攻辽的可行性。

得知此事，一阵带着浙东口音的叹息从登州通判厅内悠长地漾起：天下从此多事矣！

发出这声叹息的官员看起来已年近花甲，满脸的沧桑和倔强。这个年纪还敢于对大政方针发表悲观预期，没几分倔强还真是不敢。此人是谁？登州通判、浙东乌伤（今浙江义乌）人宗泽。

宗泽是两年前履新登州的。北宋边防分为极边、次边、近里三个等级，登州滨海，可以很方便地浮海辽东、高丽，因而朝廷将之升为次边，选择干练臣子前来加强领导。弄巧成拙的联金灭辽合约之所以被称为“海上之盟”，便是因为在此起步。此事宗泽一开始就很清楚，也明确反对。毕竟澶渊之盟看似城下之盟，其实非常划算。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是平等关系;以岁币五十万贯匹（起初为三十万）的价码买来的和平本来就物超所值，更何况根据斯波义信的研究，北宋每年还能从贸易中获得八十万上下，也就是说每年净赚三五十万。故而即便是寇准那样力主亲征的名臣，也认为这是份赚飞了的合同。

但问题在于，天朝上国跟蛮夷小邦平起平坐就是耻辱。故而当时宋真宗就大肆封禅，试图以所谓的祥瑞挽回颜面。百余年后，北宋已到表面繁荣的极限，无论宋徽宗还是童贯，都认为如果不做点什么就对不起那一片盛世，对不起列祖列宗。更何况，燕云十六州确实尚未收復。

二

此事的萌芽六年前已经发端。那是政和元年（1111），宗泽还只是知县。童贯出使辽国时，马植在卢沟桥求见，建议联金灭辽，旋即被采纳。只因道路不通，迟迟未能破局，这两艘难民船简直就是天使。几经周折，双方初步达成协议：宋军攻辽南京幽州，金军攻辽中京大同。战后以幽州为中心、位居燕山之南的山前诸州归宋，每年五十万的岁币则转移支付给金国。关于以大同为中心的山后诸州，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可能口头答应归宋，但没有写进合同文本。燕山之南还有后唐丢失的营州（今河北昌黎）、平州（今河北卢龙）和滦州（今河北滦县），北宋也希望一并拿回，但被坚决拒绝，因不在十六州之列。

双方还约定，必须同时进兵。当宋军需要金军夹击幽州时，双方必须沿约定路线推进。阿骨打特别强调，只有宋军按时抵达，合约才算成立。然而对于同样的文本，双方的理解却各自不同。北宋强调同时攻击，意思是即便金军先期抵达也不能独自动手，更不能越界，免得摘了北宋的桃子;金国的意思则是如果宋军逾期，那么合约彻底作废，金军可以放手攻击，山前诸州也是他们的战利品。

但第二批金使抵达登州后，因方腊在江南起事，北宋担心家丑外扬，将他们晾了好几个月。由于联金灭辽已非急务，朝廷内部分歧加剧，最终只给了他们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含糊地表示同意最初的讨论，但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些讨论，更没有派出使团。阿骨打对此颇为失望，但他原本就没指望北宋，事实上开战前他根本不知道北宋的存在。既然如此，他便放下这事儿，按计划攻击辽中京。闻听辽中京易手，童贯赶紧率军杀奔幽州，结果干净利落地吃了败仗。好在宋军此行虽未如约知会金国，阿骨打却还是希望推进合作，以便拿到五十万贯匹的现金。山前诸州他自信可以攻克，但固定资产终究不好折现。且他刚刚打完一仗，并不想立刻跟北宋交恶。最终决定，双方互不追究以前的失约、继续推进协议。

然而使节刚刚出发，北宋又改了主意。因为辽国大将郭药师投降，易州和涿州不战而得。只是很遗憾，郭药师虽然顺利攻入幽州，但十五万违约抢跑的宋军还是以崩溃而告终。等金军应童贯之请拿下幽州，此前合约的前置条件已完全失效。北宋本可以五十万贯匹的价格买回山前诸州，最终却价码翻番，且幽州家产在一百五十贯以上的富人也被全部带走，作为无法将北方逃人一一遣送回金的补偿。

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的角度衡量，这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可以艺术化为盛世大捷，百官争上贺表，但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道主教君皇帝还是觉得憋屈，因而闻听平州守将张觉有意转投北宋，他不顾朝臣反对，硬生生吞下这颗滚烫的山芋。最终偷鸡不成，张觉很快便被金军端了老窝，宋徽宗赐给他的诏书随即成为背盟铁证。虽能杀掉张觉暂时平息事态，却又埋下了郭药师降金的伏笔：即便瞎子也能看出来，北宋靠不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关于山后诸州的谈判正火星四溅，宋徽宗又再度背盟，令童贯悄悄招降逃亡中的辽天祚帝，而人证物证都被金国捕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使节明明发现沿途金军都在调动集结，归来后却不敢实说。因被边事弄得心烦意乱的宋徽宗有令：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罚三千贯、遇赦不还。报告喜讯获得提升，反之则倒霉。花剌子模的信使尴尬，原来是北宋使节的延续。

三

从海上之盟发端到宋金战争开始，持续了八年时间。这八年里，宗泽只是短暂的旁观者。因他宣和元年（1119）就被迫离开了使者往还必须经过的登州。事情的缘由，则要从政和八年（1118）说起。当年二月，已升任知州的宗泽看见那道朝命，便不觉心头火起，立即想起刚刚履新时的官田风波。登州有宗室官田数百顷，都出租给农人耕种。时间一长，这些官田逐渐沙化，已沦为不毛之地，但他们依旧索求田租。州府不敢得罪，只得将就地转嫁，结果登州百姓每年不知不觉增加了一万多缗的负担。宗泽履新时，此事已流弊经年。历任官员全都忍气吞声，可见那些人得罪不起。作为通判，宗泽原本可以装聋作哑当太平官，但他没有，立即奏请改正。最终虽然获准，但毫无疑问得罪了当事人。

那时可以为民请命，这回却不大好办。因为直接来自于皇帝：各地都要将万寿观改为神霄宫，小的州、军、监若无道观，则以佛寺代替，不隶州的县新建。宗泽很清楚，这所谓的改建其实跟新修无异，肯定会有一场劳民伤财的大折腾。在道士林灵素的撺掇下，宋徽宗崇道抑佛完全走火入魔，诏令“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且“天下知宫观道士，与监司、郡、县官以客礼相见”。他最推崇所谓的神霄派，因而各地都必须有神霄宫。

宗泽的判断不错，这场折腾果然声势浩大。尽管各处已赐田千亩，但道士们依旧求索无度，像癌细胞一般肆意扩张。百姓怨声载道，官员无计可施。毕竟这是皇帝亲自抓的重点工程，样式形制执行国家标准，有统一规格，还要派监察官严格验收。宗泽对于联金灭辽兴趣冷淡，对这事儿兴趣更加冷淡。他内心是亲近佛家的，留存至今的三十多首诗作中便有六七首谈及佛禅。道士以“客礼”相见已令他不快，更何况还都是无理要求。于是他能顶就顶，不能顶就拖。而执行“国策”不力，当然没好果子吃。一年之后，诏命从天而降，他以“建神霄宫不虔”的罪名，被除名编管于镇江军。有胆量的当然不只他自己，仅宣和元年（1119）二三月间便有知州四人、知县二人被处罚，但宗泽的处罚最重。别人不过降级降职，他直接从命官沦为罪犯。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年，比他年轻二十三岁的福建邵武人、起居郎李纲也被贬出京师，回到福建“监沙县税务”。因当年京师大水，李纲居然说是“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忧”，完全看不见主流，看不见天下“太平”的事实。

中国最古老的城市都是带动交通的重要节点，次生古城则是被交通带动的结果。因古老的邗沟在此沟通江水，一个古称为“宜”的地方逐渐熠熠发光，并在宋代得名镇江。江边的金山、焦山、北固山个个大名鼎鼎，相形之下，东郊的京岘山远离大江，非迎送之地，很少被文人吟咏，无甚名气，但景致亦佳。此山连同南边的龙目湖，甚至引起过秦始皇的注意。他第五次东巡时，曾派三千赭衣囚徒以修驰道的名义劈山伐木，将龙目湖中的长岗凿断，“令水北注江”。看似水利工程，实有政治意图，跟秦淮河一样都是要破坏龙脉。这还不算，他还将地名改为丹徒，即红衣囚徒。只是他能凿瞎龙眼，梁武帝萧衍也能为龙眼“点睛”：他又凿开了龍目二湖。

风景配合典故，自然对文人的口味。那些日子里，宗泽经常徜徉于京岘山里、龙目湖畔。他骑着瘦驴，带着仆人随意闲逛。极目远眺，大江横流，沃野平阔，对面连接运河的瓜洲渡帆樯林立，百姓熙熙攘攘，看似繁华安然，其实山雨欲来，他心里不觉暗暗感慨。

宗泽当时的心情自然一片灰暗，已将这里选定为自己的“吉壤”。不仅在此安葬夫人陈氏，还在湖边结庐生活。安排就绪，他赋诗一首：

一对龙湖青眼开，乾坤倚剑独徘徊。

白云是处堪埋骨，京岘山头梦未回。

对于逝去的老妻，宗泽满怀悼念不忍。那是头白鸳鸯失伴飞的疼痛与悲伤。只是他并不知道，倚剑徘徊的孤独不只此刻，此后在抗金前线还会更甚。此时的孤独只是四海无人伴夕阳的孤独，此后的孤独则是人海茫茫皆是敌的孤独。

宣和六年（1124）注定不会平静。闰三月里京师、河东、陕西地震，兰州的破坏尤其严重。党禁持续推进，苏轼、黄庭坚还在黑名单上，“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与此同时，六十五岁的宗泽奉命前往巴河流域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担任通判。自从元祐六年（1091）三十三岁时考中进士、从馆陶县尉起家，他先后在衢州龙游、莱州胶水（今山东平度）、晋州赵城、莱州掖县（今山东莱州）担任县令，当了多年的地方官。按照时人的观念，巴州是最为偏远的一处，地位远不如登州重要，而且还只是通判。这样安置宗泽，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编管虽已解除，贬谪阴影未散。

复出江湖的宗泽匆匆赶往巴州，沿途所见，自然是民不聊生。宋徽宗被蔡京“丰亨豫大”的鬼话迷惑，极尽奢靡，府库空虚，只能加紧勒索民间，这才培养出方腊和宋江。而以高昂的成本买回燕地之后，“用河北、河东、山东之力往馈官军，以十数石才得一石，只一年，三路皆困。”宗泽赴任期间，诏命“西京、淮、浙、江、湖、川、闽、广措置调夫各数十万，欲免调者每夫须纳钱三十贯，违者从军法。”无论边疆还是内部，都已危机四伏。

巴州通判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中发现并读懂古城南郊光福寺中的那棵古楠木的。尚未抵达，远远便看见耸天巨木战旗一般立于寺后，张开的树冠如同伞盖，笼罩着脚下的佛殿。进去一看，枝干婆娑，树影足以覆盖十余亩地。他摩挲树身，在树下走来走去，恍惚之中已视接前朝。这棵树据说是从豫章（今江西南昌）移栽来的，唐时已经“耸干摩天”。杜甫的幕主严武在巴州刺史任上曾为之题诗。树高人老，但壮志不衰，尤其在国家多故的时刻。那个瞬间，宗泽推己及树，激情难耐，立即展纸泼墨，挥笔写成《古楠赋并叙》，抒发壮怀。“包坚根而下盘、贯顽石而彻渊”的古树张开巨大的伞庇佑周围，“雨露不无遗、霜雪不无欺”，这不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所系吗？尽管因此遭遇贬谪，但他并不后悔。他依旧相信甚至迷信这棵古树，认定用它做栋梁可以“建九重之明堂”;用它造舟楫则可以“拒巨川之汪洋”。

文章写成，宗泽迟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长时间沉湎于“老当益壮、自任天之重”的精神之中，直到寺僧与随从的喝彩将他惊醒。

四

宗泽在巴州过了一年安生日子，他预判的“多事”便成为现实。

神霄派宣称可以“役鬼神致雷雨”的五雷符并未能保佑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八年即靖康元年（1126）一月底，以降将郭药师为先锋，斡离不率领的东路金军不过历时两月，便兵临开封城下。小金之所以敢于侵略老宋，无非三个诱因：轻松灭辽后信心或曰野心膨胀;深知北宋内情的辽国降臣在燕地有很多财富，希望夺回，不断怂恿;北宋连续背约且军队腐朽不能战。可见不仅仅落后就要挨打。即便你有一骑绝尘的先进和富庶，如果多事且不守信，一样跑不脱。

宋徽宗无奈，赶紧下罪己诏并退位，传位于太子赵桓。这不仅仅是逃避责任，他连续失信，确实已无跟侵略军讨价还价的资本。危急时刻，早已回到京师的李纲挺身而出，以兵部侍郎的身份组织防御，击退第一波攻击，将局面暂时稳定。在火速调兵勤王的同时，巴州通判宗泽也奉召进京。经御史中丞陈过庭推荐，朝廷要他以宗正少卿的名义充当和议使。

四川的冬天依旧郁郁葱葱。古楠的绿叶映衬着通判花白的须发。那种“老当益壮、自任天之重”的激情，不断在宗泽心头澎湃，伴随着焦急兴奋。焦急的是兵薄京师、君父蒙尘，兴奋的是走出贬谪、创建伟业。来不及辞别古楠，他匆匆为旁边的松楸赋诗一首便上了路。

从巴州回开封，要先出蜀道翻越巴山秦岭进入关中，然后再一路向东，由潼关入函谷至洛阳。这段旅程的前半部分简直就是愉快的官费旅行。“马头迎霁色、诗句日边寻”。走到华阴时，他写成《华阴道中》三首，第一首最引人注目：

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斓斑却是花。

马渡急流行小崦，柳丝如织映人家。

已经立春，路边繁花如星、麦苗似海。虽说春雨贵似油，但还是会增加行人的不便。雨后的函谷关溪涧突然涨水，驿兵只得徒涉扶他渡过，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小雨疏风转薄寒，驼裘貂帽过秦关。

道逢一涧兵徒涉，赤胫相扶独厚颜。

马蹄嘚嘚，走着走着，宗泽忽然勒住马缰，停了下来。全节铺。这地名实在令人喜爱。他驻马徘徊很久，到底还是赋诗一首方才离去。离京师越来越近，离战场也越来越近，他的心情自然急迫起来，“不辞关路远，辛苦向都城。”盘豆古镇虽已淹没于三门峡水库，但当时位于豫陕要道上，格外繁华。古镇南部有一处李姓人家的园子，中午时分，老翁关着柴门，宗泽想象他卧在床上，被风雨惊醒，以为勤王兵马已经杀到：

李翁卧亭午，春深掩柴荆。

忽闻风雨响，疑是勤王兵。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农家老翁肯定不会为此操心，这只能是宗泽“忧国心如奔马”的心境再现。正着急呢，迎面忽然来了一群士卒。他们披甲执戈，却不成队列，如同败兵。宗泽以为前方战败，赶紧打听，结果却是被遣散的队伍。说是已经讲和，他们再无用处。宗泽闻听心忧如焚，立即写成《道逢散遣之卒云讲和退师无所用之矣辄以二十六句道胸臆》，同时上疏指出这并非平等和谈，而是贿赂甚至投降，有损国威。他愤怒彻骨，毫不掩饰地批评朝中大臣“肉食之谋殊未臧”，语气颇为激切。即便冷静下来，依旧质疑所谓的和谈：

罢兵洵上策，试问可诚然？

竟弃三军力，空抛半壁天。

上林无旅雁，绝哉有啼鹃。

羞见龙泉剑，飞光牛斗前。

联金之前，宗泽是反对“多事”的。但敌军既已兵临城下，那就不能屈服。跟一般的清流只会空发议论不同，宗泽有真儒风范。事前不惹事，事来不怕事。兵凶战危。罢兵确实应该，但对方哪有诚意？当时的他并不知道，李纲虽然试图力挽狂澜，但终究是独木难支。

五

当激于义愤的李纲初次出现于宰执会议的会场时，与会者都有些惊愕。这个被火线提拔的兵部侍郎并无参与国务会议的资格，来此作甚？放炮。李纲明白宰相执政都主张南逃襄阳，最终果然如此，而这意见迅速淹没本无定见的钦宗。情势紧急，他不顾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便大声疾呼：请问陛下，禁军士兵多是北方人，他们愿意抛下妻儿，跟随您退向南方吗？如果途中哗变，岂不是更加危险？

这个冷静的反问扳下了历史的道岔。毕竟唐玄宗的马嵬之变已有教训。钦宗问道：宰执职位还有空缺吗？宰相道：尚书右丞尚缺一员。钦宗随即对李纲道：即日起，卿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兼兵部侍郎，以便参与方略机宜讨论。

金军出战，官方并不提供后勤支援和军饷，一切都靠就地劫掠。因而他们急于拿到快钱，装进腰包。斡离不据此开出高昂的价码：黄金五百万、白银五千万，双方以黄河为界。李纲赞同增加岁币、提供一次性犒军，但坚决反对割地。然而他升迁太快，资望不够，无人喝彩。那时的北宋，全无关西大汉执铁琵琶唱大江东去的豪情，只有日日花间常病酒的颓废。处处防范武将、单纯崇尚文官的体制让他们全无武略，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形势。金军号称十万，其实五万都不到，哪里围得住城墙周回八十多里的开封？城墙高固，粮食丰富，出战不足但防守有余，完全可以争取时间、等待勤王大军完成集结。和谈是必然的，但所有的和谈都得以实力作为依托。如果没有金戈铁马的配合，哪里能立得起一张谈判桌？

然而主持大计的宰执，连同钦宗在内，全都被吓破胆，匆匆应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府，黄金白银的数目保持不变。

宫殿内争辩的口沫飞溅，都城外援军的烟尘不绝。那段时间，勤王兵马从四面八方赶来，旌旗招展，枪明刀亮，种家将的代表种师道、折家将的代表折彦质相继抵达，营寨跟金军遥遥相对。麻秆儿打狼，两頭害怕。至少在斡离不看来，宋军颇有些哀兵必胜的气势，他心内不觉开始打鼓。然而宋军系统复杂，指挥并不统一。靖康元年（1126）二月初一，最荒唐的一幕上演：白天黄白之物耀了百姓的眼，文臣押着五十一万七千两黄金、一千四百三十万两白银、四十多万匹表缎以及无数珠宝玉器犀角象牙送往金军大帐;夜晚无数火把又耀了百姓的眼，姚平仲发动夜袭，但被金军包围，如同被光亮锁定的兔子。

反击的策略是宿将种师道等人抵达后，正月二十七日在宰执会议上由李纲确立的。他判断兵力已有十比三的优势，建议采取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策略，守住黄河渡口，分兵收复河北失地，断绝金军粮道，让他们路遥归梦难成，逼他们交还和约誓书，最终半渡而击一举歼灭。因种师中和姚古的兵马尚未赶到，决定二月初六行动。

荒唐的是，这个决定并未影响钦宗次日对城内金银珠宝的搜刮。不仅如此，他还在没有通知李纲和种师道的情况下，批准姚平仲提前行动。姚平仲用术士占卜确定出兵日期时消息已经泄露，周围的百姓都知道二月初一要打仗，准备好了要看热闹，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急于抢功的姚平仲虽然战败逃跑，但对于斡离不依然是个巨大的警示，可以说是敦促他迅速撤军的最后一推。此役宋军的损失不过千余人，先前的战略完全可以继续推进，但宋钦宗最后的一点点斗志已被葬送干净。

六

十几个人的队伍迎着朝阳向东出发，正中间是骑在马上的宗泽。瘦马溅起的灰尘在风中旋起旋灭，他身后的老弱兵卒脸上更增添了尘色。他们赶早从京城出发，先向东后向北过黄河，但目标却并非金国，而是磁州（今河北磁县）。过了河便是战地，新败之后的兵卒难免垂头丧气，宗泽却依旧满怀豪情。风吹起他花白的须发，也吹起他的诗兴。《早发》当是这种心境的再现：

繖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朝廷之所以起用宗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反对惹是生非的海上之盟。而今见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又不敢让他出面和谈，便改派他为磁州知州。也幸亏这个临时变动，否则他和大宋的命运很可能全部转向：他本人多半会殒命北国，像推荐他的御史中丞陈过庭那样;至于南宋，很可能无法立国，即便建立，也没有赵构的戏份。

当时太原已经失陷，河北河东的官员纷纷借故不赴任。宗泽却不。受命之后立即出发，哪怕身边只有十几个老弱兵卒。“眼中形势胸中策”，他的冷静可不仅仅出于一腔热情，而是有根据的。素来沉毅知兵的他深知大金立国不久，夺来的辽国地盘立足未稳。朝廷此前虽在开封吃了大亏，但完全是宰执应对乖方，河北失地更有人心所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上下一心，完全可以击退侵略。

磁州在今天河北省的最南端，虽处于平原地带，却也是开封的遥远屏障。下马伊始，宗泽立即加固城池、整理战具、编练人马，同时上书朝廷，建议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区）、赵州（今河北赵县）、相州（今河南安阳）与磁州全都编练两万精兵，一方受敌，四方应援。建议迅速获批，他随即又有了河北义军都总管的名分。

钦宗和大臣们仓皇接受的城下之盟，完全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黄金白银的数量即便刮地三尺也凑不齐，割让三镇更无可能。即便皇帝愿意，地方官也不肯执行。既然如此，金国便有了再次兴兵的借口。尤其是斡离不的东路军一夜暴富，而宗翰的西路军几乎空手而归，怎能不眼红。既然北宋如此虚胖，再挖一勺又有何妨？

今天的河北一片平原，无险可守，但古代并非如此。汉唐时期，华北有许多天然湖泊。以古白洋淀为中心的塘泊号称水长城，是天然的防御设施。北宋在此基础上又开挖连接了许多塘泊。在没有塘泊的太行山山前大道，以及最东部的乾宁军（今河北青县）以东直到海边的泥泞地带，设置军事防护林。这其中太行山山前大道是防御重点。北宋初期在河北设置四路安抚使，真定（今河北正定）府路、定州（当时已被升为中山府）路和高阳关路自西向东排列，大名府路在后为它们提供依托，算是有两道防线。真定府路西邻井陉、北接飞狐陉，都可以沟通太行山，又是重中之重。

十月的朔风吹过华北平原，也将一股人马吹到戒备森严的磁州北门。不是南侵的金兵，而是使节、刑部尚书王云。闻听使节归来，宗泽赶紧出来迎接。王云的老家西川西充离巴州不远。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而今君自敌国来，自然也应知敌国事。因而宗泽对王云充满期待。期待他能带来喜讯，期待他能告知敌情。结果希望越重、失望越烈。王云甫一落座便大倒苦水、散布失败情绪。无非是金兵强大、无法抵挡之类。原来他回国途中正巧碰到南下的东路金军，受其主帅斡离不邀请，参观了攻陷真定的全过程。上一次名将刘韐在此应对得当，真定岿然不动，如今刘韐已经调走，城池很快陷落，尽管城墙高固。

重镇真定的陷落对王云造成了强烈的心理打击，全然不知已被斡离不悄然利用，成了他免费的活广告。他陷在失败情绪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完全没注意宗泽脸上的微笑已逐渐变成严霜。是的，那时的宗泽已从失望转为愤怒。巴州古楠“老当益壮、自任天之重”的精神，在这个曾以文辞受知于黄庭坚的西充尚书王云身上，居然不见分毫。大战在即，只能鼓舞士气，岂能沮丧人心？他果断开口，逐一驳斥。王云随即醒过神来，讪讪地自下台阶，请宗泽迅速坚壁清野，将城外的百姓和粮草全部撤进城内，以免资敌。

这个建议倒跟宗泽不谋而合。他立即安排部署。当黑压压的金军分成严整的阵型出现在城下，宗泽不慌不忙地披甲操戈，缓步登楼，指挥抵抗。神臂弓矢如雨下，金军一时无法得手。他们的目标是开封，并非磁州。在这里的攻击只是顺带着捏软柿子。既然宗泽是硬骨头，他们便就此收手，绕道南下。

未能阻止金兵南下没什么好遗憾的。这并非宗泽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责任是胆大妄为，阻止康王北上，留存帝室一脉。他究竟如何胆大妄为？怂恿默许磁州百姓，将力主和议的王云打死。

七

王云是顶着十一月的凛冽北风前来的，跟在康王赵构身后。开南门迎接的宗泽闻听他们要北上议和，立即梗着脖子反对：怎么能信任他们呢？上回撤军，他们要求派亲王为人质，以免受到攻擊，但肃王护送他们过了河北，直到今天还没回来。大王您还要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一边说，一边朝王云瞪眼。

这问题还真是难住了康王。事实上自从金兵退走，朝臣便普遍反对交割三镇。他们努力从金军的行为中寻找借口，试图证明他们已违约在先。尽管都知道这不能成立，但谁又敢公开指责是皇帝和宰执一时吓破胆、接受了根本无法兑现的条件？内部阻力重重，外部鼙鼓隐隐。几天之前，即十一月初八，宋钦宗不得不在延和殿召集高级官员开展现场策试，要求他们正式回答究竟该不该交割三镇。最终统计，三十六人反对，包括御史中丞秦桧——你没有看错，就是那个秦桧;范宗尹等七十人则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在宰相何㮚的强烈建议下，宋钦宗还是决定硬顶;直到东西两路金军全都渡过黄河、价码再度升格为河北山西全境，方才无奈地派康王赵构出使，希望以交割三镇为限。

康王赵构是个看起来很勇武的汉子，当过很长时间的人质，金军对他的不卑不亢印象深刻。在王云、耿延禧和高世则等人的陪同下，十一月十六日，康王赵构一行离开首都北上，但刚出城门，便看见眼前跪着黑压压的百姓。他们不想被再度搜刮，都反对和议。走到相州，知州汪伯彦也不同意;而今抵达磁州，宗泽的反对尤其强烈。

王云对道：虏众锋锐，势不可当，只能推进和议。否则战端一开，宗庙社稷不保，岂不误国？王云这个态度其实很正常。大战之前，文人多会本能地反对。这更大程度是职业局限，并非道德缺陷。

宗泽是文人中的另类，有真儒风范，因而格外可贵。闻听此言，怒气几乎要逆风吹动他花白的胡须。他立即怼道：战场上拿不到的条件，谈判桌上能拿到吗？不打赢一仗，用什么作为谈判筹码？城下之盟，必定误国！

吵吵嚷嚷，计议不定，康王便没有立即北上。随即磁州内外传言纷纷，说王云是金国奸细，要诱骗康王北上。究竟去不去呢？康王拿不定主意。宗泽狡黠地飞速一笑：那就请大王去崔府君祠占一卦吧。那里的卦很灵验。

崔府君祠纪念的是东汉人崔子玉，当地人叫嘉应侯庙。他们刚一出城，便有百姓阻拦。王云立即出来解释说康王不是北行，只是拜庙。上个月他建议坚壁清野，周围百姓因之损失巨大，但金兵却又是浅尝辄止，很多人便把这个账记在他头上。此刻他如此活跃，自然更招人厌，奸细的传言也就越来越像。人声喧哗，群议汹汹，宗泽赶紧簇拥康王进了庙。等他们占卜拜庙完毕，王云已被愤怒的百姓打死，刺目的血肉就像速冻剂，让场面迅速冷静乃至窒息下来。

正在此时，相州知州汪伯彦派人传来金兵正在追捕康王的消息。灭掉敌国后是一定要将其国王及王室全部带走的。带走并不意味着羞辱折磨，也可能是不优待也不虐待，只是为了永绝后患。而除了已到北方的肃王，北宋皇室唯独康王不在掌握，偏偏他的表现又最为坚定，怎能放过？康王闻听终于下定决心，掉头回到相州，随即收获此后最重要的将领岳飞。

宗泽的事迹，自然主要参看《宋史》本传。但本传的资料来源，很多出自私史家传性质的《宗泽遗事》。既是家传，就必然会有隐晦和曲美，就像岳珂给祖父岳飞编订的《金佗粹编》。关于王云的死因，《宋史》本传和《高宗纪》以及《宗泽遗事》的记载，与耿延禧的《建炎中兴记》、汪伯彦的《中兴日历》完全相反。《宋史》将宗泽完全置身事外，《宗泽遗事》更是强调王云有诸多可疑之处，后面两书则直接指控宗泽出于私愤而怂恿州人行凶。耿延禧和汪伯彦向来跟宗泽议论不合，其说法自然跟《宗泽遗事》一样不可偏信。可以想象，宗泽素有主见，治郡有方，且履新磁州后编练士卒，定有军事化管理倾向，属下百姓怎敢擅自打死朝廷命官？且他还是亲王的随从。此后宋高宗批准在四川西充为王云立祠祭祀，也是旁证。由于掩护刘邦逃命的纪信跟王云都是西充县紫岩乡人，明代已有人将他们视为同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百姓的怒气实际是冲着康王或曰和议去的。王云只不过是个替死鬼。

由此可见，宗泽对此即便没有安排怂恿，至少也是知情默许。只是此举绝非出于私愤。他对王云这样的人没有私愤，只有公愤。对他而言，为了江山社稷，此举不过是事急从权，是臣子的担当，谈不上肆意妄为。

泥马渡康王荒诞不经，崔府君显灵更是不值一驳。如果说真有谁瞬间开了天眼类似显灵，那也只能是宗泽本人。

八

马蹄踏在雪后的土地上，发出迟钝的噗噗声。声音惊动了正在尸体上啄食腐肉的鸟儿，它们扑棱棱地飞上旁边的树木。树上枯枝条条而无片叶，显得格外瘦弱，带着天然的寒意。循声看去，这是一支看不见尾的庞大队伍，军旗后面骑行着苍老的指挥官。他身量魁梧，目光机警，不时左右观察，头鏊顿项（头盔）上的红色绒球随之不停摇动，被漫天雪光衬托得越发醒目。

这年老的指挥官便是河北兵马副元帅宗泽。他们的目标是重要的黄河渡口李固渡。两路金兵在开封城下会师后，钦宗立即传令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组织义兵勤王。接到任命，宗泽便主张会兵占领李固渡，断敌退路。然而建议一出，反对一片。都说李固渡“小而坚，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即便拿下也起不到截断金兵退路的效果。

宗泽闻听怒发冲冠。既然无人响应，那他就独自起舞。于是将州务委托出去，自己率领秦光弼和张德二将，指揮磁州兵马越过相州，在风雪中杀奔今河南滑县沙店南约三里的李固渡。渡口自然有防御设施，通常情况下也是税关。宗泽抵达后，指挥部队东西夹击，斩首金军数百级，并乘夜攻破三十余寨。

我们不知道年近七旬的宗泽的星座。但他一定是个多血质的人，垂垂老矣还激情澎湃。相形之下，刚刚年满二十的赵构却要冷静或曰冷血许多。尽管君父有急，他还是北上大名，在那里设置了大元帅府。他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大名府不仅仅是当初河北四路安抚使的总基地，更是北京所在。河北兵马大元帅驻跸北京，借口充分，并无不当。

副元帅自然要到大元帅府会合。宗泽踏冰过河抵达大名，席不暇暖，便力主救援开封。这个主张是如此政治正确，副元帅汪伯彦等人——大约也包括赵构本人——既厌烦又无法反驳，干脆釜底抽薪，劝康王赵构派他率部先行。

可以想象宗泽当时的表情。那张苍老的脸上没有沮丧，只有坚毅。已跟金兵交战数次的他不是不知道敌军的强大，但即便孤军他也要深入，即便假戏他也要真做。虽然从此再不能参与大元帅府的具体谋议，但幸运的是此时岳飞到了他的麾下。宗泽并非一味蛮勇，指挥部队白跳火坑。他心里还是有主意的。利用头顶的副元帅官帽，移书北道总管赵野、河东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今山东曹县）曾懋，令他们合兵入援。只是他们都认为宗泽狂妄，一笑置之，宗泽到底还是孤军。

倚剑虽孤独，但宗泽并未徘徊，毅然南下。《宋史》本传和《宗泽遗事》都记载他进抵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后连胜十三场，并在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有一次奋勇的以少胜多、巧妙的乘夜撤军。这些战斗跟上面的李固渡之战一样，并未能从总体上有效扭转战场态势，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而言都是细枝末节，并不值得深究，但各种史料记述的歧异，却甚有细说的必要。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尽管也有文字狱、并率先确立出版审查制度，但远不像明清那样变态，因而史学也是高峰，私史流传甚多，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为最。参阅各种史料，我强烈地感受到哪怕过了千百年，哪怕宗泽的躯体早已还原为基本化学元素，两种历史观依旧在无声地厮杀。

关于李固渡之战，耿延禧的《建炎中兴记》不仅说宗泽大败、仅以身免，且直言他们是“乌合之众”。至于卫南之战，《中兴日历》和《建炎中兴记》都说宗泽大败、最终易服逃走。就常理推断，这两场战役宗泽很可能都吃了败仗，尤其是卫南之战，因《中兴遗史》也是这个口径。《中兴遗史》的作者赵甡之是南宋初期战败被杀的边帅赵哲之子，他对军事记载尤为详尽，也曾有理有据地质疑过虞允文描述的采石矶大捷。但问题在于，一个年近七旬的文官，此前从未有过军事指挥经验，在此危亡关头孤军深入，战败是耻辱吗？如果屡败屡战，岂不是更值得敬重？

将宗泽所部定义为“乌合之众”令人鄙夷。虚夸其战功，也不值得效仿。当时作为战场宣传可以理解，事后作为历史记载则大可不必。真正的自信从来都是素面朝天，何需粉饰。

九

金兵再度南下是必然的，但废黜赵氏则充满着偶然。那时的他们远没有吞并北宋的胃口，自然更无废黜赵氏的道理。但问题在于，钦宗居然也有其父那样的艺术妙想，试图利用被扣押的金国使者招降辽国大将。这比拒绝交割三镇的性质更加恶劣。金国上下由此达成共识：尽管换了皇帝，但同样不可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法兵各善其能，事急从权之下，什么话都可以说，就像回头我请你吃饭的表态一样，我们自己不当回事，对方也习以为常，但文化落后的金国却不这么看。你可以说他们是不开窍，也可以说是讲信誉，反正他们决心要换人。

然而金太宗并不遥控决断。虽有废黜钦宗的明诏，暗地里还是请东西两路主帅便宜行事。鉴于康王在外，且素来不卑不亢，宗翰本打算留存赵氏，不幸的是又发生了两个偶然事件。首先是认定开封府搜刮金银不力。因为金银缺口太大，那时金军已开始要人，各种人才，包括宫女乐手，都可以折价充账。期间两位医官闻听要被带到北方，便请求回家挖出埋藏的金银。金兵闻听展开搜查，居然又有大量的发现。除此之外，相对温和的斡离不跟钦宗关系向来不错，此时又偷偷将茂德帝姬据为己有，宗翰认为斡离不有被收买的嫌疑。两相叠加，赵氏的命运终于确定。

被李纲和宗泽视为可杀的伪楚皇帝张邦昌其实真比窦娥还冤。评书话本里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丑角，类乎汉奸卖国贼，这种论调完全站错了立场。这是皇帝的感受，不可能是平民百姓的，更不符合历史事实。张邦昌确实是主和派，但粉墨登场完全是被逼无奈。金兵以屠城相威胁，要求城内官员赶紧推举一位新皇帝，推举书上还得有百姓和僧道代表签字。选谁呢？大家觉得少宰（尚书右仆射）张邦昌比较受金兵欢迎，便趁他在金营而不在现场，让他当了出头的椽子。金兵以立太子为帝、请张邦昌回去辅佐为由将他骗回开封时，这样跟城内官员交割：我们送回来的可是活着的张相公。他如果有了意外，你们要负责。张邦昌得知原委，试图拔刀自杀，立即被人坚决拦住。他们哭着说：相公，你真要死，为什么不死在城外？死在城内，岂不连累全城？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邦昌还有什么选择？除了金国册封时必须要走的过场，他不乘御辇、不登大殿、不坐龙椅、不受朝拜、不用圣旨、不称朕。自然，也不入大内。大内门口贴着这样的封条：

臣张邦昌谨封。

在此之前，张邦昌是俘虏或者人质，金兵对他吆五喝六;在此之后，金兵上下都对他客客气气，用对待国君或曰谈判对手的礼节。刚开始张邦昌还不适应，回过神来立即仗着胆子提条件：停止搜刮，为新政府留点家底;保留赵氏宗庙;不要破坏开封的城防设施;既然命令迁都金陵，请等建设完毕，三年后搬迁;金兵五日内班师;新政府要犒赏功臣，但府库空虚，需要接济。

张邦昌大概也没想到金兵居然全部答应。他又顺势列举长长的名单，索要被扣押的官员技工。除了坚决反对废黜赵氏的宰相何㮚、张叔夜与秦桧——没错，秦桧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本来他只是御史中丞，没资格当俘虏，此后立即被带走——等五人，金兵居然再度全部答应，最终放回来上千人，且退兵之前又给张邦昌发了大红包：岁币只要三十万。要知道宋金协议的底价便是五十万，此前更已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因此缘故，南宋得以用三十万作为底价跟金国和谈，负担减轻了不少。

所有的道德都是价码问题。在国家竞争间奢谈道德自然失之迂腐。金军此举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他们需要一个友好的邻邦、温顺的对手。所以当得知张邦昌下台，立即卷土重来。可无论如何，张邦昌的确为开封做了许多。他虽然不大不小地冒犯了一下皇权，但实与平民百姓无干，或者说，造福过平民以及百官。

帝王专制下的张邦昌当然是没有活路的。尽管他保护孟皇后又积极拥戴赵构，但最后还是只能自缢于潭州（今湖南长沙）。罪名是他动过太上皇的女人。这个罪证倒是真有实情。徽宗的华国靖恭夫人李氏不愿去荒寒的北国，一直想抱张邦昌的粗腿，有次趁着酒劲将他一把搂住：“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

赵构内心一定很感谢这个华国靖恭夫人。否则还真不好找张邦昌的毛病。

十

重回开封，宗泽满眼都是战火后的混乱。徽宗举全国之力、耗时六年建成世界园林史上的奇迹艮岳，战乱时里面的奇石被当作武器投向金军，名木也被当作柴火烧掉。当年多么壮观辉煌，而今就有多么破败凄凉。城垣残破，砖石遍地，随处可见漏顶的房屋，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民。街巷行人稀疏，偶有一人，也面带惊惧之色。

宗泽是经宰相李纲推荐而以知府的名义回到开封的。开封知府的地位远非一般知府所能比拟。宋朝的执政即副宰相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和御史中丞进，所谓“四入头”，故而通常情况下都以“权知开封府”的名义。流风所及，甚至西夏都置有“知开封府”这个官衔。

当时开封城内军民杂处、盗贼丛生，而黄河岸边还有残留的金兵。治乱世用重典。宗泽甫一到任，立即发布命令：凡有盗贼，无论赃物多寡，一律就地正法。号令一出，市面立即肃静。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贼可以杀头，但拥兵数万的大盗王善怎么办？忽一日，白发苍苍的东京留守、开封府尹宗泽只身匹马抵达王善的大营，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说到最后，他已老泪纵横。

屡败屡战的文人身上自有强烈的气场。王善随即泣下，决定归顺。他一破题，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贼寇自然也会顺势做文章。按照道理，王善属于敌对的一方，李纲则属于同志的一方，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宗泽极力团结王善，却明里暗里怼推荐过他的李纲。为什么？

李纲并非我们印象中的主战派，只是防守派。他认为“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建议用三年时间休养生息，然后力图恢复。尽管承认开封是天下根本，但也不主张高宗立即回銮，而是“礼当一到”，然后巡狩四方，以关中、襄阳和建康为巡幸之地。一句话，打游击。

宗泽当然不能苟同。当时金军只占领了河北山西的十多个州府，剩余地区都由宋军掌握，还有诸多山寨义兵。如不迅速恢复失地，金军阵脚一稳，便难以再图。“卿士辱多垒，天王愤蒙尘。御戎要虓将，谋国须隽臣。”《感时》诗中的隽臣，肯定不是李纲，而充满对李纲的失望。“百战取封侯，未必亡其身。”宗泽不信邪，坚信可以战胜立功。故而对于李纲的匆匆罢相，他没有丝毫的援助同情之语，除了不点名的批评，只是连续二十四次上疏请求高宗回銮。只有皇帝回京才能有效激励士卒、大张恢复之气。不仅如此，王善那样的大盗所部绝对不能闲着，闲久了必然生事，必须尽快把他们驱入战场。这点儿苦衷史书没有记载，宗泽也没有明说，但读史者岂能不察。

身为宰相，李纲的态度并不保密。不仅宗泽对他不满，基层小军官岳飞也坚决反对，指名道姓地上书批评“李纲、黄潜善、汪伯彦之辈不能承陛下之意”。他虽被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而剥夺军籍，却也埋下了再投宗泽的伏笔。

那是建炎元年亦即靖康二年（1127）的冬天。宗泽履新开封不到半年，生命历程也只剩下半年。寒风凛冽，年迈的开封府尹宗泽感觉格外冷，也格外为难。他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置这员跪在面前的勇武小将，这匹要吃回头草的骏马。原来岳飞到河北投奔张所后，奉命进入八字军统帅王彦的指挥序列，因擅自出战失败，无路可走，只得南下投奔老上司。“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背军走者，斩”。按照军法，岳飞死罪难逃，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的宗泽却在那个瞬间心软。局面危急、用人之际，既然这小伙子不畏战，那就发挥他的长处吧。

沉默良久，宗泽终于开口。他训诫岳飞几句，然后给他一支人马，让他去救援汜水。岳飞闻听大喜过望。抬起头时，眼中已有泪光。他迅速点齐人马，杀奔汜水，击退贼兵。捷报传到开封，宗泽顺水推舟，提升他为统制。统制是一军的主官，岳飞由此逐渐独立、然后知名。在宗泽麾下，他东征西杀，立下许多战功。

岳飞就像一柄用敌血淬炼的锋利战刀，越发亮光闪闪。宗泽虽已老眼昏花、死期将至，对此的认识却越发强烈。他确信岳飞有大将之才，但又一味勇武又非大将之道，便特意将他召来面授机宜。等岳飞来到府衙，宗泽递给他一份阵图，提醒他注意排兵布阵：“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

所谓野战，就是自由拼杀。指挥小股部队作战不妨这样甚至必须这样，但假如兵力规模较大，就不便如此。作战毕竟并非评书话本中的主将对决，必须发挥全军的作战效能。这就离不开阵法。

那个瞬间，宗泽的语气是温和的，动作是慈祥的，神情却又不乏肃穆，充满托付衣钵的庄严。最终东京留守司系统的军队，的确只有岳飞脱颖而出。然而岳飞毕竟年轻，血气方刚，更兼屡立战功，无法品味全部的意义，自然会有少壮派本能的争辩，在军事史上亮光闪闪的本能争辩：“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少壮派阳气旺盛，对元老不以为然在所难免。可以想象，宗泽并未生气。他脸上一定会漾起宽厚的包容的微笑，充满世事洞明的通透，完全就是父辈对待子侄的神态。那种神态定格于建炎二年（1128）四月十二日、即他死前三个多月，跟以阵图传授岳飞差不多同时，记录在他的书札中。这五道书札收录于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版本》，不见于《宋忠简公集》。对自己的儿子、干办京城留守机宜文字宗颖，宗泽是这样说的：

得汝三月十九日邵伯书，知在路一向平善，尤慰远怀。今天气正难将息，而汝在路，不胜思忆……十一日叶茂见人，说五三新妇，已般入汴，此月二十前后可到京，遂得见三孙子，与七二一房矣。汝若从驾回，尤幸尤幸。未相见间，好好将息……

五三是宗颖的家族排行。七二则是宗泽某一侄子的家族排行。宗泽决心抗战到底，因而让眷属前往京师。当时宗颖奉派到扬州行在所传递消息，宗泽盼望他能“从驾回”，即宋高宗也一同回銮。这些我们都能想象。但他对儿子的惦念、盼望见到三个孙子的急切，则全无大帅的威严，只有爷爷的慈爱，不免出人意料。

在给侄子宗民师的信中，宗泽甚至有点婆婆妈妈：

婆婆坟头，柴山与田地，亦买些。所有价钱，老叔自还。翁翁坟，已托观民，为买四面山种松也。投老了得这些事，死亦瞑目……

三个多月后，壮志未酬的宗泽含恨而死。即便对他不甚了解的人，也知道他臨终时无一句言及家事，只是连喊三声：“过河！过河！过河！”当岳飞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对阵图的分量产生全新的认识。故而他厚待张所的后人，也在镇江宗泽墓旁的云台寺创建“宋忠简公功德院”亦即纪念堂，无声地祭祀恩公。

注：除《宋史》《续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古代典籍，本文还参考了郭建龙先生的《汴京之围》。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