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打牲乌拉衙门的“博物志”

李贺来

邱苏滨的长篇小说《福地》以清末至民初为历史背景，以清代四大贡品基地之一的打牲乌拉衙门为“舞台”，在大量的地方史志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等资料——尤其是多次对小说中故事发生地乌拉街的实地考察走访，甚至是后府的后人采访的基础上，呈现了清末打牲乌拉衙门总管秀山（也就是历史上第三十一任打牲乌拉总管赵云生）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清代末年（大约是1896年——以秀府和圆通楼重修完毕起算至1911年）吉林乌拉独特的地域文化，用圆融宛转、曲折引人的情节推进，呈现了大量独特的、以满族传统风俗为代表的关东风土人情；用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再现了打牲乌拉衙门的运作、皇家贡品采摘及运输等和乌拉古城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细节，堪称一部清末打牲乌拉衙门的“博物志”。

书中的大量“史迹”应该是作者从传统古代吉林地方史、志以及当代吉林地方史研究学者的学术成果中爬梳整理出来，并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之中不着痕迹地予以交代的。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这期间，除了去采访后府的后人，实地踏查乌拉街，查阅各种资料书籍，我总是不停地求教于地方史研究的专家们，其中江汉力先生和高振寰先生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撰写的文章提供给我，随时指点迷津。”

总体说来，这类“史迹”在书中可以分成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大量和乌拉古城以及“江城”吉林市城市建设相关的“史迹”。比如第一章随着情节推进自然而现的乌拉古国历史：作者用不长的篇幅将从周时起至清代的演变史铺陈展开，重点对明清之际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形成，直至乌拉部落的強盛和衰落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关于乌拉古城的城市建设，书中特意这样写道：“康熙爷所指的‘东阳钟秀之地’，正是如今的乌拉城区，康熙四十五年建，周长八里，每面二里许，墙高八尺，基宽三尺，分立东、南、西、北四门，砖瓦砌筑，每个城门外堆拨房一间，日夜有人值守；建过街牌楼两座，南北相对，各悬匾额，南牌楼两面各书：南接龙潭、北绕名区，北牌楼两面各书：山围圣地、北通凤阁；城内无论官邸还是私宅，均按天干、地支为序排列，采珠、捕鱼八旗各按角色分住，旗仆居城内，不得容留浮民，商贾集设在西门外，立为南、北、东、西大街，中间设一查街处，以免旗民混杂，尤重风化之事。”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对城市“史迹”的这种交代，往往与情节推进或者人物塑造水乳交融，铺陈得不着痕迹。比如书中第五十二章，由于小说中的人物明毓经常要跑船厂吉林，作者便顺其自然地在书中叙述了吉林城市的建城历史，包括城市四山围绕一水横穿的“八卦式”布局、小白山上的望祭仪式，以及吉林城市城墙和城门的几度建设更新；小说更以明毓的眼光，带着读者逛了一遍清末商号横斜的吉林老城区和商业街，尤其着重提到了局子街上由清末名臣吴大澂建设的吉林机器局（吉林机器局至今犹在，并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书中人物尚秉致居住的蜜蜂营，也是清内务府在乌拉设置的五个官屯粮庄之一，根据书中提到的两本乌拉重要的地方志类图书之一《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田赋”类条目记载：“乌拉官庄，在城西北八十里，于康熙四十五年所设。尤家屯官庄一处，张家庄子官庄一处，前其台木官庄一处，后其台木官庄一处，蜜蜂营官庄一处，共官庄五处，名为五官屯。”官屯的牲丁（采蜜的叫蜜丁，采参的叫参丁）每年都有定额的采捕任务，如果无法完成，就会受到刑罚。赏，一般是赏袍布锦缎；罚，一般是鞭刑和负责官员的俸禄。

当然，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一处建筑“史迹”，就是秀山大人的府邸——秀府，也称后府。作为清代皇家贡品“基地”四品总管的府邸（今绝大部分旧建筑已不存），秀府当年的“豪华”或许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今人张晓光曾在《关于永吉县乌拉街“后府”遗址的调查报告》（收录于吉林文史出版社《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研究》）一文中绘制了后府的复原图（原书误标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从图中可以看出，后府是一座长方形的民居建筑群。它的大门朝东，直通居住区；南侧有一便门，直通花园。居住区和花园，也是后府院落的两大部分。其中，居住区被一座院落内部的“倒座”隔开，顺着“倒座”的大门向北直行就是传统院落常见的垂花门，之后便到了居住区，居住区分为正房和东西厢房。正房再往后是两处仓库了。后府修建于秀山（也就是赵云生）就任打牲乌拉总管之后，无论是设计，还是选料，都十分精美。今人于海民先生在《乌拉建筑钩沉》一文中这样评价：“‘后府’是吉林地区清代工艺最为精美的一处民居建筑。”作者也特意在小说的开篇，用了一定的篇幅做了交代。而且在小说中，有多处的行文都可与张晓光绘制的复原图呼应。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作者还充分发挥了小说这种文体的特色，将民间传说穿插其中，在行文中提到了秀府“上屋的炕沿是用水晶制作的，内中有水，还养着二寸来长的金鱼……”

二是关于满族或者东北文化风俗的“史迹”。作者在小说中铺陈的这些有关满族或东北文化风俗的珍贵遗留，是带着浓重的文化情结和责任感的。因为这些“史迹”中的很多风格——诸如鲟鳇鱼捕猎、东珠采捕、萨满仪式、皇家贡品的制作以及进京等，或已随着王朝的覆灭而灭亡，或因物种的灭绝而盛况不再，再或者是因为时间的更迭湮没已久。它们大多只是存在于《吉林通志》《大清会典》，以及书中秀山主持修订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等传统志书之中，也有部分化成了今人的研究成果——如尹郁山《乌拉史略》等（该书收录于吉林文史出版社上世纪由李澍田先生主编的“长白丛书”）。而由于吉林省本身的地方志整理于上世纪的“长白丛书”之后少有大规模的推进，一般的地方志、史、政类图书如《吉林通志》《永吉县志》《东三省政略》等，或者没有整理注释本而仅有影印本，或者整理注释本的发行量和影响有限，一般的读者很难见到，对于书中记载的相关风俗便很难有直观的了解。而在小说《福地》中，因为小说的题材与上述“史迹”息息相关，其中有大量的情节均以打牲乌拉衙门日常的运作展开，尤其是涉及诸多皇家贡品的采捕、制作和保存等。比如书中第二十三章的鲟鳇鱼采捕，作者不但在开篇交代了鲟鳇鱼的种类和分布，也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打牲乌拉衙门对鲟鳇鱼的“捕打”方式、捕鱼时节、地点，以及采捕后的储存甚至是“注意事项”：“若是旱年水浅，圈养的鲟鳇鱼会有熏热之灾；若是水大河涨会冲倒栅栏，鲟鳇鱼就顺水跑了，所以牲丁要看水势的大小修圈……等到十一月出圈鲟鳇鱼，‘挂冰运京入贡’之后，看守鲟鳇鱼的牲丁才会被撤走。”作者于书中对这些“史迹”的叙述，几乎是事无巨细，有不少是一些常见的文化史料中较少交代的，比如“蜜贡”的包装方式：“无论是生蜜、熟蜜、白蜜、蜜尖还是蜜脾，都用篓盛着，篓是用柳条编的，里边糊上高丽纸，篓口用猪皮封固然后粘贴印花。”其实，除了在清代乌拉朝贡的史料中常见的鲟鳇鱼，以及东珠的采捕等“成建制”的“朝贡”，作者对打牲乌拉衙门的各类“功能性”建筑也做了详细深入的发掘考订，并在书中以适当的“时机”向读者交代，比如打牲乌拉衙门所朝贡贡品重要的“果子楼”。在一些传统的地方志中，“果子楼”是有简要说明的，一般是在“官署”部分说明，比如《吉林外纪》卷七“吉林”之下的“果楼”条目：“存贮楼三间，晾晒楼三间，看守堆房五间”；清末刊印的《吉林纪事诗》中，作者曾在考订中提到：“万寿贡之不同由果子楼打牲乌拉总管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各处呈进。”

或许是基于上述文字，吉林地方史研究学者高振环（寰）先生在《春风秋雨果子楼》（该文收录于吉林人民出版社《船厂记忆》一书）一文中指出果子楼是“储存送往北京皇家各类贡品的重地”；而小说《福地》中对于果子楼的功用的说明，出现在第五十三章，或也借鉴了上述成果——是借着明毓“往省城跑”的情节交代出来的。（关于“果子楼”问题的关注，在此感谢十八期古籍培训班的同窗赵太和同学；另外，吉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杨川《清代吉林机构印张图录》一书，其中有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果子楼年例应进”粘单，从该单上可以看出，果子楼进贡的物品非常博杂，有水果、坚果、野菜、肉类、鱼类、香以及各类武器的材料等）除了与打牲乌拉衙门贡品相关的这些“史迹”，书中也有很多满族特有的风俗，很自然圆融地出现在小说的情节当中。比如满族特有的用来祭祀的“索罗杆”、萨满教的仪式、自雍正年间废止的乌拉选妃，还有狍子骨头做的嘎拉哈（书中的人物素韵“哗啦一声倒出来，竟是八颗，每一颗的珍儿、坑儿、包儿、轮儿，都染了不同的颜色”），等。小说中更有大量的词汇保留了满族的语言的发音，如“玛珐”“嫩嫩”“窝集”“玛玛”“拨什库”“苏拉”，等。以上种种，丰富了小说特有的文化氛围和特色。

另外，作者在人物塑造上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高度还原了特定时代和身份下人物的性格特点——这也是作者邱苏滨老师一贯的写作特色和强项。在她上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喜连成》中，对于其中一位虚构人物——裴金凤的形象塑造，就非常符合当时旧时代下伶人的境遇和性格。

小说《福地》当中的人物，总体上其实可以分为以秀山、福儿、萨林保、富祥、赖德才乃至那苏、明毓等為代表的乌拉当地的“旗人”和以尚秉致、素俊和素韵为代表的“流人”或“民人”。虽然这种分类并不符合当时人物“力量对比”，但却符合小说对总体人物塑造所下的功夫。这里仅以尚秉致为代表的“流人”稍作展开叙述。

被发配到东北的“流人”，应该是清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尤以清代初期为多。学者谢国祯先生曾著有《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对于流人的发配地点做了简要的总结：一般是最初发配到沈阳，后来由尚阳堡到宁古塔，最后是黑龙江等地。据谢国祯先生考证，除了“尚阳堡、宁古塔而外”，被发配到东北的流人还有以下几个去处：铁岭、抚顺、伯都讷、齐齐哈尔、船厂、黑龙江、三姓、索伦、达呼尔、拉林。这其中的“船厂”，即为今天的江城吉林，距书中尚秉致被发配之地——蜜蜂营六十多公里。被发配到东北的流人虽然很多九死一生，直至客死他乡，但也将优秀的文化种子撒播到了关外。这也是作者在《福地》一书中塑造尚秉致这一人物形象的初衷之一。

作为没有自由、仅仅作为打牲乌拉衙门牲丁存在的流配文人，书中的尚秉致一直谨言慎行，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文人的尊严。所幸以秀山大人为代表的官员，对他尚属尊重。书中在尚秉致首次出场时这样写道：“尚秉致虽是钦犯出身，在乌拉地界上却受人尊敬……官员见了他都要下马见礼……”书中还用这样的情节体现秀山对尚秉致的态度：福儿因一时生气，将尚秉致的女儿素韵赶回家，秀山得知消息后，要求福儿亲自去蜜蜂营接素韵回到秀府，继续担任福儿的“家庭教师”，还邀请回府后的素韵同他以及后府的家人一起用餐。书中对于尚秉致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对他的遭遇、性格、心态等方面的刻画，颇能令人想起清初因“科场案”被发配东北的文人吴兆骞。很多情节上的细节也在现存有关吴兆骞的资料中有迹可寻。比如小说开篇交代说“尚秉致不仅有学问，还会很多本事，他教会了当地人种桑养蚕，这是南方人的看家物事，如今乌拉地方的满人也可以做了。他还教过乌拉的满人养蜜蜂，以便解脱蜜丁采蜜的辛苦……”又说他被秀山请过来给儿子当“西席”，还做了乌拉官学的教习等等。在吴兆骞的儿子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一文中，曾写道“予父惟馆桭为业，负笈者数人，诸同患难子弟”，又说“（当地土人）不知养蜜蜂……汉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蜂蜜蜡”，与上述关于尚秉致的文字颇多类似。在文化传播和积累上，作者将清末乌拉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重要志书《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打牲乌拉乡土志》的主要编纂者“安插”在了尚秉致名下，以这样的方式提升了“流人”这一群体的文化价值。

当然，作为“流人”，尽管秀山在最大限度上给予了尚秉致关照和尊重，甚至是信任，不过一旦有些许的风吹草动，这种信任也极易在背负极大责任的地方官长心里烟消云散。在得知尚秉致通过儿子素俊暗自联系关内的故人时，秀山不但在政策上调整了对尚秉致的待遇，在心理上也多了一重提防，这也正与书中尚秉致等人的心态互相呼应。除了尚秉致，小说对其女尚素韵的刻画也非常有特色。在人物身份上，尚素韵首先是流人之后，但更重要的是读书人之后。她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着江南文化渊薮之地（书中尚秉致的祖籍为江苏丹徒）大家闺秀的特点。书中有这样两个小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素韵第二次回到秀府，被秀山请到上屋吃饭。因为福儿要陪秀山喝酒遭到了拒绝，因此“三口两口地便吃完了”。而这时，“素韵本来饭量不大，见福儿撂了筷子，便也放下饭碗”。随后书中借着富察氏的口，嗔怪福儿“客人还没吃完呢，主人咋能先撂筷子”。这一细节，一方面体现了主人公福儿大大咧咧的性格；另一方面，体现了尚素韵良好的教养，也体现出她对自己的身份时刻有清醒的认识。另外一个小细节是春节前，素韵被福儿放了假回家过年。素韵原计划“破五回来”，可福儿说，可以让她过完正月十五再回来，或者二月二回来也不晚。但到了大年初二，福儿因为骑马摔伤了脑袋，素韵得知消息后，竟放弃了难得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于初四之前就赶回了秀府。

虽然《福地》一书是以相当的地方史等资料和采访所得的素材等，最大程度地还原各种人物的心态甚至是形象，但总体上将人物的命运走向紧紧捆绑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也使得《福地》中的人物和情节在总计仅仅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生出许多沧桑之感：从小跟福儿等一起玩到大的“哈哈珠子”富祥，在长大成人后，逐渐变成了在官场游刃有余、为了敛财不择手段的“坏人”；在福儿眼里朴实胆小的尚素俊成了身份不明的“革命党”，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这世上仅剩的亲人——妹妹素韵，奔着他的民族大义一路绝尘而去。很多人物在经历了王朝的没落等大的历史变故后，仿佛都变了一副面孔生活，只有那个秀府的五格格福儿，仍然保留了一颗赤子之心。只是她的行动做派也不再像多年前那样无忧无虑，她认认真真、带着笑容地把这世道横加给她的血泪吞进肚子里，用心地对待朋友，甚至是曾经的下人……

总之，长篇小说《福地》是一部极其厚重和极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作品，更是作者怀着对家乡历史、文物的热爱写出来的一部作品。它在满目繁华中开头，在余音袅袅中收尾。作者没有选择用更多的笔墨继续书写秀府在民国后的故事，因为那段后来的故事来得更加让人悲伤和猝不及防……今天的乌拉古城里秀山的后府，在小说收尾的民国初年尚还完好，可到了伪满时期已经“仅残存后院一套”（《女真史略》），院墙倾颓；1950年，永吉机械迁来为邻，拆除了两个烟囱；1979年，东厢房失火，现在仅存西厢房和正房（于海民《乌拉建筑钩沉》）；秀山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今天已经不存；乌拉古城里三宵殿和圆通楼，分别毁于1947年的战火和1949年的拆除，昔日清人富森笔下的乌拉八景，早都风流云散。在小说《福地》中，它们的身影在作者严谨的叙述和考索中又“活”了过来，也为读者平添一份思古之幽情。在文字中让乡土文化、人物、建筑等“复活”，正是作者邱苏滨老师对作家身份和责任的深刻理解，更是吉林这片土地之幸。

邱苏滨在写作上从不跟风和哗众，从不选择那些热得发烫、红得发紫的题材，她只是凭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对乡土文化历史的责任，一笔一画，用心地去讲好家乡的故事，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读者去认识，去阅读。为家乡的文化存根是作家的责任。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创作水平，还是对作家境界的认识，乃至笔下作品，邱苏滨老师一直是吉林乃至全国范围内最被低估的当代作家。

愿《福地》能够被更多的读者阅读。

（作者单位：时代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