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纯性

蒲润洲

一

徐纯性，学名赵安国，出生书香门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9月，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赵安国曾前往慰问八路军伤员。之后，他便以满腔的抗日热情参加了革命。当时他年仅14岁，尚在盂县中学念初三。参加革命后，他改名赵安。1939年至1940年，赵安在晋察冀边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第一专署）工作，后于1941年3月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学习。1941年初冬，赵安由联大毕业后来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驻地平山县赵家庄，等候分配工作，在分局招待所巧遇第一专署老领导李杰庸。听到赵安说要去更艰苦、更残酷的斗争中锻炼自己，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李杰庸谆谆嘱他保重，还把一个皮挎包和治疟疾的奎宁送给他。随后，赵安离开分局向冀热察进发，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冀热察区党委机关报作编辑。

二

1942年2月，冀热察区党委决定将机关报由平西迁往平北，作为中共平北地委的机关报。在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亲自带队护送下，赵安与十几位同事一起向敌后之敌后——平北抗日根据地进发。他们跋山涉水，昼停夜行，闯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海陀山。这一年，赵安刚满19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与同事们共同经受了恶劣环境和残酷斗争的双重考验。他们居住和工作的简陋窝棚，被“扫荡”之敌反复烧过多次。“扫荡”过后，他们再捡山石、砍树干、割荆条、和泥巴，把窝棚重新盖起来。隆冬，海陀山在零下二三十度，只能用大锅烧水和泥，可哪知将冒着热气的泥团往荆条上一放，立马就冻成了一坨。晚上睡觉，透过窝棚缝隙能窥见天上的星星。唯一的一身棉衣，日穿夜盖。冻得不行就反复翻身，在烧热的炕上取暖。编稿子时，笔尖被冻住了，就用嘴呵一口热气再写。盛夏，外面下大雨，棚内下小雨，既要对付潮湿溽热，又要抵抗蚊叮虫咬。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称一身棉衣是“真空管”，叫翻身睡觉为“烙三面”。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的考验，是敌人频繁的“扫荡”。仅1942年，日伪军从5月到12月就连续“扫荡”近8个月。反“扫荡”期间，他们就在游击中办报，抓住战斗间隙接收电台、编写稿件、印刷报纸。一有敌情，在几分钟内收拾完毕，并立即投入战斗。

三

1943年7月，为巩固海陀山西部根据地，组织上派赵安到龙延怀联合县五区任宣传委员兼游击队指导员。五区是个大区，有56个村庄，开辟于1940年秋天。五区的斗争是艰苦的，境内有上仓、高栅子、长安岭等日伪据点。到五区工作，对赵安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意味着他将从抓笔杆子变成抓枪杆子。为了便于开展对敌斗争，经党组织批准，他把名字改为“徐纯性”。当时，他想起了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又想了祖父寿匾上的“至性过人”，于是启用“纯性”为名并在前面加“徐”作姓。

徐纯性告别报社的同事，翻山越岭去五区上任，走到施家村栅子洞，恰遇五区游击队长梁中和小游击队员孟常谦要到县政府领武器。梁队长认识他，问道：“笔杆子，你又要到哪里去采访呀？”他回答：“我不当记者了，地委派我去五区工作，我正要去报到，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们，以后就和你们在一起工作了。”五区的同志们见地委给派来的“笔杆子”性格温和，沉着稳健，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工作经验，都亲昵地称他“老徐”。

从1943年秋天开始，在县委的领导下，五区除了几个被日伪据点占据的村庄外，普遍开展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由于战争，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减轻与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是关乎民心向背的关键。作为区委委员，徐纯性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各村，发动群众，认真宣傳党的方针政策，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作为指导员，徐纯性和队员们一起打击恶霸，铲除汉奸，对付敌人的“扫荡”，用武装斗争保障运动的顺利开展。合理负担，从丈量土地开始，划分经济区，摸清所属土地的底码，然后开展群众评议，以土地优劣划分等级，再根据土地数量和质量评定产量，计算负担任务;减租减息，实行了二五减租（减轻地租25%）、一五减息（利息不超过一分五），保障了农民的既得利益;增加工资，按一个劳动力一年能维持一个半人的生活为标准，不够的补齐，雇工普遍增加了工资，阴天下雨、生灾闹病的工不补。一开始，群众思想有顾虑，害怕地主秋后算账，有“明减暗不减”“明增暗不增”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区委广泛开展了思想教育，群众的顾虑打消了，觉悟提高了，开始自觉地起来跟地主进行斗争。

当时，区游击队仅有二十几人、十几条枪，却要面对日伪军的频繁“扫荡”，斗争异常尖锐而残酷。1944年1月某日凌晨，高栅子据点的日伪军深夜偷袭驻在朱庄子的八路军某连，该连得讯后及时转移。敌人扑空后，立即向一山之隔的五区游击队驻地光梁洼扑来。放哨的队员发现敌人，立即报告了徐纯性，老徐命令大家迅速向村后的山上撤退。这时，敌人已经摸到了村边，密集的子弹象雨点般扫射过来。老徐举枪向敌人还击，由孟常谦给他拿着子弹袋。看到形势危急，老徐要过子弹袋，让小孟快撤。小孟和其他队员撤到山顶，一看老徐没有跟上来，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过了一会儿，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敌人向山顶搜索过来，队员们只好撤到窑子沟村。一直等到晚上，正在大家焦急的打听老徐消息的时候，石香炉的村干部抬着一个人进来了，大家一看正是老徐。原来，老徐在断后时右腿负了伤，就一瘸一拐坚持着，幸好有茫茫大雪的掩护，才摆脱了敌人。石香炉的村干部发现了老徐，立即将他救了起来。当晚，游击队连夜将老徐转送到县委、县政府驻地大海陀，住在大草沟内养伤。徐纯性一边养伤，一边坚持工作，临时培训村干部，每期三五人，学期三五天。期间，他拜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抄下了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贴在养伤的窝棚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四

徐纯性痊愈之后，没有再回五区，而是来到海陀山南麓，出任龙延怀联合县一区区委书记。由五区分管某项工作到一区总揽全面工作，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面临的斗争也更艰巨了。

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抗日战争已逐步转向全面反攻，中共平北地委号召广大军民对敌发起猛烈的进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各县区从实际出发，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北辛堡村周边有一片南北宽5里，东西长30里的果树林，这既是群众的命根子，也是掩护八路军游击队的青纱帐。敌人绞尽脑汁想毁掉它，而我们则要不惜代价保护它。一天晚上，徐纯性接到怀来城地下工作者送出的情报，说敌人以修工事为名，抓了二三百民夫、抢了许多马车，并强迫铁匠连夜打造斧头和大锯，不日要来砍树。数日后，日伪军果然强迫民夫赶着大车、拿着斧头和大锯前来砍树。收到情报的徐纯性早已安排区游击队埋伏在北辛堡村南石板桥两侧的庄稼地里，眼瞅着走在最前面的民夫平安地走过石板桥雷区后，立刻拉响了“拉管雷”，“轰隆隆”一片巨响，把敌人炸得人仰马翻，灰溜溜地滚回了县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又想出了更狠毒的一招：要用大炮把这片果树和村庄全部毁掉。县区领导一起研究认为，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最直接的办法是把敌人运炮的铁甲车炸毁。一天黑夜，在徐纯性带领下，三十多个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和民兵，先把铁轨撬得错了位，又在枕木下埋上地雷。当铁甲车拉着大炮由此而过时，压着了地雷，冲出了轨道，在爆炸声中被炸飛了。

在怀来县城东五里的妫水河上，有一座通行火车的大铁桥。日军在大桥两头修建了两个桥头堡，分别住着一个班的日军和伪军，日夜守卫着大铁桥，不准通行，给南北两岸交通和抗日活动造成严重威胁。1945年夏季的一天，高楼庄村和南七里桥的民兵通过调查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因为天热日伪军在炮楼里呆不住，每天吃完午饭，就在桥头堡内各留一人守桥，其余的全都下河洗澡、摸鱼。徐纯性认为，这是智取敌人的极好机会，于是作出了周密部署。午后，日伪军排成队，把枪集中架在沙滩上，由两人持枪看着，其余全都跳进河里。这时，提前潜伏在大桥附近草丛中的四个精干民兵，趁桥头两个岗哨不备，闯进桥头炮楼，夺取了他们手中的枪。埋伏在河边芦苇地里的民兵和区卫队员看到大桥上飞下两顶草帽，得知桥上的民兵已完成任务，待徐纯性一声令下，三十多个民兵和区卫队员跃出芦苇，冲到河边，打倒两个岗哨，把架在沙滩上的枪全部收了起来。被困在河里的二十多个日军和伪军，乖乖当了俘虏。

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纯性先后在怀来县委宣传部、冀察地委宣传部任职。1947年5月，崇礼县政府在门三营搞土改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副县长周志宏、公安局长刘勋等多人遇难，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徐纯性临危受命，被察东地委派到崇礼领导开展工作。从19岁来到海陀山区，他在这里度过了艰苦岁月，经受了锻炼考验，写下了战斗青春，他忘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忘不了这里的战友同事，更忘不了这里的人民群众。赴任前他百感交集，依依不舍，提笔给驻在滴水崖东部的地委写去一封信，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恢复崇礼的被动局面，其中的两句是“手扶云梯登海陀，回首遥望滴水崖”，表达自己对海陀山的眷恋和怀念。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赤城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