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悼亡诗》与《悼亡赋》之比较

【摘要】潘岳《悼亡诗》和《悼亡赋》同为悼念其妻杨氏而作。从创作时间来说，《悼亡赋》在前，《悼亡诗》在后;二者在用词、意象选取、抒情方式上具有相似之处，而在表现方式、表达次序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潘岳在用赋体抒发对妻子的哀悼之情后，还要用诗歌进行反复诉说，这不仅与潘岳的重情思想有关，更是诗赋互渗现象在潘岳身上的一种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潘岳对诗、赋两种不同文体的表现。

【关键词】潘岳;《悼亡诗》;《悼亡赋》;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6-5328（2022）02--02

潘岳是西晋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而且在辞赋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悼亡诗》和《悼亡赋》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悼亡名篇，学术界目前对潘岳《悼亡诗》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文本内容的解析和对后世“悼亡诗”影响方面，对《悼亡赋》的研究主要在潘岳婚姻状况与赋作真伪问题的考辨方面。而关于将《悼亡诗》和《悼亡赋》比较研究的论文较少。因此，对《悼亡诗》和《悼亡赋》进行比较研究，对全面把握潘岳的创作和认识诗赋关系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悼亡诗》与《悼亡赋》创作时间考辨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悼亡诗》与《悼亡赋》三首的写作时间定在了元康六年（296）[1]，胡旭在《悼亡诗史》中说：“《悼亡赋》和《悼亡诗》是杨氏死后一年，潘岳为其守制一年后所作。”[2]王晓东在《潘岳研究》中认为“《悼亡赋》盖作于元康九年（299）春。”[3]董志广在《潘岳集校注》中依据《杨仲武诔》：“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惟我与尔，对筵接枕。自时迄今，曾未盈稔”，认为“仲武卒于元康九年五月，故此赋当作于元康八年”。[4]杨晓斌依据《杨仲武诔》及《悼亡赋》中：“闻冬夜之恒长，何此夕之一促”两句断定“该赋当作于元康八年（298）冬天。”[5]比较而言，这种说法可能更接近于事实。“自时迄今，曾未盈稔”说明潘岳妻子至杨经卒期未满一年，即元康八年（298）五月之后，又“绸缪累月”，则说明潘岳曾在杨经逝世后陪伴了病危的杨氏几个月的时间，根据杨先生所说“闻冬夜之恒长，何此夕之一促”，再结合《悼亡赋》中“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两句，我们可以推测潘岳妻子当卒于元康八年的冬季。与此同时，潘岳有感于妻子的逝世，故而创作了这篇《悼亡赋》。至于《悼亡诗》的创作时间，罗宗强认为：“盖其妻卒于上一年之夏间，《悼亡诗》作于此年之深秋。”[6]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悼亡之作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7]任明认同何焯的说法，在《潘岳婚姻与<悼亡赋>的真伪问题—兼谈潘岳后期几部作品的写作顺序》一文中，也认为潘岳《悼亡诗》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元康九年（299）。[8]结合潘岳《悼亡诗》的文本内容，“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这三首诗应该是潘岳在一年之间的不同时间所创作，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就应该是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元康九年（299）。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潘岳创作《悼亡赋》的时间应当早于《悼亡诗》，即潘岳在妻子逝世后先创作的《悼亡赋》，再创作的《悼亡诗》。

二、《悼亡诗》与《悼亡赋》之文本对比

《悼亡诗》与《悼亡赋》的创作，是潘岳真情实感的流露，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用词方面来说，潘岳往往选取一些叠音词。《悼亡赋》中的“飘飘”“荧荧”，《悼亡诗》中的“皎皎”“凛凛”“胧胧”“凄凄”“烈烈”“亹亹”“戚戚”，这些叠音词的使用，一方面能够传神地衬托出空室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能描写出潘岳在妻子去世后的音形神态。此外，作者又多采用一些清冷萧瑟意味的词语。《悼亡赋》中的“零落”“履冰”“知寒”，《悼亡诗》中“凉风”“岁寒“悲风”，既能够衬托出妻子去世后空室周围的环境，又能够渲染哀情，更加深刻的表达出作者在妻子逝世后内心的痛苦，这也成为潘岳写作悼亡诗赋的一大特点。

《悼亡诗》在意象的选取上，借鉴了《悼亡赋》铺排的手法。除了两者所共同使用的典型意象“空室”“灵座”之外，《悼亡诗》还增添了一些更加具体化的意象，“帏屏”“翰墨”“遗挂”“枕席”等，这些意象置身于所谓的“空室”当中，仿佛就是对“空室”的点缀，使得潘岳的情感寄托更加的细腻，对亡妻的思念更是深沉。

在抒情方式上，两者都运用了感时伤怀和睹物思人的方式。《悼亡诗》中“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清秋应秋至，溽暑随节阑”“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体现出潘岳对时节变化的关注，季节的变换意味着时间的流逝，潘岳以此为契机，引起对妻子的种种怀念。《悼亡赋》中“闻冬夜之恒长，此何夕之一促”，冬夜如此漫长，相比于整个冬季来说，这才只是其中一个夜晚。之后作者又用“春风兮泮水，初阳兮戒温”，通过冬日之恒长与春日之暖阳进行对比，愈发加深了潘岳对亡妻的思念，可是妻子终究不会死而复生，这种哀伤之情始终不可遏止。不论是《悼亡诗》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展转盻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空室来悲风”，还是《悼亡赋》中所说的“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都能引发作者对妻子深深的怀念，看到妻子曾经用过的物件，不由地产生一种妻子还在的错觉，等自己回过神来才意识到妻子已经亡故。物是人非，作者不禁伤心欲绝，流下泪来。

《悼亡赋》与《悼亡诗》的创作极具特色，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相似之处，还存在着诸多不同。从表现方式上来说，《悼亡诗》是从季节变化写起，之后叙述自己与妻子生死相隔，从而引出物是人非之感，紧接着睹物思人，表达出作者对妻子的深深思念，最后作者学习道家的生死观念，试图借庄子的思想来化解愁绪。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自己对妻子的感情倾注在字里行间。“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作者对妻子的逝世始终难以忘怀，愁之思、思之重萦绕在潘岳的心中难以抹去。因此，潘岳想到了庄子，想要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来化解自己心中的愁苦。“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因为内心之中情感压抑实在太久，万般的悲痛郁积在心中，诗人索性跳出情感藩篱的束缚，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痛苦的情感，虽然不能完全抒发对亡妻深切的思念之情，但这不失为一种情感宣泄的方式。“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作者面对亡妻的遗物，感物伤怀，想起自己即将离开妻子，离家赴任，顿时难以掩饰内心的凄怆，伤心落泪，但是却无可奈何，是由一种情感引起另一种情感，直到最后无法消除之后才结束。《悼亡赋》是从妻子不幸的命运写起，然后写妻子逝世之后的殡葬过程和服丧之礼，接着描写所有看到的凄惨景象，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作者深沉的哀怨之情。“遭两门之不造，备荼毒而尝之”“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含英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追述妻子过门之后所过的艰辛生活，不幸早逝的事实，回忆妻子德行的美好，无奈英年早逝如同香花般随风凋零。“入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作者正是在平淡的叙事之中诉说亡妻的事实，抒发了对亡妻的深切思念。也许是因为妻子刚刚去世，潘岳在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使得这种感情基调更为激烈，他已经顾不得所谓礼法的约束，勇敢地挑战自己奉守了一生的儒家之礼。这种对儒家礼制的挑战，使潘岳在写作悼亡题材的同时，也提升了《悼亡赋》的思想境界。

此外，从表达次序上来说，《悼亡诗》比《悼亡赋》有着更为严密的结构，既有从春到冬的时间变化，又有从室外到室内再到坟墓的位置转移，时间的交替和空间的变换在《悼亡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悼亡诗》中“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两句总起，点明妻子去世已经经历了一个四季交替，“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不知不觉已到冬季，妻子逝世也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仿佛就在昨日，对妻子的思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几分。“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作者从妻子所在坟墓的层层土壤写起，到“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写诗人离家赴任之前来到妻子的生前所住的屋室，这是诗人从室外到室内的第一次转换。从“床空委清尘，空虚来悲风”到“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陨”，是诗人从室内到坟墓的第二次转换。时空的完美交替，使得《悼亡诗》三首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相比之下，《悼亡赋》由于作者别出心裁，并没有大量铺陈，主要是为了抒发对亡妻的思念，次序转换就显得比较单一，“闻冬夜之恒长，何此夕之一促”，只是叙述了妻子逝世的时间，作者以整个冬季作为对照，便觉得一夜是如此短促。“夕既昏兮朝既清，延尔族兮临后庭”，作者将空间引入到屋室的后园，“入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将视角引入到室内，“空室”即妻子生前居住过的地方，作者虽说空室，只是因为妻子的逝世让潘岳觉得仿佛一切都已不在，现实是妻子用过的物品还在，但是妻子却早已与自己生死相隔，通过室内亡妻的灵座表达作者深沉的哀怨之情，这种单一的时空交替相比于《悼亡诗》中双重的空间变换便略显单一。

三、继《悼亡诗》后《悼亡赋》创作原因探析

同是对妻子的悼亡之作，潘岳在用赋体写完之后，为何还要用诗歌这种文体再次叙写？按理说，赋体因为篇幅上的优势，可以更好的铺叙，进一步抒发悲伤情怀，可是潘岳何以在《悼亡赋》写作之后又创作了《悼亡诗》？这是与潘岳的重情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怀旧赋》序云：“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知名，遂申以婚姻。”他十二岁时就被岳父杨肇赏识，后许以婚姻，和妻子成婚之后一起生活了二十四年，这么长的时间使得两个人的感情极其深厚，故而潘岳写作《悼亡赋》之后，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并没有衰竭，于是就又创作了《悼亡诗》，并且这三首《悼亡诗》写于妻子逝世一年之间的不同时间，从春天到夏秋之交再到冬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潘岳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并未淡化，反而更加浓烈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9]陈祚明说潘岳“情深”，因为重情，所以用笔有些繁冗，才会不厌其烦的在《悼亡诗》中反复诉说，因此潘岳在写作《悼亡赋》后又写《悼亡诗》也就在情理之中。其实，潘岳的重情不仅表现在诗赋方面，还有文及哀辞方面也很有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篇所说：“及潘岳继作，实锺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他为亡妻杨氏所作的《哀永逝文》，为夭折的女儿所作的《金鹿哀辞》，为妻子妹妹的女儿泽兰作的《为任子贤妻作孤女泽兰哀辞》等作品，都可以体现出潘岳的情深。

从另一方面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诗与赋两大文体盛衰转换时期，是汉风到唐音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士大都既能写诗，亦能作赋，使得诗与赋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能够相互影响。潘岳写作《悼亡赋》篇制短小精炼，便是受到诗歌篇制的影响。其实，不仅是《悼亡赋》，还有《怀旧赋》，同样体现了篇制短小这一特征。但是在赋作完成之后，他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并没有有所减弱，反而更加浓烈，便又创作了《悼亡诗》。写诗的时候将赋体的铺陈手法融入了诗中，三首诗都有铺陈的情形，用来描述妻子逝世之后作者内心的孤寂与凄苦，这是潘岳学习了汉魏以来赋作善于铺排这一形式特征，对于《悼亡诗》三首的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从诗歌的形式上看，采用的是組诗的形式，层层递进，思念之情更浓郁。”]使得《悼亡诗》三首在形式上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虽然《悼亡诗》三首看起来有些用笔繁冗，篇幅较长，但是却在形式上相互呼应，相互映衬，同时也是受赋体铺陈手法影响下的一大进步。如同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所说：“汉魏时代赋最盛，诗受赋的影响也逐渐在铺陈上下功夫。”[13]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潘岳的心中，抒情赋和诗歌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用赋抒情可以写的短小一些，用诗歌进行铺陈也可以篇幅稍长一些，这表明在这时候诗赋互渗的这种表现在潘岳的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即赋用来体物，诗用来抒情。但是潘岳的《悼亡赋》却用来抒发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这可以看作诗对赋的一种渗透。除了《悼亡赋》，还有如：《秋兴赋》所抒发的身世凄凉之感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亦是如此，潘岳对现实秋季的描写即为铺陈，最重要的还是抒发内心长久的忧愁苦闷。《怀旧赋》描写作者前往嵩山杨肇父子墓拜祭途中的气候寒冷、道路艰难的情况是铺陈，由墓地的所见所闻引发自己对杨氏父子深沉的思念即是抒情。反过来讲，诗歌虽是用来抒情的，但是却未必不能学习赋作的体物特征进行铺陈。《内顾诗》两首亦是如此，其一：“春草郁郁青……初征冰未泮”，通过时间的推移来进行铺叙，最后四句表现出作者怀念妻子而不可得的无奈。其二：“尔情既来追，我心亦还顾……不见涧边柏，岁寒守一度”，通过松柏作喻来诉说自己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最后两句抒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观念。以上这些都体现了潘岳诗中的大量铺陈，虽然比较繁冗，但却说明潘岳诗歌受到赋作体物特征的影响。因此，在潘岳文体观念里，诗歌是既可用来抒情，也可用来体物的。尽管诗赋互渗的现象在潘岳的抒情赋和诗歌中表现的比较明显，但是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每种文体都有自己表达的传统。抒情赋在艺术上还是承袭着汉大赋的铺排手法，借鉴汉大赋的表达方式;诗歌是以抒发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情为特征，在表现次序上采用多种时空转换方式，所以潘岳创作《悼亡诗》与《悼亡赋》来进行对妻子的哀悼也是潘岳对于诗、赋两种不同文体的表现。

总之，潘岳在妻子杨氏逝世之后，先后写下《悼亡赋》与《悼亡诗》三首。通过两者之间文本内容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表现方式、表达次序方面各有特色，但是在用词、意象选取、抒情方式方面，《悼亡诗》有许多借鉴《悼亡赋》的地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潘岳的重情思想有关;另一方面，是诗赋互渗现象在潘岳身上的一种集中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潘岳对诗、赋两种不同文体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759.

[2]胡旭.悼亡诗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3.

[3]王晓东.潘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87.

[4][西晋]潘岳著.董广志校注.潘岳集校注（增订版）[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94.

[5]赵逵夫主编.历代赋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316.

[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93.

[7][清]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904.

作者简介：曹凯成（1996—），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