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不知其所起
——韩愈《晚春》诗意的歧义分析

◎湖北/刘 杰 王前程

韩愈的《晚春》一诗将拟人手法运用到极致。四句诗，每句都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的花草树木人格化，使它们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动作情态，借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该诗现被编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课外古诗词诵读”部分。这首诗表达的情感一直众说纷纭，“惜时说”“讽喻说”“言志说”等莫衷一是，诗歌情感捉摸不定，情意朦胧。情景并茂式的造境方式，使得诗歌韵味无穷。

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诗歌以其精巧凝练的表达方式传达出无限的情思。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五十七年的人生中，他说自己是“馀事做诗人”，借诗歌“舒忧娱悲”，抒写“感激怨怼”之辞，特别注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晚春》这首七言绝句，内涵丰富，其诗意显现鲜明的多义性。

一、触景生情，惜时进取

诗题《晚春》，直接表达了作者惜春、送春之情。“晚春”点出了时间。暮春时节，作者在城郊闲庭信步，看到飘飞的杨花和榆荚，触景生情。他不禁感叹新的一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人生也将近迟暮，遂作此诗勉励众人及自己要珍惜时光。“一年之计在于春”，即便已是晚春时节，也要“百般红紫斗芳菲”，不甘落寞，敢于“斗”，在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之间，迎风招展，就像杨花榆荚一样，虽“无才思”，也能化作漫天飞“雪”，引人注目，给晚春时节添上一份柔美和浪漫。

作者用拟人化手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景物变得生动，而是为了显示草树在‘知春不久归’的基础上如何‘百般红紫斗芳菲’，也就是说抓紧这‘春不久归’的有限时间，尽量发挥各自最大的生命活力，释放自己的潜在能量。草树和杨花、榆荚身处逆境仍具有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正是韩孟等人提倡的“笔补造化”的生动体现。

韩愈的忧时之心在贞元年间尤为强烈。他二十五岁进士及第，三十几岁正值壮年，身体却每况愈下，曾多次在诗文中表达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忧。贞元十六年，在《与孟东野书》一文中，他用“愈眼疾比剧”向好友孟郊表露了自己的眼疾日益加重的近况。在《与崔群书》一文中，他用：“近者尤衰惫……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向好友崔群倾述。贞元十八年，韩愈三十五岁，竟牙齿脱落，发须斑白，双眼昏花，衰老至此。此后一年，韩愈写了一首《落齿》诗：“俄然落六七……始忧衰即死。”同年，在《祭十二郎文》中，自述：“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时不待人，“草树”都知晓春天将“不久归”，身体日益衰老的“我”又怎能毫无察觉呢？“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的乐观，给韩愈的人生带来新的转机。元和八年，为了宣泄“才高数黜”的苦闷，韩愈作《进学解》一文自喻，宪宗因此文而“奇其才”。因此，几年之间韩愈多次升官，官至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诰命。此时的韩愈政治上身居高位，并且由他领导的古文运动也开始进入全面收获的阶段。“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在杨花飞絮如雪的春末夏初的时节，年近五旬的韩愈，怎能不起伤时之情？但韩愈的伤春并非顾影自怜，而是将时光易逝的忧虑化作奋力前行的动力，在暮春中发现无限的生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二、独树一帜，巧妙讽喻

草树傲立群芳之中，甘愿作为陪衬，不因无“红紫”与“芳菲”而觉得低人一等。相反，那仅凭浅淡之美的杨花榆荚，本身无“才思”，只知道随春风东摇西荡、摇摇摆摆，风停之处就是它们的归宿。诗人抓住杨花榆荚轻浮的姿态，由物及人。

“草树”隐喻那些在现实中敢于立于潮头，勇于鼎力革新，坚持己见之人，“杨花榆荚”隐喻才思贫乏、因循守旧、庸劣粗疏之辈。万物各有所长，要找到自己特立独行之处，并且要善于利用。草树本来就不具有万紫千红的颜色，何必绞尽脑汁争奇斗艳呢？红紫芳菲凭借浓重的色彩迷惑世人一时的垂怜、青睐、欣赏，但是它们总归是要凋谢的，草树却能厚积薄发。诗人借此诗勉励世人以及自己，不要因眼前一时的绚烂光景迷失了方向。

韩愈为人耿直，敢于仗义执言，因而在官场上颇感孤独：“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独行而无徒，是非无所与同也。”肺腑之言无人听，诗歌无人相和吟。时京畿地区大旱，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寒馁道途，倒毙沟壑。群臣对此视而不见，相互勾结，导致“陛下之所未知”。韩愈上书论及实情，遭到当时幸臣忌恨，因此被贬。淮西藩镇气焰嚣张，许多朝廷大臣摄于藩镇淫威不敢说话，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主张以武力平定，速战速决。但是，韩愈的言论与当时的主和派不和，遭到诽谤，因此被贬。“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在群臣“侥幸于万一”，“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场上，韩愈却没有失掉初心，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

在“浮艳空洞”的骈文大行其道、俘获众心之际，韩愈提倡复兴古朴的文风，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因循守旧。《进学解》云：“锺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杨花榆荚就是最好的印证，放任自流，生与死、兴与废，完全借助他人之力又岂能长久呢？

三、另辟蹊径，托物言志

草树“知”春，与红紫“斗”芳菲，草树又怎能知晓时节的变化与更替呢？更不可能起争斗之心。杨花榆荚没有“才思”，怎能做出化作“飞雪”这一雅士才能做出的举动呢？这一切只不过是诗人主观情感和志向的寄托和迁移罢了。诗人托眼前之景，言自己平生之志。韩愈的情志何在？

韩愈推崇儒家思想，用世、济世之心甚切，将“拔去凶邪，登崇畯良”视为己任。但是，在“政出多门，宰相不转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的社会大环境下，韩愈力排众难，上书直陈关中的旱饥，肺腑之言并不为当政者所重视。他不堪仕途蹭蹬，也曾有过远害全身的隐逸之心。在《与孟东野书》一文中韩愈说：“江湖，余乐也。”直言能与孟郊一样，“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才是他最幸运、最快乐的事情。又如，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也表达了相同的避世之心，“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贞元十六年，韩愈行经静谧清幽的山中古寺时，作《山石》感叹：“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一边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抱负，一边是归隐山林的美好希望；一边是儒家的积极进取，一边是道家的消极避世。“草树”与四季更迭的自然之理争，与万紫千红的“芳菲”斗。在混混相浊的官场上，韩愈想凭借一己之力扭转局面，但道路受阻，举步维艰。诗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抉择，由冲突到和谐，发现无拘无束的杨花榆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之志。

韩愈为人真诚，荣悴不易。兄嫂幼年的养育之恩，韩愈铭记于心，“为服期以报”少时与孟郊、张籍结交，二人名位还未显达之时，韩愈不顾天寒地冻，盛夏酷暑，奔走于公卿之间，为其称荐。后来韩愈虽然名位显贵，每有闲隙之时，三人仍然论文赋诗，一如往常。对于后生，韩愈从不故作姿态，而是倾囊相授，故有“韩门弟子”。韩愈为人处世的态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拥有真情的人。这种至真至纯的人间真情，是韩愈不断进取的动力。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韩愈忠而见斥，满腔悲愤无处抒发，在见到亲人的那一刻，内心的情感再也抑制不住，喷泻而出。“故当结以信，亲当结以私。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朋友之间当以诚相交，对亲人要以情相待。如果亲人朋友都无法留在你的身边，还有谁相信你的为人呢？正是田锡《杨花赋》所云：“轻芳兮就月为魄，淡白兮依风作神。”杨花榆荚毫无“才思”，颜色惨淡，尽管被先天条件所限制，但它们“就月”为魄，“依风”作神，超越平凡，实现了“飘烟拂尘”的人格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