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吗？
——基于1487份农村中小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贾勇宏， 吴恩慈

(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0)

近几年，校园欺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其校园欺凌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已有研究发现“乡村儿童以及单亲、流动、留守儿童较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1]。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鲜有直接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基于经验推断或简单比较而得出一些结论。农村留守经历与校园欺凌的发生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有，其发生机制又如何？本文将基于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的一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提供支持。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探讨多数是在一般性校园欺凌问题框架内从个体、家庭、学校三个维度展开的，内容聚焦在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和防治策略上。

Hindelang 1978年在《个人被害——生活方式暴露理论》中提出了校园欺凌的生活方式理论，认为“学生自身具有的个人特征会增加欺凌行为的发生率，相比于女生，男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频次更高”[2]。有研究发现，“低龄的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面临校园欺凌问题”[3]。国内有研究发现“寄宿制学校的欺凌状况严重”[4]，但也有研究得出“相比于寄宿生，走读生更易受欺凌”[5]的相反结论。研究者还发现，“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更易被欺凌”[6]，而且“学习成绩较差的农村初中生更容易受欺凌”[7]。Olweus 认为“人格气质可能是影响欺凌行为的重要因素”[8]。相关实证研究发现“负向人格是农村留守儿童受欺凌的主要个体原因”[3]，“与农村一般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抑郁均较高”[9]，“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焦虑情绪”[10]。留守经历是农村留守儿童不同于其他一般学生的主要特征，该群体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在共性影响因素基础上还具备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村留守儿童相较于农村非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

假设2：留守经历是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的主要影响因素。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对青少年儿童的成长起着支持和保护作用。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水平低的学生校园欺凌发生率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水平良好的学生”[11]，但也有研究证实“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对其是否经常遭受校园欺凌没有显著影响”[12]。此外，“父母不和、家庭气氛紧张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致使校园欺凌的产生”[13]，“相对于父母很少关心，父母偶尔关心、经常关心均是欺凌行为的保护因素”[14]。缪丽珺、孙红莲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亲子分离是造成校园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15]，也是导致“留守儿童更易发生欺凌行为”[16]的重要因素，部分学者尝试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农村中小学生的监护人的溺爱、粗暴、变化无常等管教方式是留守儿童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17]，但该论断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亲子分离是农村留守经历的外在表现，亲子分离的类型不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和家庭支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就可能会有差异。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不同留守类型的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假设4：家庭支持可以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率。

学校是校园欺凌的发生地，学校环境和教师支持对于校园欺凌的防治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中小学校更多注重学生智力的训练与提升，对于其品德的培养关注相对较少，学生往往倾向于用暴力解决困惑与不悦，由此导致校园欺凌行为频发”[18]。也有研究发现“教师给予学生的积极支持能减少学生遭受欺凌”[19]，“教师的公正、对学校的归属感与学生经常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关系”[20]。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5：教师支持是校园欺凌的保护因素，教师支持可以有效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针对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在内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学者们从个体、家庭和学校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强调要“建立协同联动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构筑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的安全防护”[21]。

上述相关研究为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借鉴。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相对于其他同辈群体是否真的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其校园欺凌问题是否还有其他特殊影响因素呢？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3]。在本研究中，农村非留守儿童作为参照样本，农村留守儿童被分为三种类型：母亲在家型、父亲在家型、父母都在外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本研究团队2019年所做的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状况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选取了河南省西华县、正阳县、上蔡县、平舆县、西峡县，湖北省彭场镇、沙湖镇、归州镇，安徽省濉溪县的1700名农村中小学生作为调查样本，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487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7.5%。问卷调查工具为自编调查问卷，问卷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866，KMO球形效度检验的系数为0.928，Bartlett球形检验P=0.000，问卷的信度、效度良好(1)本次问卷调查详情参见：代雪伟.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防治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20.。

(二)变量定义

本研究将样本的校园欺凌情况用“是否遭受欺凌”来描述，分为“是”和“否”两种情况，分别赋值为1和0，并将其作为因变量构建实证研究模型。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所以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学生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班级成绩排名(2)这里的成绩是中小学生对自身成绩的预估和心理感知。、是否寄宿、班干部经历、是否为独生子女、欺负他人经历、人格特质等。

基于Olweus的气质理论，本研究将人格特质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来考察。人格特质基于大五人格(OCEAN)模型，依次设计为：“孤独、不合群、安静；多疑、易怒、想要攻击别人；马虎、懒惰、不守时；胆小，对较多人感到害怕；敏感，总是感觉心里不舒服；以上都没有”，选择“以上都没有”的样本赋值为0，选中任意一项的样本视为具有负向人格特质，赋值为1。

本研究在个体特征变量中设置留守类型变量，将农村非留守儿童作为参照群体，赋值为0。根据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家类型把样本留守儿童分为三类，依次为母亲在家型、父亲在家型、父母都在外型，分别赋值为1、2、3。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家庭支持(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关系、亲子沟通情况、与监护人关系等)变量，并通过“我觉得家长能帮我解决校园欺凌的矛盾”这一问题来体现学生对家长处理校园欺凌的信任度。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教师支持(通过学生对老师处理校园欺凌满意度、发生欺凌是否愿意首先向教师求助来表征)。整个模型的变量定义详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赋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回收的问卷中男生有761名，占比为51.2%，女生726名，占比为48.8%，男女生分布相对均衡。问卷调查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2)显示，共有671名农村中小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占样本总数的45.1%，欺凌发生率相对较高。其中，男生中被欺凌的人数占其比例为49.7%，女生为40.4%，男生样本中被欺凌的发生率高于女生。父母都在外型农村留守儿童中被欺凌的比例为49.7%，是所有留守类型中最高的。走读生中被欺凌的人数为260人，占其比例为63%；寄宿生中被欺凌人数有411人，占比为38.3%，走读生中被欺凌的比例远高于寄宿生。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学生共有377名，占样本总数的25.4%。其中，男生中欺凌过他人的比例高于女生，走读生中同比远高于寄宿生，农村留守儿童中同比远高于非留守儿童，只有父亲在家的农村留守儿童欺凌他人的比例最高。

表2 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情况

(二)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因素：Logistic模型估计

为了探讨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首先引入学生个体特征变量形成模型1，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家庭支持变量形成模型2(家庭层面模型)，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教师支持相关变量形成模型3(教师层面模型)，模型3为本研究的全模型。随着新变量的加入，R2从0.289提高到了0.330，模型拟合度不断提高(见表3)。

表3 农村中小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模型

1.农村留守经历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由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知，儿童留守类型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对样本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3中，其预测系数为0.09，欺凌发生率为1.094。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样本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按照非留守儿童、母亲在家、父亲在家、父母都在外的类型顺序依次增加，每增加一个单位，欺凌发生率比前一个类型增加9.4%。由此可见，在同等条件下，具有留守经历的农村中小学生比农村非留守儿童更易被欺凌，研究假设1成立，且父母都在外型留守儿童受欺凌发生率最高。

除受到留守类型影响之外，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还具有一般群体校园欺凌发生的共性特征。

从模型1到模型3的数据结果表明：年龄、寄宿与否、人格特质(是否具有负向人格)、欺凌他人经历、班级成绩排名对农村中小学生样本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影响；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班干部经历、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变量对样本整体是否遭受校园欺凌没有显著影响。

在上述显著性影响因素中，模型3中年龄的回归系数为-0.373，发生比为0.689，这表明在同等条件下，低龄的农村中小学生样本更易陷入被欺凌的困境，该结论与朱桂琴等人的研究一致[22]。样本的班级成绩排名对欺凌发生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098，发生比为0.907，这表明学生班级成绩排名越靠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就越高。

模型3的结果还显示：人格特质对校园欺凌发生率的影响系数为0.681，发生比为1.975，位居所有显著影响因素中的第二位，这表明：具有负向人格特质的样本更易遭受欺凌，负向人格是校园欺凌的高危因素。

欺凌他人经历在模型1、2、3中的所有显著性影响变量中，其回归系数和发生比都最高。这说明：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学生更易遭受欺凌，该变量是校园欺凌的高危因素。该结论与本团队此前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3]。

由此可见，留守经历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校园欺凌发生率相对较高的独立影响变量；年龄、寄宿与否、人格特质、欺凌他人经历、成绩等个体特征变量是影响该群体校园欺凌发生率的一般共性因素，留守经历与其他个体特征的叠加是导致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的主要原因。

2.家庭支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从模型2的分析结果可知，样本的父母关系(β=-0.147，p<0.05)、与监护人关系(β=-0.143，p<0.1)对其被欺凌的发生率呈显著的反向影响。这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积极的家庭支持可以有效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2中加入家庭支持变量后，年龄对学生样本遭受欺凌的影响系数绝对值从0.337上升到0.347，寄宿与否、人格特质、欺凌他人经历对于其遭受欺凌概率的预测效果变小，预测系数绝对值都有所下降，班级成绩排名变量尽管方向未发生变化，但不再具有显著效应。留守类型对于样本是否遭受校园欺凌的预测系数也从0.103下降到0.095。这说明家庭支持不仅能够独立预测学生遭受欺凌的发生概率，而且还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学业成绩、人格特质、寄宿与否、留守类型等变量影响样本遭受欺凌的发生率，对样本受欺凌状况起着调节作用。

3.教师支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学生对教师处理欺凌的满意度、遭受欺凌首先向教师求助是学生对教师支持认可的表现，也是教师在防治校园欺凌中对学生支持度大小的反映。模型3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教师校园欺凌问题处理的满意度、学生受到欺凌后是否愿意主动向老师求助与样本是否遭受欺凌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在同等条件下，样本对教师处理欺凌问题的满意度每提高1个单位，样本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概率变为原来的0.9倍(下降10%)；在同等条件下，遇到欺凌问题愿意并首先求助于老师的样本，其遭受校园欺凌问题的发生概率是不愿意首先向老师求助学生样本的0.469倍(下降53.1%)。这说明，积极向教师求助可以大幅降低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有效的教师支持是学生免遭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

通过比较模型2和模型3发现，在引入教师支持变量后，年龄、寄宿与否、人格特质、留守类型、成绩等个体特征变量依然显著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但它们在模型中的预测系数绝对值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其中，留守类型对样本遭受校园欺凌的预测系数从0.095降到0.09，显著性水平也从0.05降低到0.1；人格特质对于样本受欺凌概率的预测系数从0.801降到0.681；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加入教师支持之后，预测系数的绝对值上升了，p值从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说明成绩差的学生反而更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教师支持还通过学习成绩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模型3在引入了教师支持这一保护性因素后，家庭支持的相关变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父母关系对样本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系数绝对值从0.147下降到0.125；样本与监护人关系的预测系数方向尽管未发生变化，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却不显著。由此说明，教师支持在减少校园欺凌问题上对家庭支持有很强的替代作用，在替代监护人支持中的作用尤其突出。

综上所述，教师支持不仅是影响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而且还通过个体特征和家庭支持间接影响欺凌发生率，对校园欺凌的发生同样具有调节作用。

(三)不同留守类型样本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既带有一般校园欺凌问题的共性特征，也有自己的群体特性。为了探究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不同留守类型样本之间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群体差异性，本研究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按照不同监护类型分别做二元Logistic回归加以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留守类型样本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模型

表4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类型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影响因素也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父母都外出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显著影响因素有3个：年龄、欺凌他人经历、发生欺凌是否愿意先向教师求助；显著影响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主要因素有6个，分别为：年龄、人格特质、欺凌他人经历、父母关系、学生对教师处理校园欺凌的满意度、发生欺凌是否愿意先向教师求助；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显著影响因素只有“欺凌他人经历”1个；显著影响非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因素有7个，分别为：年龄、寄宿与否、学习成绩排名、人格特质、父母关系、欺凌他人经历、发生欺凌是否愿意先向教师求助。

从表4可知，欺凌他人经历在四类样本模型中都显著，这说明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学生样本更易被欺凌，这也和国内外其他同类研究的结论高度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只有“欺凌他人经历”对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预测系数为2.101，发生比为8.170。这就表明：在同等条件下，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被欺凌的发生概率是无此经历相同样本的8.17倍，远高于其他三个监护类型的发生比。描述性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样本中具有欺凌他人经历的百分比远高于其他监护类型，这可能是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样本受到欺凌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也反映出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更易卷入校园人际冲突中。

由表4可见，年龄对父母都外出、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样本的校园欺凌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在同等条件下，低龄的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都更易遭受校园欺凌。

表4中的模型还显示，非留守儿童中的寄宿生在同等条件下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是走读生的0.561倍，这说明，在同等条件下，非留守儿童中的走读生相对于寄宿生更易遭受欺凌，但寄宿与否对三类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都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校寄宿是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

差异分析还发现，在四个不同监护类型的模型中，成绩排名对非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成绩相对靠后是中小学生易受欺凌的影响因素，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不受成绩的影响可能与他们得到更多的教师支持和关爱有关。

从表4可知，人格特质对非留守儿童和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是否受欺凌具有显著影响，发生比仅次于“欺凌他人经历”，但是该因素对其他两类留守儿童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负向人格并非留守儿童群体的特有气质特征，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都可能受其影响，且影响力大小与负向人格的类型、程度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具体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

父母关系是非留守儿童和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且在非留守儿童模型中父母关系对于校园欺凌的负向影响系数最大。这说明，良好的父母关系是校园欺凌的保护性因素。父母关系对于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和父母都在外型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不具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类留守类型的样本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对于父母关系的直接感知信息相对比较缺乏，由此影响了统计结果。

在教师支持方面，学生对教师处理校园欺凌的满意度对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同等条件下，教师处理校园欺凌越让学生满意，其发生欺凌的概率就越低。学生遇到欺凌先向教师求助对校园欺凌的影响除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外对其他类型样本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父母都外出型留守儿童中的预测系数绝对值最大，这反映出教师的有效支持对于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免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力最大。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农村留守儿童更易受欺凌

根据前文的研究，在控制影响校园欺凌的一般因素之后，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更易受欺凌。由于是否有留守经历是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要群体差异，因此，留守经历是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在同等条件下更容易受欺凌的主要原因，假设1和假设2成立。本研究结论与国内学者吴要武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欺凌”的研究结果一致[23]。在加入家庭、学校的保护因素，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身份对于校园欺凌的影响力虽然在下降，但是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留守经历不仅直接对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间接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2.不同留守类型的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状况受父母外出务工情况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不同类型的农村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也具有差异，假设3成立。显著影响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主要因素有：年龄、人格特质、欺凌他人经历、父母关系、学生对老师处理校园欺凌的满意度、发生欺凌是否愿意先向教师求助；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显著影响因素只有欺凌他人经历；父母都在外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显著影响因素有：年龄、欺凌经历、发生欺凌是否愿意先向教师求助。

在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模型中，只有欺凌他人的经历是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显著影响因素，而且发生比远高于其他三个监护类型，这类群体相较于其他农村中小学生来说，更易卷入到校园冲突中。但为何其他校园欺凌的一般影响因素却都不显著呢？根据本团队之前的调研经验可知，受“男主外女主内”农村文化的影响，母亲外出务工、父亲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模式比较特殊，这大多意味着不良的夫妻关系或家庭中有部分成员生病需要照顾，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往往较差，通常是农村扶贫的重点对象，此类家庭的留守儿童因此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和学校教师更多的支持，由此导致一般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不显著。当然，受调研条件的影响，在本研究中该群体的样本数量还相对较少，究竟是样本不足造成的结论偏差还是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政策降低了该群体的受欺凌风险，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

3.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欺凌是留守经历和其他多种欺凌风险因素叠加交互影响的结果，不同群体的样本实际遭受校园欺凌风险的大小取决于风险因素的多少和保护力量的大小。

除留守经历之外，年龄、寄宿与否、班级成绩排名、人格特质、父母关系、欺凌他人经历、教师的支持和家庭支持都可能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的一般因素。其中，低龄、走读、具有负向人格、父母关系不佳、具有欺凌他人经历、家庭、教师支持不足都属于发生校园欺凌的风险因素，上述风险因素在农村留守儿童个体身上叠加得越多，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就会越大。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力量对比是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发生结果的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的形成机制。

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中，欺凌他人经历是导致所有农村中小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最高风险因素，且该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样本校园欺凌的影响系数大于非留守儿童。也就是说，在相同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欺凌他人的发生率比农村非留守儿童更为严重，这也是农村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农村留守儿童更易欺凌他人的原因与留守经历对该群体的个性、行为的影响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欺凌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同理心及关怀他人，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心，不善于处理人际交往问题”[24]。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一方或双方的教导和支持，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不善于人际交往、敏感冲动，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经年累月形成了一些负向人格，一旦遇到人际矛盾倾向于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人际冲突，从而更易发生主动去欺凌他人的行为并由此卷入校园冲突中，过多的人际纠纷又容易使其成为下一次欺凌的受害者，这就是有负向人格特质的留守儿童为什么更容易遭受欺凌的原因。因此，留守经历又会通过人格特质和人际交往行为进而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

4.家庭支持、教师支持是校园欺凌的保护因素

家庭支持和教师支持对校园欺凌具有显著的保护效应，具体表现为：父母关系良好、学生对于教师处理欺凌越满意以及发生欺凌问题首先愿意找老师的农村中小学生被欺凌的概率会降低。因此，有效的家庭支持和教师支持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是否受欺凌的保护机制，假设4和假设5成立。

家庭支持、教师支持的保护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影响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家庭支持中，父母关系变量只对非留守儿童和母亲在家型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影响，且在非留守儿童模型中，父母关系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母亲在家模型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学生对教师处理校园欺凌的满意度对于校园欺凌具有保护因素只在母亲在家模型中体现，但是在其他监护类型模型中没有显著影响。学生发生欺凌首先向教师求助是校园欺凌中的保护因素，但是在父亲在家型留守儿童中没有体现。这可能是父亲在家的留守儿童样本容易和别的同学发生冲突，不愿意向教师求助，也可能是教师对于他们的欺凌报告不重视，因此教师支持对于这部分学生样本的影响不显著。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留守经历本身就是导致留守儿童容易遭受校园欺凌的因素之一，留守经历不仅直接而且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因此，在防治中小学生校园欺凌问题过程中，教育管理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特殊性的关注，并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综合防治措施。

第二，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要考虑留守儿童监护类别的差异。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不能一刀切地采取防治措施，要根据不同监护类型下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三，充分利用学校支持的保护作用。学校要对教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培训，让教师能够更娴熟地应用科学的方法处理，提高学生对于教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满意度，指导和鼓励学生在发生欺凌问题时积极向老师求助。农村中小学校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多关心和关爱低年级学生，多关注成绩相对靠后、人格气质负向特征比较明显等校园欺凌风险较高的学生。学校还要注重营造宽松、民主、友好的校园文化和氛围，通过积极主动的反校园欺凌宣传教育，让同学们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学会和谐相处。

第四，父母要对留守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家庭支持。父母双方要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减少家庭矛盾，营造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即使父母有一方外出，父母双方都应该主动积极地履职，提供力量支持，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去面对复杂的校园环境。父母在教导儿女应对校园欺凌问题时，尤其是父亲，要注重沟通技巧与方法，让孩子可以巧妙地应对校园欺凌问题，而不是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

第五，塑造农村中小学生积极的个性品质。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和监护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教导他们学会与同学和谐相处，学会不欺凌他人、不被欺凌、不看着他人被欺凌，不主动卷入校园人际冲突。家长和学校教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学业成绩，更要主动了解和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变化，遇到心理冲突要及时沟通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