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方法论探微及理论指示

摘要：福柯在《词与物》中借考古学方法论，对从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文化所由以构成的知识基础进行划分，即近代西方文化的知识基础是由三个断裂的、非连续性的认识型构成：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和现代认识型。本文除了在福柯语境中梳理出三者之间的差异性，还将揭示其隐秘的连续性，以此透视福柯的这一核心方法论所要应对的问题。同时，对福柯《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也可以让我们看出福柯在前期《疯癫与文明》与后期《规训与惩罚》间的微妙过渡。

关键词：福柯 《词与物》 考古学 认识型 人文科学

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自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史并不是一个连续的线性进程，而是一幅由多种认识型转换所造成的断裂分割开来的不同的物之构序图景。福柯创造性地引入“考古学”方法论，呈现出支撑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史背后的文明逻辑。在福柯眼里，文化史不是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各种认识型对物的重构。依照福柯的思路，近代以来的文化史划分为三个非连续性的认识型，即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古典认识型和现代认识型。对这三个认识型的梳理是理解福柯《词与物》原创思想的重要途径，也是进入福柯哲学体系的必经之路。

福柯认识型的提出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曾在《什么是批判》一书中说到自己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但是福柯也在采访中承认，阿尔都塞和他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明显差异，“他使用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表述，即‘认识论断裂’说，相反，我认为，马克思并不代表一种认识论断裂”a。这个差异体现在古典认识型对财富交换的构序中，福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时，引用了李嘉图、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是较少直接提到马克思。此外，马丁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结构主义”都对福柯认识型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科学之间或各部门科學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关系现象，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一个时期的认识型。”b“认识型特指西方近代以来，在一定认知空间中，各种经验知识被据以构式的结构。”c《词与物》的副标题是“人文科学考古学”，作为福柯探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史的一种重要方法论，此处的考古学并不确切地指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而是“指重构和考查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实践之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正如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对疯狂与理性互为构成条件的讨论，福柯的考古学就是要寻找类似这样的知识构型。

一、追求相似：文艺复兴认识型

在福柯看来，从14世纪到16世纪，相似性在西方文化知识中起着创建者的作用。相似性引导着文本的注解与阐释，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然而，这个时期的相似性是如何被思考的，又是如何组织知识形式的？

相似性的意义丰富，福柯认为存在四种主要且基本的形式，即“适合”（la convenientia）、“仿效”（l’aemulatio）、“类推”（l’analogie）以及“交感”（des sympathies）。但相似性的四种形式没有告诉我们凭借什么标记来找到相

似性，如：为什么人们看见核桃就想起大脑呢？乌头和眼睛又如何关联，是这两者之间具有相似的形状吗？因此，在福柯看来，没有记号就没有相似性，相似性世界只能是有符号的世界。相似性知识建立在对这些记号的记录和辨认上，相似性是那个在世界深处使得事物成为可见的东西的不可见形式。福柯在此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埋宝藏的人一定会在埋藏点做标记。

福柯指出，一直到16世纪，知识中这种看不见的相似性是指引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与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不一样，福柯称其为用考古学标记各种记号来寻找事物之间的相似联系，并最终把所有相似性知识联系起来，即相似性的认识型。最后福柯得出自16世纪以降知识本身来自魔术

和博学，认为“语言是那个拯救自身并最终开始倾听真正言语的世界的构型”。即在福柯看来，16世纪之前的知识构型是语言（词）与物的统一：“那面物在其深处凝视自身并相互观照的巨大的平静的镜子，实际上，充满了话语的咕哝。默默的映照被词重复着，词指明了它们。”福柯虽预期在19世纪语言的存在形式会发生新的变化，但在第一种认识型中福柯指出相似性使人们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词指向物。

即使加上《宫中侍女》这一章，福柯对第一种认识型的着墨明显少于后两种，更像是为后两种认识型的言说做铺垫，略显仓促和简短。他没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进行评价总结，也没有对第一种认识型如何过渡到古典认识型做详细说明，当然这也许和福柯所要说明的三种认识型之间是非连续行的、断裂的有关。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不影响对第一种认识型重要性的判断。作为进入后两种知识构型的重要铺垫和理解福柯的哲学思想，第一种认识型至关重要。

二、追求表象：古典认识型

如同借助《宫中侍女》引入文艺复兴认识型一样，福柯也借《堂吉诃德》过渡到古典认识型。在福柯看来，《堂吉诃德》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堂吉诃德》勾勒了对文艺复兴世界的否定;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先前的协定;相似性已靠不住了，变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牢固地处于自己的嘲笑人的同一性中：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福柯认为，17世纪的知识构型发生了一个基本的断裂，学科开始分类，分析取代了类推，理性走到了前台，在这个空间中重要的不再是相似性问题，而是同一性与差异性，词与物原有的构序方式彻底改变了。

培根和笛卡尔对相似性进行了不同类型的批评，笛卡尔保留了比较行为，这对本章第二部分分类的自然史影响重大。福柯借史学家之口道出神学和科学的不同，在17世纪科学才真正有可能发生，学科开始分类。“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这是一个沉默的间距，完全没有词语的沉淀，但是依据表象的要素而得以表达，这些相同的要素完全有理由能够被命名。物与话语相毗邻，因为物出现在表象的空穴内。”史学家在18、19世纪对词、语言、词根、文献和档案等进行分类，有可能撰写一部最终真实的历史，即“从古典合理性、从其秩序化和神正论中解放出来了，这部历史是向时间之突然侵入的暴力恢复的”。

古典时代的语言除了在表象中起作用，已经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从古典时代起，在表象内，在使自身凹陷的对自身的复制中，语言展现出来了。从此以后，初始的文本被抹去了，与它一起被抹去的还有整个取之不尽的词的基础（这些词的沉默的存在铭刻在物上）;所剩下的只有表象了，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词语符号中展开，并通过这一点而成了话语（discourse）。”语言已从之前的对物的相似性依存中摆脱出来了，词不再等同于物，表象只表象自身，出现了古典时代的普通语法，张异宾教授称其为古典时代的第一个大写的构序。

紧接着，在对“交换”的分析这一章中首次出现了关于认识型的定义：“在任何特定的文化和任何特定的时候，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这种知识或者体现在一个理论中，或者默默地投入一个实践中。”笔者认为此部分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因為正如福柯认为没有生物学就不存在生物一样，福柯也认为在古典时代不存在“政治经济学”。福柯在此章所以讨论财富交换，是意图找到与之前的语言表象、自然分类史背后共同的古典主义的认识型。

三、追求“消失的”人：现代认识型

在19世纪，福柯认为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界限被跨越了，词不再与表象相交织并且不再自发地对物之认识作区分管理，词重新发现了其古老的、神秘莫测的厚实，即福柯认为的语言的返回：语言的散布以一种基本的方式相关于我们称之为话语消失的考古学事件。

福柯再次回到委拉斯凯兹的绘画，表象的国王被人替换了。这个位置是《宫中侍女》事先分派给国王的，但是国王真正的在场已被从这个位置中长久地排除出去了，所以《宫中侍女》这幅画在古典思想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关于人以及“人文科学”的论题都被古典思想排除掉了。在现代之前的思想文化史内，福柯认为人文科学并没有出现。当“人在西方文化中，既把自己构建为必定被思考的，又构建为将被认识的时，人文科学出现了”。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讨论生命、劳动和语言，它并不比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缺乏精确性或严密性，但是它同时也有模糊、不精确和不确切等特征。

福柯认为在18世纪以前，人的限定性以一种迫切的方式做出了预告，让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古典思想以及所有先于它的思想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认识人。“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古典‘理性主义’都能恰当地在世界之序中给予人一个特许位置，但它们都不能思考人。”进而福柯说在现代之前人并不存在，人和种、属是没分别的，也不存在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有名的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福柯说道：“想到人只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一个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一个人类认知中的简单褶痕，想到一旦人类认知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这是令人鼓舞的，并且是令人深切安慰的。”甚至，福柯认为，到了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语文学家尼采第一个把哲学任务与语言之根本反思联系起来，他在其语言的内在性中同时杀死了人和上帝，即“神之死与人之消失同义”。笔者认为，福柯说的人之死并不是简单的“仇视人类”，把人类的消失当作变态的欣喜之事，而是与《词与物》的主旨之一密切相关。福柯此处说的人之消失是主体消失。福柯批判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主体哲学和现代的人类学，绝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凸显，人成为认识者，世界变成了人的认知对象。海德格尔曾批判笛卡尔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消极影响，人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本质是把人逐出自己的家园，人从此漂泊不定，无处安居。福柯对主体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理性，而是要为非理性争得话语权。

从文艺复兴时相似性的表象到古典认识型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表象，福柯来到了现代认识型对人的有限性、对大写的历史发生的探讨，最后讨论人、人文科学存在的问题。福柯对认识型的分析实际揭示了对人的定义与获取世界的知识之间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真相，但福柯同时也揭示了这一过程的悖谬性。有如人类在海上从事捕捞作业，一方面，渔网的大小和材质对打捞出来的东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借助打捞出来的东西认识大海;另一方面，这张网遮蔽掉了许多东西，那些被人类有意无意排除掉的、大海里其余的东西是非常多且非常重要的，即使人类不停地更换渔网，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福柯反对从传统或主体的意识产品中追溯思想之连续演化史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写作模式。福柯要用考古学弄清知识的可能条件，以及使推论性理性得以形成的决定性规则（这些规则隐藏在意识层面或主题内容之下发挥着作用）。”d福柯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几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词与物》的方法论，能够让我们管窥到前期《疯癫与文明》和后期《规训与惩罚》间的亲和性，以及由此关联到的福柯本人治学的整体书写策略。

a〔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b〔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d〔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1]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风暴中的哲学家[M].汤明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弗雷德里克·格霍.福柯考[M].何乏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张一兵.古典认识型：话语、自然和财富中的三种大写的构序——青年福柯的《词与物》研究[J].江海学刊，2013（6）.

[4]张一兵.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青年福柯的《词与物》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3（9）.

[5]张一兵.从相似到表象：走向大写的构序——福柯的《词与物》的构序论解读[J].辽宁大学学报，2013（9）.

[6]张一兵.主体性的人：一个晚近的历史建构事件——青年福柯《词与物》解读[J].河北学刊，2014（5）.

基金项目：《微观启蒙：论简·奥斯丁作品中的非浪漫研究》，伊犁师范大学校级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20YSYB013）

作者：陈晨，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