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语言康复的新发展

2022-05-13 16:58陈雯珺钱倩朱双双美·李苏安
语言战略研究 2022年3期
关键词:语言障碍新冠肺炎疫情

陈雯珺 钱倩 朱双双 美·李苏安

提 要 遠程语言康复治疗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为新的在线语言康复治疗,自2010年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梳理最近10年国际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展路径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最新发展动向,可以发现:疫情发生前,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展一直面临不少阻碍;疫情的到来使政府和民间对在线康复治疗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际上不少科研和临床机构迅速反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在线语言康复实践,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医患双方也对在线诊疗方式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评价;各国开始全方位测试在线语言康复的临床疗效,打造和开发多样化的在线诊疗实施场地和技术以满足群体患者的治疗需求,尤为关注对语言诊疗有迫切需求的群体;同时,各国也开始探讨在线语言康复成本核算方面的问题。中国在线语言康复行业发展相对滞后,原因在于:关于在线语言康复诊疗的宣传少,大众对其认知度和接受度低;医师队伍数量少、任务重,无暇应对在线诊疗业务的开发;在线语言康复的收费标准尚未制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鉴于此,建议中国在国家层面进行科学规划,加大在线语言康复的宣传科普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线上医疗产业;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言语治疗师准入制度,扩大言语治疗师从业队伍,并设立合理的在线语言康复医保报销机制,促进新时代“健康中国”行动战略下在线语言康复行业的发展。

关键词 语言障碍;在线语言康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2)03-0047-12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304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elepractice

in the Times of COVID-19 Pandemic

Chen Wenjun, Qian Qian, Zhu Shuangshuang and Sue Ann Lee

Abstract Telepractice has a 40-year history and has been steadily expanding since 2010. This study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elepractice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as well as its new tendenc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elepractice had a difficult start in the pre-pandemic era. However,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a fundamental shift in peoples view of telepractic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institutions have devoted much time and effort to telepractice, yielding favorable results and receiving positive feedback from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SLP) and patients. Specifically, medical staff have started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elepractice in depth, explored the various places and technology available for its practice, tried to apply it to the most urgent patients, and discussed its economic effectiveness. In marked contrast, telepractice has not been extensively developed in China in the past years for a range of factors, including a lack of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of this new kind of intervention, SLPs incapacity to practice it due to a lack of time and energy, and their concerns regarding reimbursement. Given tha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promote telepractice plann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improve doctors and patients acceptance of it, and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frastructure. In addition, a nationwide qualification system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e number of speech-language therapists be boosted, and a proper medical insurance policy for telepractice be incorporated as part of the speech-language rehabilitation industry.

Keywords speech-language disorder; telepractice; COVID-19 pandemic

一、引 言

远程语言康复(telepractice),是指将远程通信技术应用于言语语言病理学和听力学的远程专业服务实践中,通过连接临床医生之间,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对患者的语言障碍进行咨询、评估和治疗。远程通信方式多种多样,可包括电话、电视、网络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疫情中越来越多语言康复活动得以在网络平台上,以更为稳定和便捷的方式展开,从而衍生出“在线语言康复”这一概念。在线“语言”诊疗相对于其他在线诊疗实践(如“在线肢体康复”)更具优势。由于人类一切与语言相关的活动都以人声指令为主要手段(辅以动作、表情等),因此语言康复活动也适合以在线的方式开展。本文回顾了国际在线语言康复发展的历史,辅以基于CiteSpace梳理的可视化文献佐证,探讨了近10年国际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展路径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最新发展动向,以期为中国语言康复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国际在线语言康复发展历程

在线语言康复实施的对象是各类语言与听力障碍的患者,这些病症包括失语症、言语失用症、吞咽障碍、语言与认知障碍、神经发展性障碍、嗓音障碍和自闭症相关语言障碍等(Macoir et al. 2017)。与常规语言康复治疗相比,在线形式对患者的生理感知、认知行为、主观能动性以及技术操作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例如,患者必须要有相对良好的声音听辨能力和对电脑屏幕中文字、图片的辨识能力;患者自身的语言清晰度不能太低,否则在非面对面的诊疗模式下,容易产生医患交流障碍。除此之外,患者还须能保持一定时间的电脑屏幕专注度,并有接受在线语言康复的意愿。

国际在线语言康复发展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在早期探索阶段,言语治疗师通过电视镜头观察患者的语言表现,患者按照语音指令完成对目标音段、单词、短语和句子的训练。当时的远程语言康复并非真正的“线上交流”,因为在互联网设备尚未在全社会普及之前,此类研究只能通过联通两点的“闭路电视设备”和“电话设备”以及加派人员到现场指导,才能完成。

在2005年前后,随着万维网的普及和实时视频设备的广泛应用,在线语言康复这种高效便利的康复模式被多国医疗机构和研究团队广泛运用,在研究和临床上的地位开始逐渐确立。在这一时期,各国开始重视在线设备的搭建。患者可以使用个人手机或者个人电脑终端专业视频会议软件(可加密)来完成在线交流。视频软件也可以根据医患双方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另外,良好的在线语言沟通还要求硬件设备具有较高的视频显示分辨率和特定的话筒采样率。在推进以上项目的同时,各国也先后开始着手制定在线语言诊疗规范。不同于普通的网络语言沟通,在线语言康复需要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和执业准入制度(Denton & Gladstone 2005)。国际社会并未将在线语言康复视作普通语言康复手段的简单延伸,而是通过认真审视语言康复的特点,结合“在线”这一特殊性,对整个语言治疗过程制定详细的伦理要求和操作规范,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在线语言康复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随着技术进步和治疗规范的逐步建立,从2010年开始,在线语言康复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多国的语言康复协会、国家卫生部门或政府医疗组织将在线语言康复的实施过程纳入国家标准医疗体系范围中,并开始探索实施手段和效果。我们研究分析了2012~2022年初10年间Web of Science平台上在线语言康复领域的文献,梳理出其在10年来的演化路径和发展趋势(见图1)。

如图1所示,10年间,在线语言康复的实践内容从最初针对典型语言障碍(如嗓音障碍、构音障碍、交流障碍等,2012~2014年)诊疗,发展到中期对多种认知障碍大类中涉及的语言问题的干预(如自闭症谱系障碍、阿尔茨海默病等中的语言问题,2015~2016年),再到后期对于多种在线诊疗手段临床有效性的实验论证以及尝试群体在线诊疗(一对多)(2017~2019年),其发展路径逐步向着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展开。然而,时区图显示,2020年在线语言康复研究突然出现了断层(2020年与之前年份的连线消失,表明研究和实践的连续性在此年份中断),并出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生存质量”等主题。但这一断层现象是暂时的,在线语言康复在2021~2022年初出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势头,并对之前的实践方向进行了延续和深化(连线集中增长)。这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不仅没有削弱国际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展势头,反而促进了其井喷式增长。这一现象也体现在该领域近10年的国际发文量上(见图2)。

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国际在线语言康复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上不少科研和临床机构迅速反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在线语言康复实践。2020年1月至今,使用在线语言康复诊疗方案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国家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美国言语语言与听力协会2020年5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美在疫情之后实施在线语言治疗的医师达到了整个群体总数的60.9%,而这一比例在中小学和私人机构内更高,分别为78.4%和79.6%。与之对应的是常规语言治疗显著减少,仅有21.3%的治疗师还能坚持对患者实施面对面治疗。由于需求量巨大,大量的言语语言病理学专业学生(超过33%)也加入为患者提供在线语言康复服务的队伍之中。超过1/3的治疗师意识到在线语言康复治疗的优势,开始积极主张国家为其在相关实践方面提供法律、政策和技术等支持(Theodoros 2011)。在澳大利亚,大多数患者(86.0%)使用过在线语言康复治疗方案(Paul 2020)。加拿大魁北克地区2021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疫情暴发后,当地语言治疗师的行医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超过70%的群体开始尝试远程治疗(Macoir et al. 2021)。此外,欧盟言语语言病理委员会从2020年开始正式建议所有言语治疗师有步骤地实施在线治疗,以缓解不断扩大的疫情风险所带来的社交接触压力。随后的调研也显示,60%的欧盟国家卫生部门正式要求将在线语言康復作为今后语言康复治疗的主要手段(Kraljevi? et al. 2020)。耐人寻味的是,在疫情发生前,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展一直面临不少阻碍,主要体现在准入资格、报销基准、培训计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患接受度等诸多方面。这表明,疫情的到来虽不能即刻冲破所有技术、资金方面的壁垒,但至少政府和民间对在线康复治疗的态度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项基于社交媒体(推特)话语分析的研究显示,2020年3~5月,社交媒体上关于在线语言康复的发帖数量比同年1~3月增长了14倍(Weidner et al. 2021)。

疫情期间,各国对于在线语言康复实践关注的差异度在国际研究量对比中得到验证(见图3)。相对而言,中国的在线语言康复研究发文总量以及国际合作均十分有限,表现在研究量少和国际合作连线缺失。

四、疫情期间国际在线语言康复的特点及问题

(一)高度重视并全方位测试临床疗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在线语言康复实践的频率和范围迅速增加,旨在最大程度上替代面对面诊疗。既然在线诊疗在技术控制和减少人群聚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那么决策者需要知道它是否跟传统医疗的方式一样有效。因此,研究人员对“在线模式”和“传统模式”的疗效做了大量调查和对比。在疫情发生前,已有少量研究者开始探讨“在线”和“传统”语言康复的效果差异,但由于部分研究缺乏对照组(传统治疗),因此暂时无法对两者的疗效差异下定论。过去的两年里,出现了大量“在线”-“传统”治疗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其中不仅涉及在线一对一治疗,也包括群体诊疗以及大样本随机试验等(McGill et al. 2021;Manning et al. 2020;Lin et al. 2020;McCarthy et al. 2020;Rietdijk et al. 2020;Kotlarek et al. 2021;Hao et al. 2021)。研究结果显示:在线语言“诊断”效果与传统模式并无二致,而在线语言“干预”实践在临床效果上则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即部分在线语言康复治疗和传统治疗在短期疗效方面并无差异,部分在线模式虽疗效显著但仍低于传统模式,另有部分在线治疗在长期效果上甚至超过了传统治疗。

考察临床疗效的另一手段是问卷调查。疫情后在线语言康复实践出现了大量针对医师、患者及家属而展开的调查研究(Tenforde et al. 2020;Macoir et al. 2021;Santayana et al. 2021;Erickson et al. 2022;Biggs et al. 2021;Sutherland et al. 2021;Johnsson et al. 2021;Phenicie et al. 2021;Bayati & Ayatollahi 2021;Kuschmann et al. 2021;Kincheloe et al. 2022),调查问卷的设置旨在了解医患双方对于在线康复模式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力图从在线语言康复的参与者角度评估其临床效果。澳大利亚一项疫情前的调查显示,尽管只有23%的受访言语治疗师实施过完整的线上治疗,但82.5%的受访群体明确表明愿意尝试在线模式(Swales et al. 2020)。加拿大魁北克省实施过在线语言康复的治疗师中,82%表示对治疗效果基本满意。不过,仍然有近半数的治疗师认为,线上治疗的体验目前仍不及传统治疗(Macoir et al. 2021)。相比之下,在线语言康复模式在非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着更高的接受度和满意度。伊朗言语治疗协会对全国600名言语治疗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总体对在线模式态度积极(Mansuri et al. 2021);在克罗地亚的一项同类调查中,有在线语言康复体验的治疗师中超过70%表达了高接受度(Kraljevi? 2020)。

(二)开发多样化的实施场地和技术方法

疫情中的社交隔离造成了大批语言障碍病例积压,在线“一对一”诊疗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诊疗需求。因此,临床工作者开始探索在线语言康复诊疗场地多样化的可能性。除了患者家庭以外,医院、社区康养机构、大学、研究院、幼儿托育中心等环境都可以作为在线语言康复活动的前沿阵地。从各国相关实践来看,学校是最理想的在线实施场所,因为学校拥有宽阔的场地空间和完善的网络会议设备,能够同时开展“一对多”线上语言康复训练和治疗。这一时期国际上多个研究项目探讨了在学校和社区机构实施在线群体语言治疗的可能性、治疗方案和实施效果(Walters et al. 2021;Grogan-Johnson 2021;Wundersitz et al. 2020;McCarthy et al. 2021;Zahir et al. 2021)。随之而来的是用在线手段培训患儿家长和教师,使其能够系统了解儿童语言障碍的特点,从而辅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线上语言训练(Philp et al. 2021;Pierson et al. 2021;Yllades et al. 2021;Hao et al. 2021;Akemoglu et al. 2021;Carnett et al. 2021)。以学校和社区为监管主体的在线语言康复活动还能使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例如,儿童发展性语言问题在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中比较突出,这些儿童最为需要全面、系统的语言康复治疗,可受限于资源和财力,家庭通常无力为其提供良好的语言康复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冲击尤为猛烈,为孩子提供传统语言康复治疗变得更加困难。学校和社区为这些家庭儿童提供在线语言康复服务,极大程度地解决了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燃眉之急(Rodriguez et al. 2021;Anaya et al. 2021)。

相较于门诊语言治疗,在线模式无法为重度脑损伤患者提供服务。而对于较为复杂的语言康复程序,个别患者及家属也无法通过在线互动的形式精准地把握。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线下+线上”语言康复治疗的“混合模式”(hybrid)。患者首先参加一定时数的住院或门诊治疗,待全面掌握了治疗程序后,再回归到家庭进行后续在线语言治疗(Quinn et al. 2021;Kotlarek et al. 2021)。在这一模式下,线下部分能有效提升患者的体验感,而线上部分則能帮助其更长久地坚持训练,同时也能有效减少社交接触和聚集,两者相得益彰。除此之外,新技术也帮助在线语言康复不断向纵深发展,例如,在线测评患者使用语言生成设备(Roman et al. 2021;Douglas et al. 2021;Carnett et al. 2021)、语言辅助设备(Biggs et al. 2021),在线语言康复移动应用程序(APP)开发(Grillo 2021),在线实践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Rehman et al. 2021)等。

(三)关注迫切需求群体

有两类群体在疫情期间急需语言康复服务:一类是刚完成脑卒中手术的患者,这类病人通常伴随语言功能损伤,必须在脑卒中手术后及时开始语言康复训练,以便于大脑语言功能区神经元链接的重新建立。另一类是部分儿童语言障碍患者,如儿童唇腭裂手术后患者,或者患有自闭症、发展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患者。由于这类儿童患者的语言问题随时会发生变化,语言功能可塑性强,因此如未在手術后或者成长过程中进行及时康复治疗,将会对语言功能的恢复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Schlosser et al. 2007)。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导致治疗中断对这类患者的影响是最大的。使用在线模式帮助这类病人恢复语言交流能力,既是可行的,也是急需的。

在Web of Science平台,2020年1月~2022年2月共有115篇关于在线语言康复实践的文献,其共现的关键词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实践特点(见图4)。所涉语言障碍相关的病种关键词具体包括:失语症(aphasia)、脑卒中(stroke)、帕金森(Parkinsons disease)、吞咽困难(dysphagia)、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口吃(stuttering)等。其中,有大量“自闭症谱系障碍”与“幼儿”(young children)、“早期干预”(early intervention)等关键词之间连线。对具有以上病症特点并对语言康复有迫切需求的群体而言,在线模式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语言康复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替代方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需解决的问题

国际在线语言康复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对于少数临床效果和医患满意度不如“门诊”(或住院)的“在线”语言干预方法,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采取措施调整干预方案,提升总体效果;其次,对于认知障碍患者来说,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其在线诊疗过程中的专注度;另外,部分实践证明网络传输会造成语音声学属性变化,包括基频、声压方面的改变(Weerathunge et al. 2021;Tracy et al. 2020),这对于有嗓音治疗需求的患者会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技术层面上攻克这一难关。

在线语言康复也存在一定的成本效益核算问题(Raatz et al. 2021;Jacobs & Ellis 2021)。总体而言,在线康复在成本控制上相较于传统康复模式有着巨大的优势。它不仅可以降低医患双方的时间成本,也能降低治疗师的培训、会诊成本。总体而言,其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主要集中在对线上设施的开发护理上,包括设备(软硬件)、传输线等,也包括人事和项目管理费等。针对如何核算成本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单纯考虑“交通费”“治疗师服务费”和“设备费”的情况下,有研究人员计算出在线语言治疗可为每位患者平均节省12%的总体费用(Burns et al. 2017)。但也有临床工作者强调应该将“由在线模式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率”换算成收益,核计入整个成本之中。传统康复模式往往需要患者提前进行预约,安排好往返医疗机构的交通、住宿、陪同人员等问题,这些都会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对于广大偏远地区的患者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舟车劳顿、旅途辛苦无疑会大大降低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尽管人类对于抽象的感知体验(如精力损耗等)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量化,但这种感知却是客观存在且无法忽视的。另外,疫情阶段,在线语言康复还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对于群体的隔离、管控、检测成本,这一巨大成本如何量化,也是在疫情常态化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五、对中国语言康复行业的启示

当前,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语言障碍群体因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无法较好地享受到优质、系统的语言康复服务。从2020年开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语言康复行业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患者出行、诊疗、住院难度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社会和医院进行集中管理,隔离、检查相关患者及其陪同人员的成本,这些都给社会、患者本人及家属带来了较高的时间和经济负担。在线语言康复既有利于贫困地区、偏远地区的老百姓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打破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的壁垒,也有利于疫情期间减轻社交隔离压力,加强社会管控。然而,中国内地民众对于在线语言康复的熟悉度和接受度仍然较为低下。即使在北上广等现代化大都市,也很少见到医疗机构、学校或者研究单位提供专门的在线语言康复服务。中国基于在线语言康复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寥寥无几,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以“在线语言康复”“远程语言康复”为主题、标题或关键词检索近20年内相关文献,结果为0;以其他次一级关键词多次检索可找到的文献不足10篇,其中大多数以介绍国外语言康复政策为主。Web of Science英文平台近10年以“在线语言康复”为主题的文献中,中国大陆地区贡献为4篇(以政策介绍型论文为主),疫情发生的两年间数量为0。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成熟的互联网通信技术,也拥有免费且发展完备的各类网络会议平台、APP等。据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在Web of Science平台10年间关于“远程康复”的研究论文有280多篇,其中有不少涉及通过网络设备帮助偏远地区患者进行在线肢体康复的实践,这些都说明网络技术和硬件设施不是阻碍中国在线语言康复发展的因素。

我们于2022年初在两座沿海城市的市级康复医院言语语言康复科发放问卷100份(回收89份),结合访谈以调查言语治疗师和语言障碍患者对在线语言康复的态度。结果显示:大部分治疗师知道本院其他科室有在线肢体康复项目,但不知道该科室的语言康复如何通过在线的方式展开;治疗师偶尔能从不同渠道(例如残联、卫生局)了解到一些在线语言康复政策,但内心对“在线”的实践操作比较排斥,无开发热情。究其原因主要为:治疗师每日在门诊和住院接待病患的数量庞大,完全没有精力去开发新的诊疗模式。部分治疗师对于在线语言康复治疗费用和医保报销表示担心,认为有可能费时费力,还会降低科室效益。另一方面,言语障碍患者大多未曾体验过在线康复服务,少数体验过的患者感觉在线效果不佳。由此,这一现象产生了恶性循环,如图5所示。

在中国,伴有语言障碍的人数达3000万,需要言语治疗师12.4万名,但目前初步估计不足2万人(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言语治疗师不足、医患数量比低是中国在线语言康复发展滞后的根本因素。要改变这一现状,建议可采取以下3点措施。

首先,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行业布局。欧美发达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规划,将远程医疗作为今后数十年的医疗发展重点,并将其视作解决医疗资源短缺、消除区域不平衡的主要手段(Ahn et al. 2016;Lustig 2012)。在线语言康复的特殊性,使其成为远程医疗康复建设的前沿阵地。美国言语语言与听力协会正不断推进在线语言康复的建设,包括在全美范围内打造设备设施、培训医师,以及设置正规在线语言康复网点供大众查询和访问。我国也可以吸收借鉴以上措施,在疫情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加大在线康复实践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高速网络、电脑处理设备、稳定优质的实时视频会议技术等)。同时,通过优化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引导相关医疗、康复和研究机构展开在线语言康复实践,在人民群众中加强医疗诊治新手段、新方法的科普宣传,通过政府、医务人员、研究人员以及患者的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在线”情境下的多元化實践形式。

其次,建立言语治疗师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即执业认证问题,发达国家针对言语治疗师开展执业资格证考试,并有临床实习相关规定。中国内地的语言康复行业在经历了初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之后,产生了一大批事实上的言语治疗从业者。然而,内地的言语治疗师隶属于卫健、残联、教育、人社等4个部门,没有统一的行业准入机制,也缺乏执业者注册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语言康复业的规范化发展。一个看似普通的执业认证问题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到语言康复行业执业标准的建立、治疗手段的采纳以及治疗效果的评估,也将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科学化管理以及国际接轨能力。中国语言康复从业人员如能获得国家认证的执业资格,不仅有助于提升从业水准,还能帮助其拥有更多的选择去向,并不需要把进入公立医院当成唯一的职业目标。民营康养机构也可以聘请执业治疗师进行多种实践(包括在线语言康复)。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公立康复医院的治疗师压力,实现治疗师资源合理分配,还能增加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和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建立更合理的医保报销制度。加强医疗体制的改革,将在线语言康复治疗纳入医保报销体系之中,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使在线语言康复能够为医患双方带来经济上的优势。在这一方面国际上有很多好的经验,例如美国的医疗保险目前可报销在特定场地(如医院、康复中心等医疗机构)实施的在线语言康复费用。中国可合理考虑采纳这一报销方法,不仅可解除治疗机构关于收费方面的顾虑,也有助于临床人员探索远程群体治疗模式,进一步缓解医患比低的问题。

六、结 语

当今世界,无论在技术设备的更新上,还是在治疗伦理和治疗规范的设定上,在线语言康复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当前各类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期的双重背景下,在线语言康复为语言障碍治疗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为今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创新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可成为新时代“健康中国”行动战略治疗国人言语语言障碍的首选。

参考文献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6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第12期。

Ahn, S., S. Corlette & K. Lucia. 2016. Can telemedicine help address concerns with network adequac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Six States. The Urban Institute.

Akemoglu, Y., V. Hinton, D. Laroue, et al. 2021. A parent-implemented shared reading intervention via telepractice.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10538151211032211.

Anaya, Y. B.-M., G. D. Hernandez, S. A. Hernandez, et al. 2021. Meeting them where they are on the web: Addressing structural barriers for Latinos in telehealth ca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28(10), 2301–2305.

Bayati, B. & H. Ayatollahi. 2021. Speech therapists perspectives about using tele-speech therapy: A qualitative study.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 1–6.

Biggs, E. E., M. C. Therrien, S. N. Douglas, et al. 2021.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telepracti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national survey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1–19.

Burns, C. L., S. Kularatna, E. C. Ward, et al. 2017. Cost analysis of a speech pathology synchronous telepractice service for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cancer. Head & Neck 39(12), 2470–2480.

Carnett, A., S. Hansen, C. Tullis & W. Machalicek. 2021. Using behavioural skills training via telehealth to increase teachers use of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and increase student use of speech‐generating devices in a high school functional skills classroom.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65(2), 133–148.

Denton, D. R. & V. S. Gladstone. 2005.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telepract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s in Hearing.

Douglas, S. N., E. E. Biggs, H. Meadan, et al. 2021. The effects of telepractice to support family members in modeling a speech-generating device in the h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3), 1157–1169.

Erickson, S., K. Bridgman, L. Furlong, et al. 2022.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perspectiv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lepractice-delivered stuttering treatment for school-age children. 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53(1), 30–43.

Grillo, E. U. 2021. A nonrandomized trial for student teachers of an in-person and telepractice Global Voice Prevention and Therapy Model with Estill Voice Training assessed by the VoiceEvalU8 app.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2), 566–583.

Grogan-Johnson, S. 2021. The five Ws meet the three Rs: The who, what, when, where, and why of telepractice service delivery for school-based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er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s in Speech and Language.

Hao, Y., J. H. Franco, M. Sundarrajan, et al. 2021. A pilot study comparing tele-therapy and in-person therapy: Perspectives from parent-mediated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51(1), 129–143.

Jacobs, M. & C. Ellis. 2021. Estimating the cost and value of functional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ability following telepractice treatment for aphasia. Plos One 16(9), e0257462.

Johnsson, G. & K. Bulkeley. 2021. Practitioner and service user perspectives on the rapid shift to teletherapy for individuals on the autism spectrum as a result of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22), 11812.

Kincheloe, H., C. Off, M. Murphy, et al. 2022. “We all have coping an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Experiences of stroke survivors living with aphasia and graduate student clinicians who participated in a telehealth interprofessional psychoeducation and wellness group. Aphasiology, 1–24.

Kotlarek, K. J., A. E. Haenssler & J. L. Perry. 2021. Exploratory study of hybrid telepractice and in-person treatment of compensatory articulation errors in cleft palate.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Quarterly, 15257401211067940.

Kraljevi?, J. K., A. Mati? & K. P. Dokoza. 2020. Telepractice as a reaction to the COVID-19 crisis: Insights from Croatian SLP settin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lerehabilitation 12(2), 93.

Kuschmann, A., R. Nayar, A. Lowit, et al. 2021.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ith phonological delay and adults with acquired dysarthria: A UK survey of current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23(2), 145–154.

Lin, F.-C., H.-Y. Chien, S. H. Chen, et al. 2020. Voice therapy for benign voice disorders in the elderl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omparing telepractice and conventional face-to-face therapy.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3(7), 2132–2140.

Lustig, T. A. 2012. The Role of Telehealth in an Evolving Health Care Environment: Workshop Summar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Macoir, J., C. Desmarais, V. Martel‐Sauvageau, et al. 2021. Proactive changes in clinical practice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urvey on use of telepractice by Quebec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6(5), 1086–1096.

Macoir, J., V. M. Sauvageau, P. Boissy, et al. 2017. In-home synchronous telespeech therapy to improve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hronic poststroke aphasia: Results from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Telemedicine and e-Health 23(8), 630–639.

Manning, B. L., A. Harpole, E. M. Harriott, et al. 2020. Taking language samples home: Feasibilit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ld language samples conducted remotely with video chat versus in-perso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3(12), 3982–3990.

Mansuri, B., S. A. Tohidast, M. Mokhlesin, et al. 2021. Telepractice among speech and language pathologists: A KAP study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1–8.

McCarthy, M., G. Leigh & M. Arthur-Kelly. 2020. Comparison of caregiver engagement in telepractice and in-person family-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5(1), 33–42.

McCarthy, M., G. Leigh & M. Arthur-Kelly. 2021. Practitioners self-assessment of family-centered practice in telepractice versus in-person early intervention. 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6(1), 46–57.

McGill, M., J. Siegel & N. Noureal. 2021.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of in-person and telepractice evaluations of stutter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4), 1737–1749.

Paul, R. 2020. Language disorders. In A. Gallagher, C. Bulteau, D. Cohen, et al. (Eds.), 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Vol. 174, 21–35. St. Louis, MO: Mosby Elsevier.

Phenicie, R., R. Acosta Wright & J. Holzberg. 2021.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telehealth during COVID-19: Experience in a rural county on the United States-Mexico border. Telemedicine and e-Health 27(8), 859–865.

Philp, J., P. K. Ellis, N. J. Scherer, et al. 2021. Enhanced milieu teaching with phonological emphasis: A pilot telepractice parent training study for toddlers with clefts. Children 8(9), 736.

Pierson, L. M., J. L. Thompson, J. Ganz, et al. 2021. Coaching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to implement a modified dialogic reading intervention using low technology via tele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1), 119–136.

Quinn, E. D., A. P. Kaiser & J. Ledford. 2021. Hybrid telepractice delivery of enhanced milieu teaching: Effects on caregiver implementation and chil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4(8), 3074–3099.

Raatz, M., E. C. Ward, J. Marshall, et al. 2021. A time and cost analysis of speech pathology paediatric feeding services delivered in-person versus via telepractice. Journal of Telemedicine and Telecare, 1357633X211012883.

Rehman, I. U., D. Sobnath, M. M. Nasralla, et al. 2021. Features of mobile apps for people with autism in a post COVID-19 scenario: Current statu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pps using AI. Diagnostics 11(10), 1923.

Rietdijk, R., E. Power, M. Attard, et al. 2020. A clinical trial investigating telehealth and in-person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for people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articipant-reported communication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Head Trauma Rehabilitation 35(4), 241–253.

Rodriguez, J. A., A. Saadi, L. H. Schwamm, et al. 2021. Disparities in telehealth use among California patient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Study examines disparities in telehealth use among California patients with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Health Affairs 40(3), 487–495.

Roman, A., C. Baylor, L. Johnson, et al. 2021. Expanding availability of speech-generating device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to people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pALS) through telepractice: Perspectives of pALS and communication partn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5), 2098–2114.

Santayana, G., B. Carey & R. C. Shenker. 2021. No other choice: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attitudes toward using telepractice to administer the Lidcombe Program during a pandemic. Journal of Fluency Disorders 70, 105879.

Schlosser, R. W., J. Sigafoos, N. Rothschild, et al. 2007.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In I. Brown & M. Percy (Ed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83–401.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utherland, R., A. Hodge, E. Chan, et al. 2021.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Clinicians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elehealth before and after their use of a telehealth platform for child langua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6(6), 1263–1277.

Swales, M., D. Theodoros, A. J. Hill, et al. 2020.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 perceptions of the use of telepractice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s to people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 national pilot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22(4), 387–398.

Tenforde, A. S., H. Borgstrom, G. Polich, et al. 2020. Outpatient physical, occupational, and speech therapy synchronous telemedicine: A survey study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virtual visit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Theodoros, D. 2011. Telepractice in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The evidence, the challenges,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on Telepractice 1(1), 10–21.

Tracy, L. F., R. K. Segina, M. D. Cadiz, et al. 2020.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modality on voice productio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3(9), 2913–2920.

Walters, S. M., S. A. Bernis, M. A. Delvin-Brown, et al. 2021. School-Based speech-language services using telepractice.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57(2), 103–110.

Weerathunge, H. R., R. K. Segina, L. Tracy, et al. 2021. Accuracy of acoustic measures of voice via telepractice videoconferencing platforms.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4(7), 2586–2599.

Weidner, K., J. Lowman, A. Fleischer, et al. 2021. Twitter, telepractice,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ocial media content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30(6), 2561–2571.

Wundersitz, C., A. Caelli, J. Georgy, et al. 2020. Conducting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review sessions via videoconference: A feasibility study. Australian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28(6), 603–612.

Yllades, V. A., J. Ganz, S. Wattanawongwan, et al. 2021. Parent coaching via telepractice for children from Latinx background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Technology, 01626434211033604.

Zahir, M. Z., A. Miles, L. Hand, et al. 2021.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schools: Its contribution to equitable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ervices in an underserved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 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52(2), 644–660.

責任编辑:魏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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