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文学应该是作家最真诚的东西

2022-05-13 19:44河西
检察风云 2022年8期
关键词:纯文学风云金庸

河西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学会副会长。著有《郁达夫新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等作品。

我只是参与了一些公共话题的讨论。在录制节目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从我的个人体验出发来讨论一些问题。很多问题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如果我以专家的立场和口吻来谈问题,那恐怕不合适。

重读鲁迅

《检察风云》:您认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使命与时代精神应该是怎样的?

许子东:时代确实在变化,第一就是科技的变化,大家的阅读方式变了,所以文学在这个社会中的功能变了。第二是国家变化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读者也变了,不仅阅读工具变了,阅读心态也变了。今天的年轻人平视世界了,或者说有了更多的自豪、自信和梦想。而在变化中,作家依然要坚守某些东西。文学就应该是作家的血肉,是他最真诚的东西,不然也对不起他的社会责任,对不起他的使命感。

《检察风云》:您常年在大学教书,跟年轻的学生们交流应该挺多的,就您对学生或年轻人的了解,这些人对鲁迅作品的阅读状况是怎样的?

许子东:如果他没有仔细去读,就会有审美疲劳,因为听得太多了,而且现在关注鲁迅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呐喊》《彷徨》加上《朝花夕拾》,他早年很好的散文基本上都没有被广泛阅读。我去书店也很少看到。我特别去过深圳的某个书城,有麦家专柜,有余秋雨专柜,但没有鲁迅专柜,也没有他的全集。

《检察风云》:您说“《狂人日记》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为什么会这样说?

许子东:《狂人日记》我用了一句话概括,叫“士见官欺民”。这里面涉及三方面:“士”,知识分子;“官”,官府,当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民”,一般民众,当然主要是农民。在整个20世纪,这三种人是贯穿小说的主人公。

这是我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里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的一个观点,因为学界共识是现代文学最成功的主人公有两种,知识分子和农民。比如鲁迅的《故乡》,闰土是农民,“我”就是知识分子。闰土一叫老爷,两个小孩就分化成两个阶级了。以后一直到知青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不是知识分子就是农民或者民众。但我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系列是官员。任何作品中这个三角关系都存在,这个三角关系的最基本模式,特别是在晚清阶段,就是士“看见”官“欺”民。一个事件怎么变成一个小说?如果有一个执法人员在打一个过路人,你作为一个读书人说“住手”,小说就成了。这里面少一个都不成。没有人喊“住手”不行,没有人打不行,打的主角都是农民又不能成为故事。《狂人日记》就典型地概括了这个公式。狂人同情农民,农民要害狂人、要吃他,但狂人说这些人自己老婆也被人抢了、家里的东西也被人砸了,其实他们都是受官府欺负的。可是他们被欺负了还不知道,他们还要来帮读书人医病。鲁迅后来的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基本上都沿着这一个格局做了很多的变化,到《活着》《白鹿原》《平凡的世界》,都是这种三角关系,所以我说《狂人日记》是总纲。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讨论一些问题

《检察风云》:您之前曾担任《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参与了很多话题的讨论,能谈谈节目和感想吗?

许子东:我只是参与了一些公共话题的讨论。而且,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摆出我是教授、我是学者的派头来,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从我的个人体验出发来讨论一些问题。

很多问题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如果我以专家的立场和口吻来谈问题,那恐怕不合适。我们三个人,没有那么一本正经,有点像是朋友聊天聚会。如果有人谈到了一些关注度很高的民生事件,比如牛奶致癌事件,那我肯定会有反应,会有话要说,其实我要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些问题上,我并不比公众的认知水平更高。

也有很专业的学者在一些电视节目里谈问题,我看过国外一些电视台请一些犹太问题的专家出镜,可能他们只谈了10分钟,可从这10分钟,你可以判断那是真正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人,那种十年如一日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他们的一席话会让你受益匪浅。但我就不是那种专业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在参与讨论。

一些学者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跨越了他们的专业领域,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马克思,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检察风云》:在您的讲稿第二卷《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了香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现状,就您看到的,现在从事纯文学写作的香港年轻人多吗?

许子东:香港的文学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纯文学的道路,一条是通俗文学的道路,也就是金庸、李碧華、亦舒的道路。显然,通俗文学在香港非常发达,武侠、言情很盛行,读者众多,而纯文学就相对有些寂寞。这也正常。

《检察风云》: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您对金庸的小说怎么评价?

许子东:很难说。20世纪90年代,金庸曾经在北京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办过两次研讨会。这两次我都没有去。

金庸的小说实际上是五四之前的旧白话的延续,是张恨水、还珠楼主、演义、话本那一脉小说的继承者。他和胡适、鲁迅之后的五四新文学并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但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细读金庸的小说,就会发现很多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其他的不说,《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怎么可能如此冷静?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他是个超人吗?细节上的不真实、从一个小人物到武功盖世的大英雄的小说套路,都使得他的小说存在很多问题。

《检察风云》:在内地,对于通俗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金庸,原来是将其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加以讨论的,但从1994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名之后,金庸有被经典化的倾向?

许子东:对,内地的情况是希望将其纳入一个一元化的框架中来讨论问题。通俗文学是通俗文学的写作,纯文学是纯文学的写作,大可以将其分割开来。为什么不能分开,一定要在一元化的框架中来讨论呢?《哈利·波特》再红,剑桥大学也不可能专门开设课程来讨论和研究《哈利·波特》。在剑桥,学生研读的肯定还是莎士比亚、狄更斯、笛福、乔叟这样的经典作家。

《检察风云》:在第二卷里,有相当大的篇幅谈了张爱玲。在文学性上,我们当然要肯定张爱玲的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在大众眼中,张爱玲更多的是一个小资教母、一个时尚(Fashion)的象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子东:张爱玲也非常复杂。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把张爱玲视为小资教母加以推崇,比如他们看到的是“出名要趁早”那急功近利的一面,喜欢她华丽的文字,可是看不到张爱玲的严峻和苍凉,把她当成一个流行小说作家来看待,那是和氛围息息相关的。

学术界在这两者之间就有点尴尬,老一辈的学者,比如王瑶、严家炎,或者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都没有专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也没有专章论述张爱玲。

她的身上当然有非常现代性的一面,但也有从旧白话小说和《红楼梦》中延续下来的文脉,她的有些小说早期就发表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所以,她的身上交织着新旧两种文化,很复杂。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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