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何立波

缪伯英，1919年到1924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女高师”）学习，其间她实现了从进步青年到革命者的转变。她敢为人先，参与筹建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理想社会。她追求进步，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她以身许党，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做工运、妇女、学生工作都卓有成效。

北京女高师时期的缪伯英

1899年10月，缪伯英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高师理化系。北京各种新的社会思潮令缪伯英大开眼界，为表达自己与旧的封建制度的决裂，她将一头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缪伯英到北京不久，结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通过他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开始了社会实践。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十分流行，但内容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隔着纱窗看晓雾”。

1919年底，王光祈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下设四个小组，其中第三组为女子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缪伯英等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该小组主要成员有缪伯英、钱初雅、易群先、李欣淑、何琛媛、韩德诺、田维、冰如、张人瑞等。《申报》于1920年3月30日刊载了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消息：“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各处仿行者甚多。现在北京女学生之愿工读者，亦组织一女子工读互助团（钱初雅、缪伯英、何琛媛、韩德诺），顷正在试验中，不日即正式成立。现有团员四人，闻续来者尚不少，韩德诺系韩国人。”

为了全力做好工读互助工作，缪伯英从北京女高师退学。其北京女高师同学、工读互助团成员杨璠（1921年担任《益世报》副刊《女子周刊》主编），在1922年3月的《太平洋》杂志发表的《女子工读互助之经过与其失败之原因》一文中说：“那时团中的房子已租好了，团员已催促要入团了。赞助人中间，也有很性急的分子，刻不容缓的要办起来。没有法子，只好干起来。赞助人中的缪君伯英，舍女高师学校，入女子工读互助团当团员，并接洽团员和团里的事。”

毛泽东曾到访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他在1920年2月一封致陶毅（陶斯咏）的信中写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

1920年3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正式开张营业了。缪伯英等拟定了《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规定工作种类暂分为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制墨水、信笺、信封、帽子、手巾等）、贩卖商品及书籍。开张之日，缪伯英等四处张贴“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

北京工读互助团提出“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主张，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取消婚姻关系”，具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成立不久，筹集款项告罄，而营业收入微薄。开办的食堂缺乏竞争力，“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洗衣店也是经营不善，难以为继。1920年3月23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第二组随后也停止活动。1920年8月后，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日趋困难，逐渐走向瓦解。1920年9月，缪伯英重新考入北京女高师。

“工读互助”试验的失败，对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进步青年来说，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他们很快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的实际可循的途径，这就为他们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加强了对青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政治学系和史地系任教，所授的《唯物史观研究》大受欢迎。李大钊也在北京女高师兼课，很受学生的推崇。

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并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于4月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Communism）图书室，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京大學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张申府和张国焘。不久吸收黄凌霜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随后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11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等40人参加，缪伯英是唯一的女团员，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出现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分歧，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等转为党员。缪伯英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由于工作的关系，缪伯英和李大钊经常接触，进步很快。据当时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章廷谦回忆：“李先生在办公室里，除处理校务外，也处理一些党务或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他常来往而且也是我所熟识的人，现在还记得的有：范鸿劼、高君宇、邓仲澥、刘仁静、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张挹兰、毛一鸣、金家凤……他们都住在北大附近：东斋、西斋、西老胡同、松公府夹道等。当时我晓得他们大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缪伯英和李大钊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据支部成员王一知回忆：“参加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同志每次都参加会……每当同志们有了意见分歧、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只要大钊同志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

缪伯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名成员

革命需要接地气，宣传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雅俗共赏的文艺形式。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缪伯英等排练了支部同志翻译的一个话剧，奔赴各地演出。据罗章龙回忆：“‘五一’节期间，小组同志还翻译了一个话剧本（Drama）由伯英等在各处上演，宣传‘五一’斗争。内容是演芝加哥及德、法各工业城市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故事。”

“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任北方区委书记，缪伯英任区委妇女部部长。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北京东城支部成立，这是北京最早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其中，西城支部主要以北京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组成，缪伯英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2年至1923年间，缪伯英还担任中共北京女高师党支部书记。北方区委活动经费主要是就地筹划，由党员自筹。缪伯英课余时间在辟才胡同补习学校教书，所得收入扣除生活费用后，悉数用来缴纳党费。

李大钊教育缪伯英等女同志，妇女运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还要争人权，还要争工作的权利。有同学问缪伯英怎么这么喜欢搞政治呢，她回答说：“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当起进行变革的责任啊！”

1921年4月4日，缪伯英发表《家庭与女子》一文。文章系统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所以我很希望一般留心女子问题的诸君和女界中稍具知识的朋友们，切勿徘徊凝望，踌躇不定;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走”！

1921年10月，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他们的名字中有“英”字和“雄”字，同志们就戏称他们为“英雄夫妻”。1922年2月，缪伯英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并在自己任编辑的《工人周刊》上报道工运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2月，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和朱务善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据朱务善回忆：“我还记得紧接着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人之后，我和缪伯英（党员，女高师学生）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活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1923年5月1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会上，缪伯英代表女界，与高尚德、何孟雄等相继演说，呼吁国民“起而澄清”。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5月，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缪伯英、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等多人为共产党员。京师警察总监下令抓捕，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京，回到长沙。同年6月，从北京女高师毕业的缪伯英任长沙女师附小主事（校长），翌年3月任中共湘区妇委书记。五卅惨案后，缪伯英在长沙发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有力声援了上海工人。

據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1981年1月5日的回忆：“缪伯英同志是我党早期的一个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同志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诚，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

1920年3月30日的《申报》，刊登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

1927年7月中旬，蒋汪合流，武汉政府陷入白色恐怖，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何孟雄、缪伯英转入上海，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1927年10月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1929年10月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30岁。她病危时对爱人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

缪伯英始终坚定“以身许党”的崇高信念，“向光明的路上走”。她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妇女运动的先驱，谱写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青春之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