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文化路径探究

胡晓霞

我国乡村自古以来就是“熟人社会”共同体。但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乡村共同体逐渐呈现出消解的态势。如何再造共同体已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问题缘起和样本

问题缘起

“共同体”与“社会”是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对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结合类型的区分。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 1 ]，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 2 ]；社会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 3 ]。根据滕尼斯的理论，我国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地缘性、血缘性双重特征，以及明确边界的“熟人社会”[ 4 ]共同体。但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乡村逐渐成为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较强的“半熟人社会”[ 5 ]，一些乡村共同体慢慢呈现出萎缩甚至解体的态势。而乡村共同体一旦瓦解，村民自治就会缺乏基础[ 6 ]，并出现村民参与缺位、村庄凝聚力弱化等诸多问题。因此，重塑乡村共同体，既是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望，也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想追求[ 7 ]。

然而，在当今共同体边界弱化甚至消失的背景下，如何重塑乡村共同体成为一大难题。诚然，“再造乡村集体经济”[ 8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路径选项，但如果仅仅依靠物质因素，而共同体内的成员缺乏对共同体的认同，缺少相互联结的精神纽带，那这个共同体便无法稳固，也无法长久存在。在共同体中，文化是共识符号，也是人们构建稳定共同体的依据和内在动力[ 9 ]。因此，精神文化领域自然而然应成为乡村共同体重建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

人们注意到已有一些乡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探索共同体再造的文化路径。如本文中的浙江省高镇村。

样本

高镇村，位于浙江省永康市中西部，有1300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城市化进程中，高镇村因地理优势从名不见经传的古老村庄转型为其所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商贸村。我们发现，在当今地理、文化等均已完全开放的城市化背景下，高镇村并没有出现“共同体困境”[ 1 0 ]，反而成为更具生命力的共同体。现已逐步形成“十个一”格局：一个节目（《十八蝴蝶》）、一座戏台、一首村歌、一份村报、一个体育辅导站、一个书画社、一个图书室、一座桥梁、一册村志、一本档案（党员干部“服务档案”，大学生村官、村民“创业档案”）。本文以高镇村为样本，探索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文化路径。

文化传承：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纽带

本土文化是共同体得以延续的核心。共同而独特的文化使村民产生认同感、凝聚力，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将其联结在一起。高镇村通过对文化记忆的留存和文化符号系统的更新，为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唤醒和留存本土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为集体所共有，对共同体构建起着桥梁作用。高镇村充分考虑村落文化的延续，让村落在城市化改造后仍然具有时空的延续性。

1.两度编修村志，延续集体记忆

村志是乡村记忆的凝结，是村落文化最好的载体。高镇村于2004年和2014年两度组织编修村志。村志贯通古今，内容丰富，特别是对目前已失传或濒临失传的村落文化，如开秧门、关秧门等民俗民风，《讨饭莲花》等民间文娱节目，以及不复存在的祠堂、门楼、寺殿等文物古迹，均作了图文并茂的详实记录。

2.挖掘乡土故事，留存个体记忆

村志是村民集体记忆的载体，而《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一书就是对高镇村人个体记忆的留存。此书和志书一样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并可以与村志参照着阅读，弥补志书的不足。书中留存的文化碎片或隐性的文化记忆寄托了高镇村人的乡愁、乡情和乡趣，也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除此之外，利用多媒体制作的宣传片、纪录片等也成为展示高镇村乡村记忆建构过程的重要媒介，充分体现了高镇村的文化自信。

传承和创新本土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一个地方独有的元素，是唤起村民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本源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的重要途径[ 1 1 ]。同时，文化符号也是共同体边界的标识。高镇村注重对其本土文化符号的有机更新和系统性建构，并将文化符号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1.打造以《十八蝴蝶》为核心的文化符号系统

《十八蝴蝶》无疑是高镇村最具传统魅力的文化符号。《十八蝴蝶》又名《彩蝶迎春》，是村民王春山等人在地方戲曲文化基础上创作的民间舞蹈。一代代传承者对舞蹈的服装、音乐和队形等不断改进、升华，并保留其原味，使其所蕴含的传统元素如今依然能焕发生机。

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富有体系。高镇村以《十八蝴蝶》为核心打造出包含村歌、村徽、村雕的本土文化符号系统，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十八蝴蝶》从多维度展示了高镇村人民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超越发展、幸福前行的形象，其是联络村民感情的纽带，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保护和修缮村落古迹

文物古迹是见证高镇村上千年历史发展的文化坐标。近年来，高镇村不遗余力地保护、修复和重建了包括楼店古井、万青桥、布袋坝、观音佛堂、白鹤殿等在内的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村落古迹，如对历史古桥万青桥的保护性修复和景观提升改造，并在万青桥上扩建文化长廊，长廊配上翰墨书香，传承并延续了历史古桥文化。

这些经过创造性转换的、可感可触的文化符号，从多个角度体现了高镇村这一共同体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性格品质。

新乡贤：共同体重塑的文化引领者

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乡村共同体的建构主体是在共同生活中共享文化、共创文化的广大村民。那么，谁是引领者？谁能成为引领者？从高镇村的实践经验来看，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新乡贤能担此重任。

高镇村历来学风淳厚，拥有良好的教育风尚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乡贤文化也因此代代传承。如捐俸助村民度灾荒、主持修建布袋坝的明朝进士周凤岐，一生乐善好施、深得民众信任的民国开明绅士王樟南等。

如今，在这个共同体的文化滋润下生长出了新乡贤。新乡贤是指那些户籍或原籍在高镇村，或与高镇村有着直接渊源，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有德行、有才识、有担当，并愿意为高镇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并被民众所认同的人。其中包括优秀的基层干部、道德模范、退休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商人、技术人才、海外华侨等。

示范引领，凝聚人心

新乡贤群体既是乡土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者，也是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扎根于本土的新乡贤，具有新知识、新眼界，不仅想方设法开拓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而且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乡村的文化软实力，引领共同体的再造。重修村志时，村里的办厂能人、经商人士等新乡贤积极捐资助款，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五位本村乡土学者主动承担村志撰写任务，与书法家、摄影家、美术家、音乐家一起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对本土文化特色与精髓进行深入研究。

同时，在外的新乡贤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共同体的再造。如著名画家南溪、退休干部周登富等，他们对书画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激励着家乡的书画爱好者。高镇村2010年成立的书画社，在市文联举办的历次农民书画比赛中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有机更新，助力传承

在新乡贤的引领下，高镇村不断创新文化传承路径，将文化传承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以非遗舞蹈《十八蝴蝶》为例，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传承。

再创造传承。五代传承者对演出人数、舞蹈队形、舞蹈动作、服装道具、舞蹈音乐等方面进行多次再设计、再创造，使《十八蝴蝶》既保留了民间舞蹈的原生态特色，又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成为民间舞蹈艺术精品。

表演传承。一是作为民间娱乐节目参展，主要在春节、元宵、重阳节、方岩庙会时，由村里的组织者发起；二是作为非遗文化代表在国内各地走亲献演或参赛，屡获佳绩；三是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出国展演，深受好评。广场舞传承。舞蹈表演因道具复杂、难度较大，很难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近年来，广场舞深受群众喜爱，几位传承者经过专业的研究和设计，将《十八蝴蝶》改编成简单易学的《新十八蝴蝶》，并将其推广到广场舞中，融入民众日常的健身活动中。

以新童谣为代表的校园传承。教育是乡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村委和以村小学校长为代表的教育领域新乡贤的共同努力下，高镇小学将《十八蝴蝶》的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如编成童谣“十八俊姑娘，十八俏蝴蝶……”，并将其推广至整个校园；以“蝶文化”为主线设计开发一系列校本课程；成立“十八蝴蝶”舞蹈队；将蝴蝶元素融入校园景观里等。

整合人才，培养团队

由新乡贤领头的乡村文化队伍成为高镇村内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力量。新乡贤群体全方位、多渠道挖掘各领域的人才资源，定期进行优秀人才摸底调查，目前已组建演唱班、舞蹈队等十多支素质较高的文艺队伍。这些文艺队伍在乡村共同体再造过程中能够起到提高文化凝聚力、繁荣乡村文化等关键作用。

仪式互动：乡村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机制

“仪式是指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 1 2 ]，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就具有高度仪式性。村民参加集体仪式并进行互动，代表他们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也能够形成团结的凝聚力。

丰富公共文化活动仪式

1.延續传统仪式

每年农历八月庙会期间，高镇村都会组织罗汉队参加该市的“胡公庙会”仪式。这类仪式主观上是为了祈福、驱灾，客观上是通过这一仪式的重复表达，促进内部成员对共同体文化的认同以及外部成员对共同体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认同。

2.开发新兴仪式

如近些年在春节前开展的乡贤新春联谊会，让在乡的、返乡的新乡贤欢聚一堂，畅叙乡情，群策群力，贡献力量，振兴家乡。再如2019年开始举办的出嫁女集体“回娘家”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精心安排婺剧、三句半、舞蹈等形式多样的、具有本土韵味的文艺表演。而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增加仪式的数量和频次来促进村民之间的交往，如广场舞、村歌大赛、摄影大赛等。

重塑互动式公共空间

仪式互动，需要借助一定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村民日常交流互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乡村共同体得以延续的重要平台。

1.实体型公共空间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镇村原来的一些祠堂、寺殿等文化空间已经消失。在对村落文化空间资源和村民的文化需求进行了解与评估后，高镇村于2007年重建了老人们怀念的白鹤殿。村民们在这里喝茶聊天，每逢周二、周四下午，一些戏迷朋友就集中在殿内，敲锣打鼓、吹拉弹唱。除此之外，高镇村还打造了文化礼堂、万青桥文化长廊等一系列实体型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成了村里的“文化磁场”，村民之间也形成了以文化为核心的紧密型互动关系。

2.虚拟型公共空间

高镇村成为商贸村后，村民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多样化的就业形态使村民不能经常聚集在同一个实体型公共空间。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手段而形成的虚拟型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分散的村落成员重新聚合在社区服务App、乡村网络文化驿站、美篇、居民微信群、QQ群等虚拟型公共空间内，进行人际沟通、情感交流、信息共享、公共事务参与等事务。

乡村共同体的再造，应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高镇村在夯实乡村经济基础的同时，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路径。实践证明，通过振兴本土文化以增强内生凝聚力，推进新型乡村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再造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2][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0）.

[5][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7）.

[7]刘祖云，张诚.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8（04）：42-48.

[8]吕方，苏海，梅琳.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来自豫鲁两省的经验观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9，27（06）：113-118.

[9]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10-16.

[10]陈友华，佴莉.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6（04）：54-63+189.

[11]卢渊，李颖，宋攀.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3）：69-74.

[12]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08）.

【课题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非物质资源整合对乡村共同体重塑的作用机理与运作机制研究”（编号：18YJA840015）；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乡贤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证研究”（编号：Y20183958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