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年号钱考释

赫昕楠

摘 要：辽政权是我国北方契丹民族于公元916年建立，在建立之初辽政权就已经开始了“年号钱”的铸造。由于辽政权文字的原因使得辽政权的钱币种类复杂，既包括了汉字的铸币又包含了契丹文字的铸币，这使得辽政权“年号钱”的整理更加繁杂。对于辽政权年号钱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天赞通宝”是否是辽政权的第一款“年号钱”或者说神册年是否铸造过年号钱。笔者将结合现有的资料对辽政权“年号钱”进行梳理，试图理清辽政权“年号钱”的基本序列。

关键词：契丹;辽政权;钱币;年号;年号钱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2）04-0001-08

辽政权是公元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相融合的统一政权，于公元1125年被金人灭国，共存在200余年。辽政权共历经9位皇帝，使用年号22个，已确切发现有年号钱的年号共20个，是我国第一个从始至终都连续使用年号宝文钱体例的朝代，为后世的宋、金、元、明、清的年号钱制度奠定了基础。

由于辽政权独特的经济制度，在辽政权年号钱的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焦点，一个是“神册通宝”的存在，也就是辽政权年号钱的起始时间;另一个是“保大通宝”的存在，也就是辽政权年号钱的结束时间。除了辽政权年号钱的起始与结束时间外，辽政权还有几个年号如会同、大同等，其铸币很少使得后世研究中产生分歧。本文将以年号为界对“通宝”“元宝”等分别叙述，为后续的研究做铺垫。

一、可考年号钱

（一）天赞通宝

该钱发行于天赞年，“天赞”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二个年号。天赞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其中“赞”字上部为两个“夫”而非两个“先”。清代金石学家李佐贤在《古泉汇》中考证钱文为“刘燕庭云有真书者。”天赞通宝共有两种版别，其中一种版别“赞”字右下角的捺较短（图一）;另一种版别“赞”字右下角的捺较长且向右出头并上挑，俗称“虎尾赞”（图二）。天贊通宝皆为铜制，宋朝金石学家洪遵在《泉志》中记录“余按：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六参，文曰‘天赞通宝。”

天赞通宝是辽政权可证实的最早的年号钱，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被证实最早以年号与通宝（或元宝）一起作为钱文的钱币。

（二）天显通宝

该钱发行于天显年，但由于“天显”这个年号本身的原因“天显通宝”的具体发行时间存在许多争议，古钱学家卫月望先生曾认为“天显年号共有三人用过：一是太祖耶律阿保机使用了124天左右。二是皇太后述律平使用了140天左右。三是太宗耶律德光使用了12年零九天。”如果依卫先生之见笔者认为太祖耶律阿保机与皇太后述律平共使用“天显”年号264天左右不足一年，且天显二年出现耶律倍让位这样的重大政治变故，同时已经发行的天赞通宝与未废止的前朝货币足够辽政权政府正常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没有理由急于发行天显通宝，所以天显通宝应该为太宗耶律德光所发行，但由于我国古代国币还具有标示皇帝正统性的作用太祖耶律阿保机与皇太后述律平应已经对天显通宝的钱范与形制初步审定，天显初年便发行了这一版，太宗耶律德光使用的12年中因为钱范消耗的原因也有自己审定铸造的版别，所以天显通宝应分为早晚两期。

天显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可分为两种版别，应是由于天显通宝分为太祖耶律阿保机与皇太后述律平审定版与太宗耶律德光审定版造成的，其中一种版别“显”字左半部分由“显”和“灬”构成（图三）。另一种版别“显”字写作“顯”（图四）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

（三）会同通宝

该钱发行于会同年，是太宗耶律德光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会同年间契丹国灭后晋，从此辽政权最具特色的南北面官制度开始实施，《辽史·百官志》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故此会同通宝是第一种在燕云十六州发行的辽政权货币。虽然会同通宝在辽政权钱币史上拥有重要地位，但是会同通宝的存世量极少，田广林在《辽代货币经济述略》中曾一度认为辽政权未曾发行过会同通宝。

会同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于1989年在辽宁省朝阳市首次发现，后又在黑龙江省五常市与吉林省舒兰地区陆续发现，由于存世量极少且三次发现钱文没有太大差距，故笔者认为会同通宝仅有一种版别（图五），三次钱文的不同是因为辽政权钱币铸造粗糙所致。

（四）大同通宝

该钱发行于公元947年，是太宗耶律德光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大同元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元“辽”，故此大同通宝与大同元宝是真正的“辽钱”，但由于太宗耶律德光在改元后数月就病故于杀胡林，致使大同年号仅使用数月，故笔者认为由于太宗耶律德光刚刚占领燕云十六州正急需宣示其正统性同时稳定各州县经济所以赶制了大同通宝和大同元宝，但由于仅仅数月太宗耶律德光便去世了，使得大同通宝与大同元宝未能来得及广泛推行，而是充当了天禄通宝过渡期的跳板。

大同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虽然大同通宝使用时间短但具李卫在《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所言大同通宝仍有三种版别。（图六）

（五）天禄通宝

该钱发行于天禄年，是世宗耶律阮发行的唯一一款年号钱。天禄通宝发行时间短但发行量却很大，《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也提到“辽世宗耶律兀欲建元天禄（947—951年）虽仅有5年，但天禄通宝钱铸量要多于辽太宗的天显和会同两钱。”这也符合太宗耶律德光占领燕云十六州后急需宣示正统性同时稳定各州县经济的需要，由于大同年号仅使用数月，所以这项任务落在了“天禄通宝”头上。由于当时急需大量货币故此多地分别造，这也使得东西部天禄通宝钱文字体不同。

天禄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辽代钱币图表》中提到1981年8月30日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羊场大队上石公社发现的辽政权窖藏中首次发现天禄通宝，该窖藏仅出土一枚天禄通宝，该枚天禄通宝钱径2.4厘米、郭厚0.1厘米、穿宽0.6厘米，重4克。具《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考识》中记录：“背文光素，面文拙厚中有异态，‘禄字清晰可辨，整体略小于‘宝字。‘礻字旁呈‘礻 ，下面的两点是与‘录字的下方的‘水共用。‘录字下面的‘水字，在竖勾的两旁是四点，没有撇捺。（图七）”而在甘肃酒泉出土的“录”字下部则为“水”字，有撇捺（图八）。并且《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提到“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笔者先后见到的天禄通宝实物数十余品，分为数种不同版别。”因此笔者推测天禄通宝的数种版别应是由不同地区在短时间内分别铸造且没有统一钱文字体造成的地方差异。

（六）应历通宝

该钱发行于应历年，是穆宗耶律璟发行的唯一一款年号钱。穆宗耶律璟在位期间仅使用这一个年号，导致应历通宝成为辽政权发行量最大的年号钱。

由于宋政权金石学著录《泉志》记载：“董逌曰：‘北虏钱，文曰：应历重宝。”但《辽钱泉谱凡例》则记录为“应历通宝《泉志》作应历重宝乃传写之误，今得载入本谱，最为可喜。”故此是否存在应历重宝上产生了争议。《古钱大辞典》中提及“穆宗铸应历重宝钱”支持应历重宝得存在。

但笔者认为首先，《泉志》著于南宋，并未直接接触过辽政权，故此《泉志》所记载者不可尽信，且北宋曾发行庆历重宝，与应历通宝钱文相近;其次，后世并未发现应历重宝，而且所有应历重宝的图片皆为《泉志》中所绘的直读的“应历重宝”;再者，现已经发现的辽政权年号钱皆为旋读，同时笔者发现《泉志》中所绘的直读的“应历重宝”与北宋仁宗所发行的直读“庆历重宝”在钱文字体上如出一辙。所以应历重宝应是对应历通宝与庆历重宝的讹传。

应历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郑家相所著《辽钱考》中记载：“应历通宝平钱，穆宗铸，《古泉汇》存其目，史亦卫详，予所见凡四品，面文近隶体，右旋读，三品皆出辽东。”应历通宝的版别略有差异，差异主要集中在“历”字上，其中一版“历”字“厂”部左侧的撇与内郭重合，使得上部仅剩一横（图九）。另一版“历”字“厂”部左侧的撇隐约可见，整体上是完整的“暦”（图十）。

（七）保宁通宝

该钱发行于保宁年，是景宗耶律贤发行的第一款年号钱。“保宁”年号共用11年，但是保宁通宝的发行量却极少，《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中提道：“应历通宝、保宁通宝也都是大珍之品，存世者寥如辰星，无需赘言。”

保宁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钱直径2.35厘米、重3克。郑家相所著《辽钱考》中记载：“保宁通宝平钱，景宗保宁年铸，旧谱未载。六七年出于辽东一品……三年前王氏续获一品……所见仅此二品而已。”但《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中则称：“宁通宝虽存世罕少，但版别却有数种。”笔者所见保宁通宝版别众多，差异在钱文的四个字上皆有体现，“保”字上部的“口”分为大、小两种;“宁”字中间的“四”有方圆两种;“通”中间的“甬”分大、小两种，且上部的“マ”也有高、矮之分;“宝”字分为“方贝宝”与“圆贝宝”两种。所见不同版本四个字的组合未发现固定规律。

（八）乾亨通宝

该钱发行于乾亨年，是景宗耶律贤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乾亨”年号共用4年。《辽史·食货志·下》记载：“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古泉汇·利集·十五卷》记载：“‘景宗保宁十一年，改元乾亨，是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按南汉亦有乾亨钱，文皆上下读，此右旋读。”可见辽政权乾亨通宝与南漢乾亨通宝的主要区别在于旋读与直读之别。但李卫先生认为仅从钱文读序来断定是欠妥的。直到2007年，在吉林省西南部辽金信州城遗址出土乾亨通宝才有定论。

（九）统和元宝

该钱发行于统和年，是圣宗耶律隆绪发行的第一款年号钱，也是辽政权第一款被证实的“元宝”钱。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期辽政权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辽政权货币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使得统和元宝十分珍稀。《也谈辽钱与辽钱研究》中提到“统和钱旋读称元宝，重熙钱旋读称通宝，制作风格，除沿袭第一阶段铸币的主要特征外，有一些新的变化：一、钱名不再是年号加‘通宝一个模式，出现了‘元宝钱;二、每种钱的版式也不再拘泥于一个模式，除传统规格外，出现了广穿、阔缘、大字等不同的版别;三、铸额增加。”

统和元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在1981年巴林右旗羊场大队上石公社发现的辽政权窖藏中仅出土一枚统和元宝，该枚统和元宝钱径2.4厘米、郭厚0.15厘米、穿宽0.7厘米，重5.1克，是现今已知最重的辽政权年号钱。如《也谈辽钱与辽钱研究》中所提到“每种钱的版式也不再拘泥于一个模式，除传统规格外，出现了广穿、阔缘、大字等不同的版别”。统和元宝的版别众多，除形制区别外文字也有不同，如《古泉汇》中记载有“‘元字左挑，仿开元式”的版别。同时统和元宝除铜制外还有铁制，铁制统和元宝数量极少。

（十）开泰元宝

该钱发行于开泰年，是圣宗耶律隆绪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辽史》记载“开泰中……每岁春秋、以官钱宴饗將士，钱不胜多。”但是开泰元宝发现数量并不多，与《辽史》中所记录的“以官钱宴饗將士，钱不胜多。”不相符，所以郑家相先生认为开泰元宝不存在，直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出土开泰元宝。

开泰元宝钱文为真书，有直读（图十一）与右旋读（图十二）两种，因为直读开泰元宝的存在所以《辽钱考》中称：“非辽钱也。辽钱制作自天赞以后不论元宝通宝皆作右旋读，未见直读者。”同时《辽代钱币图表》中提出当时出现了我国古代钱文上十分少有的“泰”“太”通假的现象，并且这一通假现象只出现在直读开泰元宝上。由此可以断定直读开泰元宝与右旋读开泰元宝并非同一政权所发行，但就内蒙古自治区辽金时期遗址出土的开泰元宝而言仅有右旋读开泰元宝一种，所以就目前的出土资料来看仅有右旋读开泰元宝为辽政权所发行。

（十一）太平通宝

该钱发行于太平年，是圣宗耶律隆绪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虽然《辽史·食货志·下》记载到“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但由于澶渊之盟后辽国境内通过辽宋间的贸易涌入大量宋朝货币，同时北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也发行过“太平通宝”导致辽政权的太平通宝一度被认为是私铸的宋朝钱币，直到“近年来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都曾出土过辽铸的太平钱，不仅有太平元宝，同时也有太平通宝，证明史料记载是真实的。”

太平通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外径2.3厘米、重2.95克。辽政权的太平通宝相较于宋朝的太平通宝重量更轻，但在外径与穿径上基本相同（图十三）。但由于宋朝太平通宝的影响目前只能确定右旋读且字体粗犷者为辽政权太平通宝。

（十二）太平元宝

该钱发行于太平年，是圣宗耶律隆绪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虽被清代金石学家李佐贤收录入《古泉汇》中，但由于发行量小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太平元宝不被承认，如《辽钱考》中提到“太平元宝铜钱未见真品，日本钱谱有金银钱，然亦未见铜铸者，绝非辽钱。”直到“近年来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都曾出土过辽铸的太平钱，不仅有太平元宝，同时也有太平通宝，证明史料记载是真实的。”

太平元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外径2.4厘米、穿径0.6厘米，重4.3克。已发现的太平元宝普遍重于太平通宝，据传日本钱谱中有金银质太平元宝。太平元宝發现较少，但也存在几种版别，一种版别“元”字左挑，极力模仿唐代开元通宝;另一种版别“元”字则保持了统和元宝以来的风格。

（十三）景福通宝

该钱发行于1032年，是兴宗耶律宗真发行的第一款年号钱。由于“景福”年号仅从1031年使用至1032年，为期一年零五个月，故此长期以来景福年被认为是没有钱币铸造的，但近期出土了景福通宝的实物，从此证明了景福通宝的存在。

笔者认为“景福”年号仅使用了一年零五个月，这样短的时间不足以正式发行一款年号钱，故此景福通宝最早只可能是1032年的重熙元年才能正式发行完成。

（十四）重熙通宝

该钱发行于重熙年，是兴宗耶律宗真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重熙年间辽政权经济达到了顶峰，使得重熙通宝成为辽政权年号钱中最为常见的9种年号钱之一。

《辽史·兴宗本纪》记载：“二十二年闰七月，以诸坑冶多在国东，故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许多学者认为这一事件影响了重熙通宝的发行数量与版别，但笔者认为“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是在重熙二十二年，而兴宗在重熙二十四年就病死于秋山行宫，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在仅仅两年时间内，从准备到铸造发行无论如何都太仓促，所以即使东京户部司与长春州钱帛司投入了生产也不会对重熙通宝造成显著的影响。

重熙通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在出土的重熙通宝中主要有两种版别，这两种版别的区别主要在“通”字上，一种版别为“真书版”，以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出土的重熙通宝为代表，这个版别的“通”字左侧为“辶”;另一种版别为“八分书版”，以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出土的重熙通宝为代表，这个版别的“通”字左侧为“彡”，与唐早期的开元通宝相似。

（十五）清宁通宝

该钱发行于清宁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第一款年号钱。道宗耶律洪基在位期间频繁更换年号，并且每次更换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这样频繁的发行新的年号钱不仅依赖于辽政权的货币制度，同时还有赖于重熙二十二年东京置户部司，长春州置钱帛司导致的辽政权铸造货币能力的提高。

清宁通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三铢”，以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与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出土的清宁通宝为例来看《泉志》的记载基本属实。

清宁通宝的版别主要分两种，一种在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与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均有发现，这种版别“通”字的上部为“一”;另一种仅发现于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这种版别“通”的上部为“マ”。

（十六）咸雍通宝

该钱发行于咸雍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咸雍通宝很好地继承了清宁通宝的风格与基础，但数量上却少于清宁通宝。

咸雍通宝钱文为右旋读。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与彰武县四堡子货币窖藏均有发现，但两处遗址均只发现一枚咸雍通宝，以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所发现的咸雍通宝为例，咸雍通宝钱径2.4厘米，郭厚0.1厘米，穿宽0.7厘米、重3.6克。咸雍通宝版别相对单一，基本都和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与藏彰武县四堡子货币窖藏出土的咸雍通宝保持一致，钱文“雍”字右侧的“乡”有明显简笔，“通”字的上部为“一”。

（十七）大康通宝

该钱发行于大康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与大康元宝一同发行。同时大康通宝也是继太平通宝之后第二种与“元宝”钱并行的辽政权年号钱。《古泉汇》中提到大康通宝的“大”在辽史中写作“太”，但从现已出土的实物来看“太康通宝是不存在的。

大康通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三铢”以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出土实物来看大康通宝至少分为两种版别，第一种版别钱径2.4厘米，郭厚0.1厘米、穿宽0.6厘米，重3.5克，钱文有较为明显的“八分书”特点，主要表现在“通”字左侧为“彡”，而其他部分字体保持了辽政权年号钱粗犷洒脱的风格。第二种版别钱径2.3厘米，郭厚0.1厘米，穿宽0.7厘米，重3.3克，钱文明显有别于其他辽政权年号钱的风格，显得十分工整，同时“通”字借鉴了北宋年号钱“通”字的写法。

（十八）大康元宝

该钱发行于大康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与大康通宝一同发行。同时大康元宝也是继太平元宝之后又一种与“通宝”钱并行的辽政权年号钱。

大康元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三铢。”大康元宝在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与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均有发现，出土的大康元宝钱径2.3厘米，郭厚0.1厘米，穿宽0.65厘米，重3.4克，且仅有一种版别;大康元宝的钱文远远要比大康通宝粗糙，尽显扭曲之像。

（十九）大安元宝

该钱发行于大安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第四款年号钱。大安元宝数量较多，是辽政权年号钱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大安元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八分，重二铢八参。”大安元宝发现较多，在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彰武县四堡子货币窖藏均有发现，从出土实物来看大安元宝分为两种版别，一种版别“安”字长于内郭，俗称“长安版”;另一种“安”字的高度与内郭相等，俗称“短安版”。

（二十）寿昌元宝

该钱发行于寿昌年，是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最后一款年号钱，因“寿昌”仅使用了六年，所以寿昌元宝数量较少。虽然寿昌元宝的数量不及道宗耶律洪基发行的其他几款年号钱，但是在史料与著录中寿昌元宝则较为常见。《辽史》记载：“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宋朝金石学著录《泉志》则稱：“契丹主天佑年号寿昌。”清代金石学家李佐贤考证后认为辽政权为避圣宗耶律隆绪讳所以从未有过“寿隆”年号，更无“寿隆元宝”;从现已发现的辽政权出土钱币来看，只发现过“寿昌元宝”，从未发现过“寿隆元宝”，故此笔者认为“寿隆元宝”只是《辽史》误传的结果，事实上并不存在。

寿昌元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二铢四参”，与天庆元宝并称最轻的辽政权年号钱。寿昌元宝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版本各异，仅以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政权窖藏、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与彰武县四堡子货币窖藏出土的钱币来看，寿昌元宝也要分为数种不同的版别。其中“寿”字可分为“宽寿版”和“窄寿版”两种，“宽寿版”下部较为局促，“窄寿版”则比较舒展;“昌”字可分为“长昌版”“短昌版”“斜昌版”等，“长昌版”与“短昌版”的区别与大安元宝的“长安版”与“短安版”类似，也是相较于内郭而论的，然而“斜昌版”则是因为书体太过粗犷使得上下两个“日”字无法对正所致的;“元”字可分为“双挑元”版、“右挑元”版和“长腿元”版，“双挑元”是辽政权年号钱中比较比较常见的写法，是指“元”的第二横两侧上挑，“右挑元”与唐代开元通宝的“元”字比较接近，是指“元”字的“乚”大幅度向右上方挑，“长腿元”版则是指“元”字的“丿”较其他版别更长。

（二十一）乾统元宝

该钱发行于乾统年，是辽政权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发行的第一款年号钱。《辽史》记载：“天祚之世，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而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积”，但乾统元宝却是辽政权年号钱中较为常见的一种。

乾统元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寸，重三铢二参”，是辽政权年号钱中直径最大的一款;由于受到了宋朝钱币的影响，乾统元宝钱文更加规整，尤其是“乾”字隐约带有唐代乾元重宝“乾”字的风格。以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政权窖藏与彰武县四堡子货币窖藏出土的钱币来看，乾统元宝版别较少主要可分为两种，两种版别主要的区别在于“元”字的不同，一种版别“元”字第二横左侧向左上方挑，另一种版别的“元”字第二横两侧都向上挑。

（二十二）天庆元宝

该钱发行于天庆年，是天祚帝耶律延禧发行的第二款年号钱，也是以证实辽政权年号钱的最后一款。这一时期辽政权经济趋于崩溃，《辽史》记载：“更铸乾统、天庆二等新钱……府库无余积。”这说明辽政权的货币体系已经遭受了巨大破坏，使得天庆元宝的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天庆元宝钱文为右旋读，《泉志》记载：“此钱径九分，重二铢四参”，由于天庆年的经济环境使得辽政权钱币贬值，这也使天庆元宝与寿昌元宝并称最轻的辽政权年号钱。天庆元宝的钱文与乾统元宝相比更加随意，有明显粗制滥造的感觉，但是主要版别却与乾统元宝相同。

二、讹传年号钱

（一）开圣丹宝

开圣丹宝本为道教压胜钱，但由于清光绪年间《续泉汇》的误传与郑家相、卫月望等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一辈钱币专家的误传，使得开圣丹宝被误读为“开丹圣宝”，并引申出“契丹开国之宝钱”的奇怪含义。

证明开圣丹宝并非辽政权年号钱有两点依据：其一，“开丹圣宝”这个读法为直读，然而辽政权年号钱直到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年之前一直为旋读，所以开圣丹宝不可能是辽政权年号钱;其二，在开圣丹宝发现之后还陆陆续续发现了神霄丹宝、五福丹宝、太乙丹宝等，这些“丹宝”大多铸造于北宋宣和年间也就是相当于辽政权的天庆、保大年间，而且主要用于道教活动，所以开圣丹宝不可能为辽政权年号钱。

三、存疑年号钱

（一）神册通宝

相传该钱发行于神册年，“神册”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一个年号，此时契丹国还处于建国早期阶段。《辽史》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撤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銅，始造钱币”，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天赞通宝之前还有过一款“神册通宝”，但至今还没有过“神册通宝”的出土，这也使“‘神册通宝是否存在”成了争议的焦点。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对于“‘神册通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神册通宝确实存在，甚至乔晓金先生认为“契丹在未立年号之前已开始铸造钱币”，这一观点的主要证据在于由于契丹民族在唐代与中原关系密切，这使得在神册年间铸币成为可能，另外契丹建立之初就开始与其他民族、政权进行商业贸易，有对年号钱的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神册通宝是不存在的，主要依据有三点，首先至今未曾发现神册通宝的出土实物，其次《辽史》成书草率并不是十分可信，再者《陷北记》中记载：“交易无钱而用布”所以推测辽政权早期很少使用铜钱。

笔者认为“神册通宝”不一定存在，但神册年极有可能已经铸造了年号钱，但由于文字、翻译等诸多原因钱文并非“神册通宝”四个汉字。

由于尚未发现关于神册通宝的实物资料，所以“‘神册通宝是否存在”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如今只能寄希望于在日后的发掘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证明或证伪神册通宝的猜想。

（二）大同元宝

相传该钱发行于公元947年，是太宗耶律德光发行的第三款年号钱。大同元宝与大同通宝基本同时发行，但大同元宝至今尚未发现。

大同元宝钱文为真书右旋读，具《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所言大同元宝所见皆为伪品，但笔者认为所见伪品虽字体臃肿但字体皆相同，可隐隐看出出自同一模板，且此模板未有刻意扭曲臆造的痕迹，故此笔者猜测大同元宝有存在的可能。

（三）保大通宝（元宝）

相传该钱发行于保大年，是天祚帝耶律延禧发行的最后一款年号钱，但至今尚未发现有关保大通宝（元宝）的实物资料，所以至今存疑，希望在日后的发掘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证明或证伪保大通宝（元宝）的猜想。

四、结论

根据前文对辽政权可考年号钱、存疑年号钱以及讹传年号钱的整理与分析，笔者得出以下两条结论。

（一）辽政权年号钱起源于太祖神册年间

辽政权年号钱在中国钱币史上有这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第一种连续使用的年号钱。正是因为辽政权的年号钱制度才使得辽政权年号钱被赋予了宣誓皇权与年号正统性的含义，这也在辽政权其他几款年号钱上有所体现，如大同、景福等年号即使仅使用不到两年也要发行年号钱，天显通宝更是在辽太祖弥留之际就已经筹备发行，这更是体现了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年号前的重视。所以辽政权年号钱的开端一定与辽政权年号的开端相同，也就是说辽政权年号钱起源于太祖神册年间。

对于至今未能找到“神册通宝”，笔者提出假说：神册年的年号钱的钱文并非汉字与契丹文。提出这一假说的原因有以下两条：第一，辽政权的第一款年号钱不太可能使用汉字是因为神册元年还没有占领燕云十六州，当时的契丹境内的汉人较少，所以在面对以契丹人占绝大多数的民众时没有必要发行一款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年号钱;第二，辽政权的第一款年号钱不太可能使用契丹文是因为契丹文是在神册五年才发明出来的，神册元年还没契丹文自然也就不会有契丹文的年号钱。

（二）根据辽政权年号钱发行的主要目的将其分为四期

辽政权年号钱在不同时期的发行量、货币质量与发行的主要目的是有所不同的，据此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天赞通宝—大同通宝）

这一时期辽政权正处在建国初期扩充疆土的过程中。由于契丹诸部落原本从事渔猎，习惯了以物易物的商业形式，即使对外贸易也很少直接使用年号钱，而发行年号钱也只是模仿中原政权制度宣誓正统性的仪式罢了。因此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体现出以下特点：1.此时的年号钱重量基本为3铢6参（≈3.6g），比当时大多数货币都要轻;2.版别不固定，钱文也比较潦草;3.发行的数量还很少，无法满足正常使用。综上所述可见此时辽政权年号钱的商品职能并不是发行的主要目的，这也体现在辽政权早期墓葬中大量发现唐代钱币以及其他政权的钱币上;但这一时期的辽政权年号钱发行十分积极，即使短短几个月的“大同”年号也要发行年号钱大同通宝，或者是太祖耶律阿保机驾崩的“天显”年号发行了天显通宝;再者，这一时期还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后改元“会同”发行会同通宝，攻取后晋之后改元“大同”发行大同通宝，这也明显表现出拉拢中原百姓的态度。

上述这样的情况正说明了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巩固统治、拉拢民心、宣誓正统性。

第二期（天禄通宝—统和元宝）

这一时期辽政权正处在已经夺取燕云十六州但还未签订澶渊之盟的时期，辽在夺取燕云十六州后急需大量货币在宣誓主权的同时稳定市场，燕云十六州的加入使得辽政权必须快速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系统以适应农耕社会的经济模式。因此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体现出以下特点：1.此时的年号钱重量基本为3g到4g，最高达到了5.1g（统和元宝），这一时期是辽政权年号钱最重的时期，充分体现了辽政权将年号钱做为主要货币的政策;2.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的版别虽然仍不太固定，但基本可以保证每个地区只有一种版别为当地的主要版别，而且钱文较第一期已经规范了许多;3.这一时期年号钱的发行数量较上一时期明显增加，这与辽在夺取燕云十六州后急需大量货币在宣示主权的同时稳定市场经济有关。

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示主权的同时稳定市场经济。

第三期（开泰元宝—重熙通宝）

这一时期辽政权正处在签订澶渊之盟后经济、文化都发展至顶峰的时代。由于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每年进贡大量岁币，因宋朝进贡的岁币重量更重、质量更好，所以辽政权开始用宋朝进贡的岁币来充当主要货币，辽政权年号钱则沦为皇帝在进行改元等重大事件后的一项仪式。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体现出以下特点：1.此时的年号钱重量平均在3g左右，最轻者仅2.9g，这与第二期相比明显减轻;2.这一时期钱文较前两期更加规整，但每个地区只有一种版别为当地的主要版别的特点被打破;3.这一时期年号钱的发行数量较上一时期明显减少，但仍在发行，这应该与辽国应对本国经济问题有关。

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宣誓皇权正统性、标记年号，同时还作为调节市场经济、应对战争等突发性开销较大事件的手段。

第四期（清宁通宝—天庆元宝）

这一时期辽政权进入了衰落期，此时辽政权的经济社会已经不再是仅仅只靠岁币就可以运转的原始阶段，同时道宗晚期皇室的奢靡腐败也为加快用宋朝进贡的岁币来充当主要货币的辽政权原有货币体系瓦解推波助澜，因此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体现出以下特点：1.此时的年号钱重量平均仍为3g左右，但最轻者仅2铢4参（≈2.5g），铸造质量较前三期更差;2.这一时期钱文不但更加规整，而且开始注重钱文书法的美观，这一时期的版别也大多是因为书法字体的原因产生的;3.这一时期年号钱的发行量大大提高有明显通货膨胀的迹象。

这一时期辽政权年号钱发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贵族的奢靡生活、应对辽政权晚期经济的崩溃、应对战争等突发性事件带来的较大开销。

注 释：

田广林.辽代货币经济述略[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2）：64-71.

李佐贤.古泉汇·利集·十五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

卫月望.辽代钱币图表[J].辽宁金融钱币专辑，2002（S1）：31-44.

洪遵.泉志·卷十一·外国品中[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卫月望.辽钱疑臆——兼答友人说[J].辽宁金融（钱币专辑）1990（06）：231.

杜海燕.辽代货币制度初探[D].济南：山东大学，2018.

[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李衛.谈谈辽代珍稀年号钱[J].辽宁金融钱币专辑，2007（08）：83-86.

韩仁信.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考识[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S1）：238-258.

戴志强.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J].中国钱币，1994（01）：9-13.

李卫.辽金钱币[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刘林海，孟令婧.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代窖藏钱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01）：24-36.

韩仁信.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清理报告[J].中国钱币，1986（01）：19-24， 65.

张春宇，刘俊玉，孙杰.彰武县文物志[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刘凤翥.从“神霄丹宝”到“开圣丹宝”——再谈辽钱研究问题[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4）：14-18.

乔晓金.契丹铸钱上限议[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2（S1）：168-172.

田广林.契丹铸币上限考述[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3）：9，15-2.

杨继曾.辽钱考略[J].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

刘昭棣.也谈辽代铸币的上限[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1）：35-40.

（责任编辑 孙国军）

Liao Regime Annual Money

HE Xin-nan

Abstract： The Liao Dynasty was a dynasty established by the Khitan nation in northern China in 916 A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casting of "annual number money" began.Due to the reasons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Liao Dynasty coins were complicated， including both the coi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Khitan characters， which mad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annual money" of the Liao Dynasty more complicated.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nnual number money of the Liao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whether "Tianzan Tongbao" was the first "annual number money" of the Liao Dynasty or whether the year of the "Shence" the New Year number money.The author will combine the existing data to sort out the "annual money" in the Liao Dynasty， and try to clarify the basic sequence of the "annual money" in the Liao Dynasty.

Keywords： Khitan; Liao Dynasty; Coins; Year;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