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莲,匡远配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贫困治理是一个永恒性的课题。建国7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保障型扶贫、精准扶贫等阶段,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更具复杂性、多维性、主观性与风险性特征[1],同时相对贫困也具有人口基数大和发展性的特点[2-3],因此,根据传统贫困治理理论设计的众多由政府主导的方案与策略诸如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等[4],并不能有效打破贫困困局,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期性和多元性。这意味着,相对贫困治理的内核在于培养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持续发展能力,关注点也应从外源转移到内源上,此时反贫困主体必然从以政府为主过渡到以市场主体为核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靠政府的“救济式”分红帮扶,将重构政府行为与农村扶贫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研究者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的必要性,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5],实现传统粗放农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出路所在[6],并借助辐射带动能力改善农户收入水平[7-8]。后续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原因。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源于乡村社会,与土地和农户关联紧密,具有亲贫属性[9],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