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典籍译介研究
——以湛约翰古诗英译为例

李红绿

（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1872 年，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在香港创刊。该刊对典籍译介颇为重视，刊载了大量的典籍译介专文，推动了英国专业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评论》进行过研究，如黄文江、王国强对《中国评论》的汉学成就及其在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研究和论述[1]；段怀清、周莉玲对《中国评论》的文学典籍译介进行了研究，论述了《中国评论》在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中的贡献和价值[2]；张营林以《中国评论》刊载的中国古典小说译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西方中国小说译者的译介策略、选本标准等问题[3]。本文拟对《中国评论》典籍译介进行梳理，并以来华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古诗英译为例探讨早期《中国评论》典籍译介的特点及其对英国汉学的影响。

一、《中国评论》典籍译介成就

《中国评论》译介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刊载了中国文学典籍、哲学典籍、史学典籍、法学典籍等不同类型的典籍译文，共计译介各类典籍80 余种，典籍译介成果之多为19 世纪同期英文期刊所不及。相比而言，《中国评论》文学典籍译介成果最为突出，在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曲等各个领域都有大量译介。

在古典诗歌领域，译介的内容主要包括《诗经》、《楚辞》、北朝民歌、唐诗、宋词等。来华外交官庄延龄（E.H.Parker） 与湛约翰是在《中国评论》上刊载汉诗译文最多的两位译者。庄延龄译介的古典汉诗包括《诗经》十五国风中前74 首民谣，《离骚》全译，唐代诗人魏徵、陈子昂、张九龄、孟郊、杜甫、储光羲等人的诗歌19 首，共计翻译94篇古典汉诗。庄延龄以V.W.X.署名译介的《诗经》译文是继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之后较早译介《诗经》的译文之一，其《离骚》译文、部分唐诗译文则是英语世界首次译介，具有开拓性意义。湛约翰古典汉诗英译主要涉及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的《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潘岳的《射雉赋》、韩愈的《履霜操》和《江汉一首答孟郊》等。他的《射雉赋》译文是中国赋体诗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

在小说领域和戏曲领域，以阿连壁（F.R.Allen）、胡力穑（R.W.Hurst）、太罗（G.Taylor）、H.S.、艾德（E.J.Eitle）、欧森南（E.L.Oxenham）、翟理斯（H.A.Giles）、斯坦顿（Stanton） 等人的翻译成就最为显赫；在小说译介方面，阿连壁翻译了《麟儿报》 《聊斋志异》，胡力穑翻译了《智囊补》 《东周列国志》与《今古奇观》中的部分故事，太罗（G.Taylor） 翻译了《笑林广记》 和《粉妆楼》，H.S.翻译了《水浒传》第三至第九回的内容，艾德译介了《汉书·艺文志》 《穆天子传》，欧森南翻译了《荡寇志》，葛显礼（H.Kopsch） 和莱格（Jas.Legge） 译介了《东周列国志》，丁义华（E.W.Thwing） 翻译了《好逑传》，翟理斯翻译了《镜花缘》第十至第十四回的内容，邓罗（C.H.B.Taylor） 译介了《三国演义》 中的部分章节，阿查立（C.Alabaster） 翻译了《儿女英雄传》，巴尔福（F.H.Balfour） 翻译了《品花宝鉴》；在戏曲领域，菲女士（Miss L.M.Fay） 译介了《琵琶记》，司登德（G.C.Stent） 译介了《双钉案》和《四郎探母》，斯坦顿（Stanton） 翻译了《柳丝琴》和《金叶菊》。

哲学和史学典籍译介同样成就斐然。湛约翰节译了朱熹的《性理大全》，巴尔福翻译了《淮南子》及道家经典《阴符经》，艾约瑟（Joseph Edkins） 翻译了《易经》，嘎伯冷兹（G.Von Der Gabelent） 翻译了《庄子》的部分内容，翟理斯、麦可拉嘎（D.J.Maclagan） 与金斯密（T.W.Kingsimill） 均翻译了《道德经》；史学典籍译介方面，X.Z.摘译了《三国志》，葛路耐（W.P.Greoneveldt） 翻译了《元史》中的部分章节，阿恩德翻译了《列女传》与《孙息垒蛋谏晋灵公》等。

中国法学典籍与刑法案例译介是《中国评论》最有特色的汉学成就之一。代表性译者有哲美森（G.Jamieson）、翟理斯、阿查立等人。哲美森翻译了《大清律例》 《刑案汇览》及一部中国法律案例集，是这一时期中国法学典籍译介成果最为丰硕的译者。翟理斯翻译了《洗冤录》，阿查立翻译了《中国的继承法》，阿灵顿（J.C.Arlington） 翻译了《中国家庭法》，阿拉巴德（E.Alabaster） 翻译了中国古代的刑法案例。这些法学典籍译文推动了中国古典法学的西传。

二、湛约翰的古诗英译策略与方法

古典诗歌对文本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都颇为重视，是早期译者最为棘手、最难翻译的典籍。考察古典诗歌译本可以揭示西方早期译者典籍翻译策略的运用特征。湛约翰是《中国评论》时期诗歌译介的代表性译者。他在《中国评论》上刊载了李白、杜甫、韩愈等唐代诗人诗作的译文，其翻译技法的运用整体上体现了早期《中国评论》西方译者的典籍翻译水平。下面以他翻译的韩愈和李白诗歌为例说明他使用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特点。

（一） 韩愈诗歌翻译：直译、创译与译介相结合

湛约翰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韩愈诗歌译文，称得上是19 世纪末系统译介韩愈诗作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韩诗《履霜操》和《江汉一首答孟郊》均采取直译、创译等不同类型的译法：

湛约翰翻译《江汉一首答孟郊》时以直译和创译为主，没有对该诗的创作背景、诗歌主题等进行介绍，仅提供了译文。部分诗行他采用直译，如将“孤裘能御寒”翻译成“The coldest mind fox-furs defy”（狐裘可以给人驱逐严寒）；部分诗行他删除不译，但随即进行创造性补译，如“凄风结冲波”“终宵处幽室”删除不译，后以创译的方式增加两行诗进行了弥补:“savage tribes to civilize”（教化夷蛮），“You'll find a true and honest wight”（可以找到忠信之人）。

以上两个译本主要采取直译和创译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除此之外，湛约翰还采用翻译、论述与介绍相结合的方式，对韩愈的家庭背景、人生际遇、诗歌特点、代表性诗作进行了译介。1872 年，他以《韩文公》 （Hah Wan-kung） 为题在《中国评论》第1 卷第5、6 期上发表了两篇长达万余言的长文，集中译介韩诗13 首，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李白歌行体诗的翻译：直译与创造性释译相结合

湛约翰采取直译、直译加注释、对比阐释与创造性重塑的方式翻译了李白的歌行体诗《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歌行体诗是初唐时期在乐府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体形式。南朝时期，鲍照模拟和学习乐府，消化吸收和熔铸创造，自创格调，发展了七言诗，为唐代歌行体诗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乐府诗相比，歌行体诗多以第一人称叙述，故在情感的抒发上较之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乐府诗更加深刻，呈现出个性化、文人化的写作特点。歌行体诗以七言为主，但也采用五言、杂言等诗体形式，富于变化，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唐代的歌行诗体在标题中经常可以看到“歌”“行”“吟”等字样，是一类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体裁。因七言更适于演唱，所以歌行诗体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句。歌行体诗在唐代的兴起与唐代的唱诗风气有关。唐代唱诗成风，歌曲盛行，音乐门类繁多，除了前朝遗曲，少数民族乐曲，还有当朝创作的新曲。唐宣宗《吊白居易》之诗更是反映了唐朝音乐之盛:“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5]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歌行体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了唐朝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谣之一。李白的《长干行》《长相思》，杜甫的《丽人行》 《兵车行》，王维的《渭城曲》 《洛阳女儿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湛约翰在翻译李白的《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一诗时，注意到原诗的歌谣属性。他将原诗标题直译成“歌”（Song），并在译文标题下附加注释，对原诗的体裁进行说明:“一位仰慕司各特先生的诗友邀我翻译下面这首歌（song）。这是一位著名诗人写给知心朋友的歌（song）。为了再现原作的韵律，我增译了一些内容，用斜体标示”[4]。湛约翰将此诗解读为适于配乐歌唱的歌“song”，而非普通的诗，说明他对歌行体诗的特征有较充分的认知。基于这种认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采用英诗民谣诗体形式对原诗的诗体形式进行了改造，将原诗二十二行译成了四十八行，分成四个诗节，每个诗节十二行，使原诗诗体形式符合英诗规范。每一行诗，他以英诗民谣常用的抑扬格四音步译成，每两行诗采用英诗“couplet”的双韵体形式，即aabbcc 的押韵形式：

李白个性俊逸奔放，生性浪漫不羁，其歌行体诗作切合个性特征，常打破诗歌创作固有之格式，变化多端，为诗歌成就中最绚丽的一部分。明朝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 中云:“歌行之畅，必由才气”，“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6]1-58。《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是李白赠予友人元丹丘的歌行诗。全诗二十二行，押韵方式比较特别，前十二行没有换韵，采用aaba 的押韵方式，第十三行至第十六行换韵后单行不押韵、双行押韵，第十七、十八行换新韵后押韵，最后四行又换回至前十二韵，押韵方式依然是aaba。整首诗节奏、韵律灵活多变，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律，将壮丽的山水、优美的神话以及对友人的赞美巧妙结合在一起，既有峥嵘之山岳、奔腾之大河、奇幻之仙境，也有深切之友情，要将该诗翻译成英语实属不易。

湛约翰在翻译此诗时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和方法。一方面，他根据英语民谣的特点从中西诗歌不同诗体特征的对比出发，运用适当的格律对原诗的韵律进行重塑，以提高译文的音乐性，再现原诗的歌行体特征。另一方面，他通过增译、附加注释等方式尽量保留原诗中的意象，以再现原诗飘逸浪漫之诗境。上面的译文是湛约翰《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译文的第一个诗节，共十二行，第一、二行的“West”与“breast”，第三、四行“height”与“might”，第五、六行的“course”与“source”均构成了双行体押韵形式。双韵体一直是西方诗歌的一种主要韵律结构单位，英国14 世纪著名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 在其《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开始使用这种韵律，莎士比亚十四诗体的最后两行诗就是用双韵体写成。19 世纪著名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将传统民谣体与双韵体相结合，前四行采用传统民谣体，后四行连续使用两个双韵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民谣诗体，如他的名篇《孤独的刈麦者》[7]（“The Solitary Reaper”） 就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

华兹华斯的诗《孤独的刈麦者》用抑扬格四音步创作，每个诗节共八行，前四行采用abcb 的押韵方式，后四行采用双韵体押韵形式。湛约翰的译文与华兹华斯的民谣体诗歌在格律形式上较为接近，均采用了抑扬格四音步的双韵体形式，确保译文节奏明晰、韵律感强、适应吟唱的民谣风格，其译法延续了西方早期典籍译者以西释中的适应策略。

除了再现原诗的歌谣特征，湛约翰在保留原诗意境方面也是煞费苦心，这一点从他增译的诗行数和对原诗神话的处理可以看出来。原诗仅二十二行，他却增译了二十六行，增译的诗行比原诗的行数还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他对待原诗非常谨慎，以保留原诗内容为主。对于原诗中的“白帝”“明星玉女”“麻姑”等神话意象，均以音译加注或意译加注的形式保留下来，如将“明星玉女”“麻姑”分别译成“The Bright-star Maid”（明星少女）、“longnailed Ma”（长指甲麻），并在译文下附加注释“The names of Fairies or female genii supposed to reside in Mount Hwa”（住在华山的仙女或女精灵的名字）。通过对原诗诗体形式的重塑及原诗意境的保留，湛约翰的这首译诗整体上呈现了李白歌行诗的特征。

三、结语

翻译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媒婆”，在汉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汉学是中西文化交流派生出来的学问，体现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水平。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学者将其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8]，《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就将汉学学科发展史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三个不同阶段的汉学形态[9]。“传教士汉学”时期，翻译对汉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16 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同时也把四书五经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推动中国文化西传，对西方社会产生影响。早期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采取了以西释中的文化“适应”策略。他们“不急于追求接受皈依的信徒数量，而是选择一条沟通双方文化、减缓文化冲突与对立的道路，以达到成功传教的目的”[10]。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翻译策略，对晚清时期来华西人的中国文化典籍译介产生了影响。湛约翰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古典诗歌译文不仅影响了西方早期诗歌译者的译诗风格，也成为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素材，推动着英国汉学的发展。

19 世纪正值英国国力显著提升、海外殖民加剧的时期，成就了英国汉学的繁荣。阙维民“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编制的《〈汉文文献目录〉索引》做了一项统计，自16 世纪至1924 年，西方汉学家共计7 737 位，发表或出版20 篇以上的论文或著作的高产汉学家113 位，英国汉学家所占比例最高，多达37 位，而绝大多数英国汉学家都出现在19 世纪”[8]，反映出英国汉学在19 世纪异军突起，在西方汉学界抢占汉学强国的历史事实。熊文华把英国汉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前汉学时期（17 世纪至18世纪），传教士时期（19 世纪初至19 世纪70 年代），后传教士时期（19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上半叶） 和当代（20 世纪上半叶至现在）[11]1-2。传教士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员主要是非专业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殖民地商人，大多数研究者通晓汉语且来过中国，偏重于对中国宗教、历史、文化和社会研究。后传教士时期汉学研究逐渐成为英国高等院校的独立学科，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外交、语言、文学、考古等，宗教机构的资助项目和研究日益减少[11]1-2。

《中国评论》创刊于19 世纪中后期，正处于英国汉学从传教士时期向专业汉学过渡的时期。《中国评论》刊载的典籍译文是该刊最为重要的汉学成果之一，直接推动了英国汉学的转型和发展，正如何绍斌所言，“英国汉学首先建基于一系列翻译文本之上”，“英文期刊《中国评论》是最重要的译文载体，刊载大量中国文本的英译稿”[12]。《中国评论》刊载的典籍译文形式多样，有译文型、译介型、译研型等不同典籍译介类型，节译、全译、编译、注释、考证并举，充分体现了英国早期汉学的形态特征。这些不同的典籍译文揭示了西方早期汉学家的学术范式特征，为英国专业汉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英国现代汉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