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吕留良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

乐爱国

[摘  要] 明末清初，王夫之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并且认为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吕留良的解读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吕留良同样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特别强调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与王夫之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相一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从而表明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且具有共同的旨趣，而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关键词] 王夫之;吕留良;《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四书笺解》

[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2）03-0050-08

《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对此，朱熹很早就作过解读，但后来又作了修改。明末清初，湖南衡阳的王夫之依据朱熹修改的解读，对当时流行的解读提出批评。同一时期，浙江崇德的吕留良推崇朱熹学说，并据此选评时文，其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亦采朱熹修改的解读，但是却受到王夫之的批评。事实上，他们在朱子学研究上并无根本的差别，王夫之只是对吕留良“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颇有非议，而后来吕留良亦放弃了时文选评。他们对朱子学的共同维护和阐发，无疑有助于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

一、从朱熹的解读说起

今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若夫笾豆之事，器数之末，道之全体固无不该，然其分则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在朱熹看来，君子所贵乎道有三事：“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为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应当在平日“操存省察”而不可违。至于礼仪中的具体细节，这些“笾豆之事”，则并非君子所要看重的。

但是，据《朱子语类》“金去伪乙未（1175年）所闻”载，或问：“‘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如何？”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前辈不合将做用工处，此只是涵养已成效验处。……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道虽无乎不在，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为政之本，故可贵。容貌，是举一身而言;颜色，乃见于面颜者而言。”又问：“三者固是效验处，然不知于何处用工？”曰：“只平日涵养便是。” 显然，当时朱熹认为，《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所谓“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只是就平日涵养的效验而言。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说：“或问：曾子三言，其为修身之验，奈何？曰：……夫不庄不敬，则其动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则动容貌斯能远暴慢矣;内无诚实，则其正颜也色庄而已，惟诚实有素，则正颜色斯能近信矣;涵养不熟，则其出辞气也必至鄙倍，惟涵养有素，则出辞气斯能远鄙倍矣。曾氏亦以为君子于是，持养既久而熟，晬面盎背，不待施设而自尔也。” 也就是说，朱熹《论语集注》成书时的解读认为“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是“修身之验”，是平日修身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平时“恭敬有素”“诚实有素”“涵养有素”，才能做到“动容貌，正颜色，出辭气”。

然而，据《朱子语类》“沈僩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载，问：“先生旧解，以三者为‘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专是做效验说。如此，则‘动、正、出’三字，只是闲字。后来改本以‘验’为‘要’，‘非其’以下，改为‘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如此，则工夫却在‘动、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说，而不可以效验言矣。某疑‘动、正、出’三字，不可以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说。‘动’字、‘出’字，岂可以为工夫耶？”曰：“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处。正如着衣吃饭，其着其吃，虽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处。此意所争，只是丝发之间，要人自认得。旧来解以为效验，语似有病，故改从今说。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方能如此，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便不要‘远暴慢，近信，远鄙倍’！便是旧说‘效验’字太深，有病。” 由此对话可以看出，对于《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朱熹《集注》旧本解为“效验”，意思是：只要平日庄敬持养，遇事就能够“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而后来朱熹《集注》改本则认为，这三者为“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也就是说，平时就应当做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而并非只是遇事才这样做。

据《朱子语类》“叶贺孙辛亥（1191年）以后所闻”载，朱熹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贵者为说，故云道之所以可贵者有三事焉，故下数其所以可贵之实如此。……旧说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虽有动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远暴慢;虽有正颜色者，而‘色取仁而行违’，多是虚伪不能近信;虽有出辞气者，而巧言饰辞，不能远鄙倍，这便未见得道之所以可贵矣。道之所以可贵者，惟是动容貌，自然便会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此所以贵乎道者此也。” 又据《朱子语类》“潘植癸丑（1193年）所闻”载，朱熹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以下三节，是要得恁地，须是平日庄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临时做工夫，也不解恁地。” 在朱熹看来，“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并不是遇事时临时做工夫，而是平时就应当就这三者操存省察，并且庄敬涵养而贵乎道。

对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改本与旧本的差别，朱熹门人陈淳也说：“《集注》旧本以为‘修身之验，非庄敬诚实涵养有素者不能’，则申程门平时涵养之说也;改本以为‘修身之要，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则申程门临事持守之说也。今考之，平时涵养之说虽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则疎阔，有任其自尔，……不若改本工夫缜密亲切，既可以包平日涵养在内，又从目今临事以至于将死一息未绝之前，皆无有顷刻之违。” 陈淳认为，朱熹《集注》改本注“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既讲平日涵养，时时做到“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又是就遇事而言，以致于“无有顷刻之违”，因而更为缜密亲切。

关于《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汉儒郑玄已作解读。据《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郑玄注“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此道谓礼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旧本认为三者为“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与郑玄解并无不同。但是，朱熹改本则强调该句是就平时操存省察、庄敬涵养而言，与郑玄解大有不同：朱熹改本强调就平时而言，郑玄解以及朱熹旧本则只是就临事而言。

二、王夫之的解读

明代王阳明（1472-1528年）讲良知之说，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 而且还将义理与礼乐名物分割开来，说：“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 王阳明虽然没有否定“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但是他更强调“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讲良知，只讲义理，而忽视礼乐名物。

明代高拱（1513-1578年）撰《日进直讲》，其中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释作了进一步说明：“……此三者乃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君子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顷刻违者也。……曾子告孟敬子之善言如此。然容貌、颜色、辞气皆本于心，使能涵养此心而有所得，则三者自得其善。不然，虽欲勉强为之，而亦有不能也。” 可见，高拱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改本的说明，以为“涵养此心，而有所得，则三者自得其善”，很可能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有关，如同朱熹《集注》旧本的解读。与高拱一样，焦竑（1540-1620）撰《焦氏四书讲录》，其中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三者亦是说道之见成的，不是用力。……三者之道都从心上出来，养得心里至精至一，自然一以贯之矣，何有于三者亦何有于百行何有于千变万化哉？” 高拱的《日进直讲》和焦竑的《焦氏四书讲录》都是专为朝廷讲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作，流传很广，掺杂了阳明心学，其中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强调心中之道，而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者为“道之见成”。

王夫之（1619-1692年）撰《读四书大全说》（1665年），对朱熹后学各家解“四书”多有质疑，其中在讨论《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时，说：“后人释书，于字句上作奇特纤新之解，薄古人为未审，不知先儒固尝做此解，已知其非而舍之。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现成说，而以为存省之验者，朱子盖尝作此解矣。然而《集注》不尔者，以谓作现成说，则是动容周旋中礼，自然发见之光辉，乃生知安行、化不可为之事，既非曾子‘所贵乎道’、言‘远’、言‘近’之义;若谓三者为化迹，而道之所贵，别有存主之地，则所谓存主者，岂离钩三寸，别有金鳞耶？此正圣学、异端一大界限。” 在王夫之看来，当时有学者把“曾子本文三‘斯’字，作现成说，而以为存省之验”，实际上不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改本，并非曾子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之义，是只讲道而谓“三者为化迹”，属于异端之说。

后来，王夫之《四书训义》（1679年）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训释“四书”之义理，其中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曾子之学，以诚身为大者也。事物皆有至当之理，内而修己，外而治物，俱不可遗。而舍己以求详于物，则大本不立，而所治者末矣。故物有自治之理，可任人以为功，而求之于身为正己率物之本，则有不容稍踰者。君子奉此以终身焉，所为先立乎大以卓然不易者。……天下无物而非道，则无事而不以道也。乃君子酌乎有其善，而无不善，舍此而求善于物，则虽备美而不善者先在吾身，故以此为贵焉。而所贵者三，行之终身，不能离之须臾者也。” 王夫之认为，朱熹《集注》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讲的是曾子之学，“内而修己，外而治物，俱不可遗”，其贵道，体现于“所贵者三”，强调平时要在三者上做工夫，“不能离之须臾者也”。

王夫之解“四书”，除了《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较为重要的还有《四书笺解》。该书是“船山为他的家塾弟子讲解‘四书’时，随意所作的笺释，目的在使读者涵泳原书，因文见道，以免受明季高头讲章、俗滥时文的恶劣影响，并非正式著述”，其中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笺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节只为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谬，将‘斯’字作见成说，言有道则三者自咸善，却不说如何是道，……‘笾豆’亦有道，自然整齐，俗解不通。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皆讲章之痞，自心与《注》相背。《注》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是修身切紧工夫。” 这里对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与《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是一致的，都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但这里对当时的朱子学研究者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號晚村）提出批评，明确认为吕留良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讲“有道则三者自咸善”，主见成说，而与朱熹《集注》相违背。

据查，王夫之《四书笺解》多次提及吕留良，除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之外，还有：解《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章，笺曰：“此章俗讲及时文拈一‘中’字作血脉，甚是无谓。近日吕用晦辨之，是也。” 解《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章，笺曰：“此章自金正希以禅家‘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作解，做一篇活动文字，艾千子、吕用晦俱堕其中，殊为鄙陋。” 对吕留良的解‘四书’虽有肯定，但批评较多。

然而，王夫之在吕留良去世后所撰《搔首问》（1688年），说：“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称道三苏不绝，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 既对吕留良“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予以肯定，又对其“称道三苏不绝”提出批评，而且还说：“俗学之遵朱子，适以亵侮朱子为大慝耳。朱子之注圣经，初非为经生求名计，况倚（川）[以]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乎？若吕生者，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尚有耻心存焉否也？……君子出处之节，岂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妆以射书贾之利者（不）[所]能识邪！” 显然，王夫之虽然肯定吕留良“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但明确反对吕留良“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

三、吕留良的解读

吕留良早年热衷于时文选评，被称为“时文选家”，然而，吕留良的时文选评，更多的是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并由此阐发朱熹的思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他的《晚村天盖楼偶评》出版。该书选编了有关《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时文三篇，以“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六句为题，分别署名：李来泰、费达、李士竑;时文之后又有吕留良的评点。

需要指出的是，李士竑的时文说：“历观道之所贵，功无大于修己也。夫道全于身，故征之容貌、颜色、辞气者皆善也，讵谓三者易致哉？”又说：“正乎一身章于百度，非曰正乎百度章于一身也，此平日之功欤，而又不啻平日之功矣。”在李士竑看来，修身之根本在于修道，而“道全于身，故征之容貌、颜色、辞气者皆善”。对此，吕留良说：“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此外，吕留良还评点费达的时文，说：“‘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

相较于以上王夫之《四书笺解》批评吕留良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讲“有道则三者自咸善”，主见成说，而与朱熹《集注》相违背，李士竑的时文讲“道全于身，故征之容貌、颜色、辞气者皆善”，应当属朱熹《集注》旧本之效验说，或王夫之所批评的见成说;而吕留良的评点，强调“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讲“‘动’‘正’‘出’正有工夫”，“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因而讲的是“平生本领”，显然与朱熹《集注》相符，也与王夫之《四书笺解》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大体一致，并非如王夫之所批评的那样。

吕留良去世后，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1684年），其中“君子所贵乎章”载吕留良说：“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会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几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同时还包括《晚村天盖楼偶评》中的评点。后来，陈鏦又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1686年），其中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与《天盖楼四书语录》大致相同，也包括《晚村天盖楼偶评》中的评点。

问题是，既然对于《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解读，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讲“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因而讲“平生本领”，后来的《天盖楼四书语录》又讲“平时以此涵养”，《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也有同样的表述，与王夫之《四书笺解》强调“在此三者上用工夫”大体一致，那么，为什么王夫之会批评吕留良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主见成说？为什么王夫之《搔首问》又说“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肯定吕留良“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这就牵涉到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四、關于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

关于王夫之《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学者争议颇多。如上所述，王孝鱼《〈四书笺解〉编后校记》认为该书是“船山为他的家塾弟子讲解‘四书’时，随意所作的笺释”。近来，深圳大学教授黎业明发表的《王船山〈四书笺解〉著作年代考略》（以下简称黎文）通过考察王夫之《四书笺解》所提及同时代吕留良的有关材料，推断《四书笺解》是1684年或以后完成的。黎文根据吕留良的有关材料推断《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固有新意，但是，推出的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黎文考定《四书笺解》的成书时间，主要依据书中王夫之提及吕留良的两条材料：

第一条，对《论语》“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四书笺解》笺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节只为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谬，将‘斯’字作见成说，言有道则三者自咸善，却不说如何是道，……‘笾豆’亦有道，自然整齐，俗解不通。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皆讲章之痞，自心与《注》相背。《注》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

第二条，对《论语》“尧曰咨尔舜”章，《四书笺解》笺曰：“此章俗讲及时文拈一‘中’字作血脉，甚是无谓。近日吕用晦辨之，是也。”

关于第一条，黎文引述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两段评语：“‘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但却认为“这两段评语亦非与船山所评论完全吻合”，而是认为与吕留良去世后周在延编撰的《天盖楼四书语录》中的相关段落基本吻合。

关于第二条，黎文只是引述《天盖楼四书语录》：“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后遂著为不刊之典。” 而没有引述《晚村天盖楼偶评》的评点。

其实，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选蒋扶晖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章“宽则得众，信則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四句为题的时文中有：“自古帝王肇兴，其本一中，为运量者，宁有殊烈哉！中之体，非一理可名;中之用，则群德咸备。”对此，吕留良评论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只在个‘中’，浑浑尔，噩噩尔，最得典谟之体。” 可见，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赞同时文的说法，“只在个‘中’”，而后来《天盖楼四书语录》说“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实际上不同于《晚村天盖楼偶评》的说法。

除此之外，以上提到王夫之《四书笺解》解《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章，笺曰“此章自金正希以禅家‘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作解，做一篇活动文字，艾千子、吕用晦俱堕其中，殊为鄙陋”，批评艾吕留良以禅解“巧笑倩兮”章。《论语》“巧笑倩兮”章原文为：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对此，吕留良《天盖楼四书语录》说：“‘礼后’句一写悟境便入禅，一着高解便入老庄。‘礼岂为我辈设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兽之言，然其弊未尝不从悟处过高来也。依他说，只成礼外、礼伪，非礼后矣。要知‘后’字是重礼之义，不是薄礼。” 可见，吕留良《天盖楼四书语录》是反对以禅解“巧笑倩兮”章，反对“从悟处过高来”，不同于王夫之《四书笺解》对吕留良的批评。

问题在于《天盖楼四书语录》为吕留良去世后周在延所编，其中有不少内容，尤其是对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解读，来自吕留良《晚村天盖楼偶评》，当然也有差别，因而我们无法断定王夫之撰《四书笺解》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言“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解“尧曰咨尔舜”而言“近日吕用晦辨之”，是针对1684年出版的《天盖楼四书语录》而言，还是针对1672年出版的《晚村天盖楼偶评》而言。因此，推断《四书笺解》所提及吕留良的两条材料可能只是针对《天盖楼四书语录》而言，与《晚村天盖楼偶评》无关，恐尚需作进一步的论证。

重要的是，后来王夫之《搔首问》不仅说“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而且还说吕留良“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就此而言，王夫之读过吕留良选评时文而作的《晚村天盖楼偶评》的可能性很大，而且由于《搔首问》对于吕留良“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的肯定，此前“为他的家塾弟子讲解‘四书’时，随意所作”的《四书笺解》对吕留良解“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以及对解“巧笑倩兮”章的批评，也可能属于误解。

五、余论

明末清初，朱子学继阳明学衰落之后得以复兴。据晚清理学名家唐鉴所撰《国朝学案小识》，明末清初的朱子学由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传道”。吕留良与张履祥多有交往，曾聘请张履祥到他家设馆讲学，因而在学术上受其影响。同时，吕留良的学术又对陆陇其的学术有所影响。陆陇其在《祭吕晚村先生文》中说：“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蓁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获游坦途，功亦巨矣。……陇其不敏，四十以前，以尝反复于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 可见吕留良对陆陇其的学术取向影响之大，钱穆甚至有所谓“稼书议论，颇多蹈袭晚村”之说。因此，吕留良无疑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朱子学者。

王夫之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如前所述，他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训释“四书”之义理，批评当时各种错误的解读，并且认为吕留良解《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是主见成说，与朱熹《集注》相违背，因而提出批评。然而事实上，与王夫之一样，吕留良也是依据朱熹《集注》进行解读，并且强调“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指的是平时的居敬涵养、慎独省察，讲的是“平生本领”，并非王夫之所批评的主见成说，以致于他的朱子学研究，后来仍得到王夫之的肯定。可见，在“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上，吕留良与王夫之并无差别。

至于王夫之《搔首问》批评吕留良“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其实，张履祥曾劝阻吕留良进行时文选评，后来，吕留良自己也于癸丑（1673年）后，“立意不复评点”，放弃了时文选评。吕留良去世后，他人所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天盖楼四书语录》也并非按照时文选评的方式进行编撰，亦可从中看出这一时期朱子学者的共同旨趣。

应当说，在明末清初朱子学得以复兴的背景下，王夫之与吕留良都对朱子学作了深入研究，对于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有过重要贡献。不可否认，王夫之早年尤其是他的《读四书大全说》对朱熹的学说亦有过质疑，对朱子后学多有批评，但“仍然承认朱熹为正统思想的代表”，尤其是他晚年自称“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且认为“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王夫之不仅是“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而且也是那个时期重要的朱子学者，因而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称王夫之的学术“由关而洛而闽”，为“翼道”，后来的《清儒学案》称之“神契横渠，羽翼朱子，力辟陆、王”。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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