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宁波佛画《十王图》研究综述

撰文＝范静源

宁波自古就有浓厚的佛教信仰积淀，众多的佛山禅寺吸引着海内外的信徒。阿育王山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素有“东南佛国”之称。宋元时期有众多僧人来此供奉，明朝时得朱元璋赐名“阿育王禅寺”，并将其列为天下禅宗第五山。南部伫立着隋唐以来的天台教圣地天台山，城内的延庆寺是宋代以来天台教复兴的中心，东海上伫立着观音道场普陀山，可以说宋元时期宁波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宁波在宋元时期是官方对日本的通商口岸，商人通商，僧人传法等都要在宁波出入。现已知北宋时期有奝然（938-1016 年）、寂照（962-1034 年）、成寻（1011-1081 年）等人漂洋过海来寻求佛法。据郭万平先生统计，来宋的日本僧人共计130 人左右，他们回到日本后传播佛法，开宗立派。⑴郭万平.来宋日僧成寻与宁波商人陈咏[C].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292.入宋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廿一日 乙丑 天晴……东有钟楼，四重阁上皆有钟，下阶内有等身释迦像。佛前有地藏菩萨像，十王围绕，左右壁边坐三尺十六罗汉，佛后有九子母，九子围绕……”⑵[日]宋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03）252.熙宁五年（1072年），其在泗州普照王寺见到一组十王塑像，周边布局释迦、罗汉等。学者石守谦认为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日本人接触十王的记录，此信仰与其经典东传日本的时间也大约如此。⑶石守谦.有关地狱十王图与其东传日本的几个问题[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1985.诚然，东传日本的佛画不仅仅只有《十王图》，由于篇幅的限制暂不能全面的展开，只能讨论一些与议题相关的学术现状。

一、海外学界

海外学界主要分为日本学界和欧美学界两部分进行论述，对于《十王图》的研究，以日本学者为先。宋元时期中日交流频繁，中国的绘画作品随着两国商人的往来而流向日本，其中就包括《十王图》。日本现存的《十王图》藏品数量丰富，所以日本学界因藏品优势，很早就开始对《十王图》的研究。欧美学者则是从敦煌藏经洞的材料出发，在敦煌本《十王经》的基础之上，对《十王经》的产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进行梳理和考证。

日本学界中最早开始对宋元佛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田中丰藏（田中豊藏，1881-1848 年），他于1916 年在《国华》上发表《罗汉画样式的变迁》（羅漢画様式の変遷）⑷[日]田中丰藏.罗汉画样式的变迁[J]国华.1916（312）23-41.一文。此文在研究日本所收藏的一系列罗汉画的基础之上，将研究范围从罗汉画扩展到宋元名画，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渡边一（渡辺一）于1932 年发表在《美术研究》上的《宋元佛画之款记》（款記のある宋元画）⑸[日]渡边一.宋元佛画之款记[J]美术研究.1935.45（9）14-20.一文中首次提出“宋元佛画”一词，他指出宋元佛画的范围，并认为这一范围包含罗汉、十王、涅槃和肖像四种类型。此时，关于宁波佛画的一系列问题已被提出，学者们的目光开始聚焦于宋元时期的宁波佛画。这两篇文章虽未过多涉及《十王图》及相关内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宋元佛画的框架，为之后宁波地区的宋元佛画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对页 南宋 金处士 《十王图》 129.5×49.5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移都临安之后，浙江作为了艺术的中心，且因宁波独特的地理位置，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被人们接受和学习。那些被日本人接受的作品，一是因为色彩明丽，图像简淡；二是因为绘有禅宗主题。这也恰好印证了日本收藏家在选择宋元佛画时有一套自己的审美系统。

日本学者松本荣一（松本栄一，1900—1984年）在其1937 年出版的著作《敦煌画的研究》（燉煌畵の研究）一书中，第二章第八节提到了：“《十王经》分为两支，一为流行于是中国、朝鲜的《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逆修生七往生净土经》，一为日本的《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姻缘十王经》。”⑹[日]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M]林保先.赵声良.李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234-242.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古写经中也有不少关于《预修十王生七经》，其中部分十王经卷附有插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举出了五代宋初的三个例子对敦煌本《十王经》图卷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回鹘时期吐鲁番地区与《十王经》相关的图像，应与敦煌本图像受到同样的关注。从敦煌画的实例来看，这些绘画残片与地藏菩萨、十王、冥府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我们都默认这些图像是佛教图像样式，但是摩尼教的经典中，亦出现了“地藏”、“十王”、“平等王”等词语，且摩尼教在绘制与冥府有关的地狱图像时，也会将佛教图像“地藏”、“十王”等置于其中。这些图像配置究竟是佛教经典图像还是摩尼教经典，松本荣一并未在其文章中予以解答，但是他所提出的观点值得重视。

随后铃木敬（鈴木敬，1920-2007 年）1968年出版的著作《明代绘画史研究·浙派》（明代絵画史研究·浙派）一书中，分析了宁波当地存在画坊的合理性。⑺[日]铃木敬.明代绘画史研究·浙派[M]东京：东洋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木耳社.1968.他指出，北宋以来职业画家们聚集在一起承接大型的绘画创作，而陆信忠作为宁波众多职业画家中的一位，逐渐发展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画坊也甚是合乎业务发展的需要。加之宁波当地浓厚的佛教氛围，并且受到相隔不远处的临安宫廷绘画风格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画家们的创作。接着铃木敬和他的团队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归纳和整理宋元佛画在日收藏现状，其1982 年出版的《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中国絵画総合図録）一书中整理了日本现存的《十王图》所藏地以及藏本情况，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日本所藏宋元佛画的现状，使观者能够从图录方面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但因书籍出版时间较早，碍于当时条件的制约，图片多是黑白小幅，不利于深入观察图片的细节。

从日本人的审美趣味出发进行分析的是米泽嘉囿（米沢嘉圃，1906-1993 年）和百桥明穗（百橋明穂）二位学者。1976 年米泽嘉囿发表的《日本请来宋元画》（日本にある宋元画）⑻[日]米泽嘉囿.日本青睐宋元名画[J].林宏作译.1979,13(4)55-67,1979,14 (1)59-76.一文中将现存的宋元名画分为了日本所有的宋元画和中国所有的宋元画两种，提出了现存日本的宋元名画其实是根据日本人当时的审美趣味所进行的选择。米泽嘉囿将日本现存的中国宋元名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带有南宋宫廷样式的绘画，以水墨画为多，佛像、顶相次之；第二类是继承了南宋风格的元代绘画，属于第一类的延伸。

百桥明穗于2013 年发表的论文集《东瀛西域——百桥明穗美术史论文集》⑼[日]百桥明穗.东瀛西域——百桥明穗美术史论文集[M].王云等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一书中也提及了日本人审美好尚的问题。南宋移都临安之后，浙江作为了艺术的中心，且因宁波独特的地理位置，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但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被人们接受和学习。那些被日本人接受的作品，一是因为色彩明丽，图像简淡；二是因为绘有禅宗主题。这也恰好印证了日本收藏家在选择宋元佛画时有一套自己的审美系统。

（组图）南宋 金处士《十王图》 129.5×49.5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于《十王图》的研究则以井手诚之辅（井手誠之輔）为中心。井手诚之辅1993 年发表在《美术研究》上的论文《陆信忠考——涅槃图的变容》（陸信忠考：涅槃表現の変容）⑽[日]井手诚之辅.陆信忠考——涅槃图的变容[J].美术研究.1992.354,77-92 .1993.355,146-158.通过对奈良博物馆的“陆信忠款”《涅槃图》与日本中之坊寺本、长福寺本、金轮寺的比较，指出陆信忠款不同于其他画家的地方，认为宁波已经发展出一套当地的图像样式。井手诚之辅也同意铃木敬提出的观点，认为宋元时期宁波地区存在以“陆信忠”命名的职业画坊。

自井手诚之辅之后，日本学界对“地狱十王”的研究暂无更大的突破，当前日本学界主要依托其收藏优势，将研究范围从对宋元佛画的关注转移到对宁波地区的关注，比如：2009 年举办的展览会《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 年的源流》（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 年の源流：すべてはここからやって来た）⑾[日]谷口耕生.展览会简介.圣地宁波:日本佛教1300年的源流[M].东京:勉诚出版.2009.（5）就以宁波为中心展开研究。

海外除日本学界之外，欧美的学者也对《十王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欧美学界主要是方闻（Wen C. Fong ,1930-2018 年）、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和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等。方闻的著作《超越再现：8 世纪至14 世纪中国书画》（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中收录了一篇《若干道释画》⑿[美]方闻.超越再现 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M].李维琨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03.指出周季常、林庭珪的《罗汉画》与《十王图》的功用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十王图》是一种在传统上一向被儒家象征性叙事艺术和宫廷绘画所压制的风俗写实主义（插图一），风格类似于李公麟的禅宗山水画。

本页 （图一）南宋 陆信忠 《十王图之五七阎罗大王》绢本设色 83.2×47cm 东京奈良博物馆藏

太史文在其著作《〈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⒀[美]太史文.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M].张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58-82.中主要从十王产生的经过、经文的制作过程和十王信仰依托的文本三个部分进行分析。他从十王信仰与中国的社会组织支柱的关系出发，以家族宗亲制和帝王官僚体制为基础，认为按照当时的生死轮回观念，一方面想让死者在死后享受与生前一样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要求死者在冥界保持应有的秩序，冥界的秩序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秩序制定。前世积德行善的人在死后可早入轮回，而作恶多端且不思悔改者，将会面临无尽的刑罚。并且太史文在其书中提出《十王图》在12 世纪晚期至13 世纪早期由宁波作坊制作，变成了交流品被日本僧人带回国，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不谋而合。

德国学者雷德侯在其著作《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中的第七章节⒁[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张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21.提及了《十王图》的模件化生产过程。他分析了奈良博物馆藏本（插图二）、普林斯顿博物馆藏本和高桐院藏本（插图三）这几组十王图像之后，认为在《十王图》的绘制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粉本，使画家能够根据功德主所出的价格，使用粉本制作出对应不同价格等级的作品。图轴左边缘属名：“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则是提供了画坊的确切地址以帮助买主能够准切的找到画坊所在地。“陆信忠”此名也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性质的招牌来吸引买主，并不是仅仅指陆信忠本人。雷德侯的想法与铃木敬、井手诚之辅大致相似，认为此时在宁波地区已经出现了职业画家与画坊。

欧美学者受限于藏品数量，所以对于《十王图》的研究多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探究不同宗教中的地狱想象、“十王信仰”的作用及发展演变过程中与传统习俗相结合，如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的著作《祖先与渴望：道教与中国再生的诞生》（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⒂[美]柏夷.祖先与渴望:道教与中国再生的诞生[M].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

对页 左图：（图二）南宋 陆信忠 《十王图之一七秦广大王》绢本设色 83.2×47cm 东京奈良博物馆藏

图轴左边缘属名：『庆元府车桥石板巷陆信忠笔』，则是提供了画坊的确切地址以帮助买主能够准切的找到画坊所在地。『陆信忠』此名也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性质的招牌来吸引买主，并不是仅仅指陆信忠本人。雷德侯的想法与铃木敬、井手诚之辅大致相似，认为此时在宁波地区已经出现了职业画家与画坊。

右图：（图三）南宋 陆信忠《十王图之五七阎罗大王》84.5×52cm 日本高桐院藏

本页 南宋 陆信忠《佛涅槃图》 绢本设色 157.1×82.9cm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二、国内学界

国内学界主要分为台湾学界和大陆学界两个部分，台湾学界对于《十王图》的研究要属学者石守谦，大陆学界中对《十王图》及其相关方面进行研究的是学者何卯平和张总。

石守谦在其1985 年的论文《有关地狱十王图及其东传日本的几个问题》⒃石守谦.有关地狱十王图与其东传日本的几个问题[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三分,1985 565-618.中，重点探讨了十王信仰的产生发展，东传日本的十王图以及《十王图》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石守谦认为早期的十殿阎王绘画实际上是预修或者追荐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少在五代宋初时还履行这种职能。《十王图》是依据《十王经》绘制而来的，所以《十王图》中的审判场景可以看作是地狱变相的一种类型，但又与地狱变相有所不同。《十王图》注重的是人们应当在生前的积德行善，通过念诵《十王经》 积攒福报，以祈求在死后早日踏上轮回之路，而地狱变相重点强调了生前的种种恶行将在死后遭受的无尽的酷刑惩罚。南宋宁波地区的水陆法会也存在使用《十王图》的情况，因此石守谦提出“十王醮仪”，指出宁波地区的十王仪式到底是注重“预修”还是“逆修”这一问题。⒄“预修”是指生前要对十王进行膜拜，忏悔自己的罪行，抄经写文忏悔过错以求来世在冥界能够早入轮回，“逆修”是指死后子女亲人以七天为界，供奉十王，替死者烧经祈福，祈求其早日轮回的仪式。“十王供”主要是强调逆修为主预修为副，“十王醮”与“十王供”相反，以预修为主逆修为副，主要强调祈福，类似于佛教中的水陆道场，而金处士所创作的《十王图》就相当符合“十王供”的追荐要求。

对页 左图：（图四）南宋 陆信忠 《十王图之七七泰山大王背景屏风 》绢本设色 日本奈良博物馆藏

右图：（图五）南宋 夏圭《雪堂客话图》纸本设色 28.2 ×29.5cm 故宫博物院藏

十王信仰从敦煌传到南方地区，有两条线索值得注意，一条是敦煌—长安—蜀地，如敦煌的莫高窟壁画和重庆大足石刻中表现十王的内容；第二条是江淮系统中表现十王的内容，江淮系统中的十王图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受到了南宋宫廷的影响，如图像中描绘的桌案、十王服饰上的装饰、表现帝王身份的黻字纹、装饰精美的背靠等，无不表现出十王的身份像尘世官员一样。冥王背后的屏风（插图四）也与夏珪风格（插图五）类似。

国内对于《十王图》有过系统研究的则是何卯平，其2013 年的博士论文《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款〈十王图〉为中心》⒅何卯平.东传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馆藏陆信忠款《十王图》为中心[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王晶波教授、郑炳林教授）,2013:1-191.分四部分阐述了宋代宁波佛画《十王图》东传日本的原因。第一部分分析了宁波当地天台宗净土信仰的盛行，“十王信仰”作为净土信仰的一部分开始发展，在宋代游学僧的推动之下佛法开始东传。第二部分分析了东传日本的《十王图》现状以及学界对于《十王图》 的研究现状及图像考证方法，即东传日本《十王图》在形式上分为以一幅描绘一王，十幅为一套或者十一幅为一套的两种形式，其中十一幅的表现形式当中，有一幅专门描绘了地藏这一形象。 第三部分将宁波佛画《十王图》与敦煌、大足等地的《十王图》构图作了比较，肯定了《地藏图》属于《十王图》的谱系中，再通过对不同藏地同一题款的《十王图》做比较，提出了有粉本和工作坊的存在。第四部分从宁波当地的世家大族出发，讨论了供养人与佛教兴盛的关系，指出了史氏家族对天台净土的供养关系。并且何卯平认为陆信忠款《十王图》的第十王中手捧经卷的夫人形象是以史氏母亲为原型的供养人。

南宋 金处士 《十王图》 129.5×49.5 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何卯平于2013 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的另一篇论文《关于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中有无地藏一图的再检讨》⒆何卯平.关于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中有无地藏一图的再检讨[J].世界宗教研究,2013(02) 49-54.张总.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时期书画珍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28-339中，总结归纳了地藏形象的特征和之前学界关于“地藏”的两个观点：其一是敦煌绢绘中的单身比丘地藏图像都为净土地藏形像，与“十王信仰”无关，其二是在所有的敦煌绢绘《地藏和十王》变相图中，所有的地藏都是披帽形象。作者在文章中否认了此观点，认为地藏形象属于《十王图》谱系中，且认为十王形象根据地域、民俗中的形象产生流变。宁波地区的《十王图》排列形式承袭了“昭穆”仪式的规范，这种仪式会给予修斋者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感受。⒇何卯平.关于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中有无地藏一图的再检讨[J].世界宗教研究,2013(02).

学者张总在其2012 年收录于 《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中的论文《十王图》（21）何卯平.关于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中有无地藏一图的再检讨[J].世界宗教研究,2013(02).中，通过比较大都会博物馆所藏金处士款《十王图》作品和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陆信忠款《十王图》，得出如下结论：金氏的《十王图》现存不完整，且十位冥王均无榜题，以至于无法确定冥王身份。而陆氏《十王图》则十殿阎王完整，均有榜题，在身份辨别上准确无疑。张总认为，《十王图》中的刑罚场景由金氏向陆氏变化的原因是图绘刑罚的场景逐渐脱离《十王经》经文本身而加入了职业画工对地狱场景的想象。因此，《十王图》在脱离《十王经》流变的过程中所绘刑罚方面产生了许多变化，如要系统了解《十王图》的发展脉络，则需将其置于十王图绘甚至是十王摩崖石刻的序列中思考。

其次，张总认为，由手卷版《十王经》向南宋宁波佛画《十王图》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亡人斋”（22）“亡人斋”是指人亡后，一七至七七，再百日，一年与三年，依次举办，斋供十王。此中斋供每次仅供奉一王。此经宣称“预修”时七分功德可以全部获得，为亡人修斋，亡人仅能获得七分之一。修“亡人斋”的，多是子孙，体现了孝道。和“预修斋”实际变动的消长。从《阎罗王授经记》到《佛说十王经》的发展中逆修色彩有所减弱，宁波佛画的发达证明了“亡人斋”在当时为主流。

日本学界的主要观点是：日本现收藏的宋元佛画是室町时代至镰仓时代日本人审美选择的结果；其次是宁波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职业佛画画家和画坊，陆信忠及其画坊就是其中之一。

三、总结

就目前学界对于《十王图》的研究现状而言，日本学界多从《十王图》《罗汉图》本身出发，兼谈论这些宋元佛画东传至日本是因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日本学界的主要观点是：日本现收藏的宋元佛画是室町时代至镰仓时代日本人审美选择的结果；其次是宁波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浓厚的佛教氛围，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职业佛画画家和画坊，陆信忠及其画坊就是其中之一。

欧美学界也基本持此观点，认为《十王图》的制作过程中存在着模件化现象，欧美学者还从敦煌本《十王经》出发，阐述了“十王信仰”在中国民间的产生流传过程。台湾学界主要从宁波和杭州绘画作品异同处进行研究，分析了《十王图》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大陆学界则是关注到了宁波佛画供养人和受众等问题，也有学者的研究涉及了《十王图》的实际使用功能。

综上所述，从宏观来看，目前学界达成普遍共识的是：宁波地区出现了职业的佛画工作坊，以金处士和陆信忠为主，且画坊在《十王图》的绘制过程中存在着模件化的倾向。其次，《十王图》中的刑罚场景在流传过程中渐渐演变为在经文刑罚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想象的场面，《十王图》的使用仪轨与“逆（预）修”和“亡人斋”密切相关。鉴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接下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可以从宁波当地职业画坊所绘制的佛画的销售方面入手，理清这些佛画是否是专门销往日本的绘画作品；其二是《十王图》融合了南宋宫廷绘画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何会在宁波当地出现这种特有的 《十王图》样式；其三是可以进一步探讨宁波当地的供养人如楼家、汪家和史家等在十王信仰的推动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四是《罗汉图》《涅槃图》和《十王图》等一系列现存日本的宋元佛画在使用功能和信仰方面存在着哪些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