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出发看魏晋风度

2022-05-18 13:47刘伟名
青年文学家 2022年12期
关键词:李泽厚玄学士人

刘伟名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很多文学评论家都对魏晋文学赋予了很高的评价。李泽厚先生则认为从魏晋时期开始才真正形成了封建社会,频繁的征战、政权的更迭使魏晋时期的人民生活在对生命短暂的忧伤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才子、门阀子弟开始关注自我价值,以狂荡或超脱的形式,来体现个体的生命意识和人格魅力。同时,人迹迁徙带来民族文化的融合,打破了两汉儒学的统治,逐步形成儒、释、道并立的哲学底蕴。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重要转折,李泽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哲思的时代,虽然不能与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相媲美,但在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对以往的艺术形式都是一种超越。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无论是对“繁琐迷信的汉儒”还是对“清醒和机械的王充”都是一种超越。而在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的重视上,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开啟了文学的新时代。曹丕更是将文学与“大业”“盛事”联系起来,将文学创作的地位比肩治国大事,认识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好文章却能够永久流传。文学的地位也因此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他提出的华丽、好看也影响了这时代以及之后的文学审美观。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文学理论家刘勰、钟嵘,以及书法上有造诣的王羲之皆是这一时代的显赫代表。他们都体现出了独特的魏晋风度。

一、以魏晋玄学为哲学依托

在一定的时期内,魏晋玄学被认为是一种腐朽、反动的东西,是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畸形儿”,并形成了反魏晋玄学的争论。但李泽厚认为:“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儒学随着汉的覆灭而崩离,但儒学对魏晋时期的哲学基础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不仅保留着儒家的传统、道家思想的复兴,同时还掺杂着佛学的质素。而魏晋玄学正是在儒、释、道糅合的多重影响下孕育的。社会矛盾的加剧、统治阶级的冲突、社会动乱,加上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统治者们打着“名教”的旗帜,所采用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彻底粉碎,人们对儒家思想失去了信任,在社会动乱、士人冲破种种束缚的情况下,儒学传统逐渐失去它的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环境的严酷,人们的意识失去平衡,内心充满无比的苦闷,此时,崇尚道法自然的老庄哲学正如救命稻草一般给这些内心挣扎、矛盾,寻求精神解脱的士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人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从老庄的玄虚中寻求心灵上的平衡和支撑。老庄哲学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也意识到死亡是每个人要必须经历的,追求在有限的生命中发挥自我价值。可以说,生与死的命题一直蕴藏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如何创造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来消解对于死的恐惧和生命有限的忧伤,这与正处在硝烟战火中的士人有着共同的追求。因此,老庄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是有社会原因的。同样带给人们精神寄托的还有佛教,他们鼓励人们要具有牺牲精神,是在大我面前甘愿奉献自我的精神导向。

传统的儒学随着社会的分裂而崩塌,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也不再符合士人的追求。儒家信仰出现了危机,正是在对以往思想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士人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对生存根本的追寻,从而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经学不再是主要的表现形式,士人创作的作品表现出更多的玄学意味。玄学的思想把世人从现实中解脱出来,把人引向自然和自然规律,引导人们对人生、生命进行深刻的思考。此时,玄学代替了经学,本体论代替了自然观。

二、以山水自然为对象

魏晋人对自然山水尤为喜爱,并且善于书写田园之美和人格之美,这与士族门阀妥协于动乱的现实、远离政治风险的选择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在看待自然时往往是无功利的,享受欣赏自然风景给欣赏者带来的心灵的畅快、精神的洗礼。他们品悟自然山水,是以情为出发点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比如,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犹难为怀”,表现出自然的美与深情。他们往往由实入虚,即实即虚,带有浓厚的玄学意味,山水画从这时开始构造玄境。人们将活跃的情感投射到外界,使自然外物精神化,从而充溢了美的意趣。而自然象征着人们向往的精神世界,又产生了洗涤人心灵的作用。

但在李泽厚看来,这时的“自然只是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的‘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他更欣赏陶渊明那种对自然真正的喜爱,深入到自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其实,与其说魏晋人对自然美崇尚不如说是对自然性情的崇尚,可在李泽厚看来,这时的自然只是僵化的死物。在晋人的理解中,自然不仅培养了人的超脱世俗的品格,又给人以熏陶,使之具备优雅、从容、高雅的情趣,晋人将理想人格的某些重要的因素寄托于自然。所以,晋人尤爱以自然来赞美人物,将自然与人格联系到一起。魏晋时期士人也擅长运用自然景物来形容美好的事物,比如“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磊砢而英多”“爽朗清举”等意象都是用来表现美好的人格。可见,在魏晋时期自然是与人格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完全对立。他们往往用自然来表现个体思想和人格的自由,更注重精神上的超越。魏晋时期关注“人的自觉”的发展,士人要求思想和个性的解放,以及追求个人内心精神的自由,表现出潇洒飘逸、逍遥自在、率性自然的人生态度,而寄情山水田园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最好的体现。

三、理想与现实的产物

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时代,人们朝不保夕,原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的魏晋士人处在黑暗、危险的朝局中,不得不将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明哲保身。他们想有一番作为,却又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将目光放在山水田园或者以消极颓废的行为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这表面看是不求进取、消极、悲观,但“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在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中,使他们一方面有着惆怅的气息,一方面又有豁达的情怀。

魏晋时期人们的内心往往是痛苦的,他们认识到伦理道德、迷信宿命都是虚假的,只有哀伤是真实存在的。先前所建构的人生信念倒塌,使他们身处现实却又对现实充满怀疑,与其执着于痛苦之中,不如饮酒作乐,消散忧愁。所以魏晋士人对酒情有独钟,一时饮酒之风兴起。从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能够体现出他对饮酒的喜爱以及当时的风气,到“竹林七贤”,酒几乎成了他们全部的生活情趣,他们日日夜夜饮酒,将自己麻醉在虚幻的世界中,以至于做出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士人对生命苦短的喟叹,对残酷世界的不满,对人生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使酒风兴起,他们享受醉酒后忘掉世事没有烦恼,也使不得志的魏晋名士迷恋沉醉,这种酣饮本身就是一种旷达的表现。其实,名士饮酒最重要的还是为社会现实所迫,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以这种方式来疏解自己心中的苦痛。

嵇康与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他们的内心并不是反对礼教,而是以这种怪诞的行为反对统治者的虚伪名教。他们故意破坏司马氏标榜的虚伪礼教,以狂放、混沌的方式表达自己与世事的不合。结果嵇康被杀,阮籍也差一点因败坏礼俗丧命,终日如履薄冰。墓室的砖画上不再是两汉的神仙眷侣和忠臣义士,而是毫无功勋战绩,因礼法被杀头的人物。理想被现实所困,但现实又被理想超越。

四、政治性退让的结果

李泽厚认为魏晋风度的形成也与魏晋人士想逃离动荡政治的愿景密不可分。这其中既有门阀士族身不由己的苦楚,又有名人雅士不得志的豁达。作为门阀士族,必不可少的要卷入到上层政治斗争中,稍有差池,性命就朝夕不保。一方面他们在富贵的物质生活中肆意纵横,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卷入尔虞我诈的政治旋涡中。但无论他们寄情山水还是纵情歌舞,都逃脱不了对命运的恐惧和忧患。何晏、嵇康、谢灵运等士人都因此断送了性命,使其他门阀贵族惶惶不可终日。例如,阮籍经历了好友惨死,自己差点被送入断头台的恐惧,他小心谨慎,不敢出一点差错。急需寻求在精神和心理上的解脱,又无法完全依附統治者的政治统治,所以他的诗十分隐晦,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矛盾和痛苦。正是这样矛盾的心境才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的悲愤、落寞。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名士不可复制的心境,从而形成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为魏晋风度增添了更加深刻的内容。

魏晋风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陶渊明,李泽厚认为陶潜真正做到了自然景物与人的融合,从他对自然景物的热爱中表现出了旷达。虽然他与阮籍一样,都对政治逃避,但是只有他真正做到了退避,其他人只是停留在现实世界中惆怅,一面责备现实,一面将自己封闭起来,沉醉于酒醉的幻想中。而陶渊明则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只有他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陶渊明是率真的,即使在政治中失意,仍能够寄真情于山水田园中,具有率真之美,追求逍遥自得。不同于其他名士饮酒是为了逃脱现实,陶渊明是真正具有旷达的心性。他纵情山水,山水在他面前不是毫无生气的死物,而是那样的活泼生动,与他的生活融为一体。李泽厚认为在他的诗中山水与主体不是相互对峙的,而是和谐统一的。虽处于乱世,但他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回归田园,对生命、人生价值有别样深刻的思考。他的这种豁达也使得他的作品独具一格,是真正的魏晋风度。

阮籍和陶渊明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但是他们都代表了魏晋风度,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精神面貌。

魏晋士人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用生命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关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人自身的觉醒和解放,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解放。魏晋文学在特定的历史中形成独特的风貌,在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同时也发展了文学理论。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作品都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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