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与民众生活

肖红松　王永源

摘 要：苇席业是白洋淀地区的一种支柱产业，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其发展的基础条件，农家维持生计的需要、销售市场的拉动以及政府减免税收等是促其发展的社会因素。多种因素促进苇席业兴盛发展，其产量可观、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作为一种支柱产业，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它关乎席民生活，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规模较大;苇席用途广泛，是普通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材料，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苇席业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栈、席店等行业的兴起，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

关键词： 苇席业;民生经济;民众生活;白洋淀

传统手工业是依附于农业而存在的重要生产部门，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逐步摆脱衰落和延续两种模式的争论，延续发展论已基本成为共识，并且进而揭示了手工业延续和发展的动力。 彭南生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互补充的视角，探讨了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进程。 李金铮从传统与现代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两种力量各自的呈现及其作用进行了新的阐释。 陈元清等主要从对外贸易、国际市场需求以及现代技术革新等视角分析了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戴鞍钢则从地缘优势便利经济联系的角度对浙东乡村手工业的近代化进程做了分析。 手工业作为农业的重要补充，在农家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从手工业与民众生活关系的视角分析其存续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鉴于此，拙文以近代白洋淀地区⑥

的苇席业为例予以探讨。苇席业作为白洋淀地区重要的手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清朝时期已呈现出繁荣之势，近代以来进一步发展。关于该地区苇席业的研究学界早有关注，但是成果尚少，且主要从苇席业发展演变的历程、原因及影响等角度进行探究，或是将苇席业作为农业的一部分进行简要介绍。（相关研究主要有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舒伟：《近代白洋淀特色经济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9年;彭艳芬：《白洋淀历史与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肖红松、王永源：《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1840—1937年）》，《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眭贺：《近代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9年。） 以往成果对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的关系鲜有涉及，从而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由此，本文主要依据近代报刊、调查统计资料，辅助以方志资料，在梳理近代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原因和表现的基础上，对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做一考察，并通过这一视角来透视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存续和发展的复杂面貌，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苇席业发展的多重动因

关于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的动因，学界论述甚少。孙文举从政府政策指导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苇席业的恢复发展做了分析，认为国家鼓励栽苇、积极调入原料、加强对苇席市场的管理和对席苇的统购、不断提高席民利润等措施是重要因素。（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 笔者曾从交通运输发展对苇席集市影响的视角进行了探討，认为便利的水运以及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是集市发展的主要动因。（肖红松、王永源：《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1840—1937年）》，《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通过爬梳资料，本文拟对以上研究做一补充，近代白洋淀地区苇席业的发展是该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农家维持生计和历史传承、销售市场的拉动、政府减免税收等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适宜的自然环境

芦苇，禾本科，多年生草本，具有抗涝耐旱、易于栽植，适应性强等特点，有“芦”“苇”“葭”“荻”“菼”“萑”“蒹”等名称。（（清）李培祜、（清）朱靖旬修，（清）张豫垲等纂：（光绪）《保定府志》卷二七《户政略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页。） 白洋淀地区地形平坦、地势低洼、降水集中，以及河淀众多的自然环境适于芦苇种植生长。淀泊“临岸各处，遍植芦苇”，（三角：《任邱县民经济生活概况》（四），《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8月17日，第4版。） 像安州等低洼之地“多种之”，（（清）李培祜、（清）朱靖旬修，（清）张豫垲等纂：（光绪）《保定府志》卷二七《户政略五》，第438页。） 赵北口等淀水面积广阔之处更是“芦苇丛生”。（李桂楼：《河北省治河计划书》，《华北水利月刊》第2卷，1929年第1期。）

白洋淀总面积的80%以上属于安新县，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芦苇种植生长提供了先天条件。邻近的雄县、任丘等近水地区也种植芦苇，由此构成了以安新县为中心的“白洋淀产区”。（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416页。） 民国时期的报刊对此有所记述，“新安、端村等处最讲水产，芦苇甚多”，（马朝一：《视察大清河流域灾情报告》，《华北水利月刊》第2卷，1929年第8期。） “同口、曲堤一带，向为产苇之区”。（《苇塘起火》，《益世报》（天津版），1936年11月2日，第4版。） 这就从整体上推动了安新县芦苇种植区的形成发展，“为全省产苇名区”。（豁：《河北各县特产调查》，《益世报》（天津版），1932年8月23日，第7版。） 具体到芦苇的种植面积，以安新县为例，据满铁1936年调查，该县有苇田五万亩左右，（野中時雄：「河北省農業調査報告（三）」、『北支経済資料』第30輯、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天津事務所調査課、1936年、136頁。）约占当时耕地总面积261 000亩（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编：《河北省棉产调查报告》，1937年，第91页。）的19%。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入侵白洋淀地区，导致“苇田损失约5千亩”。（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白洋淀志》，中国书店1996年版，第149页。） 抗战胜利后，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苇田面积开始增长。1947年的调查指出，白洋淀地区有上下淀之分，下淀“有苇地710顷”，上淀“抗战前有200多顷，现在产苇子的地只有75顷。上下淀共计苇地785顷”，（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编：《华北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43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这与1936年时的面积相比增加了2万多亩。到1949年时苇田已扩大到8.5万亩，占当时总耕地面积369 295亩的23%。（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白洋淀志》，第149、170页。） 地势低洼、水源充足的环境为芦苇生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促使芦苇种植专业区形成，从而为苇席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

（二）农家维持生计的需要

农家迫于生存、维持生计的需要是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的直接动因。近代白洋淀地区的人口整体呈上升趋势，（肖红松、王永源：《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1840—1937年）》，《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近代中国农村面临着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的问题。学界对此多有研究，就华北地区而言，学者多倾向于认为5口之家需要耕地25亩，每人合5亩，（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才能维持一家的生计。陈翰笙指出，华北的农民通常工作在约10～15亩的土地上，若要维持全家的生计则需要两倍于此的土地。（陈翰笙著，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马若孟根据满铁的调查研究认为，一个农户要有25亩耕地才能完全靠农业收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张思经过研究也指出，要想过上能维持温饱的普通生活，必须人均拥有5亩耕地。（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4页。） 若以该标准来评估近代白洋淀地区的人地关系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情况为例，据满铁1936年调查，雄县总人口为115 734人，耕地面积为452 000亩，由此可得人均耕地面积为3.9亩;容城县总人口为87 089人，耕地面积为375 300亩，每人合4.3亩;安新县总人口为169 122人，耕地面积为370 380亩，每人合2.2亩。（野中時雄：「河北省農業調査報告（三）」、『北支経済資料』第30輯、98、114-115、131頁。） 三县人均占地亩数远不及每人5亩的标准，表明白洋淀地区处于一种耕地不足的状态。加之该地区水灾多发，盐碱地也很多，导致“田禾的出产很少”，像高粱、小麦、谷子、玉米、棉花等最普遍或种植面积较广的作物产量亦很低，平均每亩净利亦不过2.14元，以“每家有地十五亩计算，全年也不过获利三十元”，“以如许薄利的出息，平日极少积蓄……故农民于耕地之余，如不经营其他附业以补助家计，实不能维持生活”。（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8页。） 所以，寻求耕地以外的经济活动成为人们扩展家庭经济来源、养活更多人口的主要生计方式。

（三）广阔的销售市场的拉动

广阔的销售市场是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天津作为一重要通商口岸，构成了该地区苇席业的巨大消费市场。比如在1900年之前，“天津市席商销售总额约有60万片，本市实销为39.2万片，经沙船运往烟台等地销售为20.8万片”。民国以来，天津市的苇席销售量不断增长。“民初每年销售150万片，至民国十年以后销售已近200万片，本市实销为135万片，出口外运约有55万片”。（郝辅忱：《漫话天津苇席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68辑，1995年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1页。） 与1900年之前相比，天津葦席销售增长了约140万片，反映出天津销售市场的广阔，对苇席业发展影响深远。另外，东北广阔的市场也对苇席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白洋淀地区的苇席至少在清道光时期就已“遍满直隶，及于关东、口北”。（（清）彭定泽修，（清）俞湘纂：（道光）《安州志》卷六《政事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销往关东的苇席大多以天津为中转地。如上所述，1900年以前天津的苇席销售总额约60万片，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仅天津运往营口销售者就约有“五六十万张”，占到营口苇席年销总量“三百五六十万张”（《营口苇席集散状况》，《银行月刊》第8卷，1928年第8期。） 的14%～17%。宣统二年（1910）二月，席商许爵臣向天津商务总会的汇报也反映了当时苇席由天津转运东北的情况：“当日席商来津每年过席不过一万余捆。……近年来东省开垦甚广，销场极畅，过席五万捆之多。”席商在各地收购苇席之后，“发往东省各处销售，路过天津”。（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2页。）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苇席每年经天津运往东三省者约15万捆左右，合375万领”。（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18页。） 以光绪时期的销售量为基准，宣统时期较之增长了5倍，而20世纪30年代时则增长了15倍之多，整体呈上升趋势。广阔的苇席销售市场对白洋淀地区苇席业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

（四）政府减免税收政策的保障

政府减免税收是苇席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政策保障。白洋淀地区的苇席向来有免征税收的规定，早在清初就有“严禁捐税”（彭守明、季章元：《安州遵义亭碑记》，政协安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新县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安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版，第90页。）的法令。康熙年间，“不肖棍徒，垄断渔利，擅充席苇牙市行”，遭到席民反抗，迫使政府“判令席市苇市作买作卖，永不许立牙行”。（（清）彭定泽修，（清）俞湘纂：（道光）《安州志》卷一七《艺文志二》，第249页。） 该规定延续至近代，至少在咸丰时期还起着应有的作用，比如运往东三省的苇席，由“东北买席的客人直接从西淀安新、东淀大城王口镇自行采购，随便运走都没有税”。（郝辅忱：《漫话天津苇席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68辑，1995年第4辑，第129页。） 光绪年间，“有牟利之徒，呈请开席苇捐者”，苇席免征税收的规定受到动摇。进入民国，情况更甚。“乙丑夏间，突有委员来安，以补助军饷为名，议设席苇捐。闻者群相愁痛，惟恐始基败坏，亟起而力争之”，各村长联名呈请省公署及财政厅免除税收。考虑到苇席向无征税的历史，以及该地区连年水患、民生困苦的情况，省长指令财政厅批示：“苇牙席行均应取消，以示体恤，由县布告全境，一体周知。”（彭守明、季章元：《安州遵义亭碑记》，政协安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新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90-91页。） 设立牙行征收捐税遭到席民抗议，政府出于维系贫民生计、维持社会安定的考虑，禁设牙行，保障了苇席业的稳定发展。另据报载，1925年，安新县实业局局长陈嗣昭以县境席片为大宗出产，“拟包揽专利，呈请财政厅规定牙行包额”，“各乡贫民闻讯，一致反对”。后经财政厅厅长调查，以苇席关系贫民生计，明令禁止设立牙行征税，“如有私牙影射抽用，查明依法惩办，决不姑容”。（《安新苇席行奉令取消》，《益世报》（天津版），1925年11月8日，第10版。） 可见，政府减免税收是推动苇席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二、苇席业兴盛发展的表现

依托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呈现出繁荣之势。其产量可观，不仅供应本地及邻近地区消费，而且销往北京、天津以及东三省，乃至出口国外，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苇席销售方式多样，供应本地及邻近地区者主要通过乡村集市售卖，销往外地者主要由各地客商前来产地收购、转运。

（一）苇席产量可观，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

囿于史料，白洋淀地区苇席生产总额缺乏完整的统计，多是“年产巨额”、（苏少蘅：《河北省各县之制造品及物产》，《生产工艺》，1931年第2期。）“为数颇巨”、（《芦苇制纸》，《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2月21日，第13版。）“获利甚丰”（王绍年：《各县调查》（任邱），《河北月刊》第2卷，1934年第2期。）等宏观性的描述，但至少从表面上反映出该地区苇席产量相当可观。就安新县的情况来看，1913年調查显示，苇席“约年产数十万领”。（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一），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3册，第443页。） 虽然没有准确数据，但“数十万”足以表明其产量之大。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苇席业依然保持着稳定态势。1929年，据河北省实业厅统计，安新县苇席年产量达到了300 000领。（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256页。） 20世纪30年代以来，苇席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1937年《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记载该县苇席年产量达到了1 500 000领，（交通部邮政总局编：《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二），韩永进、王建朗主编：《民国文献类编·经济卷》第44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 其产量之高显而易见。

苇席在满足本地居民需要的前提下大量向外销售，销售率较高。1929年，安新县苇席年产量为300 000领，年销售额为290 000领，销售率高达96.667%;任丘县苇席年产量为73 000领，年销售额为36 900领，销售率为50.204%;大城县苇席年产量为612 000领，年销售额为612 000领，销售率为100%;文安县苇席年产量为1 800 000件，年销售额为1 400 000件，销售率为77.778%。（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256-257页。） 可见，白洋淀地区苇席销量十分可观。其销售地点主要为天津、北京和东三省，其次销售于保定等邻近地区以及北方各省。安新县“所织之席，销售于东省各地，大苇则行销于芦台王家口等地”。（豁：《河北各县特产调查》，《益世报》（天津版），1932年8月23日，第7版。） 霸县“产苇席每年约十余万领，以城东苏桥镇为会萃之地，行销于北平、天津、保定”。（苏少蘅：《河北省各县之制造品及物产》，《生产工艺》，1931年第2期。） 任丘县所产苇席“以东省为销售区域，有关东庄以收席，每年所销，不知其几千万也;其次为河南、山东、山西及华北各省”。（友：《河北各县特产调查》，《益世报》（天津版），1932年9月14日，第7版。） 近代白洋淀地区苇席的销售范围不断拓广，近至保定，次则北京、天津等华北各省市，远达东北三省，乃至国外市场。其“不独销售本省各县，且运销东三省，热、察、绥三特别区，远至高丽、蒙古、西伯利亚等处”，（《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每年尚有少数运往龙口及朝鲜仁川、日本门司”（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1辑，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967页。）等地。

（二）苇席销售方式的多样性

在本地及邻近地区销售的苇席主要是“自运集市销售”。（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175页。） 例如安新县端村“工产苇席为大宗……每至集期售席者最多”。（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一），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3册，第59页。） 雄县苇席大多“自安州运入本境，在各镇销行”。（（清）刘崇本：《雄县乡土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77页。） 苇席买卖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席市的兴盛，成为苇席销售的主要方式之一。安新县集市主要有端村、三台镇等，其中“交易以端村为最盛”，除了通常用品外，“有苇市、席市”等。（伊人镜：《新安乡土地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12年版，第25-26页。） 安州集、老河头集、曲堤集、营城集、大马庄集等是规模可观的席市，全年大概每集各有63次集，每集上市苇席都在数千张以上。曲堤、营城、大马庄三集规模相对较小，上席数在2500张以上，最多不过3750张，而其他三市规模较大，每集上席数达到5000张以上，安州集更是达到7500张。以上各集全年上集苇席多达1 672 650张。此外，还有同口、三王庄等规模较小的席市。邻近的文安县苇席集市繁荣程度更胜一筹，全面抗战爆发前，左各庄每集上盐包席9000张，全年62集，共558 000张，每集上丈席2000张，全年62集，共124 000张。胜芳盐包席全年3 525 500张，王口丈席全年950 000张，三滩里盐包席全年124 000张。（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编：《华北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43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6页。） 席市的繁荣正如孙犁所言：“在安新集市上，席市是洋洋大观，从早晨各地席民就背着挑着一大捆一大捆的席赶到集上来，平铺陈列，拥挤异常。”（孙犁：《安新看卖席记》，《冀中导报》，1947年3月18日，第2版。）

苇席销售于外地者主要由各地客商收买，这些买家主要来自哈尔滨、长春、仁川、烟台、大连、营口，其他还有来自北平、天津、正定、沧州、泊头、固安、江北等地。（野中時雄：「河北省農業調査報告（三）」、『北支経済資料』第30輯、140頁。）他们大多通过坐庄购买，或者派人前往产地收购。比如1900年以前文安县胜芳镇运往外地的苇席“完全由盐滩派人自己收购，占全省销售总额60%还多”。安州端村、老河头等地供应北京、保定以及东北三省的苇席，“席客每年在该地采购约有百余万片”。（郝辅忱：《漫话天津苇席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68辑，1995年第4辑，第127-128页。） 一般而言，各地苇席往往集中于固定地点由客商前来采购，如安新县苇席主要聚集于新安镇及安新县城，大城县苇席聚集于王家口，文安县和霸县的苇席聚集在胜芳镇，这些苇席均由“商人于此等地方收买”。（《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借此便利，“每当春秋两季，各地客商，纷来购买”，（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编：《调查报告》第四编《工商》，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9册，第34页。） 近至保定附近十数县之席贩客商，远至外省席商，他们“终日载运苇席，络绎于途”，（《形如釜底之安新》，《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28日，第5版。） 每年运销苇席“不知其几千万也”。（友：《河北各县特产调查》，《益世报》（天津版），1932年9月14日，第7版。） 客商收购苇席之后主要通过水路运往天津，进而转运其他地方。席商于新安镇、胜芳镇等地收购苇席之后，“由水路运至地里府（静海县属，距天津七十里）、杨柳青及天津之辛庄三处，再分销天津及东三省一带”。（《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安新、文安等地所产苇席“均装民船运津，其中少数在津市销售，大部转装海轮运往营口”。（北宁铁路局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1辑，第966-967页。） 运售邻近地区的也利用帆船，兼用大车，或者挑担销售。（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200、175页。）

三、作为民生经济的苇席业

作为一种区域性产业，苇席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过长期发展，苇席经济逐渐融合于地方社会之中，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苇席业关乎席民生计问题，同时有助于应对洪涝灾害，弥补损失;苇席用途广泛，为百姓日常生活所用;苇席业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栈、席店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苇席与席户生活

席户是以苇席生产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一个群体。丰富的芦苇资源为苇席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在白洋淀附近，“一般农民，向以织席为副业”。（《芦苇制纸》，《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2月21日，第13版。） 對于生活贫困者更是如此，“贫民赖此业以生活者甚多”。（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一），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3册，第312页。） 苇席业不仅扩展了家庭经济来源、增加了收入、维持了生计，而且形成了以此为支柱的民生经济。

在传统农耕社会，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但在土地缺乏或农业青黄不接之时，家庭副业便成为农耕之外重要的经济来源。安新县居民以织席为业者较多，“每人日可织席一领，约年产数十万领，于生计不为小补”。（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编：《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实业调查记》（一），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3册，第443页。） 贫民中以织席为生业者“足可自给衣食”。（《视察安新县各项情形之报告》，《视察特刊》，1929年第2期。） 随着苇席业的发展，苇席经济在席民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编苇织席成为人们日常劳作的一部分，关乎席民的生计问题。比如在安新县，苇席工业遍及全县，“凡全家男女老幼制造，诚为全县民众生活之要道”。（《河北各县工商业调查》（续），《益世报》（天津版），1928年9月30日，第6版。） 又如文安县，苇席可用来盐业运输包装，后由于芦盐改用麻袋包装，导致“苇席输出大减，赖以为生者，遂告失业”。该县居民李邵文等联名请求当局，“转知各盐商，仍用苇席包盐，藉维贫民生计，而安地方”。（《文安贫民呼请盐商采用苇席》，《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5月25日，第6版。） 苇席在扩展席民经济来源、增加收入、维持生计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早在清乾隆时期，黄可润就曾指出：“今大城、文安、安州、静海等十余州县织席之利通于数省，男人日可获七八分之值，女人日可获四五分之值，而河工所用苇扫之类亦甚多，利与旱地侔。”（（清）黄可润：《畿辅见闻录》，郗志群点校：《都门汇纂》外二种，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页。） 如以男人日收入七分计，一月可得银二两一钱，按当时货币购买力，粮价平稳时，约可买小麦两石，收入不菲。从“利与旱地侔”看，编织收入已至少与农业收入相等。（方行：《中国古代经济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页。） 囿于史料，近代白洋淀地区席民获利的情况暂且不能清晰呈现，但是通过与部分粮食收成，或棉布、蜡烛、火柴等日常生活物资的折合数进行对比，可窥见一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白洋淀地区织席利润为丈席每领8分，折合成玉米为2斤4两。这表明席民收入较少，仅能维持日常生计。1943年苇席配售统制时期，每片丈席利润折合成玉米仅为14两，苇席利润下降显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白洋淀地区的苇席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每片丈席的利润折合成玉米在6斤左右，席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舒伟：《近代白洋淀特色经济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9年，第36页。） 苇席在配售其他生活物资方面也发挥着些许作用，每张苇席可以配售四寸棉布、二支蜡烛、两盒火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4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6页。） 尽管获利较少，但对于席民维持生计，贴补家用，还是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编苇织席是人们日常劳作的一部分，在遇到灾害年月时，对于灾民而言其具有应对洪涝灾害、弥补损失、维持生计的重要作用。这犹如著名人类学者斯科特所谓的“退却方案”，即包括手工业生产和交易在内的辅助性活动，可以在庄稼歉收时，弥补家庭收入的亏空。（[美]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0页。） 清同治年间，文安县人贺家骏就芦苇种植在农家应对洪涝灾害方面的优势做了介绍：“房屋被水冲刷，村多余地，可令种树，其外稍洼者，令种稻，而每稻四行，插苇一行。水小则稻熟而苇生，水大则稻虽湮没而苇可无恙，三年自成苇地。”芦苇“易生而耐久”，在应对洪涝灾害和土地盐碱化方面较水稻更胜一筹，“种苇可以养地，亦可以解水患”。“文邑水小居十之六七，接连插苇，十年可以成功……栽苇一亩，每岁可租京钱十余千”，在水浅“宜稻与苇”之地，“与其令民待水涸而种田，何若使民择水浅而栽苇，任劳怨于一时，自绵惠泽于累世”。（陈桢修，李兰增、陈德沛纂：（民国）《文安县志》卷一《土地部》，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45-146页。） 苇席发展在应对洪涝灾害方面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又如安新县，每到雨季，河淀泛溢，导致“一年禾稼尽入洪波”，（（清）彭定泽修，（清）俞湘纂：（道光）《安州志》卷六《政事志》，第77页。） “所赖以养命者惟织席耳，一日不织，即无以为生”。（（清）彭定泽修，（清）俞湘纂：（道光）《安州志》卷七《风土志》，第97页。） 某种程度上可表明编苇织席是该地区人们应对洪涝灾害、迫于生计的一种生存选择。《大公报》对此有所报道：安新县“连年被水，颗粒无收，人民困苦，不可言状，全赖织席运售，以资生活”。（《绅民请免苇席捐》，《大公报》（天津版），1919年3月11日，第6版。） 1929年视察员孙锡章调查安新县时也指出：“该县新地出苇，安人织席，为惟一之出产，遇有水患，赖此即勉能生活。”（孙锡章：《视察员孙锡章条陈安新县人民所希望兴革者约三项函》，《视察特刊》，1929年第2期。） 所以，平常各户除个别人家耕种少许田地外，其余“统通是靠着编席为生的”。（病：《贫民大众》，《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8日，第12版。）

与苇席业密切相关的人口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较大。安新县“以织席为业者，不胜指数”，（刘鸿舫：《视察员刘鸿舫条陈安新应兴应革事项四端函》，《视察特刊》，1930年第3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发展到“有一百多个村以织席为主业，十万以上的人口依靠织席生活”。（彭年：《安新水灾区织席多了》，《冀中导报》，1948年11月1日，第2版。） 通过具体数据可以清晰反映与苇席业密切相关的人口规模。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为例进行说明。据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1931年的统计，各县从事苇席业者中，安新县有5280家;文安县有4300家;霸县有280家。（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统计调查股编制：《河北省二十年度统计年鉴（附十八十九年度）·实业类》，河北省政府秘书处印刷所1934年版，第143、150、152页。） 在苇席生产重点地区安新县，其织席人口，1929年统计有11 150人。（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463页。） 1931年时该县从事手工业者有苇席编织和纺织业两种，共有6180家（其中织席户5280家，纺织业900家），共22 439人，织席户占该县手工业户的85%以上。（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统计调查股编制：《河北省二十年度统计年鉴（附十八十九年度）·实业类》，第143、158页。）

全面抗战爆发后，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遭到破坏，“席民无法生活，另改行业，苇席业生产萧条”。（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新县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抗战胜利后，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白洋淀地区苇席生产开始恢复发展，席户人口不断增加，1947年时达到18 000人左右，到1949年時已增加至25 700余人，（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白洋淀志》，第156页。） 占总人口188 385人的13.64%。（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新县志》，第233页。） 有相当部分人口依靠苇席经济生活，苇席业可谓是白洋淀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逐渐摆脱了依附于农业的自然经济状态。正如彭南生所言：“乡村手工业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表现出了不同意义，不能等量齐观，把乡村手工业笼统看做农村副业的观点也不符合近代乡村工业的实际状况。”（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二）苇席与民众生活

苇席种类多样，用途广泛，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其种类按照用途可分为炕席、囤席、苫垫席、包装席等类。炕席，主要用于北方家庭铺炕;囤席，产粮区用于储粮，一般为长条形，故又称“条子席”，也称“茓子”;苫垫席，主要用于苫盖货物、建筑物资或粮店铺仓;包装席，用于包裹货物。（安新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白洋淀志》，第157页。）

苇席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材料，它不仅能用于农家修筑房屋，铺盖屋顶，或者铺炕，亦可当作燃料。“直隶京兆一带，附近河流之洼地，多种苇子，农家每年秋季采取，编成苇席出售”，并作为“盖屋铺地铺炕”之用。像文安县胜芳镇所产白色苇席“多为铺炕之用”。（《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显然，苇席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农村人民的生活中苇席是必需品，“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不论贫富，几乎家家铺炕都要换一领新席”。（郝辅忱：《漫话天津苇席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68辑，1995年第4辑，第128页。） 北方地区多用土炕，苇席用来铺炕可以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这在作家的笔下有生动的描写：“白洋淀的苇席最好，席码匀，席子起亮，白黄白黄，磨到底都发着光。睡在上边，冬暖夏凉，又吸汗，不会扎刺。”（静子：《乡村拾遗》，台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苇席对民众生活的作用显而易见，其质量好者一般用于铺盖房屋、铺炕之用，劣质者或苇草又“可为燃料”。（友：《河北各县特产调查》，《益世报》（天津版），1932年9月14日，第7版。） 安新县遍地芦苇，“所有苇叶，人民多用为烧柴”，（刘鸿舫：《视察员刘鸿舫条陈安新应兴应革事项四端函》，《视察特刊》，1930年第3期。） “复编苇箔供修盖房屋之用，废材则充燃料”。（《形如釜底之安新》，《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28日，第5版。） 任丘县芦苇以及苇席“销售于附近各县甚多，好者用以盖房，劣者则充为薪柴”。（三角：《任邱县民经济生活概况》（五），《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8月18日，第4版。） 又该县与白洋淀相邻，常遭水患，“以致历年被灾，粮薪告匮”，“所幸者淀泊尚能生产芦苇，为天然补助人民之燃料，于人民生计，不无小补”。（《任邱县席苇牙纪取消》，《益世报》（天津版），1926年1月26日，第10版。） 所以，濒居于淀边村庄者，苇草以及苇席为百姓所利赖，“陆地居民用以铺房顶，作燃料，因其价廉最乐用之”。（苏艺林：《任邱一瞥》，《泊声》，1933年第2期。）

在贮藏粮食、包装货物等方面，苇席也被广泛使用。直隶地区所产苇席，“北方农家及粮店用以制造粮囤”。（《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时人曾描述新安镇时也写道：“苇的用途更是一般乡间的农民一日全不能缺的东西，炕上要铺席，建筑屋顶要用席，做盛粮食的囤也要用席。”（《中国的水城：新安镇》，《春明画刊》第1卷，1946年第11期。） 苇席因其防水效果较好也用于盐业等物资运输包装，比如文安县所产苇席“专销天津，为作盐包之用”。该县苇席有黑白两种，其中黑色苇席质量较差，“多为苫盖及包装货物之用”。（《直直（隶）苇席之产销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第8-9期。） 如果遇到阴雨天气，苇席也可用来苫盖货物。高阳织布区销售布匹，包装货物除了用布包装之外就是采用“席包”。（刘家璠：《直隶棉业调查录》，《农商公报》第8卷，1922年第6期。） 另有记载，高阳生产布匹所用棉纱，从天津运到高阳能走水道，“船到同口以后，货即卸置码头，在同口镇公立的过货栈登记，货不停留，即由栈代雇大车运高阳，天雨即用芦席覆盖”。（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08页。） 可见，苇席与民众生活关系之密切，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三）苇席与地方经济

作为区域性产业，苇席业不仅给席户带来经济收入，满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也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栈、席店的兴起，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前文可知，水路运输是白洋淀地区苇席运输的主要方式之一。该地区水路四通八达，许多物资通过民船运输。民船主要将苇席等各类农副产品集运天津，然后再由天津运输机制洋货、日用杂货等返回内地。如大清河沿岸保定、安新一带消费的日用必需品、杂货等由天津装民船利用大清河的水运，向沿岸各地一带输运，（支那駐屯軍司令部乙囑託港灣班編：「北支河川水運調査報告（自第二隊至第七隊）」、『北支産業調査書纇』第六編第二巻、1937年、710頁。） 由此便带动了民船运输业的发展。据《河北省二十年度统计年鉴》可知：任丘有帆船120只、渔船60只、小艇100只;雄县有帆船76只、渔船4只、小艇16只;安新有帆船34只、渔船298只、小艇361只;容城有帆船80只、渔船10只。（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统计调查股编制：《河北省二十年度统计年鉴（附十八十九年度）·建设类》，第33页。） 这些民船“多是一家一户单独经营”，“使水运覆盖面遍及各河系城乡，范围非常广泛，为沟通物资交流、便利行旅交通、方便人民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树才主编：《河北省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 更为重要的是，这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谋生方式，有助于维持生计，改善民生。

苇席贸易发展还推动了席栈、席店的兴起。席栈主要在苇席生产地设立。安新县县城设有六家席栈：魏佐乡席店、张家东店、张家西店、张家南店、桐庆栈、恒源栈;县城北关也有一处席栈。（野中時雄：「河北省農業調査報告（三）」、『北支経済資料』第30輯、139、142頁。） 此外，“端村有‘德义栈’，关城的劉德宽、老河头的李克俊也开设有小货栈”。（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 席栈主要是代替全国各地的买家收取苇席，这些商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和东三省，他们一般“住在商栈”，（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第1523页。） 然后前赴各地收购苇席。

随着苇席贸易的转运发展，在苇席输入地北京、天津、江南等地开设有席店，以供各界所需。安新县苇席为河北特产，1936年前席商陈隐泰等“特在京（南京市）估衣廊九十五号，设义利大棚苇席庄，以应各界需要”。（《国内名产：河北苇席到京》，《中央日报》，1936年4月30日，第3版。） 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北京、天津等地就已开设多个席店，在北京开设的席店有“三合公”及其后身“三合永”，“钱合盛”及其后身“双合盛”。民国时期相继开设了“新顺和”，“珍和”及其后身“珍和永”，“协利”及其分店“协利永”，“元兴长”“元兴成”和“元兴永”等席店。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席店，如“慎记”“公和利”“协顺成”“通兴”等。在天津开设的席店有“六和公”“瑞兴公”等。（孙文举：《安新苇席生产史略》，《河北学刊》，1984年第3期。） 随着苇席业的发展，这些席店逐渐将分店开到白洋淀地区，主要负责苇席的“收买批发”。（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1929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578册，第200页。） 比如以“专业苇席渔，繁荣白洋淀”为目的的公营商店“隆昌号”就在安新县设立分店，即安新席庄“宏利号”。（孙犁：《安新看卖席记》，《冀中导报》，1947年3月18日，第2版。）

综上，苇席业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作为家庭手工业，其稳定和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此同时，小农经济是家庭手工业生存的基础，（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两者相互依存。纵观中国近代家庭手工业的演变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以及手工业行业内部原因等影响，其经受了多次曲折。随着近代化的进程，在工业化发展所需、手工业技术革新、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刺激下，乡村手工业不断调整，在近代化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长期存续发展。对此，强调外部因素对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时，也应当看到传统手工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陈元清、苏睿先：《天津开埠后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调整（1861—1936）》，《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 尤其要注重其在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手工业能满足小农家庭生活的需求，补农业之不足，维持农家生计，其产品渗透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在这种传统因素的作用下，乡村手工业能够在多变的近代化过程中存续和发展。正如李金铮教授所言：“现代因素远未占领农村手工业的阵地，手工业的变化更多是传统因素所致，传统力量绝非不堪一击”，家庭手工业的存续，“既有传统因素的惯性，也有现代因素的刺激，但以传统力量为主，现代因素为辅”。（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结 语

本文以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为主题，在以下两方面做了尝试。一方面，从环境、民生、市场、政策等方面分析了白洋淀地区苇席业发展的多重因素，并且从市场的角度对苇席的运销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从手工业与民众生活关系的视角考察了苇席业在该地区民众生活中的作用。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近代白洋淀地区苇席业的繁荣发展是本区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诸多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芦苇产区的形成为苇席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是其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多地少、农家迫于生存、维持生计的需要是直接因素;广阔的销售市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减免税收是重要的政策保障。社会动因固然重要，但苇席业发展也有其自身优势。芦苇具有环境适应性强的特点，能够适应白洋淀地区地势低洼、降水集中的环境，从而为苇席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节省了成本，能够为经济水平不高、生存条件不利的人民提供重要的经济来源，使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苇席产量可观，不仅供应本地及邻近地区消费，而且销售于北京、天津以及东三省，乃至出口国外，销售率高、销售范围广。尤为重要的是，苇席业已经成为白洋淀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与苇席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规模较大，人们以此为生业，增加了收入，改善了民生。苇席用途广泛，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重要材料，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苇席业也带动了民船运输业、席栈、席店等行业的兴起，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概言之，近代白洋淀地区的苇席业取得了显著发展，它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为农民提供了多样的谋生方式，扩大了经济来源，增加了收益，对于维持农家生计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体现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存续发展的复杂面貌，正好呼应了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并非衰落和延续，而是延续发展的认识。

责任编辑：吴 彤

The Reed Mat Industry and People’s

Life in Baiyangdian（白洋淀）Area in Modern Times

XIAO Hong-song， WANG Yong-yuan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The reed mat industry is a pillar industry in Baiyangdian（白洋淀）area. The advantageous natural condi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ed mat industry， while the need for farmers to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 the promotion of sales market and the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by the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social factors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A variety of factor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reed mat industry， with considerable output， high sales rate and wide range of sales. Being a pillar industry， reed mat industry which has a wide range of us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for a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It is an indispensable living material for ordinary people’s life. Reed mat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rise of civil shipping industry， mat shop and other industries， which helped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reed mat industry; livelihood economy; people’s life; Baiyangdian（白洋淀）

收稿日期：2021-10-04

基金项目：河北文化研究项目专项课题“雄安通史·晚清卷”（HB20WH003）;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白洋淀地區的产业结构调整与集镇变迁（1840—1949）”（CXZZBS2019016）

作者简介：肖红松，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华北区域史;王永源，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