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乱了，中国怎么办？

本文节选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时的采访

世界之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二是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造成冲击；三是特朗普时期开启的由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趋势。

在经济方面，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疫情影响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还深刻影响了全球的贸易体系——国家间和各国家内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对大部分国家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俄乌战争更是雪上加霜，强化了这个趋势。

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秩序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现象。这次俄乌战争就表现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已经基本不起作用。在联合国体系内，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但冷战后，美国就开始抛弃联合国体系搞单边主义， “9·11”事件的反恐行动后，美国更是奉行单边主义，联合国对美国早已没有制约能力。实际上，苏联集团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上升到了一霸超强的地位，此后，美国基本上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了。

目前，无论从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看，都出现了乱世现象。全球化虽然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各个国家内部越来越分化，社会财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的占比也越来越小。

一方面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坏的国际公共品急剧增多，导致了全球危机越来越深重。那么，中国怎么办？

经济是国内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从博鳌论坛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国家对中国肩负起国际责任的期待是很高的。这很容易理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加入WTO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正增长的贡献最大。此外，中国对世界扶贫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亚洲国家对中国有高期待是很正常的。

因此，在经济方面，中国要继续保障供应链不被中断。为此，疫情防控政策要与时俱进，用科学和理性来对待。随着新冠病毒的变种，我们的防控措施也要变化，不能一刀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要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的疫情防控效果”。今天，一些地方过度的防疫措施影响了国内和国际的供应链体系，不仅让很多中小型企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大型民营企业也开始深受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变得十分不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向其它国家转移。最近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复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将逐步恢复全球出口。可见中国防疫政策的动向是可以影响世界的。

精准和科学地防御疫情，不仅对恢复中国经济有重大意义，对恢复世界经济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把疫情防控跟经济完全脱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是我们的要务，但是如果经济搞不好，同样会影响老百姓的生命。如果处理得好，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经济安全跟老百姓的生活之间要做到平衡。既然中国过去是在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在科学防疫的同时也要做到继续开放。美国等国家想要与中国脱钩，我们更不能如其所愿。

董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自《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两国文学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当代文学都不约而同地面临着极为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坚守民族文学的传统，排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商品的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追寻民族文化的传统审美价值，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摆在中俄两国作家面前的共同任务。由此，“文化寻根”现象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了。中俄两国的当代作家中，以“文化寻根”的方式完成对文化传统的探寻与坚守，以此来应对全球化的威胁，这是一种常见的创作理念。

在全球化思潮的背景之下，作为对这种思潮的自觉的对抗，中俄两国文学中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譬如，当代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佐罗图斯基在2004年10月27日出版的《文学报》上发表了长文《请原谅，祖国》，对19世纪初的经典剧作《智慧的痛苦》进行了“新的”阐释。长期以来，人们将俄国19世纪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剧作《智慧的痛苦》看作是一部表现19世纪初俄国愚昧落后现状的剧作。主人公恰茨基从法国归来，带来了先进的启蒙主义思想。但是，面对愚昧落后的俄罗斯，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无法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他的痛苦正源于他的智慧。然而，佐罗图斯基则从另一个角度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

以平行比较的方式观照当代俄罗斯文坛，提供了深入考量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浓厚的“俄罗斯情结”中所暗含的值得我们反思问题的途径：如何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既坚持文化操守，维护文化传统，又冷静理性地与文化激进主义保持距离？如何理性地区分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保证。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小云助贫”

乡村振兴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问题，实现乡村的振兴当然要聚焦乡村本身，所以我们要建设乡村，但是不能仅仅盯着乡村，因为乡村的衰落问题不可能单靠乡村自己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乡村问题的本质是现代化的问题，乡村振兴还得通过现代化的路径来解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乡村振兴是我这几年一直坚持的观点。

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按照过去城市化的路径推动乡村振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来推动城市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推动城市化。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都很低，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发展小城镇来推动城市化的思路，则会面临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成本高、效率低的弊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在推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发展。这一模式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这也造成了中国“大城大村”的格局。2018年末，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城市672个，其中市域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共有91个，覆盖7.9亿人群。

全国91个城市吸纳了大部分的人口，而几千个县城和乡镇覆盖的人口则很少，乡村占了另一个大头。因此，要想让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需要发展县域和镇域经济，甚至可以将一些人口聚集度高、交通便利的大村发展成村镇，使得农民能够就近和就地就业，从而解决农民面临的一系列由于在大城和大村之间流动造成的社会问题。

高质量的城市化不能只看城市人口的数量，更主要是让农民有非农就业的途径，这就是现在讲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新型城镇化的支撑。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逆城市化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把那些能够通过逆城市化发展的乡村建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