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这件大事

阎海军

去年冬天，我和同事下沉居民小区做志愿者，一位老者饭后摸进帐篷，问：“疫情啥时候结束？”我说：“西安最近好多了，你看新闻，应该控制住了。”老者沉思一阵，又问：“农民不种地，这个瘟疫啥时候结束？”我哑口无言。

今年春天，我看到很多地方新闻都在报道复种撂荒地，突然想到年前那位老者的发问，他居住在城市里依然操心种地的事，何其忧呀！

清明，疫情原因不能回家祭祖。生活在城市的众兄弟用微信向留守村庄的大哥问询有关祭祖的情况。意外得知，其时政府正在免费提供种子号召农民种春小麦。土地撂荒的人不在村里，还在种地的农民大觉为难：一来春小麦种植时节已经有点晚，二来一春无雨，种了也很难出苗。

我的父老乡亲中，老一辈大都挨过饿，种粮从来都很积极，用不着别人催促。免除农业税近20年，农民种地很自由，种多种少，种与不种都是自己说了算。如今他们突然又被催促种地，多少有一些意外。

1990年代初期，大哥成家立业。大哥分家时分到的土地并不多，那时候他偶尔出去打工，但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重心依然在土地。那年月，面对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每一个农民的负担在新闻联播里经常都能听到。突然有一天，村里有人在自家地块附近的边沟坡地开荒，这一举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全村和大哥年纪相仿的70后纷纷效仿，过去的荒郊野岭，迅速都變成了耕地。还有胆大妄为的人，毁掉了部分山林变作耕地。

那时候，奶奶已是80多岁高龄，她一边看着村里的后生开荒，一边感叹说：“挖上梁畔，荒了门洞，你们这些坏蛋都是瞎折腾，总有一天家门口的地都会种不过来。”

1994年，奶奶去世。1998年，中国南方爆发大洪水。接着，举国退耕还林。我们村被开垦的山林地，又种上了耐旱的树木。再后来，中国城市化汹涌澎湃，全村的80后、90后，都把目光投向了城市，大家想尽一切办法进了城。留在村里种田的80后只有一个，90后操持过农活的为零。70后成了村里最后的种田人。国家因势利导，出台了种粮补贴政策。但这笔资金洒向广大乡村，形同胡椒面，并未能阻止种田人的减少。因为城里打工的收入远远高于种粮卖钱。农民进城，农田撂荒。目下中国，偏远乡村大抵如此。

奶奶不是神仙，也不是先哲，但她1990年代初期有关“挖上梁畔，荒了门洞”的告诫，后来真的应验了。奶奶一生经历过两次世人皆知的饥荒，她对土地的依赖无须多言，但她晚年看到的开荒景象，要将村庄原本稀薄的野生植被全部消灭的举动，让她意识到了危机。村庄，得有人家、得有田地，还得有荒坡沟台、野花杂树。

城市化的年月，出门打工的人普遍比种田的人生活富足。大哥一直留守村庄种地，还担任了一个阶段的村委会主任。他一直说：“任何时候，人要吃粮食；社会咋变，少不了粮食，粮食是根本。”

除了土地撂荒现象，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也十分严重。

曾几何时，为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很多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加威逼利诱，让农民发展经济产业。这些举措，是当年促进农民增收万不得已的法子。但民以食为天，真正懂国情的人，真正生产粮食的人，都知道，钱重要，粮食更重要。种粮这个事，任何时候强调，都是必要的。除了观念上的重视，鼓励农民种粮还要在尊重劳动价值论、顺应经济规律、推动商品等价交换方面，探索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