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

摘要：夏目漱石是生于明治前一年，与明治社会一同成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彼时日本被西方以武力敲开国门，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进行文明开化，深受汉学与西学双重影响的漱石对眼前的社会巨变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在赴英留学期间形成了影响他一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文章以其文论《我的个人主义》以及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创作的一系列中长篇小说为对象，从西洋的“自我”与儒家的“道义”之视角剖析和阐释了漱石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探讨了漱石用“道义”的思想对其小说中的个人主义话语进行的本土化重构。

关键词：夏目漱石;个人主义;自我;道义

中图分类号：I1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2-0046-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6

夏目漱石是生于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日本的“知识分子”——インテリ一词来自于英语“intellectual”，意思是“具有自由主义的、有知识和教养的人”。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1]12，赛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永远能保持一种独立思考能力、并在公共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为各种艰难险阻向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达”[1]17的群体。当是时，日本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依附统治阶级，为国家利益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有的人完全转向自我，试图用所谓知识性态度摒弃一切意识形态影响，包括对人类的良知”[2]16。夏目漱石自幼熟读汉籍，深受汉文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悲国悯人，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提出了“自我本位、又不失道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以此来批判日本的文明开化和近代社会，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的“清流”。因此，相比于“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笔者更倾向于称夏目漱石为中国的“士”。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认为中国文士的品质应是孔子的“士志于道”，曾参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而在英国留学中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漱石的“道”。个人主义思想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宏观方面来看，它体现在日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应该如何处理好本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上，如何在全盘西化的大潮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实现真正的开化;从个人的发展来看，它表现在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如何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也就是道义之下，追求自身的幸福。纵观夏目漱石的一生，个人主义贯穿了漱石文学创作的始终，无论是

他的小说还是文艺理论，都秉承着汉文学中“文以载道”的精神，都表现出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本文将在分析漱石个人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探究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思想。

一、追求个性自由的自我与责任、义务的融合

1914年11月，夏目漱石应学习院辅仁会之邀，作了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当时，日本政府以1911年的“大逆事件”为契机，设立了特高课，以谋求时局的稳定。并且开始取缔类似于社会主义这样的“危险思想”来进行思想控制。针对自“大逆事件”以來的思想管制风潮，漱石认为作为文学者的一份子，有必要为了支持个人的自由做些什么。因此漱石是在只要是“主义”思想就能敏感地刺激政府和警察的情况下，做了有关“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演讲。

在演讲的第一部分中，漱石谈到自己的个人主义形成于赴英留学期间。在此之前，漱石完全是“用他人本位的思考方法……就是请别人喝自己酿的酒，之后听他们品评，即使说得不对，仍旧以此来改正，一味模仿顺从他人”[4]242。进而延伸到日本社会，就是“只要是西方人说的话，人们就不问对错地盲从”[4]242。其中对于这一点，漱石1903年自伦敦回国后，在自己的母校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做了《模仿与独立》的讲演时曾经论及。在讲演中他提到“一个人在代表人类的同时，还代表个体……人的第一特征是模仿，人本来就是相互模仿的动物……而我在代表人类的同时也代表我自身，就应该将重点放在自主性而非模仿上。每个人想法各异，不能人云亦云看别人做什么就都蜂拥而上。我们不能因为古而有之的道德如此，就强迫自己认为它是正确的并且随波逐流”[5]。漱石的话语可谓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因为日本自农耕时期开始就一直遭遇“自他关系”。江户前是汉学，江户后是西学。日本文化可以说是在不断模仿、嫁接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日本是边吸收边消化边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但当闭关锁国后的日本被西方以武力敲开国门之时，先进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如海啸般席卷了封建落后的日本，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一味地模仿中丧失了自我。因此漱石呼吁，不能因为西方比日本发达，就一味地模仿，而应该转为自主创新，即“自我本位”。自从认识到了“自我本位”，漱石觉得自己比从前强大了许多。

但是“自我本位”，并不是“将其当作为所欲为，不必受限的符号与象征”[4]249。当时学习院的学生“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群体的后代，因此，未来都是拥有权力和钱力的人。漱石认为，“拥有权力和钱力的人，比贫穷者更加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人”[4]247，因此，他提出，“第一，如果想达到发展自身个性的，就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如果想要行使自身被赋予的权利，就必须记住相应伴随而来的义务;第三，如果想显示自己的钱力，那么就要并重相伴而来的责任”[4]251。

当时，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全盘西化的弊病之后，又走上了极端的“自我本位”之路，即主张自民族中心主义、自文化中心主义。其标志就是三宅雪岭等人于1888年创办的《日本人》杂志的诞生，发刊日为“神武天皇祭”，以示宗旨为“保持国粹”，自此开启了日本的“国粹时代”。再加上日本相继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有了自己已成为“世界一等强国”的错觉，国粹主义更加甚嚣尘上。

而夏目漱石在留学英国的途中曾绕道巴黎参观万国博览会，这使漱石大开眼界，近距离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与现代化，认识到日本虽然国力已渐强盛，但和西方比起来仍然落后和渺小。因此在面对国内甚嚣尘上的国粹主义时，漱石保持了极为清醒、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在《我的个人主义》中反驳三宅一派对他的批判时说，他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非对立，“个人所享有的自由，是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的……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没有一个人是不关心国家安危的。但是国家固然重要，但从早到晚不停将国家挂在嘴边，仿佛被国家迷住了”[4]257的思想却荒谬至极。

这就是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他同时批评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是他对自己、对当代的年轻学生、知识分子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期许。既不能全盘西化、失去自我，亦不能固步自封、骄矜自傲。他提倡以自我为本位，发展自己的个性，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听从我心，不一味的模仿顺从他人，亦不盲目服从于古已有之的规则制度。但是在发展自己的个性、行使自己的自由之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与自由，是一种道义上的个人主义。换言之就是不能损人利己，需要互相理解、尊重，不以钱权压迫他人，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与义务。

二、自我与他者、利己与道义的博弈

夏目漱石于英国留学时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让他发现了文学的真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自此，个人主义一直指导着他的人生与文学创作。漱石欲以文学唤醒国民之魂，唤醒每个国民“个”的主体性，以此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开化，实现日本人精神上的真正独立。

1907年，夏目漱石辞去大学教职，进入朝日报社，开始了职业作家之路。他在《入社之词》中说，“辞退大学进入报社，逢人便见到一副吃惊的神情……如果报社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报社若是下贱的买卖，大学也是下贱的买卖，只有私人营业和官办营业的区别”[6]。当时在大众心中，大学教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小说家却卑贱的多。因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漱石为何要这样做。据何乃英先生在《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中记载，漱石在1905年的信里就表示过，自己虽是教师，但觉得与其以教师立身，莫如以“拙笨之文学工作者”出世更合性情[7]。相对于教师传道授业的对象只是学生而言，报社中职业作家的读者却是面向更为广泛的大众，更加符合漱石唤醒国民之魂的目的。显然，漱石做的这个决定，完全是依从自身想法的“自我本位”考量，他在大学教授地位高的社会话语中，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与喜好。

随后，夏目漱石在朝日报纸上连载了入职后的第一部新闻小说《虞美人草》。在小说中，漱石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日本传统的、西式的“新女性”据日本数字大辞典解释，“新女性”指的是以从明治44年（1911）至大正5年（1916）出现在杂志《青踏》的女性文学家群体为中心，主张近代自我意识觉醒的进步女性。藤尾。藤尾是外交官的女儿，自幼接触西洋文化，是拥有“埃及艳后”般美貌的女子。藤尾父亲临终前将藤尾许配给了宗近，但是藤尾并不喜欢宗近。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但是母亲不想将家产给予兄长。于是藤尾选择容易驾驭的英文家庭教师小野，并欲招其为婿。小野是东京大学毕业生，原本和恩师的女儿小夜子订了婚，因迷恋藤尾浓艳的美貌和丰厚的财产，竟答应与藤尾私奔，而忽视恩师与婚约弃小夜子于不顾。最后被宗近所劝，迷途知返，而藤尾却自尽而死。这部作为漱石成为职业作家后的第一部小说，完整地体现了漱石的个人主义思想。首先，女主人公藤尾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型女性，虽父亲临终有命，订了婚约。但是她却想自己选择夫婿，自由恋爱。由于日本受到中国“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影响，一直以来要求女子“三从四德”。明治之后，虽然日本学习西方，提倡“文明开化”，主张“四民平等”，但是在1898年制定的民法中，还是要求妇女以忍耐和顺从来维持家庭的和睦，成为贤妻良母，以巩固国之基础的家。在小说中藤尾想违抗父命，自己招婿。又嘲笑丝子“贤妻良母型的”回答，认为“自己的眼睛、自己身上的长袖、自己擅长的诗歌，它们不应为男人而生”，可见，藤尾的这一举动，挑战了日本传统的“家父长制”，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了个性发展。但是藤尾的追求自由恋爱的行为伤害了兄长、未婚夫宗近、小野的未婚妻小夜子，是缺乏道义的个人主义，因此藤尾的结局以自尽告终。藤尾是一个任性的人，“任性的自由不会在社会上存在”[4]252。

在小说《三四郎》中，漱石借助广田先生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广田先生是一个高中教语言的教师，喜欢读书，知识渊博但不喜张扬，在性格上与漱石颇为相似。他在书籍的选择上，有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偏爱别人不看的书”。“在他看来，书海浩渺，如果不加选择盲目乱读，是达不到提高自我的目的的”。在三四郎第一次与广田先生在火车上相遇的时候，广田先生曾说：“我们都很可怜哪。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你还不曾见过富士山吧，没有东西能比它更值得自豪啦。”[8]当三四郎辩解到日本会慢慢发展时，广田先生又说，“将会亡国呢”。这正是漱石自己当时真实的心情流露。正如他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所说，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外发性的文明开化，日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逐渐丧失了自己”，而丧失自我的末路正是亡国。

之后，漱石通过小说《从此以后》中对平冈、代助、三千代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阐发了个人主义思想。代助本与三千代相爱，但是由于朋友平冈的要求，却撮合了平冈与三千代成为夫妻。再次见到三千代之后，代助发现自己仍然爱着三千代，于是，他拒绝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事，不顾平冈与家人的反对，按照自己的意志毅然与三千代结合在了一起。代助撮合平冈与三千代完全是为了朋友的、一种以他人本位、牺牲自己的行为。而最后代助的觉醒，终于使他明白了“自我”是前进路上的一盏指明灯，忽视它，人生终会迷失方向。那么，不顾一切重新结合的代助与三千代之后的生活又如何呢？小说在这里便戛然而止了，留下的空白似乎是让读者自己思考，又似乎是在下一部小说《门》中给予了续篇。《门》中的宗助与朋友安井的女友阿米相爱并結合在了一起，为此安井没有完成学业便远走异乡。宗助离开学校和阿米一起先后流落到广岛、福冈，最后又回到东京，寄居在山崖下一座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他们一边品尝着真诚相爱的甜蜜，又体味着负疚于人的苦涩。勇敢冲破世俗追求爱情的个人主义者并没有像童话中那样快乐幸福的生活，植根于宗助与阿米内心深处的社会伦理思想让二人觉得自己背负着罪恶。“世间毫不客气地让二人背上了无德无义的罪名”，这个“世间”大概就是指日本在外发性的文明开化后，难以“开化”的社会伦理吧。如果说《从此以后》“凸显的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挑战社会，那么《门》所表现得则是挑战社会的个人最终被社会击败后的无奈”[9]。

漱石在修善寺大患之后，先后发表了《春分之后》《行人》和《心》，这三部被称为“后期爱情三部曲”的作品，继续承继了前期的叙事题材，即描写知识分子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但是经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回生的修善寺大患，漱石更加着重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剖析，表现了人物困守自我围城、缺少与他者沟通的寂寥，并由此而揭露了由自我意识过剩产生的利己主义。如《春分之后》的男主人公须永，漱石说他是一个“天生只有自我而别无他物的人 ”[10]，认为“我即是绝对”。因此他在与许婚对象千代子的相处过程中，完全表现出了以他自己的想法来对待别人的行为。须永和千代子虽然一起长大，他并不喜欢千代子，也不打算和千代子结婚。但当另一个男性青年高木的出现改变了现状。须永一方面妄自猜测高木是千代子的相亲对象，于是对高木产生了敌对、羡慕、憎恶、自卑和嫉妒的心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千代子在利用高木来引起自己的注意。这种不爱千代子却又想将千代子据为己有、不能为他人染指的行为，正是表现了须永“只有自我”，世事需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思想。《行人》中的一郎是一个想要探寻自我却又找不到出路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性格孤僻，总是沉浸在自我的漩涡中想象，认为父母兄弟以及妻子都是虚伪的。尤其是在夫妻关系上，他一直想要把握住妻子的灵魂和精神，认为妻子并没有把心交给自己。又由于妻子对他冷淡对弟弟却很热情，因此怀疑妻子与弟弟有染，竟让弟弟试探妻子忠贞，使得妻子和弟弟都对他渐行渐远。最后他在自我的孤城中愈加痛苦，在给朋友的信中认为自己将来不是死掉，就是发疯，再不然就是相信宗教。一郎的结局在《心》中得到了体现和延伸。《心》是先生自身的一个内心剖析和独白，何乃英先生称之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忏悔书”。先生和朋友K同时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对先生一直很信任的K向先生表达了自己的心事，先生一边批评K不求上进，阻止了K的爱情，另一边却偷偷向房东太太提出婚约，知道一切的K不堪痛苦选择了自杀。先生最后虽然如愿和房东的女儿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内心一直背负着对K的愧疚和道德上的煎熬，最后也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三、是则天去私还是个人主义

“则天去私”是夏目漱石在晚年自己创造的词语。据古川久考证，在1916年10月或者11月，该词首次出现在日本文章学院编写的《大正六年文章日记》的扉页上面，其中有一篇根据漱石答记者问写成的无署名文章《时而名家文章座右铭解说》对该词做了简单解释：天为自然，“则天”就是顺应自然，去除私，即去除小主观、小技巧，文章要始终保持自然与天真地流露[11]。其后根据漱石的弟子记录，漱石在“木曜会”中曾两次论及“则天去私”[12]。一次是松冈让的记录：“最近我渐入一境界。我称之为‘则天去私’……即消除平时所谓的自身这种小我，让自己服从于平时所说的大我……也就是从观察方式而言，一切一视同仁”[13]。除外，森田平也对漱石的相关言论做了记录：“先生偶尔会谈到，他想尝试不在作品人物身上附加‘私’的意向，而是使其根据神的意志而行动”[14]。

对于“则天去私”的理解，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则天去私”只是漱石晚年的一种写作技巧与创作手法。与此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则天去私”还是漱石的处世境界及文学创作思想。针对于此，张小玲在其书中做了如下总结：

从众多先行研究看来，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认为漱石是不断超越自己，经过一生的磨练终于在晚年达到了则天去私的境界。代表论者有和辻哲郎、小宫丰隆、唐木顺三等人。另外冈崎义惠、吉田郎等人更是认为漱石从一开始就具有则天去私的萌芽。特别是冈崎义惠，在《漱石和则天去私》一书中，细致梳理了从《观菊花偶记》到《明暗》各个代表作品中的“天”及其相关概念，试图从中得到则天去私的思想发展轨迹，不过似乎一厢情愿、牵强之处过多;第二种认为漱石一直坚持自我本位立场，但在晚年努力开阔胸襟，试图达到则天去私的境界，但并没有实现。此说的代表论者有平田次三郎、濑沼茂树等;第三种则认为自我本位立场才是贯穿漱石一生的思想。代表者有清水几太郎、平野谦、栗原信一，其中栗原信一更是和冈崎义惠针锋相对，认为漱石根本没有则天去私的具体想法，更不要说从作品中挖掘线索了[2]141。

针对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则天去私”只是漱石晚年提出来的写作技巧，“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才是并贯穿漱石一生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首先，上面所提到的首次提及漱石“则天去私”的《文章日记》是讲解文章创作方法的书籍，该书中“则天去私”的含义主要体现于创作艺术方法方面[15]。而且漱石也将其解释为“去除小主观、小技巧，文章要始终保持自然与天真地流露”。再根据其弟子的记录中“观察方式”“作品人物”等词，就可以推断出这本就是漱石在晚年所领悟到的一种写文章的创作手法，意为避免作者主体主观上的观点，追求客观性的创作手法。再者，很多学者都认为“则天去私”是一种文学思想，蕴含了漱石的人生观，是一种“自然、忘我”的境界，并且认为漱石不仅是在晚年的小说与汉诗创作中，而是从一开始就有则天去私的萌芽。笔者认为此观点确是有些牵强附会。因为自漱石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开始，笔触中便充满了文明批判的论调，漱石宛如一名斗士，以极其清醒的态度鞭笞与讽谏了当时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之后的社会百态，他“爱之深、责之切”，已将自我放置于其中，又如何做到“自然”与“忘我”呢？当然，漱石晚年的汉诗当中是否存有“则天去私”的思想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漱石后期的小说《道草》与《明暗》两部小说。

《道草》是发表于1915年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是漱石根据1903年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的生活体验写成的。漱石将自己的经历寓于其中，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健三与妻子、养父等家人之间的家庭关系。男主人公健三，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留洋，是一名大学教师，性格高傲且孤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儿时被送到养父母岛田家，回到本家之后，养父岛田却以各种理由向健三要钱。在婚姻关系中，他希望妻子以自己为中心，要无条件的爱他，认为“从哪个意义上讲，妻子都应该从属于丈夫”[16]355。但是妻子阿住并不这样认为，阿住主张自己的独立性，认为丈夫也需要尊重自己。健三觉得自己已经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妻子就应该对自己表示尊敬和感谢，阿住却认为健三高傲且冷漠，于是对健三的态度也表现得一直很消极。最后，夫妻俩困守在“自我”的世界中漸行渐远。显然，小说中的健三就是漱石，一切都是漱石真实生活的写照。健三困守于“自我”与“他者”的纠葛之中，漱石在现实生活中也困守在了这个围城当中而试图在寻找出路。他曾经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说，个人主义的“背面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寂寞”，而健三也“朝着寂寞的旷野，迈步在生活的道路上”[16]6，他们想追求“自我”，却忘了要与“他者”沟通。正如漱石在《道草》的结尾中通过健三所说，“世上几乎没有真正解决的事情。事情一旦发生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只是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式，让别人和自己都弄不清楚而已”[16]419，漱石试图通过这部自传体小说对自己进行剖析与研究，但是也许，结果并不如己意。

1916年5月，漱石拖着病体开始了《明暗》的创作，创作一直持续到当年的11月21日，他卧床不起的前一天，或许他自己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2月9日，漱石与世长辞，《明暗》也终未完成。《明暗》这部小说其中的一个特点在于塑造了一个“新女性”——阿延。阿延是一个在爱情问题上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正如漱石所描写的：

她发现了津田，立刻就爱上了他。爱上了他，立刻对保护人公开提出了要嫁给他的心愿。然后得到允诺，立刻就嫁给了他，从头到尾，她始终是自己的主人公，自己的负责人。放弃自己的主意，仰赖他人的考虑，她还不曾有过[17]。

可见，对于阿延来说，婚姻问题完全是个人问题，必须自己决定，由自己做主。纵观漱石以往的作品，女性大多处在男性故事的附属当中，没有独立完整的形象，只有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虞美人草》中的女主人公藤尾具有完整的角色塑造。阿延和藤尾都是一位受西洋女性自主意识觉醒影响的“新女性”，二者在终身大事上皆表现出了反抗“家父长制”、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意识。藤尾曾嘲笑丝子“贤妻良母式”的回答，阿延也看不起毫无主见、一切由父母做主的女人。只是不同的是，藤尾任性妄为，为了嫁给小野，不惜毁掉婚约，此举不仅伤害了自己的婚约对象，也伤害了小野的未婚妻，是一种违反道义的自我行为，最后自尽而亡。而阿延机敏乐观，和津田的结合正当合理、水到渠成，反而是津田与旧情人清子重温旧梦背叛了阿延。至于最后书中人物的结局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漱石已溘然长逝。

《道草》与《明暗》是漱石逝世前的最后两篇小说，除了笔者以上论述的书中的人物，漱石还刻画与批判了很多追求利己行为的角色。再者，漱石刚刚在1914年发表了《我的个人主义》演讲，倡导年轻人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坚持自我，很难想象他会在其后的1915年和 1916年的小说创作中就变成了追求“自然”与“忘我”的“则天去私”思想。可见，如何调和“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一直都是漱石创作的主题。

结语

本文从夏目漱石成为职业作家之后的第一部新闻小说《虞美人草》开始，以其临终未完之作《明暗》结尾，系统地分析了个人主义思想在其小说中的体现，探讨了在东西方思想碰撞交融的语境之下，“自我”与“他者”，利己与道义这两对矛盾给予漱石以及其小说人物造成的困惑。有很多学者认为漱石在晚年转向了“则天去私”思想，笔者结合《我的个人主义》发表的内容和时间，在分析了《道草》与《明暗》两部小说的基础上，得出，“则天去私”只是漱石晚年提出来的一种文学创作的技巧，个人主义才是贯穿漱石创作始终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源泉。

夏目漱石是冲锋陷阵、文辞犀利的国士，作为代表近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作家，他也创作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作品。文明开化和社会改革的浪潮给日本知识分子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呢？漱石在巨浪中沉浮、搏击，也曾苦禅冥思，也曾暗夜行路，他没有遵从别人的道，他是他自己的践行者。他得出了“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心得，欲以此来指导自己、引领他人。但是，漱石便因此获救上岸了吗？并非如此，不然漱石为何罹患神经衰弱和严重的胃肠疾病呢。世事向来知易行难，不仅漱石自己，在其小说中塑造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是充满了苦恼、矛盾与彷徨。他们在自我与他者，利己与道义之间徘徊、摇摆，怎样在道义的约束下实现自我是一个难题，怎样在外来文化的狂潮下既得到发展又能保持本国独有的文化，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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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stern “Ego” and the Confucian “Morality”： On the Ideology of Individualism in Natsume Soseki's Novels

YANG Wen-wen1， 2

（1.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na）

Abstract：  Souseki Natsume was born in the year before the Meiji period and grew up to be a senior intellectual as the Meiji society developed. At that time， Japan was opened by the West by force， an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studied the West comprehensively and undertook civilizational liberaliza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both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studies， Souseki experienced and understood the social upheaval profoundly.During his study in England， Souseki developed the individualistic ideas that influenced him throughout his life.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his essay “My Individualism” and a series of medium-length novels written by Natsume Souseki after he became a professional writ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ego” and the Confucian “morality”. It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useki's individualistic thou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discusses Souseki's loc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dividualistic discourse in his novels with the idea of “moral righteousness”.

Key words：Souseki Natsume; individualism; self-centeredness; morality

收稿日期：2021-12-26

基金項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青年课题“夏目漱石小说中的个人主义思想研究”（20200603135）

作者简介：杨雯雯，女，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