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研究评述

2022-05-24 14:05张维薇
日本问题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遣唐使

摘要: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史料局限一直是研究过程中有待突破的瓶颈。《天之原》“伪实”之争,反映了学界对和歌创作时间与地点甄别意见的分歧;而在唐土婚恋与家口问题方面,中日学者之间亦一度掀起热议。学界对阿倍仲麻吕诗文的一致关注,体现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而在人物行迹与活动研究层面,亦同步呈现出延展与细化的特征倾向。就遣唐使个案与群体研究而言,涉及渤海、安南关系即古代“东亚区域”的史观层面及研究角度、点面等微观次元,尚存若干延展空间。

关键词:阿倍仲麻吕;遣唐使;东亚区域;以诗证史

中图分类号:K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2-0063-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2.008

引言

近年,随着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发掘、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墓志的披露,日本遣唐使人物的形象再次进入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给东亚学界带来持续而新鲜的刺激。遣唐使研究在再度掀起热议的同时,亦引发了诸多关注与争鸣。“鉴真东去,晁衡西来”。与井真成、吉备真备同随养老元年(717年)遣唐使入唐的阿倍仲麻吕,活跃于8世纪中上叶的中日国交、人员往来及汉文学等多元领域。在中日文化交流漫长延绵的历史空间内,唯有東渡传戒的鉴真可与之并论。较之同期遣唐人员,阿倍仲麻吕在唐入太学、中科举,进而多居要职、历仕三朝的官宦履历,以及漂泊安南、永居唐土、埋骨长安的传奇生涯,使其成为中日关系史及东亚人物往来史上的特殊存在。

始于文献学考据的阿倍仲麻吕研究,自20世纪中上叶伊始,备受中日学界相关领域的关注,并且逐见诸说纷纭、百家争鸣之况。日本学界对阿倍仲麻吕诗文的重视,亦随之带动了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在文学、史学等领域成果丰瞻。本文自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界的文献学研究入手,对研究史进行系统整理与拔梳,就和歌《天之原》的“实伪”之争、阿倍仲麻吕在唐婚恋与家口问题、及基于文学史和交涉史二重视阙下的阿倍仲麻吕相关汉诗文、人物在唐行迹活动等研究现状略作梳理,并就古代东亚区域史研究的史观视阙与方法论、遣唐使人物的多元身份等层面略抒展望。

一、文献学视阙下的阿倍仲麻吕研究

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阿倍仲麻吕研究,以文献学的实证考据为主要内涵,代表成果是衫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一书。该研究立足于文献实证,对相关及周边多语种史料进行系统拔梳、比对与考判,再现了阿倍仲麻吕的生平及入唐、留唐、归国、返唐等系列行迹与活动。在呈现严密考据过程的同时,亦可见深厚的文献底蕴。然而,因受近代中国台湾地区史料学派的影响,某些研究点面仅限于史料罗列,对周缘文献的叙述亦占据一定比例。同时,基于研究手段和信息资源的历史局限、文献史料的不足及跨文化语言屏障等诸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若干史实的细节尚有模糊。譬如,在阿倍仲麻吕安南赴任的相关章节中,虽通过多方旁证对相关文献的记载差异及关联进行了考证,但因缺乏对唐朝官制沿革等层面的考察,虽指明了多方史料中存在的矛盾,却未得出足具文献依据的考判。即便如此,作为研究史上的先行者,杉本直治郎的研究提示了丰富的文献线索与可循的研究思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再则,森下金二郎的《阿倍仲麻吕事迹校勘——试补遗、补注》一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了最大可能的校订[1]。而作为该领域的新出成果,浜田久美子《国际交流人阿倍仲麻吕——仲麻吕传的成立过程》就相关传记进行探讨,对阿倍仲麻吕传形成过程的阶段、特征及文献间的有序关联提出了新见[2]。

通观始自20世纪中上叶文献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由于史料与信息的历史局限,以至于若干史实的细节始末未得以厘清,人物的历史形象尚未得以准确还原,这亦是目前文献学视阙下遣唐使人物研究的瓶颈所在。而研究的持续与推进仍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以及在多语种文献的释读过程中,对细节线索及逻辑空间的有效把握。

二、东西学界的“伪实”之辩:《天之原》相关研究与争鸣

总体而言,从东亚汉文学史、日本古典文学的视角对相关诗文进行考察分析、鉴赏释意的论著,在目前的研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抑或可以说是现有研究的重要结构与内涵。而在研究史上,和歌《天之原》的创作问题亦曾是东西学界关注与论争的焦点。

阿倍仲麻吕在天宝十二年(753年)辞唐东归之际曾吟作和歌《天之原》,该和歌被《古今和歌集》《土佐日记》等多处文献所收录。与此同时,因该和歌汉诗版本的存世,基于孰先孰后的问题曾一度引发争议。由此,《天之原》“伪作说”应运而生。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东西学界就《天之原》是否为阿倍仲麻吕所作之疑问而引发热议,并成为研究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程度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广之争鸣。最初,英籍汉学家亚瑟·韦利在《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乔治·艾伦·安温出版社,1950年)一书中对《天之原》的原创性提出质疑,指出“其原型为用中文书写的汉诗,后由他人改译为日文”[3],这一颠覆性的学说立刻引发了日本学界极大的关注。小川环树在《三笠山月》一文中对该学说进行了宣介,指出《天之原》并非阿倍仲麻吕所作,而是来自其薨后的传说[3]。随后,黑川洋一认为阿倍仲麻吕因在唐所处环境及所受汉学熏陶而长于汉诗,并用《衔命使本国》作为旁证,主张“韦利提出的《天之原》的原型或为汉诗的学说具有充分依据”[4]。与此同时,他还将亚瑟·韦利的学说向前推进,指出这是阿倍仲麻吕赠予李白的汉诗。长谷川春政在《阿倍仲麻吕在唐歌的形成——歌语发生考》一文中,主张该和歌是为抚慰在唐而亡的阿倍仲麻吕灵魂的附会之作,以此补强“伪作说”[5]。随后,《万叶集》研究权威樱井满在《三笠山月——以阿倍仲麻吕和歌为中心》中亦对此发表看法,主张《天之原》的创作并非基于历史,而是源自传说[6]。

针对上述“伪作说”诸观点,不少学者相继提出了反论。杉本直治郎依据《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的相关记述,对《天之原》的创作时间及地点进行考推,否定了学界长期以来基于《古今和歌集》的第十二次遣唐使于明州出港的观点,通过严密的论证,厘清了《天之原》是阿倍仲麻吕在等待出港的天宝十二年(735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满月之夜,作于苏州黄泗浦的史实细节,首倡“实作说”[7]。该学说颠覆了长期以来学界公认的“明州上船说”,从而确立起“苏州上船说”之新论,为后续的阿倍仲麻吕相关研究,以及唐日交流、同期东亚海域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循依据。

随后,北住敏夫在此基础上发表《阿倍仲麻吕〈天之原〉歌私考》一文,指出《天之原》相比《万叶集》在语法结构上存在的特殊性,为“实作说”提供了充实的诗学理论[8]。铃木靖民则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引证,认为三笠山与阿倍一族渊源深厚,进而指出该和歌“并非偶发或一般性的创作”“非仲麻吕本人不可为”,以此补强了“实作说”[9]。而作为国内研究的代表,李广志在《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诗考》一文中对相关文献进行拔梳,推证了《天之原》的吟作及第十二次遣唐使的出港地位于苏州黄泗浦的史实,以此巩固了“苏州上船说”[10]。

时至21世纪初,有关《天之原》伪实之争的论辩仍在持续。远田吾良在《青海原——土佐日记阿倍仲麻吕之歌》中,通过对和歌措辞表达等层面的考察,重申“伪作说”[11]。东城敏毅在《阿倍仲麻吕在唐歌——创作与表达》中,则将《天之原》与同期唐土流行的边塞诗进行比对,认為该和歌是上元年间即将奔赴安南任职的阿倍仲麻吕未获准归国的历史背景下有感而作[12]。上安广治的《阿倍仲麻吕在唐歌——实作说之可能性》,则通过对汉诗《衔命还国作》的解读,剖析了阿倍仲麻吕思想底流的望乡情结,并用《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中有关书信来往及文章传世等信息线索,推论“实作说”的可能性[13]。

《天之原》“伪实”之争,究其根源,是因东西学界对和歌创作时间与地点甄别意见的分歧而所致。但与此同时,杉本直治郎的“苏州上船说”已为“实作说”奠定了夯实的文献基础,从而逐渐被学界普遍认可与采纳,后续相关研究亦大凡基于“实作说”而行。

三、提问与假设:唐土婚恋及“家口”问题论争

谈及研究史上的论争,并非仅限于《天之原》的创作问题。事实上,阿倍仲麻吕在唐婚恋及家口问题亦一度引发中日学界的热议。相关学者就阿倍仲麻吕是否在唐结婚,何时、何地、与何人结婚等层面的问题各抒己见。

最初,杉本直治郎据《续日本纪》中日本朝廷赐予其家口“东絁白绵”的记载,主张阿倍仲麻吕在唐有家室[14]。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研究中,对该问题的讨论则呈现进一步热议。高木博在其力著《万叶的遣唐使船——遣唐使与混血儿》一书中,依据王维《送日本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序文中“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的表述,主张至天宝十二年(734年)为止阿倍仲麻吕在唐土未曾经历婚姻[15]。相反,吉川幸次郎则指出,作为唐朝三品官员,“阿倍仲麻吕身边至少应有侍妾相随”的观点[16]。随后,王勇在《阿倍仲麻吕的国际婚姻》一文中再次论及该问题,提出阿倍仲麻吕在唐至少曾有一次婚姻的观点,并指出《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是储光羲所赠新婚贺诗。而就王维“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的表述,则与高木博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是对不归故国取日本女子为妻,而留在异国取唐土女性为妻的“慕华行为”的褒扬。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齐姜”等典故,指出其所娶妻妾是拥有唐朝国姓的李氏女性的可能性[17]。

有关阿倍仲麻吕在唐婚恋及家口问题,因未见确凿的史料记载,故难定论。然而就同期日籍在唐人员的总体情况而言,有文献可考的国际婚姻亦不在少数。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中日学界亦基本认可其在唐娶妻并持有家口的观点。笔者认为,就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所见婚恋描述而言,相关诗文所透露的信息与史实之间的接点,仍是未来研究中有待突破的难点所在。中日学者就阿倍仲麻吕婚恋问题的讨论与争鸣,反映了相关史实研究层面所呈现出的逐步深入细化的特征倾向,并可见中日学者对阿倍仲麻吕在唐史实细节的重视,以及对同期日籍人员在唐归化问题的敏感。而通过阿倍仲麻吕在唐婚恋的考察与讨论,亦可将问题延展至日籍人员生活习俗的唐风化、及同期外籍人员在唐国际婚姻问题的综合探讨。

四、以诗证史:阿倍仲麻吕相关汉诗研究

如前所述,日本学界有关阿倍仲麻吕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和歌《天之原》,并就其创作时间、地点及历史背景等层面进行了多元探讨。这既是深层解读其文学思想的有效途径,亦为文本的释读分析提供了可循的依据。相对而言,国内学界主要就遗存唐土的汉诗及相关文献为依据展开考察,这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方向。中日学界对于阿倍仲麻吕文学关注点的偏差,很大程度上源于跨文化语言差异、可利用的史料范围、文献收集的难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就总体而言,两国学者就阿倍仲麻吕诗文的相关研究,是“以诗证史”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杉本直治郎在《阿倍仲麻吕诗之周边——〈衔命使本国〉》《阿倍仲麻吕诗之周边——〈失題〉》两文中,考证了相关汉诗的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及创作背景,并指出诗歌底流所蕴含的“望乡”与“慕华”对立纠葛的二元思想[18-19]。藏中进《鉴真渡海前后——阿倍仲麻吕在唐诗二首之周边》,则以诗文中提示的信息为线索,对相关史实的诸细节层面进行考察,在体现“以诗证史”的视角与方法论的同时,亦提示了阿倍仲麻吕在鉴真东渡事件中的角色,以此明确其在同期中日交流史上的定位[20]。新间一美《阿倍仲麻吕诗及其周边》一文,则将相关诗文进行时间排序,解读其文学思想及政治、历史语义,并依据诗文中的线索信息对相关事件的细节始末进行了探讨[21]。

另外,陈子彬[22]、王顺利[23]等,则以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赵晔《送晁补阙归日本》、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李白《哭晁卿衡》、阿倍仲麻吕《衔命还国作》《无题》等诗文的唱酬为主线,对人物的在唐活动进行了梳理。但就方法论而言,大凡不出文本释读的范畴。相对而言,郭祝崧的《评〈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一文,则以评析相关剧本为契机综析相关文献,对若干史实的细节给予了合理考判[24]。值得一提的是,卜朝晖在《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等》中,就阿倍仲麻吕与同期唐朝文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细考,并提示了若干极具启发性的观点与视角[25]。就目前相关诗文的研究状况而言,在涉及唐日相互认识、国交立场与政策理念、同期东亚国际关系与秩序等层面,仍有细读与深研文本的必要。

日本方面,中小路骏逸的《王维赠阿倍仲麻吕诗所见“九州”、“扶桑”及“孤岛”之意义》,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王维赠诗中的地域称谓进行考析。这在将研究进一步深入至微观层面的同时,亦呈现了不同的视阙与方法论[26]。近年,东城敏毅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推出力作《阿倍仲麻吕在唐歌论》(樱风社, 2018年),从“诗歌论”的角度对阿倍仲麻吕和歌、汉诗的创作进行了细考,并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最大可能的还原。该研究在某些细节层面虽可见与主流观点之间的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提示了突破传统认知的阿倍仲麻吕历史形象的复原。入唐留学,“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而身为文学者,阿倍仲麻吕亦精通汉诗,长于和歌,在8世纪东亚汉文学史、文学交流史上的定位亦可见。因而从该层面来讲,阿倍仲麻吕汉诗的传日及其和歌在东亚社会的流播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亦尚待后来者开启。

五、细化与延展:阿倍仲麻吕在唐行迹活动相关研究

继杉本直治郎之后,对阿倍仲麻吕进行系统史考的日本学者,当数今枝二郎。其力作《唐代文化的考察——阿倍仲麻吕》(高文堂出版社,1979年)一书,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对人物的在唐行迹进行了有序梳理,并对若干相关史实的细节发表新见。与此同时,又以相关人物的活动为线索,窥析同期唐代社会制度、文化等诸层面的问题。国内方面,研究的点面亦同步呈现不断延展与细化的特征倾向。张白影在《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绩考》(《高校图书馆工作》1987年第3期)一文中,着重对阿倍仲麻吕秘书监的任职履历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唐秘书省历史沿革、机构设置等背景要素、同期唐经籍事业状况及举荐日籍秘书监等史实的考察,厘清了阿倍仲麻吕在中国经籍史上的定位[27]。而他在随后的《阿倍仲麻吕研究》一文中,则以在唐活动为主线,对人物的任职履历进行了有序的梳理与考析[28]。而靳成诚在《天宝末年阿倍仲麻吕相关诗文研究》中,则以天宝末年的归国为时间节点,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证,对同期唐朝秘书监的实际职能与权限等提出了质疑;并深入解读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的序文,指出其“外交文书”与“私人赠答”的二元性质,为后续研究提示了有益的视阙与空间[29]。

此外,作为在唐活动的重要侧面,阿倍仲麻吕因天宝末年的归国海难而漂流安南、后受唐朝委任而赴安南任职的史实,在研究史上亦较早受到关注。最初,有关阿倍仲麻吕是否亲赴安南的问题,长野勳认为“大抵恐不曾赴任”,倡“遥任”之说[30]。对此,衫本直治郎以《阿倍仲麻吕是否以节度使身份赴任安南》一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夯实的文献考据与严密的推论明确了赴任史实,进而使“安南赴任”说成为定论[31]。片仓穰在《阿倍仲麻吕的安南体验》中追溯其安南漂流经历,对安南任职的事由及细节进行梳理,以此提示了人物在同期唐朝南疆藩属治理层面的定位[32]。在此基础上,拙文《在唐日籍客卿朝衡安南任职考述》中,将研究深入至安南赴任的前期条件、赴任细节及治政策略等更为深广的层面,并据中国、日本、越南三方史料,就相关文献的记载差异做出了足具文献依据的考判[33]。

六、东亚史观与多元视角:遣唐使研究之前瞻

综析中国、日本及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可知,由和歌及汉诗入手剖析背景史实,以考证人物在唐期间的行迹活动,是目前阿倍仲麻吕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所在。这些研究不仅在方法与视角层面可见清晰的多元特征,研究点面的细化亦在使其呈现相对复杂性的同时,预见了未来研究中即将面临的挑战。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整合与学术积累,笔者认为在“東亚史观”的宏观层面及史实点面的微观次元,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补充与深化。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阿倍仲麻吕在8世纪中日交流、人员往来层面已有相对准确的定位,但在国交关系层面尚存延展空间。森公章的新著《阿倍仲麻吕》(吉川弘文馆,2019年),即从国际关系史及区域秩序的角度对阿倍仲麻吕研究进行拓新,对人物在同期东亚国际关系及局势演进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了大致定位。而作为尝试,拙文《阿倍仲麻吕在唐活动考——以东亚地域的国交斡旋为中心》,亦对人物在8世纪中叶在唐日及东亚国交场域中的参与进行了考察与探讨[34]。笔者认为,遣唐使相关问题非局限于中日关系,而是从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历史事项,是关系7-9世纪东亚诸国及地区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海域交通等多元维度的区域性问题,有必要纳入区域史的角度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现有研究不仅在国际关系次元尚有深入余地,同时亦须要“东亚区域”之史观。若将相关问题置于“东亚”视阙加以延展、细化与深入,则不仅能厘清遣唐使在唐日国交、人员往来路径中的效用,亦能对其在同期东亚区域交流中的角色予以定位,从而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其历史意义。

而作为文化移植关键期的入唐人员,如何构建起中日之间的文化、外交关联,在同期东亚秩序的演进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等问题,是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厘清,并以新的史观与方法论加以审视定位的层面所在。而就现实意义而言,这对于中日两国文化认同的重构,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8世纪初叶至中叶的半个世纪是日本对中国文化模习与吸收的关键期,亦是继7世纪后叶朝鲜战败以来日本对中日关系进行恢复重构、推行新东亚政策的重要时期。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人员不仅在8世纪日本的唐文化输入,即以“书籍之路”为标志的经籍携归、及“鉴真东渡”为标志的宗教意识形态吸纳的过程中积极交涉,亦在同期遣唐使海难中转、留学生在唐待遇等事务方面进行了诸多有效的斡旋。而作为8世纪中叶中日关系与东亚秩序的重要一环,遣唐人员在国交活动中的活跃,不仅推进了同期中日国交的顺利实施及亲善关系的确立,亦见证了日本在同期东亚国际地位的攀升与唐朝的对日认同,及由此所致的海东局势乃至整个东亚格局的演进与嬗变。同时,笔者尤为关注阿倍仲麻吕在安南、渤海关系问题层面的定位,这亦是探索同期日籍人员在东亚区域更为深广的行迹、唐朝边蕃管理秩序、古代东亚诸国多边关系及区域局势演进、海域交通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再则,笔者注意到遣唐使个案与群体研究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关联。气贺泽保规在《井真成墓志的世界与阿倍仲麻吕》一文中,以同期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考述为契机,对阿倍仲麻吕的在唐活动进行了足具创新的探讨[35]。包括此前辻宪男的《阿倍仲麻吕与吉备真备》等论著,均启发了学界对于遣唐留学生群像的思考与构筑,并暗示了遣唐使研究在不同维度与次元所具有的纵向深入与横向延展的多元可能[36]。因而从某种程度而言,由典型个案入手带动系列相关研究,还原遣唐使的历史群像,亦成为未来研究足具可行性的方向。通过对诸个案的考证、整合与综析,还原日本遣唐使在唐留居、任职的诸多行迹活动,洞悉在基于东亚华夷秩序及朝贡体系的前提下日本使节、留学生的在唐待遇、地位及评价,以此还原“东亚”视阙下日本遣唐使的历史群像。

余论

事实证明,研究的有效推进须基于新史料的发掘。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有足具价值的史料披露,在为遣唐使研究提供确凿依据的同时,亦能对相关史实细节进行最大可能的还原,再现这段值得记忆的历史。而在基于新史料问世的基础上,亦期待学界能从更为多元的视阙与点面,将遣唐使个案及群体研究推向新的层面。而由阿倍仲麻吕及相关人物为切入点,探析同期日籍人员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以此辐射至古代东亚区域交涉及人员往来等宏观层面,则是将研究持续深化与延展,并推进到另一史观层面的可循路径。

[参考文献]

[1]森下金二郎.阿倍仲麻呂(朝衡)事蹟の校勘——その補遺·補注の試み[J].宮城学院女子大学研究論文集(62),1985:1-24.

[2]浜田久美子.国際交流の人々〈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仲麻呂伝の成立過程[J].歴史と地理,2018(6):38-47.

[3]小川環樹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かも[J].文学(36-11),1968(11):37-39.

[4]黑川洋一.阿倍仲麻呂の歌について——アーサー·ウェイリーの説に関連して(古今集)[J].文学,1975(8):988-999.

[5]長谷川政春.阿倍仲麻呂在唐歌の成立——歌語り発生考[J].国学院雑誌,1969(6):15-25.

[6]樱井满.三笠の山の月——阿倍仲麻呂の歌をめぐって[J].日語学习与研究,1983(4):3-9.

[7]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の歌についての問題点[J].文学(36-11),1968(11):26-39.

[8]北住敏夫.阿倍仲麻呂「天の原」の歌私考[J].文学·語学(88),1980(3):74-83.

[9]鈴木靖民.阿部仲麻呂「天の原」の歌について[J].日本歴史,1969(6):86-90.

[10]李广志.阿倍仲麻吕《明州望月》诗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2):59-63.

[11]遠田晤良.青海原ふりさけみれば——土佐日記の阿倍仲麻呂の歌[J].比較文化論叢,2006(2):27-48.

[12]東城敏毅.阿倍仲麻呂在唐歌——その作歌事情と伝達事情[J].日本文学論究,1995:27-39.

[13]上安广治.阿倍仲麻呂の在唐歌をめぐって——実作説の可能性[J].日本文学文化,2001(1):33-43.

[14]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研究——朝衡伝考[M].東京:育芳社,1940:338.

[15]高木博.萬葉の遣唐使船——遣唐使とその混血児たち[M].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4:174.

[16]吉川幸次郎.仲麻吕在唐[M]//吉川幸次郎全集(二七).東京:筑摩書房,1987:17-23.

[17]王勇.阿倍仲麻呂の国際結婚について[J].人間文化学部研究年報, 1999(1) :15-23.

[18]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の詩の周辺——「銜命使本国」詩の場合[J].東方学,1969:67-84.

[19]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の詩の周辺——「失題」の詩の場合[J].東方学,1970:58-73.

[20]蔵中進.鑑真渡海前後——阿倍仲麻呂在唐詩二首の周辺[J].神戸外大論叢,1975(3):25-42.

[21]新间一美.阿倍仲麻呂の詩歌とその周辺[J].甲南大学紀要(文学編),1986:1-23.

[22]陈子彬.中国唐代客卿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评介[J].承德师专学报,1984(1):32-37.

[23]王顺利.阿倍仲麻吕的求学进取与怀国思乡[J].外国问题研究,1998(3):1-4.

[24]郭祝崧.评《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J].日本研究,1997(1):63-68.

[25]卜朝晖.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代的诗人们——阿倍仲麻吕和李白等[J].北方文学,2011(1):139-140.

[26]中小路骏逸.王維が阿倍仲麻呂に贈った詩にあらわれる「九州」、「扶桑」および「孤島」の意味について[J].追手門学院大学文学部紀要,2003:39.

[27]张白影.晁衡任唐代秘书监史绩考[J].高校图书馆工作,1987(3):33-37.

[28]张白影.阿倍仲麻吕研究[J].广州师院学报,1999(1):52-56.

[29]靳成诚.天宝末年阿倍仲麻吕相关诗文研究[J].唐都学刊,2017(3):17-24.

[30]長野勳.阿倍仲麻呂及其時代[M].東京:建設社,1932:295.

[31]衫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呂は安南節度使として任地に赴いたか否[J].古代学,1966(1):26-39.

[32]片仓穰.阿倍仲麻呂のベトナム体験[J].歴史研究,2005(12):46-52.

[33]张维薇.在唐日籍客卿朝衡安南任职考述[J].社会科学战线,2018(7):149-156.

[34]张维薇.阿倍仲麻呂の在唐活動に関する考察——東アジア地域の国交的斡旋をめぐり[J].東アジア思想文化,2018:52-61.

[35]気賀沢保規.井真成墓誌の世界と阿倍仲麻呂[J].東海史学,2007:7-17.

[36]辻宪男.阿倍仲麻呂と吉備真備[J].国文学:解釈と鑑賞,2002(6):149-152.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Abenonakamaro

ZHANG  Wei-wei

(Japan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has always been a bottleneck to break through in philological research.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falsehood and authenticity of Ama no Hara reflect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scholars on the time and place of its creation. It also gives rise to conten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on the issu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unanimous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Abenonakamaro's poetry reflects the idea and methodology of “using poetry to prove history”. Furthermore, at the level of research on character behavior and activity, a trend of extension and refinement can also be seen. Regarding the study of the cases and group portraits of Kentoushi, there is still roo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ancient “East Asia” involving Bohai and Vitnan relationship, and from other angles and aspects of micro research.

Key words:  Abenonakamaro; ambassador to Tang Dynasty; East Asia; using poetry to prove history

收稿日期:2021-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遣唐使研究”(17BSS02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多元角色研究”(17YJCZH249)

作者簡介:张维薇,女,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中日关系史、古代东亚区域史研究。

猜你喜欢
遣唐使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
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唐物与遣唐使
论电影《妖猫传》的传统文化意蕴
小议遣唐使
加藤嘉一:新时代“遣唐使”的“至暗时刻”
加藤嘉一 新时代“遣唐使”的“至暗时刻”
我国文化产业融资研究
《古事记》中的创世婚姻研究
浅论日本废止“遣唐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