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再出发

文/欧阳哲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广义的角度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狭义的思想史，即作为历史学科一个分支的思想史，它是记述思想的历史，甚或是思想的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是相对比较活跃且话题不断翻新的一个分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从其初创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的发展经验及其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总结。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北大传统

北京大学素有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早在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即撰写了长文《近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从西洋哲学的介绍和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从严复、康有为、王国维到胡适等人的哲学（思想）研究成就，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始。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山之作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其作者郭湛波，1932年毕业（一说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初版后，“即请胡适之、冯芝生、张申府诸位先生指导，各有所是正，采其说增加和改正多处”。胡适、冯友兰、张申府都是有北大背景的师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部教材是由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他们三人均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教师，编写此书是应当时教学需要赶写而成的。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震动学界的思想史名家李泽厚，1950—1955年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本科。受到老师们的指导和影响，他在大学时代即已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1955—1957年发表以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为研究对象的系列论文，他的成名和早熟当然得益于在北大打下的学业基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冯友兰，早年在北大就读本科（1915—1918年），1952年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重回北大哲学系执教，晚年在燕园重新焕发异彩。当他开始执笔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表示：“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到他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的总结时，他的心境真正到了“修辞立其诚”和“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地。他以95岁高龄完成巨著《新编》，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从上述诸人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背景和经历可以看出，北大有研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奠基、发展和演进，与北大学者的教研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北大这样长期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兴趣和传承，全国高校中堪称独此一家。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演进经历了三个维度的变化：

第一，以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为代表的反传统的维度。

第二，以任继愈、石峻、朱伯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维度。《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是一部贯彻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材。该书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范式向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伸展的成果，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教材，它培育和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第三，以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七册为代表的民主、科学为主体的启蒙思想维度。

李泽厚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肯定、对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主题的提示、对“五四”以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解读、对“西体中用”命题的提炼，以及别具一格的文字表述和挥洒自如的思想表述，为他的著作赢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

冯友兰在谈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主题时说：“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学习的是什么。”在具体评述严复的思想时，冯友兰又说：“他在政治上宣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学术上宣传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就抓住向西方学习的要点了。后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更明确地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当然比严复所提出的那些议论明确得多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论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时，冯友兰再次写道：“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化的要点归结为两件事：民主与科学。民主，并不是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新文化运动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把西方的长处认识透了，把向西方学习说到家了。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显然，冯先生是以把向西方学习民主、科学作为理解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转向及其对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文学界发生了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并不是像在改革开放之初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形式展现，而是体现在朝着精致的专业主义方向发展。

首先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讲究实证研究，注重文献基础，摒弃那种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空疏议论，在学风上崇尚沉稳扎实、小心求证；讲究学术规范，重视梳理学术史，其影响所致是思想史研究的淡化、学术史研究的重现。学界一度热衷谈论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钱钟书这类“学究”式的人物，这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抑制”作用。讲求学术规范，则对学术研究的精致化要求相应提高。

其次对思想家评价的多元取向代替过去那种非此即彼、是非分明的单一评判。这主要表现在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严复、蔡元培、胡适的评价，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梁漱溟、钱穆和海外新儒家的理解，对张君劢、张东荪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认识，重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内在的多条进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革命史范式和80年代的反传统的现代化范式之后，开始呈现新的多样化的状态。

再次是学术生产的主体发生了代际替换。90年代以后学术生产队伍是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培养起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为主，在此之前，主要是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为主。新一代知识分子经过十余年的学术积累，在思想解放、学术视野、知识结构、专业素养方面较上一代学者都有了新的明显提高。新一代知识分子回归传统，走向世界，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90年代涌现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者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使用方面均与上一代学者（主要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了不同，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延续，呈现强化的趋势。

最后是随着新世纪以后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人的自信心空前提高，中国学人的国际视野大为扩展，文化自觉相应增强。中国学术界渐渐以平等的眼光环视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评判价值标准和思考视角逐渐发生新的变化，80年代那种重西轻中的偏向逐渐得以纠正，谋求中西平衡的努力持续增强。

90年代中国人文学界的上述变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产生多种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献资料得到深入发掘和大规模整理，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批量生产，中国近代思想史话题不断翻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各种观点争奇斗艳，今天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面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近代思想遗产的整理与继承

近代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我们该怎样清理和继承这些思想遗产？这是笔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遇到的两个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儒学以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为经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思想路线，以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为价值体系。近代中国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它的思想主题是探寻国家富强，如何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近代中国思想所阐述的主题、所使用的范畴、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与古代思想可以说大相径庭。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径主要可分为三条：以思想家为对象，以社会思潮为对象，以观念（概念）演变为对象。

由于人是思想的主体，研究思想者（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原初状态和基本常态。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思想文献的整理主要是以思想家文献为主。实际上，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对思想家的处理主要是对其思想的前因后果、内源外延、合理内核、思想个性、外在影响、历史定位作出精准的描述，以达“述学”之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定思想家就像给人画像，最重要的是像他，从形态到神态画若其人。

近代思潮五光十色、流光溢彩。但近代思潮发展得并不充分，真正从思潮演变到流派，进而形成一种思想传统，可以说屈指可数。近代思想流派后继有承传者，只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这几家，大多数思潮似乎尚未形成流派就归于沉寂。因此，研究近代思潮、流派，对其作出确定性的把握和定位并不容易。多数思潮、流派稍纵即逝、昙花一现。研究思潮更能看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思想家的主张如不能发展成为思潮，只是停留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就没有影响力可言。涓涓细流如能汇聚成一股巨流，掀起社会的大浪，汹涌澎湃，就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近代思潮与思想流派往往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谋求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其升降沉浮也与政治命运关联在一起，这给我们的研究多少增添了几分困难。

近代中国外来的新观念、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层出不穷。很多词汇虽古已有之，但到了近代，其含义转换，已完全不同于古义。西方学术界对观念史的处理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相对而言，中文世界的观念史研究可以说方兴未艾，最近10年来才零星出现这方面的一些学术性成果，观念史文献材料的整理仍然甚少，现有的研究主要依赖各种数据库，文献基础比较薄弱，观念史研究尚存较大的发掘空间。

中国近代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近代，由于人们对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与继承的关系等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形成不同的思路，因而产生了思想流派与各种主义之争。从论争的思想规模来看，近代的思想流派之争较诸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争，其规模和复杂程度要大得多。尽管后来有些思想流派逐渐归于寂灭，但其思想蕴含的合理性仍值得我们去体味。我个人觉得，对近代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价值不能简单以其政治地位或政治作用来评判，尽管政治是近代中国的核心，有些思想（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30、40年代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在政治上失势而归于消沉，但并不意味着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丧失。对其思想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对于文化传统主义亦应如此。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种现象，即在给某位思想家贴上一个标签以后，就忽略他的其他方面思想的属性，从而将其作单一化的处理。这些问题在近30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得到论者们的重视。

具体来说，中国近代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遗产：

一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家重估传统，批判旧学，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给予深刻反省。他们或以“中体西用”的模式保存中学，或以“国粹”的样态保守国学，或以“国故”的方式处理固有的学术文化，或以旧文化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处理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历史资源越来越稀薄的当下，我们越来越珍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二是近代中国的基本趋向是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在军事上师法西方列强；到洋务运动，致力于“自强求富”，仿效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从维新运动，实施新政，效法日本、俄国的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以推翻君主专制、追求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为目标。从新文化运动认定的西方近代化精髓在于民主、科学，到胡适等自由派提出“充分的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思想家对西方的认识、对现代化的理解逐步走向深入，他们对中西关系的把握也越来越成熟，他们的思想成长过程值得我们省思。

三是近代中国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想象，产生了像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样对新社会的理论建构和宏伟构想，为时代的进步勾画了一幅幅新的蓝图。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逐渐由乌托邦式的空想，发展到脚踏实地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近代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光明，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梳理近代中国的思想旅程和社会理想，对于我们推动21世纪中国社会朝着更为美好的方向发展，对于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世界新秩序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