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管理处藏西夏弩机再考证

□马 洋

弩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作战兵器，其后部装置有弩机。弩机由郭、牙、悬刀、望山四部分组成，发射箭矢时，扳动悬刀，牙下缩，弦将箭射出，是弩的发射装置。弩的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木弩至迟在商代初年已出现，到春秋晚期出现了青铜弩，由楚国人制造。［1］战国至两汉时期，出土的弩机数量大为增加，其形制也从战国早期简陋的无郭弩机发展到有郭弩机，从木郭到铜郭。至战国后期，弩结构初步完备，机身更加坚固，威力增大。［2］两汉时期，出土弩机的数量和种类不仅比战国时期增多，刻有字符和铭文的弩机数量也较之前更多，弩机的制造水平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3］。唐代，射远器类中，亦以弓矢为最，弩机种类更加丰富［4］134。至宋代，出现了更多异于唐代的弓弩形制，弓弩的功能更加完善。与宋同时期鼎立于西北的西夏，在军事方面同样有独树一帜的发展，出现了被宋人赞誉为“最为利器”的“神臂弓”，其承袭了前朝弩机的主要特点，而又有创新，“能洞重札”“入榆木半苛”，不仅射程远，力道大，伤害性也很强，①由党项羌酋李宏从西夏引入中原，成为“中国长技”。［5］

在《西夏文物·宁夏编》《金属器卷》中收录有一件刻有西夏文的铜弩机。机长11.4 厘米，重210 克。郭、牙、悬刀等各部件俱全。郭前窄后宽，呈燕尾形。两侧对穿两个有圆形梢孔，弩机望山上刻有西夏文4字，完整。如图一所示。［6］2537现藏于西夏博物馆。

图一 西夏铜弩机（采自《西夏文物·宁夏编》253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一、西夏陵管理处藏西夏弩机再考证

党项是中国北方一支游牧民族，衣皮毛，事畜牧，长于骑射。乾顺时期，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就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7］371党项人在出兵前的4 种占卜术中，有一种方法即为“矢击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8］1675-1676因此，善于制造良弓成为党项人的传统。他们不仅有专门制造弓弩的机构和技有所专的工匠，还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同时，政府设有铁工院、木工院等机构专门负责兵器制作，其中就有“弓箭匠”“箭袋匠”等职能工匠的设立。

《宋会要辑稿》中有关于“神臂弓”制作的详细记载：“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弓，其实弩也。以檿为身，檀为梢，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解索扎丝为弦。弩身通长三尺有二寸，两弭合长九寸有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弝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有五寸。时于玉津园验射，二百四十余步，仍透穿榆木，没半竿。诏依样制造，至是进焉。”［9］7240史籍中所记录的“神臂弓”其实就是弩，以桑木为弩身，即所谓“神臂弓”的后臂，前部装置有铁制的“蹬子”，为填装箭矢时助力用的辅助工具，当弩的劲力较大，仅用手臂的力量无法张开时，有了“蹬”这个装置，便可“以蹬距地而张之”，采用站姿，用脚踩入铁蹬，辅助手臂来开弓。神臂弓属于蹶张弩的一种，后部装置有铜制的弩机，弩机由郭、望山、牙、悬刀几部分组成，如图二所示。其中“牙”可以勾住上部的弓弦，连接下部的悬刀，为“神臂弓”的发射装置，扳动扳机即可发射箭矢，亦称“牙发”。据此，西夏“神臂弓”的基本形制应如图三所示，是弩与弓的结合。

图二 弩机结构图（采自李天鸣《中国早期的弩机》载《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3期

图三 神臂弓（采自《武备志》卷一〇三《器械》华世出版社，1984年）

（一）此件弩机非“神臂弓”上的重要部件

第一，李进兴的文章中认为西夏博物馆藏弩机内部腐朽的铁制部件，与文献记载“铁为枪镗”相吻合［10］。《宋会要辑稿》作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关于“神臂弓”最详细的记载。文载“铁为蹬子枪头”，意为在弩的前部有铁制的类似于马蹬形部件，在两臂不能开弓的情况下，可以用脚踩“蹬子”助力，非“铁为枪镗”之意。除《曲洧旧闻》外，其他所见有关“神臂弓”的文献中则不见“铁为枪镗”的记载，此处应为作者的误写。而此件弩机内部腐蚀的铁制部件应该为铁制的栓塞，贯穿望山和悬刀，起固定弩机的作用，经久生锈，锈蚀在枪膛中了，非铁制枪镗。

第二，此件弩机尺寸与“神臂弓”所载尺寸不符。关于“神臂弓”的制作有准确的尺寸标准。《宋会要辑稿》载：“弩身通长三尺有二寸，两弭合长九寸有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弝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有五寸。”［9］7240根据史金波先生的推算，西夏时期的长度单位一寸具体应为现在的3.12厘米［11］157。通过换算，当时“神臂弓”的弩身长99.84 厘米，通长142.896 厘米，弓背中部握手的地方也有12.48厘米，而此件出土弩机通长只有11.4厘米，如此短小、轻薄的发射装置恐难以发挥出1.4米大弓所具备的射杀威力。

第三，此件弩机重量与“神臂弓”所载重量不符。《宋史》中有“神臂弓”重量的明确记录。《宋史》卷一百九十七中载：“曩时，神臂弓硾二石三斗，今硾一石四斗。从之，悉下诸路改造。”［12］4919-4920根据史金波先生推算，西夏时期的量制与宋同，宋朝一升约为487.5克，为现今的0.975斤［11］158。《宋刑统》中规定：“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13］360计量单位中，“斛”与“石”相通，通过换算，一石约合现在97.5 斤。对比史料，改进后的“神臂弓”也有大约136.5 斤之重，如此大弩能射“二百四十步”之远也是合理之中。“神臂弓”由弓、弦、木臂、铜弩机、铁蹬几部分组成，铁蹬和铜机应是整体最重部分，而此件出土的弩机整体重量只有210 克，不足半斤，与所载重量相差甚远，难以达到史料记载的重量标准。

（二）此件弩机应为西夏时期随葬所用明器

所谓明器，是指专门为随葬而制作、有形无实的器物，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文化的反映，“为明器者，知丧道矣”。汉代是历史上明器使用范围最广、最为流行的时期，不但有大量陶质明器随葬，如按比例缩小的灶、屋、动物等，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随葬，如实用兵器和明器化的兵器，尤以剑、弩机、刀为主。至唐宋时期，墓葬中依然大量存在明器陪葬的现象，如江苏淮安的唐宋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瓷器、铜器、木器等［14］。如前所述，西夏陵管理处藏的西夏弩机并无实用价值，当属于象征意义的明器。

第一，通常情况下，青铜兵器的明器化表现为虽有固定的形制，但质地轻薄或以铅代铜，制作粗简，且没有使用痕迹。宋以前出土弩机尺寸较长，皆有几斤重，而此件出土的弩机尺寸偏小，铜质轻薄，重量不足半斤，相比于宋朝“神臂弓”的制作标准更相差甚远。另外，《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军器监进再造神臂弓蝎尾牙发及筝柱弩牙发等样，言并可缓急施放。以常奉旨同定夺也。”［9］7244史料中所提到的“蝎尾牙发”的造型与该件弩机的造型相符，说明“神臂弓蝎尾牙发”是神臂弓的一种类型，而此件弩机作为明器应为正常实用性质的弩机按比例缩小的式样，属于实用兵器明器化。

第二，文献记载排除了其他特殊类型的弩机或小型弓弩类实用射远器存在的可能性。在西夏官方的武器装备文献中，除“弓”的记载外，无其他特殊小型“弩”的记载。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军持兵器供给门》载：“战具，正军有：官马、甲、披、弓一张、箭三十支、枪一支、剑一把、长矛杖一支、拨子手扣全套。正辅有：弓一张、箭二十支、长矛杖一支、拨子手扣全套。负担有：弓一张、箭二十支、剑一把、长矛杖一支等当发给，一样，若发弓箭，则拨子手扣亦当供给。”［15］233-244《宋史·夏国传》：“凡正军给长生马、驼各一。团练使以上，帐一、弓一、箭五百、马一、橐驼五，旗、鼓、枪、剑、棍、袋、披毡、浑脱、背索、锹、斤斧、箭牌、铁笊篱各一。刺史以下，无帐，无旗、鼓，人各橐驼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织毛为幕，而以木架。”［16］422律令和夏国传中都明确记载了西夏常备军所装备的兵器，有马、甲、披、弓、枪等，不见“弩”的记载。关于宋代射远器的记述，不仅有关于“弓”的记载，还有手射弩、豆子弩等射远器的记载，说明“弓”和“弩”是宋代两种同时存在的射远器，而且有名称上的区分。而西夏关于射远器的记述，除了宋代史料和文献有关于“神臂弓”的记载外，其他文献中也未有关于他种类型“弩”的记载，说明在西夏军队的常规兵器中除了装备有弓和弩相结合的“神臂弓”之外，排除了其他特殊类型的弩机或小型弓弩类射远器存在，因此更加证实了这件出土的西夏弩机当为陪葬所用。

第三，在西夏早期的火葬中就有“事死如事生”的随葬习俗，“迨至焚史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之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共焚。据云，‘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若所焚之数’［17］192-193，并且在西夏后期的土葬中也有生产生活类的明器出土。1977年，在西夏陵区出土有镏金铜牛，青铜质，长120 厘米，宽38 厘米，高45 厘米，重188千克［6］4585。模制浇铸成型，中空，外表通体镏金。牛屈肢而卧，牛角耸立，两耳竖起，双眸远眺，四肢有力，体态健壮，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形象逼真，个体硕大，牛颈有弧纹。在西夏陵区三区78号陪葬墓出土一件石马，石质，长66厘米，宽20厘米，高49厘米［6］4850。通体圆雕，马头稍昂，颈部弯曲，目视前方，双耳直立，马鬃散披至肩部，四肢弯曲，伏身静卧。铜牛、石马的出土反映了西夏人“事亡如事存”的葬俗观念，并且西夏社会由游牧经济转型成为定居农业经济后，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迅速发展，开始出现使用明器作为陪葬品的现象。

第四，西夏墓葬中存在兵器明器化现象。2001 年，西夏陵3 号陵出土了铁铠甲片，铁质，长17.8厘米，宽7.3厘米，厚3厘米，重356克［6］2574。长方形，略弯曲。中心部位有一圆孔痕，两端有对称的圆孔痕。铁甲片用皮条穿接。甲片相互叠压，另一面有黏结的麻布纹。铠甲片锈蚀严重。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大量铜甲片出土。另外在西夏王陵6 号墓出土过一把铁剑，长88.2 厘米，柄宽6.3 厘米。［6］2576长条形剑刃，璧形剑格，管状柄，柄端有銎，锈蚀严重。在西夏陵区三区107 号陪葬墓出土一根铁矛，长25 厘米，宽3 厘米，重144 克［6］2578。长条形，矛头扁平，矛身两面有刃，矛柄呈圆柱形。在宁夏闽宁村西夏墓地M8 号墓中出土了武士俑、文臣俑［18］72。武士俑均头戴盔、腰束带，裆部呈八字形，双腿弯曲，身体向前微倾，作骑马状。这些墓葬中大量遗存的兵器、明器的出土，都是西夏人尚武观念在墓葬中的反映，并且证实了这一时期西夏的墓葬中确实已经开始使用兵器或与军事相关的明器陪葬。

第五，笔者在宁夏吴忠市民间收藏家何兆军先生的私人收藏品中有幸见过三件与西夏陵管理处所藏造型相同的弩机。弩机的尺寸、重量相似，整体的造型风格相同。第一件为青铜质，铜质轻薄，郭长10.05 厘米、宽2.8 厘米，重70 克，郭的首尾部皆为蝎尾形，望山、牙与悬刀俱遗失，弩机的郭上同样刻有铭文，汉字书“雍宁三年 黄二奎造”（图四、图五）。“雍宁”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李乾顺的年号，“雍宁三年”为公元1116年。第二件为青铜质，部件全，郭长10.2厘米、宽3厘米，重192克，弩机的郭上和牙上刻有铭文，汉字书“陈十四”（图六、图七、图八）。第三件同样为青铜质，郭长10.3厘米、宽2.8 厘米，重149 克，弩机的郭上刻有铭文，汉字书“王二九”（图九、图十、图十一所示）。三件铜弩机的尺寸小、重量轻，郭前窄后宽，造型风格与西夏陵管理处藏西夏弩机相同且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皆为“蝎尾牙发”，没有使用痕迹，功能上都不具备实用性，说明了西夏时期此类型的弩机确实作为明器存在，而且这一类型的弩机明器都是通过当时的实用兵器缩小比例而造，也印证了此件出土的弩机当为陪葬的明器之用。

图四 铜弩机正面

图五 青铜弩机底部

图六 青铜弩机侧部

图七 青铜弩机正面

图八 青铜弩机尾部

图九 青铜弩机底部

图十 青铜弩机正面

图十一 青铜弩机尾部

第六，西夏铜资源缺乏，不得不用铁铸造钱币便可见其事实。资源上的限制便在客观上不允许西夏能大量生产如此实用性不大的铜质弩机作为兵器，只能适用于个别上层贵族阶级作为陪葬的明器使用。如1974年西夏陵区6号陵就出土有铜质的镏金甲片，甲片上镏金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不具实战性，甲片共有18 件。长5.6～9.9 厘米，宽2.1～2.4 厘米，重193克。锈蚀较严重，扁薄长条形，分A、B、C三型。A型，圆头平脚长甲片，上缀12孔；B型，圆头平脚短甲片，上缀7～9孔；C型，窄平脚圆头短甲片，上缀9 孔。［6］2486而以兵器陪葬，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神臂弓，因此将弩机缩小比例制以明器代替实用兵器，不但是西夏人尚武意识的存在，而且是西夏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制造牲畜种类的明器以代替滥杀和陪葬活物一样，兵器的明器化可以大量节省铜资源的使用。

因此，根据西夏陵管理处所藏的西夏弩机的造型、尺寸、重量、大小，与民间收藏家何兆军先生所收藏的西夏弩机相互印证，并结合历史文献和当时西夏丧葬观念、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记载，此件西夏弩机应该是根据神臂弓“蝎尾形牙发”缩小比例制作的明器，不具有实用性，是西夏人尚武观念的象征，与其他西夏墓葬中出土的铜牛、石马、铁剑等作用一致，互为补充，都是西夏社会“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的体现。

二、西夏出土弩机明器的意义

丧葬习俗作为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存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葬俗都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对此件弩机的发现和研究对于补正史之阙，还原西夏社会文化具有特别意义。

第一，是研究西夏武器装备的有益补充。此件西夏弩机与《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蝎尾形牙发”造型吻合，应该是按照实用兵器缩小比例制造的，其对研究西夏时期实用兵器的式样有以小见大之用，有助于揭开神臂弓神秘的面纱，对研究西夏的军事武备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

第二，增添了西夏丧葬观念的新内容。在西夏各时期的墓葬中，首次发现以弩机为原型，制作明器陪葬。在西夏的墓葬中出土过很多兵器，有铁剑、铁刀、铁制铠甲片、铜制铠甲片等，所出土的兵器皆为实用器。此件铜质弩机的出土，可能与当时西夏境内铜资源的匮乏有关，西夏人制作铜质、石质的牲畜明器以代替活牲畜的陪葬行为，可有效防止对家畜牲畜的肆意屠杀，减少耗损浪费生产生活资料。因此国家在金属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减少实用兵器的陪葬，以明器代之，既可保留“事死如事生”的葬俗观念，又可减少资源的消耗，是西夏葬俗文化中的一大变化。

第三，证实了西夏番汉共存的手工业者成分。从前述两件弩机上刻的工匠姓名来看，其中“黄”“王”二姓在西夏文《杂字·汉姓》中皆有记录，都为汉姓［18］37。说明在西夏的兵器制造手工业者成分中有汉人工匠，这也印证了史料中记载的招诱、掠夺来的“生口”，为依附匠人的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实，也是西夏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三、结语

通过对西夏陵管理处所藏的西夏弩机再考证，总结其特点有四：首先，关于西夏陵管理处所藏西夏弩机，根据其尺寸、重量，并对比同时期同一类型的三件弩机形制、尺寸和重量，发现其铜质轻薄、制作粗简、没有使用痕迹等特点，功能当为明器，作陪葬之用，不具有实用性，非李进兴文章《两件西夏兵器考略》中所述此弩机为西夏“神臂弓”的重要部件。其次，此件弩机的形制恰与文献中所载的神臂弓“蝎尾形牙发”相符，之前只见于史料的记载中，不见实物，它的发现对于当时西夏时期射远类兵器的形制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证史作用。再次，为西夏丧葬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在随葬品中不仅有实用兵器陪葬，还有使用按照实用兵器缩小比例的明器作为陪葬，即兵器明器化现象。另外，番汉工匠物勒工名制度的设置，是其现技艺于毫厘之间重要的质量保证。这些新的内容展现了10—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史实。

注释：

①由党项羌酋李宏将之从西夏引入中原，成为“中国长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