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的互塑:基于“三维结构”比较视角

2022-05-25 09:48陈毅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年3期

摘  要: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之间存在变奏和互塑关系,现代国家因为民主而具有合法性,民主变迁也需要现代国家的引导与规约。民主在塑造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也在塑造民主,寻求国家建构与民主选择二者之间的均衡发展是中西方面临的共同议题。国家、人民和民主治理机制构成的三维结构,成为审视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之间历史沿革的一种比较视角。这种比较视角旨在探寻发挥何种国家自主性、培养何种人民和选择何种民主治理机制,指导走出因为私利化而导致的个人权利异化和国家公共治理危机的困境。西方现代国家自诩开创了自由民主的“典范”,但其已经退化为以精英民主替代直接民主,以形式民主掩盖实质民主,使民主价值大打折扣。中国民主的发展经过国家引导民主,走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路,在创造人民有机联系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在民主治理绩效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中西方现代国家应在国家建设进程中加强人类政治文明互鉴,不断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自身国情、更有治理绩效的民主道路。

关键词:现代国家;国家自主性;民主治理机制;自由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3-0001-13

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之间存在变奏和互塑关系:现代国家因为民主而具有合法性,民主变迁也需要现代国家的引导与规约。这是由于“民主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国家治理方式”[1]。作为治理方式的民主因时代发展而发生变迁,民主可能出现异化而使现代国家陷入困境,为此需要不断探寻何种民主治理方式更有利于促进现代国家走向繁荣。民主在塑造现代国家,现代国家也在塑造民主,寻求国家建构与民主选择二者之间的均衡发展是中西方面临的共同议题。尽管中国民主的发展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起步,但经过国家引导民主,走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路,而西方现代国家自认为开创了自由民主的“典范”,但其已经演变为以精英民主替代直接民主,以形式民主掩盖实质民主,使民主价值大打折扣。这就有必要探寻在国家与民主互相塑造的变奏过程中,如何增进二者之间的互促共进关系,发挥何种国家自主性来塑造优良的民主,也要探寻由何种“人民”来推动它,进而不断扩大人民的范围,营造有机的公共生活,培养民主社会的民情,并探究何种民主机制更有助于实现民主价值、增强民主治理的绩效。

目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在比较政治路径方面的拓展有待深化。有的文献意识到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放在西方民主的对照面加以考察[2]。有的文献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国家治理的现实可能、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3]。此前,笔者基于中国式民主的考察,提出只有把国家的制度化构建和民主的有效治理融合起来才能推进现代国家的稳健前行[4];也认为民主发展要处理好“个体政治”与“共同体政治”之间的关系,体现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契合性[5]。本文基于国家建构与民主变迁之间相互塑造的历史进程,围绕如下三维结构——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国家由什么样的人民组成、选择何种民主治理机制来完善国家,通过比较中西现代国家情形探寻现代国家如何走向持久繁荣之路。

一、民主变迁对现代国家的影响

相比较于传统国家为了维护自上而下的统治而采取伦理政治和文化政治,现代国家更加强调制度政治和民主政治,借助严密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使政治秩序保持稳定和谐。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建基于主体民主权利觉醒之上,超越传统国家把统治建基于血缘出身、身份地位以及种族肤色之上,传统国家更多凭借强制力和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近现代以来,维护现代国家统治的制度设计更多需要从传统的人治走向现代的法治,更多需要依靠发挥和维护民众的自主权利,赢取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发自内心的认同拥护。当然,实现这种国家统治的理想状态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民主。民主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民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化在带来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低效甚至秩序紊乱,有必要对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绩效和民主变迁的阶段保持清晰认识。主体权利观的演变既推动着民主变迁,也带来国家建设进程的变迁。

(一)自由主义民主观

文艺复兴运动宣告从神性回归人性,使人们从长期的宗教统治走向世俗化的个人自我统治,推动现代国家的建构立基于主权在民,接受民众对国家的监督和规约。这种理论把国家视作“利维坦”,对国家的认识从全能国家走向有限国家,甚至把国家限定在消极防御型夜警水平上。受这种国家观的影响,民主如继续停留在个人主义权利启蒙阶段,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价值的表达,但很容易流于形式,而被精英打着民主的幌子来绑架民主。事实上,主体的民主参与能力也受制于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主体只有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只有能确保主体实质性参与,才能使民主的价值真正奏效。当然,近代西方民主开端也有另一脉是从共和国的构建出发,强调国家的善优先于个人权利,从国家的理由和何种国家自主性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促进共和国走向繁荣稳定。这一脉的思想精髓在西方由于受公民不服从传统影响并不构成主流,更多体现在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和修补上,但对国家构建有一定借鉴价值。

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一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即确保生产资料所有制服务全体人民,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坚持人民至上,构建人民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扬弃人类社会的民主观,实现从传统国家向以共和精神为指引的现代国家转型,建设人民共和国,把底层民众调动起来,把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社会解放二者结合起来,实施党建国家战略,建设“党领共治型”现代国家,探索国家与人民共赢的人民民主之路。

(二)功利主义民主观

功利主义民主观一方面推动世俗化现代国家的建设,也引发社会对其不利后果的反思,要求克服国家物化所带来的异化。随着合理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得到承认,权利变得可视化、可量化和可操作。当然,受世俗化影响把权利等同于利益,民主的价值层面走向工具层面,乃至出现异化。西方现代国家出现过度追求私利满足的结构性危机——经济上实质不平等与人民政治上形式平等之间的矛盾加剧。在西方民主实践中,当把民主权利庸俗化为最大化私利的满足,个体之间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将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个体可能为了谋取私利而轻易出卖手中的选票,使精英操纵选举变得更为容易。当这种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动荡与世俗化带来的经济动荡叠加,可能引发共和国从内部瓦解,也可能使国家间为了最大化国家私利而陷入纷争困境。

对现代中国而言,主体合理利益诉求大大激活了经济建设,构建积极进取型世俗化国家,在物质文明方面推动了国家大跨步前进,大大提升了现代国家的能力,在整合资源、化解弊病、制度创新和分配正义等方面都增强了物质保障。当然,我们在看到世俗化国家带来进步的同时,也要警惕精致利己主义者因为过度关注个人得失而引发公共伦理缺失的风险。

(三)共同体主义民主观

为了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直面公共领域出现的衰落现象,要求把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结合起来,探寻走出公共治理危机和权利异化窘境的出路。西方现代国家通过复兴共和主义,强调公共善优先于个人权利,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美德、奉献和义务,以此批判和完善自由民主的不足,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直面国家的内忧外患,寻求国家共同体的持久繁荣稳定之道。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要兼顾个体合理利益来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建设积极进取型现代国家,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完善民主的合作机制和实质性参与机制,使人民更好地实现实质性权利。这不仅有利于现代国家内部主体之间的合作,以社会共同体促进国内的繁荣与稳定;也有利于超越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二、现代国家对民主的塑造

为了克服不同阶段民主观的不足,推动民主变迁更加合理,民主变迁也需要接受现代国家的塑造。然而,国家自主性的性质和强度可能推动民主,也可能异化民主,带来国家治理的难题。中国以国家主导发展为特征,通过国家民主带动基层民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西方国家通过精英改造和绑架民主,因私利最大化而引发结构性危机和公共秩序危机。当然,国家也面临发展难题,无论是国家对复杂社会的治理还是对国家自身的规约,又都依赖于国家选择何种自主性。从中西现代国家面临的治理难题看,要思考国家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而不被私利异化,如何围绕政治共同体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协商共治,规约国家自身、提升国家自我反思平衡能力,以更好地行使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发挥国家自主性,塑造优良的民主。

(一)基于竞争的私利化资产阶级现代国家

其一,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先天面临结构性矛盾。西方资产阶级开启了基于主体自由民主观的现代国家进程,但当其国家退缩为资产阶级管理委员会之后,国家沦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理性也变成最大化维护利益集团的工具。从主张消极防御型夜警国家以最小化国家职能,西方国家越来越被利益集团和政治系统所遮蔽,主张国家退却,西方国家离代表公共意志的理想越来越远。西方国家从追求个体权利的政治国家建设走向满足私利的经济国家建设,经济交易原则贯穿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政治领域类比经济市场,黑金政治等腐败现象严重,社会的政治诉求逐渐被经济诉求掩盖。物欲竞争带来共同体衰落,公共舆论也很容易被媒体和利益集团所包装、塑造乃至操纵。公共舆论失去应有的公共理性和社会批判功能,导致社会“从一个立场相对独立、具有批判精神的‘自治公域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婢女,完全受制于现代国家的意志,几乎完全丧失了社会的批判精神”[6]。经济上社会上不平等的现实与政治平等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资本主义国家难以跨越的鸿沟。其所宣称的人民统治被替换为精英的制度统治,主要通过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相互拱卫支撑,对国家充满了防范。资本主义国家在建构起国家与公民这对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形成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范式,试图以社会权利来监督国家权力。诚然,国家的制度理性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然而制度的超载也可能带来制度桎梏。既有制度不仅强制人们的行为而且强制人们的忠诚度,令人窒息,这也是20世纪后半期人们开始反思官僚科层制和新制度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

其二,走向福利国家的西方现代国家继续遭遇困境。为了挽救和修复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找回国家”浪潮,突出国家的自主性,反思积极进取型世俗化国家,走向积极分配型福利国家。通过从输血走向造血来构建投资型福利国家,也可能因为造血效果不佳而导致国内福利“养懒蛋”问题依然突出,社会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难以解决。哈贝马斯看到了全球化时代民主发展与福利满足之间的悖论:全球化带来的民主发展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界线,但是福利的满足又是以民族国家为界分,如何解决移民引发的福利争议成为时代难题,使得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采取针对外来移民的清理、拒斥政策,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抬头。这不仅表现为代表贫民的左派民粹主义,也表现为代表精英的极右派民粹主义,诸如美国特朗普政府选择逆全球化来保护所谓美国利益,南欧极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可见,西方福利国家建设仍没有很好地消除内忧外患,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利益私有化导致的结构性危机。

其三,以私利最大化参与国际竞争带来国际秩序的悲剧。私利最大化的西方国家建设也使得国际社会不太平。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阶段,往往把国内的矛盾转嫁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催生了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以最大化本国利益来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必然使国际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依然记忆犹新。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一直主导国际社会,向后发国家灌输自由民主政体,并宣称所谓“历史终结论”。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霸权没有看到现代国家发展的多样性,也没有清楚认识西方国家自身面临的治理困境,反而导致不少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二)发挥国家自主性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中国

其一,构建具有很强自我反思平衡能力的现代中国。中国以国家主导取向著称,国家动员的能动性比较强,这种国家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国家带领着人民前进,而且表现为国家不断提升自我反思平衡能力来规约国家自身,积极构建自我反思平衡型国家,寻求协商共治,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革命战争年代,国家的阶级性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把松散社会整合起来;在和平建设年代,国家通过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和经济上的分权改革实现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当然,国家自主性也曾受到高度计划经济时代运动式治理的影响,给经济秩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意识到制度治理的重要性,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建设进程,走向依法治国。在经济建设中,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在取得辉煌经济绩效的同时也出现生态保护、社会公平和精神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更加重视和谐社会建设,通过国家再分配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也特别重视可持续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寻求包容式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宣告中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阶段,国家自身的治理变得更为迫切和更为根本。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国家治理的对象更加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诸如市场瞬息万变带来的挑战,全球化的复杂性带来的挑战,高科技带来的网络化风险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于直面挑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主动自我约束权力行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行使好手中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7]中共中央强调“重点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保证党的组织充分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全体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8]。这些部署和论述旨在树立党纪国法的制度權威,使执政党权力运行自觉纳入到制度化规约中,以便更好地提升党的价值引领作用和国家全面统筹治理的能力。

其二,通过构建回应型民主政府化解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和后发国家面临的难题。中国的国情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巨型社会和后发国家,人口总数居世界第一,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稍有不慎,发展进程中的任一局部风险隐患都可能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棘手问题。国家为了应对民意需求和直面国家治理难题,“在应对民主化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化解这方面的压力,如用良好的经济绩效来缓解民众需求的压力,巩固合法性基础;用基层民主试验来启动民主化的步骤,舒缓来自社会底层可能造成的既有体制的紧张;用制度和政策创新来确立民意的回应机制,克服既有体制的结构性障碍,弥补其民意回应机制的不足等”[9]。我国把平等契约精神引入到行政科层制内部,推动行政民主的进程,开启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回应型民主政府建设。我国以国家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寻求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人民取得实质性参与决策权,不断拓宽人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参与协商共治,化解国家规模治理难题和后发转型难题。

其三,制度建设使现代国家治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我国在凸显国家自主性方面除了建设积极回应型民主政府外,也积极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法理型国家,更加主动地把国家和政党纳入到法治国家建设之中,确保政党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自主性。的确,西方现代国家以其鲜明的国家理性来构建制度化权威,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也需要我们反思如何界定制度。我国在构建制度的时候,不能以简单化的制度标准来生搬硬套,而要意识到制度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须基于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地推进现代国家的制度成长。中国在迈向现代国家的征程中,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现象尤为突出,是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家、传统国家叠床架设的复合体。历史传统对现代国家的影响依然明显,再加上后现代的主体解构和话语民主的观念也在发挥作用,中国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治理也呈现复合型特征,很有必要把基于正式制度的治理、基于习俗惯例的治理和基于话语的治理结合起来。如何在低制度化的领域发挥传统习俗惯例等制度形态的作用,诸如在处理纠纷过程中重视诉前调解,有助于避免西方法律实践中的缠讼现象。从另一个层面看,低制度化尤其在国家积极调动主体实质性参与的条件下,相对自由的弹性空间可能使主体参与制度变迁相对容易。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制度就是博弈规则,动态化制度更能凸显主体的意志自由,尊重主体基于话语权的意见表达,突出言说和叙事的重要意义,只有尊重主体意志自由之上的耦合共识才能更好获得主体的遵从。人们越来越重视协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民主的重要实践领域。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态和独特优势,发挥协商共治的优势对转型中国进行复合治理,使协商共治的民主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有助于巩固治理绩效。

其四,现代中国以合作共赢理念促进世界秩序的和平稳定。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处理好融入全球和保持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共同直面全球公共性问题,促进各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信任、民主磋商、协同共治,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在参与全球的合作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全球秩序的动乱最终会危及和损害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全球化已经紧密地把世界各国捆绑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很好地阐释了如何超越丛林法则的旧秩序、优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三、现代国家对人民特性的需求

国家治理状况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紧密相关。为此,要反思如何在个体解放之上建立有机的人民联系,营造现代国家良性互动的公共生活,避免主体出现异化和公共空间的衰落,从而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

(一)资产阶级从批判走向保守,人民实质性权利被抽空

其一,资产阶级在建构现代国家早期具有批判性。西方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初始阶段,以原子式个人主义进行权利启蒙,强调个人主体自足性和积极能动性,这种权利具有至上性和绝对性。这一时期,作为西方现代国家领导的资产阶级能比较好地代表人民反抗封建王权,具有批判性。“传统国家的重新组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动用自己在封建专制母腹中日趋壮大的组织力量对国家进行甄别、调整、规范、扬弃和重建的过程。”[10]为了走出中世紀欧洲邦国林立的分割局面,欧洲一些地区开始民族国家建构进程。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日益增加资产阶级与君主王公贵族谈判的筹码。诸如在法国,资产阶级这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兴起,他们通过税收的形式向君主提供发动战争和维护政治秩序的财力支持,君主通过建立绝对主义国家提供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大市场,确保资产阶级的合法资格和工商业经营的安全。资产阶级借助与王权的同盟关系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诉求也开始从经济权益走向政治权益,喊出“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口号,以金钱换议会席位,与君主和贵族旧势力相抗衡;君主由于国库亏空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妥协,长期政治博弈的结果也使得合作从被动走向主动。“在等级制国家下,世俗君主的行为也不像过去那样敷衍塞责,而是更加有文化教养和更加遵守法规,在处理众多政治事务中逐渐培养起积极地向有利害关系的党派、权威人士进行咨询的习惯”[11],权力分享与制衡的理念得到落实。英国也是通过资产阶级和君主等封建统治集团的反复博弈,使君主的权力越来越示弱,乃至成为一种象征性权力,走向虚君共和制。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母腹中实现了行政官僚的现代转化,形成统一的税收官僚。财政也走向公共财政,取消了封建制下的各种形式的豁免权。国家形成统一的法律,在法律上确立人人平等原则。西方现代国家开启权利启蒙,以同一性抹平民众差异化的身份属性,从身份走向契约,从而抽象出每个主体的自主性和自足性。

其二,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利日益显得抽象,资产阶级建构的公共空间走向衰落。随着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确立,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批判性走向保守型防御,越来越背离人民的意志,导致政治上法律上平等的抽象的公民权利在现实层面呈现出经济上社会上不平等,而且居于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不断固化这种不平等,公民实质性权利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另外,原子式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可能被用来分而治之,从而也会固化这种不平等。当然,经历权利启蒙的西方普通民众形成了“公民政治不服从”的传统,保留了对主体价值的珍爱和对专断性权力的抵制批判传统,试图以公民权利来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以现代社会抗衡现代国家。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世俗化浪潮对现代社会的侵蚀,导致人们往往把对个人私利的满足等同于对权利的主张,使得公共批判精神走向衰落。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结构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伴随公共领域衰落,人们的意见表达往往因被利诱或盲目跟风而迷失自我,也由于过于原子化的个人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参与公共生活,导致公共生活陷入困境。这些问题都指向需要提升政治生活的公共性,构建公共空间,加强人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中国人民参与政治走向主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确保人民权利的真实性

其一,中国人民从被动走向主动,真正走向历史舞台中心。中国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是在外力冲击条件下进行的被动转型,如费正清称之为“冲击-回应”模式。在日益强大的西方现代国家入侵面前,晚清王朝夜郎自大,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救亡图存的探索之路。洋务运动代表的是新式官僚体制内革新,试图通过中体西用仿效西方的工业文明,开办近代官办工业,追求富国强兵,但依旧维持的是封建王朝利益。维新派的变法试图借助王权从体制内部实现向现代转型,但因为皇帝不掌握实权而以失败告终,只是依靠少数精英发挥作用。1901年庚子事变后,清朝统治者也实施清末新政,设议院,修清律,试图效仿英国搞君主立宪制,但已经走向没落的清王朝无力回天,瓜分中国的帝国列强也不希望中国转型成功。夹缝中生存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难以成为推动国家转型的领导性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先声,通过在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开启向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国的现代转型具有鲜明的整体转型特征,但也经历帝制复辟、军阀割据等挫折。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依靠军阀打倒军阀,转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组建自己的军队和从严治党,但仍以失败告终。可见,上述政治力量由于对广大基层社会民众的影响很有限,缺少社会根基,难以使国家最终转型成功。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仅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和摆脱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还要通过发动社会革命,把沉寂而分散的民间社会发动起来,动员广大人民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发动和整合人民力量,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纪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建立统一战线,也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真正把广泛的革命力量有效地团结起来,打造人民军队、设置人民政府、缔造人民共和国。中国由此才真正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人民也才真正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

其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确保人民实质性权利得以实现。如果说西方国家更重视从法律意义上谈公民观,那么中国更倾向从政治意义上谈人民观,对民众带有强烈的感情,使人民从长期被奴役的地位翻身成为国家主人。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2],即国家本质属性在于人民性,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国家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是人民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的工具。这种人民主体论的民主观“一方面改造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消除市民社会的利益对立,建立民主的共同利益基础;另一方面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使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能够主导国家生活的过程,体现人民在一切人的生活领域的主体地位,从崭新的视角探索建立独具特色的国家社会关系,形成人民社会与国家的合作关系,使得国家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3]。经济与社会规定性的唯物史观和人民主体论的民主观,能够真正实现政治国家与人民社会的更高的同一,消除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难以解决的政治权利形式上平等与经济社会权利实质上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也正是马克思期待的真正民主制。

为了进一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提出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通过和谐社会建设、国家再分配的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奉行人民至上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治理贫困方面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样板和中国方案,为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实的社会基础,大大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当然,由于民主的习得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历练,民主所赖以依存的民情也需要进一步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化建设,把民主参与纳入到更加通畅的制度化渠道中来:既避免参与爆炸带来的失序,也避免参与冷漠带来的被动民主局面。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抽象的形式平等的公民权利,满足人民实质性权利的中国人民民主有助于走出狭隘的西方经济民主困扰,真正走出西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民主陷入的困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人民有机联系方面显示巨大优势,在民主治理绩效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四、民主治理机制选择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

为了取得和巩固基于民主的国家治理绩效,需要处理好民主带来的活力与民主异化带来的失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寻对民主进行制度化规约、寻求如何构建有序的民主。为防止民主异化带来的政治分化、社会分化双重震荡,把民主纳入制度化渠道中,使民主循序渐进、稳健前行,充分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能动性,要选择合适的民主治理机制。

(一)民主竞争机制和选举程序正义机制难以化解西方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困境

其一,西方现行的民主运作机制遭遇困境。支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体是自由民主政体,其倡导个人权利至上,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民主机制,追求实现自我的统治、人民的意志和公意的政治理想。然而,自由竞争的民主机制通过个人偏好聚合共识的目标难以达成,原子式的个人竞争容易带来民主震荡。因而,政治精英通过精致的制度设计把这种自由竞争的抽象民主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选票民主,遵从选举的程序正义机制。这种机制主张如果程序没有瑕疵,选举的结果就应当遵从,对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被认为是虚无缥缈的,把决策评判的标准完全交给精英的意志和精英的专业能力,导致决策共识与其说来自民众利益的聚合,不如说来自精英或利益集团对民意的塑造。在政治实践层面,自我的统治这一政治理想往往被议会的统治乃至精英的统治取代,转化为对议会这种机构表决是否同意的统治。然而,把民主退缩到选举民主上来,民众仅在选举政治代理人时被唤醒,选出代理人后就进入休眠期,实质上宣告民主的结束;把政策的决策权交给代理人去行使,只能期待下一次选举来表决赞同还是罢免。

其二,西方现行的民主运行机制难以奏效。尽管西方国家也倡导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民主,但现实结果是民众自治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民众所追求的自我决策或参与决策,在精英那里要么被认为民众决策能力有限甚至没有能力决策;要么担心参与爆炸,政治精英期望通过制度方式来限制和规约甚至代替民众参与决策,这使得大众民主越来越被精英民主所遮蔽。而且,选举民主所实现的政治民主难以掩盖经济和社会的不民主,表现为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的歧视阻隔反过来又影响政治民主。当西方国家的民众真正明白自己的一票权无足轻重的时候,尤其当民众感觉到参与受限乃至参与无望或无效的时候,就会对民主表示厌倦,导致政治冷漠和低投票率在选举政治时代越来越常见,很多政治候选人仅是以微弱多数当选。这使得民主越来越远离民众,选举民主越来越容易被精英操纵,披着民主的外衣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当然,资本主义现代国家除了受上述自由竞争民主机制和程序正义选举民主机制主导外,也受到共和民主政体的影响,更多从政治共同体的善出发,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奉献、美德和义务,追求走向实质正义的协商民主机制,试图对自由民主政体进行修复,避免国家过于工具化和私利化,但二者融合很难。

(二)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中国民主的联动机制和合作机制

其一,中国民主实践把国家主导和基层自治联动起来,把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联动起来,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联动起来。英国学者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认为:“人们广泛相信,中国应当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发展,而不必移植西方的模式。”[14]中国在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上走向纵深,超越西方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所形成的巨大鸿沟。俞可平基于“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六个方面把中国民主概括为一种公民有序参与的“善治”民主形式[15]。杨光斌也从治理绩效的角度倡导一种治理型民主的新范式。中国民主经历革命的话语到建设的话语再到治理的话语的演变,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更趋完善。其中包括不断巩固壮大统一战线,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使人民获得实质性参与决策权。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做主人,而且在经济上共享收益,在社会上进行自治参与;不仅追求决策过程的程序正义,也追求结果上的实质正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选择民主这种国家治理机制,并找准不同时代撬动人民民主的突破口来完善人民民主,善于“根据国情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选择合适的起点和突破口,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使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相互促进,实现良性互动”[16]。

其二,中国民主也处在成长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民主联动机制和合作机制。一是建设好国家主导和基层自治二者的联动机制,把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联动起来。一方面,先天不足的民主离不开国家对民主的保障和主导。从中国民主的源头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出来的现代中国,发展民主的诸多方面条件不尽完备,民众参与民主开始显得被动和有限,只有等到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既通过发动群众激活民间社会,开创人民民主道路,也通过确立和巩固现代国家政权来为民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单位制改革,为社会松绑,赋权给社会,为民主发展创造条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层民主如火如荼地展开,构成中国民主新的突破口。这激发了社会活力和锻炼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主能力,促进了民间社会的成长,培育了充满活力的民情。当然,民众参与也可能由于参与渠道不够畅通,而出现参与受阻、不能参与或者不愿参与状况。如果基层民主的水平依然不高,反过来又会诉求通过国家的在场、政党的引领和政策的下沉等方式,发挥其组织社会、整合资源和畅通参与渠道的作用。为此,要畅通自上而下的国家民主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之间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二是建设好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联动机制,创造和完善有利于民主运转的条件。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固然“有意识形态这一形式,另外还有生产力形态的形式”[17]。民主进程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制约,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总结。无论是民主滞后于时代还是民主超越于时代,都可能带来民主的挫折。动员式的大民主容易引发秩序紊乱,有效民主运转需要有稳定秩序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民主和行政民主作为易于撬动的支点,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分权松绑,把人民的积极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让改革开放的红利为人民所共享。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追求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实质民主,而忽视乃至遗忘精神价值层面的实质民主。在实际操作中,要把基于结果和价值的实质民主与遵循程序正义的形式民主结合起来,弥补民主制度化的不足。这有助于确保民主发展能在秩序稳定的条件下进行。

三是建设好协商合作的民主机制,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联动起来。这就要求民主参与主体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学会良好的沟通协商,把基于个人的合理利益诉求与基于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满足结合起来,更好地达成合作共识。为了避免参与爆炸引发的民粹主义危险,确保民主在有序和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展开,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合理利益诉求的前提下构建起一体多样统一的国家秩序,使多元协商共治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当然,如何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协商,如何进一步在行政权力下放时建设好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协商共治新格局,如何把协商与选举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汇聚共识、做好决策等,构成现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着力点。

五、国家、人民和民主治理机制的三维结构

从中西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双重变奏与互塑的历史沿革看,国家权力的异化导致民主的异化和国家治理面临困难,而化解国家治理的困难又需要重塑民主,使国家自主性回到健康的轨道上。基于中西比较分析,国家、人民和民主治理机制存在如下三维结构关系。

开启民主启蒙的西方现代国家在初期阶段具有很强的批判性,随着主体被物化而出现异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工具化和私利化所包裹,越来越演变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管理委员会,成为诉求利益最大化满足的机械装置。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竞争使其內部出现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外部陷入恶性竞争的国际困境。这要求从自由竞争的民主机制和程序正义的选举民主机制走向协商合作的民主机制。现代中国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阶段,国家主导或政党主导都是其鲜明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较好地发挥了国家自主性;坚持从政治共同体利益出发,不断创造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发展包含选举、协商、管理、决策和监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西方民主更多体现在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着办,避免西方民主在选举过后出现的休眠期现象。同时,在民主决策结构、决策形式和决策机制方面,它也确保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决策权利,从依赖经验的集中决策走向依赖科学的集中与分权结合的决策结构,从封闭决策走向开放决策,从自上而下的科层决策机制向容错纠错决策机制转变,从而确保人民能够更加实质地参与决策。我国奉行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实质性权利。当然,当代中国真正用好国家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机制,要把国家民主与基层民主、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联动起来,使制度化的民主治理常态化。尽管中西方现代国家治理面临的困难不同,但共同指向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共同体主义民主观,即从共同体利益出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寻求主体之间协商共治的机制,应对共同体面临的内外挑战,寻求高质量的民主治理绩效。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西方现代国家应在国家建设进程中加强人类政治文明互鉴,不断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自身国情、更有治理绩效的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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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林华山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3.001

作者简介:陈毅,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民主的历史演变、话语建构与运行路径”(17BZZ015);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模式、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上海大都市的实证研究”(2020BDS002)

引用格式:陈毅.现代国家与民主变迁的互塑:基于“三维结构”比较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