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与路径：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汪文慧 何虎生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内在规律与路径。它在根本理论上不是唯心的、形而上的，而是唯物的、辩证的;在价值目标上不是超阶级的、工具性的，而是人民的、解放的;在根本旨归上不是空想的、纯解释的，而是现实的、实践的;在理论视野上不是封闭的、教条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索并遵循宗教、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规律;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和宗教事务治理格局;必须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宗教中国化;宗教事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2）03-0036-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样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等鲜明特征。这些特征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根本理论、价值目标、根本旨归和理论视野四个层面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宗教理论在宗教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从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2]，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3]，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4]，反映出党在宗教理论方面的创新及宗教理论上的自信自觉。

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形成条件、发展历程、基本内容、理论特点等视角探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其一，关于形成条件。郑筱筠认为这一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5]，卓新平认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两大重要因素的有机结合[6]，龚学增从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两个角度阐述了这一理论形成的主要条件[7]。其二，关于发展历程。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这一理论经历了四个阶段。何虎生等认为这一理论经历了成功开创、框架确立、不断推进、已经成熟阶段[8];毛胜认为这一理论经历了开创、推进、丰富、发展阶段[9]。其三，关于内容构成。学界有“两层次”“三层次”“五层次”的观点。龚学增认为这一理论包括基础层次和应用层次的理论政策[10]，叶小文认为这一理论包括基本观点、基本认识、基本方针[11]，沈桂萍认为这一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宗教本质及其表现的理论、宗教工作根本宗旨的理论、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理论[12]，蒲长春认为这一理论是由哲学基础、核心理论、基本原则三个层次构成[13]，何虎生、胡竞方从宗教属性论、宗教问题论、宗教工作论三个有机部分架构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14]，牟钟鉴认为这一理论包含了宗教社会论、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宗教生态论、宗教理论[15]。此外，刑国忠从底线、核心、关键、愿景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论的最新发展[16]。其四，关于理论特点。何虎生认为这一理论具有“科学性与创新性、时代性与针对性、实践性与指导性、开放性与凝练性的特点”[17]，刘福军从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发展性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理论的鲜明特性[18]。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进行了一定研究。何文钜从正确认识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持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七个维度[19]阐述了如何坚持和发展这一宗教理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理论创新”[20]是党百年奋斗取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本文拟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在规律出发，即从根本理论的科学性、价值目标的人民性、根本旨归的实践性、理论视野的发展性四个视角，探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原则和现实路径。

二、基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索并遵循宗教、宗教问题

和宗教工作规律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不是唯心的、形而上的，而是唯物的、辩证的。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宗教问题、宗教工作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探索和遵循宗教、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客观规律。

其一，洞察世界宗教发展普遍规律。19世纪中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受宗教影响很深的封建专制统治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21]马克思、恩格斯把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和手段，将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人的解放相结合，指出历史的选择不在于只是消除宗教幻想，更重要的是确立现实世界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2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真正揭示了世界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回答了“宗教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深刻指出了宗教存在的根源、经历的发展阶段和消亡的历史条件，辩证阐明了宗教的双重社会作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要结合新的实际，继续深化对宗教的本质、根源和作用的规律性认识。

其二，把握我国宗教健康传承规律。历史上有许多人为消灭宗教的教训，也有许多宗教因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走向衰亡的例子，不论是社会还是宗教本身，都要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必须认识到，宗教根源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信仰的消亡要随着宗教根源的消亡而消亡。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宗教不仅存在，还有扩展之势。这表明，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未达到足以消灭宗教存在根源的程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对宗教健康传承规律的科学把握。宗教界应激发内生动力、自我求变，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更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拓宽对宗教本质内涵的认识视野。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属性作出的最根本的判断。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宗教有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所以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在此基础上，宗教还是一种群众性信仰和特殊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的信徒使得宗教由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变成具象的人的问题，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态度涉及每一个信教和不信教个体的基本人权。同宗教信仰及其信奉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既使得个体教徒被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也使得宗教由单纯个人的私事拓展为涉及公共利益的公事。宗教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23]。如今，现代社会的客观需求正不断拓宽对宗教本质内涵的认识视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其四，辩证看待宗教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共生共存。宗教既有心理调节、道德制约作用，也有对人们思想麻醉和行为控制的作用，既可以成为增进社会和谐的力量，又可能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诱因。宗教的社会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看宗教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宗教同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被剥削者用来精神压迫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宗教遵循生存发展规律提供了社会环境，也为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创造了空间。在此背景下，宗教界应主动求变，增强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革除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落后因素，挖掘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党和政府要坚持“导”的态度、提高“导”的能力，正确处理好以人为本和党的领导、信教自由和依法管理、抵御渗透和扩大开放、发挥作用和限制影响、内生动力和宏观引导、宗教事务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其五，深化对我国宗教问题性质和特征的规律性认识。这里的宗教问题特指由宗教因素引起的已经上升为矛盾的现实问题，涉及宗教的各个方面，通常需要通过政治、社会等手段加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摆脱了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利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24]56。同时，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从而使宗教问题激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要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前者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和教育的方法，对后者要坚决制止和打击，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基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并对信教群众具有较大影响的客观现实，党和政府强调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在我国，宗教不仅在一些民族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因素紧密关联，宗教领域的历史矛盾和现实问题、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面对宗教领域新问题新变化，党和政府既要扎实推进宗教领域传统问题的解决之策，又要积极应对宗教领域非传统问题带来的冲击，还必须妥善处理涉宗教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其六，深化对我国宗教工作性质和方法的规律性认识。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为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开展的工作，包括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25]。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做好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耐心细致做好信教群众工作。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践行群众路线，真心实意为信教群众办实事好事，满足他们的合理宗教需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深入细致做好团结教育和服务引导工作，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需要。此外，就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宗教工作还是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认为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在信仰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而要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对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争取、团结、教育，关键是做好人的工作。后者旨在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因而要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三、价值目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不在于只是实现使人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不是超阶级的、工具性的，而是人民的、解放的。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一，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普遍人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26]31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思想的根本方向决定于它所从属的阶级的根本利益”[27]，而宗教教导广大被剥削者要“顺从和忍耐”正好符合了极少数剥削者的根本利益。列宁之所以将宗教称为“精神上的劣质酒”[28]，是因为其所处的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剥削者所谓信教自由总是为剥削本身服务的。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充分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进行“精神压迫”的本质，指出要秉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信念，追求真正的人权，实现人民的精神解放。因而，在消灭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人民和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实行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绝不放弃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跟一切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行为进行斗争。前者意味着就国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后者意味着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涉及公共事务管理。

其二，保障公民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党很早就主张“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29]，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党和政府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坚决纠正“左”的倾向，既要避免以阶级划分的标准对宗教进行分野，也要反对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消灭宗教;二是科学把握思想信仰上的差异，不能把宗教信仰上的分野置于政治上的分野之上;三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正常宗教活动。当前我国有信教公民近2亿，由于“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基本消失”[24]55，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党和政府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但是必须明确，这一政策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并不适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员不仅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坚持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时要注意把握好政策、讲求方式方法。

其三，明确宗教信仰自由的边界是法律。一般来说，宗教问题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在不涉及社会公共事务时纯属私事。一旦超出自由的边界，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必须纳入公共管理。法律政策便是规范这一边界、管理宗教事务的主要方式。在我国，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党和政府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30]的基本原则，既要防止因工作失误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又要防范化解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制造的敌我矛盾，更好地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为实现我国宗教工作由“政策性管理”到“法治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变，必须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中，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建设，健全宗教事务法律法规，将行之有效的宗教政策适时上升为法律;改进宗教事务治理方式，明确政府管理和宗教团体自我管理的界限;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宗教界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

其四，坚持中国人独立自主办理宗教事业。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帝国主义控制和利用中国的教会教徒，借以“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3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我国宗教的思想面貌、政治状况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西方敌对势力至今仍然利用宗教实施文化侵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妄图争夺意识形态阵地、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为抵御“精神侵略”、维护我国宗教主权，必须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一涉宗教因素的政治影响。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此相适应，我国宗教同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國势力的支配，必须有效防止境外宗教势力控制我国信教群众和宗教团体。这是我国宗教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主权在宗教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在宗教全球化背景下，“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统筹推进相关工作”[4]。我国坚持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开展宗教友好往来的辩证统一，从正反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不同文明间宗教文化的交流互鉴，展示我国宗教良好形象，讲好我国宗教故事。

其五，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这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是相互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洞察宗教消亡的历史条件，在明确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必须共存而且可以共存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不仅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命题，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方向，而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宗教关系的基本导向下，明确要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这一根本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鼓励和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宗教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为推进宗教变革取得积极进展、实现最深层次的“引导相适应”，必须促进我国宗教在超出形式之上的理论和文化层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促进中国特色宗教思想建设的探索实践。

其六，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宗教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党和政府从宗教健康传承的客观实际出发，站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高度提出来的。这一工作目标蕴含着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与发挥积极引导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关系的核心。正是因为牢牢把握住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政教分离的原则，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才能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促进政教关系和谐，为实现宗教关系和谐提供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此外，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是宗教世俗化的产物，与之相伴的是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宗教是社会的重要构成，宗教必须主动适应和服务社会，而不能本末倒置让社会去适应宗教。同时，全社会要对宗教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包容的态度，摒弃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为激发宗教界内生动力，促进宗教更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要依法制止利用信仰差异挑起的信教与不信教群众间的矛盾对抗，为促进国内各宗教和合共生、求同存异、加强对话搭建平台，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开展宗教对外交流交往。

四、根本旨归：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和宗教事务治理格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党的宗教工作实践而不断发展。进入新时代，应紧紧围绕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宗教和宗教事务治理格局等党的宗教工作重要任务来推进党的宗教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其一，落实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9。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好指导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6]506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团结带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投身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事业，贯穿其中的重要实践主题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大命题。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是宗教中国化的根本保障，宗教界的自我求变则是宗教中国化的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统揽性的要求。因此，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践，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

其二，加强党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就是因为党在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时必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宗教界在处理与党、政府的关系时必须坚持政治上自觉认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党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领，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引导宗教界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上落实党的思想政治要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新形势下，必须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目标，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巩固思想政治基础。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真正融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夯实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中华文化对我国宗教的浸润，引导宗教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厚植思想文化基础。要持续开展独立自主自办教育，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铸牢思想阵地基础。

其三，推进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已经形成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制度、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治理制度、宗教组织自身的管理制度，发挥出党的领导优势、宗教界的主动优势和二者的互动优势。推进我国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要优化政府管理，将法律法规作为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依据，引导宗教界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新形势下，必须把宗教事务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开展系统治理，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事务治理制度，全面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乡村和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的宗教工作责任;宗教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要符合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特点。要完善宗教政策法规体系，坚持立改废释并举，研究制定近期和中长期宗教立法工作规划;提高宗教工作部门依法行政水平，健全宗教工作依法决策和監督机制，凝聚各部门力量开展宗教工作;完善宗教工作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定期开展宗教界人士政策法规培训，向社会广泛宣传宗教政策法规;健全困难群众关怀帮扶机制，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普及。

其四，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宗教必须适应所处的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必须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进行改革调适，这是世界宗教传承的普遍规律。我国宗教也不例外，都经历了逐步适应中国社会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支持我国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就是要促进宗教自律，引导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自觉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者、促进者。当前，必须坚持以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为重点，在宗教文化、宗教制度、宗教组织、宗教人才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化，把宗教思想建设的重点聚焦到中国化上来，用广大信教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它讲深讲透，加大宗教思想建设成果的转化和运用。要推动教规制度和礼仪习俗变革，通过系统研究和全面梳理，厘清哪些要继承、哪些要完善、哪些要调整、哪些要废止，使其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发好中国宗教声音。要推动宗教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支持宗教团体在宗教内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4]，推动宗教中国化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其五，形成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合力。宗教的存在有复杂的自然、社会和认识论根源，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宗教事务涉及的范围远不止宗教本身，宗教关系涉及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党政干部的主导作用、宗教界的主体作用和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作用。形成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合力，要增进社会协同，加强和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新形势下，必须坚持以增进宗教界的“五个认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引导信教群众追求现世美好生活作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衡量标准，凝聚广泛力量协同开展工作。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引导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要加大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培养力度，支持宗教界办好宗教院校，既培养一支规模适当、符合要求、梯次合理的基层教职人员队伍，也培养一批精通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文化的高层次人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队伍建设，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当代国内国际宗教问题等研究力度，统筹政界、学界、教界力量共同研究，为新时代宗教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其六，开展分教指导和重点问题研究。宗教工作点多面广，各宗教情况不同，问题性质和表征也不同，必须抓住重点、因教施治，通过解决各宗教突出问题带动全局工作，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要着力推进佛道教教义思想和教规制度现代化，深化商业化问题整治，加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要深入开展伊斯兰教领域“去极端化”工作，遏制“去中国化”倾向，坚持中道传统、引导正言正行。要牢牢把握天主教教会领导权，坚定把经过长期培养、能够坚持天主教中国化方向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优秀教职人员选出来。要做好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和非法组织治理工作，坚持疏堵结合、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纳入管理。此外，一些涉宗教领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事关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必须坚持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将整治宗教领域突出问题作为重要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抵御渗透工作作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纳入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全方位做好抵御渗透工作。要明确宗教参与社会事务的边界，深化对非法宗教活动的治理，对宗教活动场所实行属地管理和民主管理，严禁形成隶属关系，防止成为敛财工具。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完善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政策法规，努力促进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依法有序、适度可控。

五、理论视野：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自党成立以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观点，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创新发展的品格。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深刻回答新时代宗教领域的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一起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初步发展于20世纪初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入我国的时候，我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欧洲和俄国的国情、教情不同，我国历史上世俗皇权高于教权，长期延续下来的封建宗法性宗教多元并存。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而传入我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影响更甚，使得旧中国生长起来的宗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殖民性。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中国宗教之于世界宗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方面，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识宗教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遵循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中国宗教的主要特征，明确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努力方向、根本途径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新形势下，要立足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继续深化对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健康传承规律的认识，接续探索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关系的“中国方案”。

其二，回击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思潮。在政治多极化、宗教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在遭遇新的挑战。当前，国外各种宗教思潮涌入我国，社会上出现了对宗教问题认识的混乱现象。在对外开放背景下，宗教极端势力、境外宗教渗透势力、邪教等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他们打着宗教旗号、实则怀图政治阴谋与国内不法分子遥相呼应，造成了部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政策的错误理解。针对这些怀疑和错误的声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深入研究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过程中，必须分清楚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

其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和宣传。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33]，内在包括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特别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34]客观地認识宗教的存在及其影响、科学地研究宗教的历史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4]，切实解决我国宗教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体系主导的问题。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并以此为基本遵循，建立具有系统性的时代化宗教学架构，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中国化宗教学理论，提炼具有标识性的大众化宗教学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指导思想、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其四，引领宗教界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35]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作为全社会的精神支柱，也不能用宗教作为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这就要求全党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精神力量。党和政府要把宗教问题置于人的信仰和精神诉求、世界宗教和文化发展、国内改革和开放进程的背景中来考量，积极引导中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相融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力量。

其五，正确认识世界宗教格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6]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打着民族和宗教“复兴”的旗号走上政治舞台，致使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突出，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命题，倡导国际社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一方面，国际宗教问题往往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背后涉及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利益争斗。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三股势力”，“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37]。另一方面，宗教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既是文明间传播交流的基本内容，也是文明间冲突对抗的主要因素。必须坚持交流互鉴、抵制文化霸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以宗教和谐为核心概念构建宗教对外话语体系，促进不同宗教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

六、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根本理论上不是唯心的、形而上的，而是唯物的、辩证的;在价值目标上不是超阶级的、工具性的，而是人民的、解放的;在根本旨归上不是空想的、纯解释的，而是现实的、实践的;在理论视野上不是封闭的、教条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重要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要善于从战略上认识和研判宗教领域重大时代课题，善于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宗教工作，把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纳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纳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任务，纳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实践，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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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洢菡

DOI：10.13946/j.cnki.jcqis.2022.03.004

作者简介：汪文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引用格式：汪文慧，何虎生.规律与路径：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3）：3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