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命题的理论向度

〔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政党学说的重要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自我革命”命题，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也是党不断提升自身战斗力，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生命力的法宝。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党的历史文化传统三个理论向度观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2）03-0077-09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把“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十大经验之一，強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就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发“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2〕的重要战略思想。“党的自我革命”命题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生动的诠释。

一、“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闪烁着不朽的光芒，立足“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有力揭示了“异化劳动”下劳动异化、人的异化与自我异化方面的特点，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与实现全人类解放在方法上指向了“革命”路径，并指出了革命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阐释：“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3〕。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阶段的重要成果，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没有直接提出“自我革命”这一命题，但在其基本学说内容中，已对革命内涵有两个方面的深入思考，第一个是较为显然的“社会革命”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现决裂，实现自我解放与解放人类的革命道路。第二个是关于“斗争”。恩格斯在回答所谓三类社会主义者中指出，对第一类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和第二类现今社会的拥护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他们作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4〕列宁曾经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不足提出建议：“如果党中央仍旧被这样一些老式的地方委员会挡住道而不能做直接的实际工作，那么，无论是正式承认某一个领导组织，无论是建立正式的中央委员会，都不能使我们的运动真正统一起来，都不能建立牢固的战斗的党。要使党中央能很好地进行工作，地方委员会应该改造自己，使之成为专门的更‘切合实际的’组织。”〔5〕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列宁总结地方委员会原本冗杂的机构和会议对革命开展的弊端，建立“党内报告制”，逐步释放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和组织的活力，这是从实践出发，不断更新党建认识的重要进步。

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政权和政党最显著的标志，无产阶级政党是通过革命的形式取得政权，也通过“自我革命”精神，应对一系列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实践情况，不断巩固政权。可以说，“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的有力武器。

（二）“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

“自我革命”理论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建构提出的“行动指南”。“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观的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样，既是在统一的世界观基础上建构的合理方法论，又是抓住事物发展基本规律前提下形成的科学武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形而上学的局限，“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6〕。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从本质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把“人性”和“人的理性”作为出发点，标榜至善集体主义“道德理性”，将现实社会的破产归结于对真理正义的忽视〔7〕，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让革命“理想”成为一种空想，革命实践也遭受到了重大挫折，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难以有效实践，“自我革命”是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和政党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主观世界改造的科学理论，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哲学内容：

1.“自我革命”不能离开实践。恩格斯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8〕因此“自我革命”首先是基于实践的角度出发，不断满足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探究自身改造与理论进步，不断适应于当下社会形态与环境的命题。实事求是的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精华，从实际出发，是检验理论正确的重要标准，推动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同样，实践的效果，也是认清现实情况，深化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

2.“矛盾”观点下的“自我革命”认识。矛盾普遍客观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这就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事物的分析中，都要坚持矛盾分析方法，敢于揭露矛盾、勇于解决矛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生是基于社会矛盾的存在和激化，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也面临着各方面复杂矛盾的挑战，不认为胜利是一种静止的结果，就必须承认长期斗争的必然性。清醒认识内部矛盾的存在，一分为二地看待结果，是选择“自我革命”的依据之一。

3.唯物辩证法揭示“自我革命”的规律和逻辑。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基础。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从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辩证法从不崇拜任何东西，就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不能盲目崇拜既往胜利经验，不能犯“教条主义”错误。事物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发展是必然的，要从联系的角度，全面具体地看待和分析问题，为不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积累。

“自我革命”命题的理论建构内容完整丰富、哲学逻辑严密，从三个哲学层面可以看到“自我革命”根本上指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目标，浸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精华，检验着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自我革命”不是一次短暂的运动，而是应长期坚持的科学方法，是探索真理、实现目标的必然选择。

（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自19世纪中叶开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已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不同民族、不同政党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耀眼的功绩，但也存在由于忽视“自我革命”，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面临当时社会民主党思想异化的情况，就尖锐地指出：“经济派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企图使俄国工人阶级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10〕列宁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针对党内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偏差，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在《怎么办》里提到：“‘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杂志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11〕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锻造党的战斗力，提升党的活力，最终推动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奉行伯恩斯坦主义的经济派，倡导“民主”“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弱化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意志，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种主义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宣告破产，但是其影响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从一国到多国发展，并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分庭抗礼的阵营。1957年胡乔木在《伟大的革命宣言》中乐观地表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而且在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若干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12〕可见，当时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但是在冷战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变得十分曲折。

二战后，苏联实力迅速扩张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和“带头人”，胡乔木在50年代感慨：“苏联是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具有比较最完备、最丰富和受过最严格考验的经验。”〔13〕而这样一个具有最完备、最丰富和受过严格考验的党，却在苏共“二十大”后，党的建设逐渐弱化。苏共后来甚至提出从“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思想混乱。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种路线逐渐走向了覆灭。关于苏联解体问题，原因很复杂，但苏共放弃“自我革命”，弱化斗争、妥协变质促使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个重要因素。实践证明，弱化革命观念便会丧失斗志，即便一时取得物质上、军事上的强大，仍然会不堪一击，走向覆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自我革命”。

二、“自我革命”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有过断层，至今仍彰显出其强大而独特的生命力，很大意义上来自于中华文明的“革新”意识。早在《礼记·大学》中即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汤作為商代开国君王，已具创新、日新的理念。自周开文教之风后，以《易》为演绎、诠释重点的儒学和诸子学发展，让“生生不息”“革故鼎新”“克己自省”等观念逐渐印刻入中华文化的基因之中。

（一）“生生不息”的“变易”文化基因

“革命”一词最早可追溯至《易传·彖传下·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4〕这句话不仅从时间线上最早使用“革命”的组词，且赋予商汤、周武的革命活动“顺天应人”的内涵，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革命”的必然性和客观性有一定相似之处。不局限于“革卦”，《周易》的成书，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认识相统一，以卦、爻符号的形式以阐天理、说人事，集中为“变易”“不易”“简易”三原则，而其中，“变易”思想已具备“恒动观”的内涵，认为一切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物质与社会发展是在不停地变化和活动之中，变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即“不易”之理，是存在且可被认知的。在“革卦”爻辞中喻：“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15〕认为事物发展有兴盛、衰败的客观规律，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革之”是正当存在，且有“征吉”之兆的，如孔颖达注疏中解释：“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16〕。

在《周易》自然观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和“阳”本身作为一组事物基本矛盾的概念，并不是孤立、静止和绝对的，阴阳理论中除了基本的“阴阳对立”，阴阳本身具有“相互转化”“相互依存”“互根共生”的特点，阴阳和合是生命和事物的起点，阴阳平衡是发展的理想状态，而“一阴”与“一阳”在这一系列关系的运动中，指向了新事物的产生与整体性的发展。而人在天地之间，同为“三才”有“参赞天地化育”之功，因此人一方面要遵从自然规律的约束，另一方面要积极认识和改造自然，这就从自然观的层面，对人的永续发展、推陈出新进行理论筑基。

虽然《周易》的学说仍有语境和时代局限，但蕴含的“辩证法”精神却并没有在时代发展中显得落后与封闭，《周易》文化整体呈现出积极的进步性特征，在精神旨归上形成“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的追求，印刻进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之中，影响深远。

（二）“与时俱进”的“革新”文化精神

《易·损》中指出：“损益盈虚，与时偕行。”〔17〕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比中西文化，说到“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18〕，“与时俱进”开始逐步取代“与时偕行”，成为较为普遍和风靡的“追求革新”之话语表述概念。但是实际上，中华文化本身崇尚“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在中国主流学术体系中长期坚持“与时俱进”的导向和原则。

早在春秋时期，具有浓厚济世情怀的孔子，在其思想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学习方法上，其强调“温故知新”，在“知新”的目标下，仍然强调“温故”的重要性，以历史维度来定义知识学习的更新特点，充满了辩证色彩。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倡导“有教无类”，发展平民教育，这是针对春秋时期周王朝统治力下降，贵族政治没落的环境下，而具备“革命性”的一个理念。同时，孔子在构建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哲学体系时，发展了《周易》和古礼，用“仁德”的尺度来取代机械化的“天命”，对于人的理性启蒙有深远意义。后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学术学派，更是不断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补充、更新和修正自己的学说。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初步完善后，面临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求，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演绎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德治”等学说，逐步强化“宗法”“纲常”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意义，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进步的。宋儒在应对佛、老文化的泛滥扩张，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不断以包容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在儒家的“本源”说和“心性”学方面发展完善，并倡导“格物致知”的思辨求知方法。明清以降，世界格局呈现“西升东降”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活力逐步减弱。清早期，开始有对理学僵化趨势的反思，注重“考据”，反对“空洞”的学风。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倡“睁眼看世界”，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在救亡图存的逐步探索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选择，是既往道路探索的经验所致，也有着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三）“克己自省”的“理想”道德要求

哲学家楼宇烈在思考中国文化精神时曾经评价：“中国文化本质强调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审视，不是由外力去施加让你去服从……这需要不断审视自我，让自我更加完善，实现自我超越……中国文化精神本质关乎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就和一些亚洲国家的精神相区别。”〔19〕中华文化尊崇实现“圣人”的理想人格和“大同”的理想世界，关于理想道德和理想实践的达到，是应然而非必然，所以在中华文化的“工夫论”中，讲究通过“工夫”修养来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进而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实现境界的提升。

《论语·学而》中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20〕自省，成为治学过程中重要的参照方式，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21〕阐明君子人格的人，应该在自身修养方面多下功夫，这即“克己”的内涵之一。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将“自省”“克己”的文化本质作为遵循，因此在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周易·象辞》中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宋代理学家刘子翚曾将“不远复”作为寄语赠予学生朱熹，朱熹在学术上也践行着这一理念，他在《答胡寄随》中，曾经反思自己对《四书》的理解：“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说。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以此观之，此岂易事。若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过，便谓事了，岂不轻脱自误之甚耶。”〔22〕中国知识分子后如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等人，都不同程度和以不同方式在“自省”的工夫上，有所着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敏锐意识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在阻碍时代进步方面的流弊，对传统文化展开了各个方面的深度反思，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表现，也持续推动着中华文脉“守正创新”的历史步伐。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革新”“自省”精神，形成中华民族的理想共识，镌刻进民族基因之中，激励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培塑着优良的实践土壤。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优良传统

（一）“自我革命”推动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刺激扩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逐渐成长起来，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失败，中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只有数十人的规模。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工人运动的经验积累也并不丰富。早期的党员以社会先进知识分子为主，对中国普遍国情掌握、了解都有一定局限，故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以合法罢工来谋得诉求实现，遭受了封建性十足的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发生了诸如“二七惨案”这样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始意识到特殊社会性质下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军阀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难以通过常规途径撼动，这一认识，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拉开了“国民革命”的序幕。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右派势力滋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速革命阵营的分裂，此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盛行，没有重视党对武装力量的把握，最终在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大革命”失败中，付出沉痛代价。八七会议后，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逐步向农村转移，逐渐成熟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新的革命战略和方针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随着革命的深入，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因素的催化下，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逐渐发展，王明、博古路线的执行，使党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惨痛失败，造成严重的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开始真正意义上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曲折而艰险，经历多次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吸取经验、教训中，深入认识、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情况，完善自身的纲领和理论，这是“自我革命”精神的生动实践，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二）“自我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实践是一切真理认识的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淬炼、成长，也在建设实践中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列宁曾经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動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23〕民主革命时期，在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绞杀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并开拓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毛泽东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曾经精要分析：“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24〕。延安时期，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广泛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党、整风运动，提升了党的理论水准，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表示“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25〕。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关于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等方面做出重大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导并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继完成三大改造，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成工业体系完备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并中肯、客观地分析了党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失误，为在新形势下的建设与发展方针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1982年，面对新的国际、国内情况，针对党的战斗力和领导力建设，邓小平在《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提出：“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26〕。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既强调释放开放活力，也不松懈党的建设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左”的思想抬头和“自由化”思潮泛滥，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一系列涉及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思考论述，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抒写新的实践篇章，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创新，是保证党的领导力、生命力和活力的重要武器。

（三）百年大党的历史彰显着“自我革命”精神的光辉

胡乔木曾经在建党70周年前夕撰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历史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过程。”〔27〕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百年大党，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了成熟、发展，长期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自我革命”精神光辉映照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成为党最鲜明的品质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的信念、信心的重要来源。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有力答案

（一）“窑洞对”与“自我革命”的再回答

中国封建社会持续2000多年，“兴亡勃衰”的历史周期率，考验着每一个执政政权。1945年7月，在抗战即将全面胜利前夕，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率”，提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29〕。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0〕毛泽东清晰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作为主体的作用，在回答中表达了紧紧依靠人民，不脱离群众，实现民主监督的立场和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进京赶考”的第一个有力答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中提到：“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31〕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考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谈到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面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及党内外的各种风险防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32〕。“自我革命”的命题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被广泛引用、提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重要法宝，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以及不断净化、提升的必然选择，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成为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时间，持续深化阐释“自我革命”命题的意义、逻辑，使之成为新时代党建的科学理论，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33〕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与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方面表明“自我革命”作为党的鲜明品质与突出精神的意义，《决议》指出：“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34〕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框架逐渐完善、成熟。

“自我革命”命题的提出与阐发，再次回答了著名的“窑洞对”讨论，无论是“民主监督”还是“自我革命”，始终没有离开“人民主体”的立场，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与特色。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特殊历史时期，“自我革命”的阐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自信与执政智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的行动指南，是永葆党的生命力与青春的重要密码。

（二）“勇于自我革命”的巨大政治魄力

自我革命是科学的理论与行动指南，而真正做到“勇于自我革命”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与魄力。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35〕胡乔木在《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一文中提到：“共产党比孙中山高明，但也不是高明得不犯错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个方面也是准备不够的，经常准备不够。这个准备不够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是必然的。”〔36〕只承认正确，忽视、轻视错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观，从50多个党员到9500多万党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管党、治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部分党员和党组织，也存在着理想信念缺失、不正之风蔓延、官僚主义滋长，严重腐蚀着地方和组织的政治生态。“自我革命”面对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具有如下特征：新问题与老问题同在，大问题与小问题共存，思想问题与行为问题重叠，涉及面广、危害性大。〔37〕《决议》中阐述：“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38〕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主客观世界的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惮改错”的优良传统，总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负担的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对党进行革命性锻造。“勇于自我革命”是一项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重大命题，是党站在人民立场的角度、事业发展的高度，彰显巨大政治魄力与勇气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初心使命，追求理想，笃实信念的鲜明写照。

（三）对历史负责，交出“新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以崇高的责任使命，高度的政治智慧，持续推动党的理论发展、事业发展，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科学认识、正确评价现实环境的情况、趋势，领航着新的历史征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3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凝聚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和智慧力量，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重要的理论成果，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路线和党政军等各个方面建设要求，是全党全国人民开创新局面的行动指南。“自我革命”命题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上，党在新时代已经给出有力的答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革命学说，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建设，本着对历史负责、人民负责的态度，必将在新征程上交出新的满意答卷！

〔参考文献〕

〔1〕〔28〕〔34〕〔3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2〕〔3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70，163.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4，309-310.

〔5〕 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1.

〔7〕 谭天，赵本琼.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比较〔J〕.南方论刊，2020，（10）.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10〕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1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1.

〔12〕〔13〕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0，606.

〔14〕〔15〕〔17〕中国古典文学荟萃——易经〔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21，120，103.

〔16〕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60.

〔18〕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8.

〔19〕楼宇烈.中国文化本质在于自省〔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17/0113/c405057-29021682.html.

〔20〕〔21〕中国古典文学荟萃——论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150.

〔22〕朱子語类选译：卷第六十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42.

〔2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1.

〔24〕〔25〕〔3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93，284.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27〕〔36〕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0，170.

〔29〕〔30〕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156，157.

〔31〕习近平.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再访西柏坡侧记〔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714/c64094-22190348.html.

〔32〕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

〔3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7/15/content_5625254.htm.

〔37〕胡绪明，郭成.从自我批评到自我革命：百年思想建党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11）.

【责任编辑：欧 露】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医药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研究”（SC19ZD05）;成都中医药大学“杏林学者”学科人才科研提升计划党建专项重点课题“教育强国战略下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研究”（DJZD2021007）

〔作者简介〕赖玉萍，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