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探索

尹艳

摘要：近年来，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监管机构的通力协作和积极推动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得到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額达到11.95万亿，居世界第一，但与推动“30·60目标”实现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文章以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例，比较了其利用金融手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方法路径，分析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绿色贷款;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而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近年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积极落实国家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将其内化于组织架构、政策制度、服务创新、风险防范、对外合作等各个环节，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但如何围绕“30·60目标”，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仍需积极探索绿色发展的方法路径。

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实践

（一）战略聚焦，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战略规划

自2007年银监会印发《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以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逐步开始启动绿色信贷工作。如2007年，工商银行积极发挥绿色金融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作用，将加强绿色金融建设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形成了绿色金融委员会统筹领导，各部门分工合作的全面推进绿色金融体系。2012年，交通银行将绿色信贷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了绿色信贷政策和实施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将绿色信贷内涵扩展至绿色金融。2017年，农业银行将绿色金融发展定为全行战略之一，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绿色银行建设方案，成立了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和工作推进小组，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把绿色发展理念纳入企业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各项业务全流程，致力于打造能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银行”。

（二）政策引领，不断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围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意见精神，不断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如工商银行制定了16个板块50个行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并定期更新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将清洁能源、绿色交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定位为积极或适度进入类行业，配套经济资本占用、授权、定价和规模等差异化政策。农业银行在年度信贷政策指引中明确了全年绿色信贷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管理要求，将效率、效益、环保、资源消耗、社会管理等5 大类绿色信贷指标嵌入行业信贷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清洁生产、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邮储银行制定了绿色金融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授信政策指引，明晰绿色金融重点支持与审慎进入领域，并将“绿色贷款”指标纳入对业务条线、分行的经营管理绩效考核，对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上给予10个BP优惠，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三）创新驱动，不断深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持续加大相关业务条线创新力度，为绿色领域提供了多产品、多渠道综合金融服务。如农业银行率先推出清洁发展机制顾问业务;发行首单经认证的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市场首单“绿色+扶贫”债务融资工具;创新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结算方式的新能源公交车领域产业链融资租赁服务。中国银行创新推出挥发性有机物减排贷、排污权抵押贷等创新产品;成功在境外定价发行全球商业机构首支双币种蓝色债券;协助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国内首批碳中和债券。建设银行搭建了“智汇生态”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推出“环保贷”“碳金融”“节能贷”等专项创新产品;运用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工具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和培育，发行市场首单引入债券通机制的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积极拓展新兴绿色业务领域，助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四）把控风险，不断加强绿色金融风险管理

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加大了对绿色金融风险的防控力度，全面关注客户环境和社会风险表现。如建设银行将环境与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强化敏感区域和行业识别，依托全面风险监控预警平台实施系统化、主动化、智能化管控;在客户风险评估中考量环境与气候表现因素，在信贷审批环节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启动了环境风险压力测试研究，逐步厘清环境风险传导路径。交通银行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要求嵌入项目评估、合同签订、放款审核等环节，并加强对客户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跟踪、识别和管理，确保择优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管控标准清晰、商业模型合规可行、具备较强技术及市场优势的优质节能环保领域。邮储银行制定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办法，对授信业务各环节提出具体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要求，并将蔚蓝地图等环保数据接入“金睛”信用风险监控系统，探索建立全流程动态实时监控的环境风险跟踪评价模式，实现对客户环境与气候风险的动态监测评估以及可视化、可量化管理。

（五）对外合作，不断建立绿色金融协同体系

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坚持国际合作、互利共赢，依托自身的全球化业务基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践行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如工商银行协助起草《“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成为首批签约机构，并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与全球24个国家共同组成全球可持续发展投资者联盟，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金融行动机构、G20金融机构能源效率声明核心成员。农业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并加入其中国能效计划;成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单位;农业银行新加坡分行“可持续融资框架”项下的绿色贷款获得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中国服务示范案例”。中国银行担任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第一层会员及董事会成员单位，在国际上推广绿色债券标准;参与设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导成立的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中银香港推出中国香港地区首支经第三方认证的人民币企业绿色定期存款产品，伦敦分行对金融业务的气候风险进行了评估与管理。

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绿色贷款规模偏小，且机构间发展不平衡

要实现“30·60目标”，国有大型商業银行需要进行投融资结构转型，调整优化资产结构配置，然而从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任务繁重程度与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规模来看，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规模虽逐年增加，但总体依然偏小。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分别仅占我国各项贷款余额和债券市场存量的6.92%、0.7%。其中，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我国绿色贷款的主力军，绿色贷款余额合计6.27万亿元，占我国绿色贷款余额的52.45%;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绿色贷款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20年年末余额同比增长24.7%，比2019年年末增速提高了11.39%。但从占比情况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占其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仅为8.27%。二是机构间发展不平衡。受制于信贷侧重领域、绿色金融专业化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如以绿色贷款为例，截至2020年年末，工商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85万亿元，规模超过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的余额总和，处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首位;余额同比增长36.64%，比2019年年末增速提高了27.5%，余额占工商银行各项贷款的9.91%，而邮储银行绿色贷款余额仅为0.28万亿元，余额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的4.48%，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最末位;余额占邮储银行各项贷款的4.91%，绿色贷款余额和占比分别低于工商银行1.57万亿元、5%（具体见表1、图1）。

（二）绿色金融创新有限，且存在结构性不均衡

从产品结构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仍以传统信贷为主，基金、绿色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新型融资工具尚未成为市场主流，如截至2020年年末，农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5149亿元，而自营绿色债券投资规模仅为654亿元，入股国家绿色发展基金80亿元;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3427亿元，而承销境内外绿色债券423.8亿，累计投放绿色租赁913.95亿元，均远远低于其绿色贷款规模。然而，受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额度和成本的限制，绿色贷款难以独立满足未来绿色金融的需要。从产品运用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总行纷纷开发了合同能源管理贷款、碳排放配额抵押融资、排污权质押贷款等绿色信贷创新产品，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部分分支行受制于项目评估和风险控制薄弱、抵质押评估难以及抵质押担保能力较弱等因素，对绿色信贷创新产品的运用并不充分，存在只开展了部分如合同能源管理贷款业务或未开展的现象。从产品客群看，由于目前个人绿色环保数据的信息采集及量化难度较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大数据对个人绿色行为进行研判，精准性和全面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导致当前的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主要仍面向于各类企业，而针对个人的如绿色消费贷款、绿色信用卡等零售类绿色金融产品则比较少，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三）资产质量面临挑战，且激励补偿机制有限

一是部分资产质量承压。目前，虽然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远低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但随着后疫情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将导致部分行业企业因碳排放强度差异，而面临偿付能力受到影响的情况。以煤电项目为例，目前商业银行煤电项目贷款违约概率大约是3%，由于环境气候政策、新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煤电项目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后期违约率可能进一步上升，使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同时，存量资产质量面临较大的压力。二是激励补偿机制有待健全。绿色金融项目往往受制于信息披露要求高、期限错配、运营成本高风险大、外部效应难量化等因素，其商业可持续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如通过财税、环保、经济资本激励等外部激励补偿机制来抵补其商业成本，通过建立相配套的呆账核销、风险准备金计提等内部机制来激发其积极性，从而提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推进绿色金融政策的主动性。

三、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监管机构：完善顶层设计、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政策激励

一是明确“30·60目标”下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指导商业银行及时转型，压降商业银行在碳中和、碳达峰政策下的风险敞口暴露，加快绿色金融资产的提前布局。同时，进一步健全如绿色信贷、征信信息采集等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绿色产业领域的信息共享机制，保障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二是可借鉴欧盟的《金融服务业可持续性相关披露条例》，制定如绿色金融机构评价、绿色产品认定、相关信息披露框架等严格统一、便捷操作的标准，既可降低商业银行执行成本，又有利于在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环境下防范声誉风险。三是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激励措施，一方面可考虑对商业银行提供专属绿色中长期流动性便利、放宽对绿色贷款的资本要求、建立绿色产业担保资金等，支持商业银行将更多资源向绿色金融倾斜。另一方面，可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分散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风险，引导和撬动商业银行的环保资金投入。

（二）商业银行：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人才储备、提升创新能力

一是商业银行应建立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经营理念与价值观念，完善绿色金融管理组织体系。对于增量资产，要不断加大对绿色建筑、绿色出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对于存量资产，要做好碳排放基数的摸底，依次识别出高、中、低碳资产情况，分类施策，逐步退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实现从高碳资产到低碳资产的软着陆。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人才储备，一方面通过专家授课、交流学习等方式加大对现有员工的绿色金融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市场化选聘具有环境保护、环境工程、国际金融等相关专业或行业背景的人才，逐步构建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化绿色金融团队。三是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开发能力，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工具，积极探索符合绿色发展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结构和客群，满足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三）金融市场：完备金融体系、提高流动性、加大对外开放

一是构建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管理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推广负责任投资行为、加强保险公司ESG绩效评估等方式，推动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全方位融入绿色金融体系。二是目前多数绿色金融产品流动性较差，可探索通过绿色信贷证券化、提供有利的绿色债券回购条件等方式，逐步提高绿色金融产品二级市场流动性，提升绿色投资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而激发绿色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发挥G20等平台及合作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与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交流合作，逐步实现在架构分类、绿色产品规格、激励措施等方面与国际市场接轨，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的认可，从而促进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刘坚东.银行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探索[J].中国金融，2021（02）：34-35.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报告[EB/OL].[2021-04-14].https：//www.shclearing.com.cn/xxpl/cwbg/nb/202104/t20210414_846059.html.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