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自画像题材创作
——以玛丽·洛朗桑与弗里达·卡洛为例

宋美霖

一、玛丽·洛朗桑与弗里达·卡洛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

洛朗桑与弗里达同为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女性艺术家，二人具有相似的生平经历并都以自画像著称。早期的艺术滋养和坎坷的两性关系促使二人女性意识的萌芽，她们的自画像作品向世界展示了女性艺术家所独有的人格魅力。

（一）早期的艺术滋养

童年作为人生的开端，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洛朗桑与弗里达两个人虽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但二人的艺术生涯都受到了童年时期家庭环境的影响。

洛朗桑于1883 年生于法国巴黎，是一名税务员与一位女服务员的私生女。年幼时期虽缺少父亲的陪伴，但她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母亲的引领，受到了大量的艺术滋养。在她的画中，不免会发现古典主义的优雅和浪漫气息，这种艺术风格与她早期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19岁的洛朗桑曾进入陶器工厂学习插画创作，后期进入安培学院进行古典主义绘画的学习。因此在洛朗桑的画中不难找到陶器绘画中的淡雅色彩和传统绘画的典雅气质。值得一提的是，在洛朗桑的画中，也常常能看到她学习波提切利的踪影，例如，《自画像》中女性的动态与神态都与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有相似之处，人物纤长的面部和故意被拉长的颈部曲线更让观者感受到女性独有的性别特征。两幅作品中女性低垂的眼眸更像是对世人眼光的回避，彰显了二人强烈的女性情感意识。

弗里达于1907年出生于墨西哥。与洛朗桑不同的是，弗里达早期的绘画艺术受到了父亲的鼓励和启蒙。她的父亲是一名摄影师，在她幼年时期教授了她观察事物的方法和拍摄的技巧，并在其心中埋下了艺术的种子。但是弗里达的命运却是颠沛流离的，6岁时的小儿麻痹以及18岁的意外车祸让她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为缓解身体的伤痛与孤独，弗里达在病房中拿起画笔开始了一系列的自画像创作。在此期间，破碎的身体成一个不变的主题与符号。在她一系列的作品中，绘画更像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她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示了病痛以及车祸后身体的破碎与痛苦。

（二）坎坷的两性关系

正因女性较男性具有更加细腻深刻的情感体会，因此坎坷的两性关系为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洛朗桑与弗里达二人的自画像是情感世界与自我表达的统一，在二人的绘画作品中虽没有刻意地强调女性画家的身份，但通过画中所表现的与他人的关系，能了解到她们身为女性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女性艺术家所特有的心理特征。

在洛朗桑的艺术与情感生涯中，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同为私生子的他们在艺术与精神上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在二人相恋期间，阿波利奈尔为洛朗桑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成为洛朗桑艺术生涯中的“指明灯”。但二人后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阿波利奈尔也因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了生命。阿波利奈尔无疑是洛朗桑人生中的伯乐，他引导并成就了洛朗桑，也正因如此，不免在洛朗桑的绘画作品中看到她充满诗意的朦胧美。在与阿波利奈尔分手之后，洛朗桑的情感生活充满荆棘与坎坷，最终因丈夫酗酒而离婚并孤独终老。

弗里达的一生都纠缠在与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的爱之中。里维拉是墨西哥艺术中的领军人物，在他们的相识初期，二人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追求，并因此迅速坠入爱河。弗里达具有战胜病魔的勇气，但她却逃不过丈夫出轨妹妹的伤痛。自丈夫出轨之后，弗里达也开始了与里维拉的分居生活并与多位男女有复杂的感情关系。她一生的感情生活支离破碎，但也没有妨碍她将生命的痛苦转移到艺术中来。在作品《一些小刺痛》中，画家用直接的叙事手法展示了丈夫对自己的伤害，她站在女性视角画血液、绑带、金属物，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对婚姻的失落与自我慰藉。然而在离婚后，里维拉再次向弗里达求婚，两人义无反顾地再次进入婚姻并相伴终身。正如弗里达的绘画风格一样，二人的婚姻关系是不顾一切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的。

二、玛丽·洛朗桑与弗里达·卡洛二人自画像的艺术特色

同为女性艺术家的洛朗桑与弗里达在描绘自画像时共同的特点是自我情感的真实表达，通过研究二人的自画像发现，从二人的自画像中的绘画形象与绘画语言，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对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的认同，展现了女性艺术家的独立精神和强烈的精神诉求。

（一）玛丽·洛朗桑——理想的国度

从洛朗桑自画像的线条、颜色、画面组成等多方面来看，她较少运用写实主义的绘画风格，反而注重平面感，这种平面感打破了绘画的空间与体积，变为一种抽象与概括的图案形式，从而形成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绘画风格。

虽然在洛朗桑的早期绘画作品中有学习立体主义的影子，但她的绘画具有明显的唯美气息，这与她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洛朗桑的自画像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艺术的启蒙与初创时期；二是学习立体主义与野兽派的时期；三是自身理想主义艺术风格的形成时期。早期传统学院的学习为洛朗桑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如1903年创作的《自画像》中，从创作技法和表现方式上看都具有一定的传统意义。而在1908年创作的《一群艺术家》被拍卖后，表明了洛朗桑从传统绘画到立体主义风格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绘画作品的拍卖确立了画家独立的艺术家身份。自此之后，她开始逐摆脱男性艺术家主宰的绘画风格的束缚，反抗男性的棕褐色色彩，突破了传统男性绘画的固有框架，注重将特有的女性情感融入自身的绘画创作中去。在她后期的绘画中，以一种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情感进行平面而又单纯的塑造，这在传统的男性绘画作品中是史无前例的，如在1927年创作的《戴帽子的自画像》中，运用寂静的蓝色、忧伤的灰色以及少女的粉色凸显了女性画家纯真的心理。在她的画中，花朵与帽子的组合轻盈淡雅，柔和的色彩与特有的安静形象仿佛使人坠入梦中，专注而又低垂的眼眸，似乎表露了少女的娇羞与淡淡的哀伤。装饰性的色彩与特有的女性形象的组合，让人感受着专属于洛朗桑独有的温柔，这无疑也在向世人诉说她对幸福与宁静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二）弗里达·卡洛——生命的思考

生命与死亡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弗里达的绘画之中。从年幼时期的病痛与车祸，再到婚后流产，每当她哀叹生命的痛苦，她便会拿起画笔以一种母性的光辉向世人展示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情感以及她对生命的思考。

生命主题在弗里达的自画像中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自己遭遇病痛后的痛苦；二是作为女性对孕育的渴望；三是面对死亡时对生命的思考。在遭遇车祸时，弗里达亲眼看见一根扶手穿入自己的身体，因此在1944年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之时，她回忆并绘制了《破碎的脊柱》，在这幅画中，她的身体被固定在钢制胸衣之中，一根破碎的铁制品穿入躯干，将身体一分为二，皮肤上的刮痕以及布满全身的钉子是弗里达对车祸伤痛的直接表现。由于早期的车祸造成了弗里达身体的损伤，因此对弗里达来说生命的孕育与诞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她的一生中经历了三次流产，每一次怀孕与流产对她来说都是一次心理与生理上的痛击。《弗里达和流产》是创作于1932年的一幅石版画，在这幅画中，她再次表达了女性视角下对生命孕育极度渴望以及失去孩子的失落情感。弗里达将自己的身体与婴儿用一根线条连接，然而左下角的婴儿双眼微睁，四肢仍未发育完整，暗示了画家流产的悲惨结局。顺着腿部流下的血液汇入土壤又给予了植物营养，天空之上的月亮同画家与婴儿一起哭泣，弗里达运用一种叙事主义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自我的伤痛与不为人知的复杂情感。不受控制的悲惨命运使弗里达在生命的后期多次尝试自杀，但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病痛期间，她也创作了大量的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于1945年创作的《毫无希望》这幅画中，弗里达因脊椎病痛卧床不起，多次出现的太阳和月亮以及将自身放置于大自然之中更像是生命晚期自我的释怀和解脱。弗里达将她所看到的血液、肉体、植物等众多物象描绘到一个画面之中，使观者仿佛身临其境，在其所营造的世界里窥探她对生命的体会与感悟。

三、玛丽·洛朗桑与弗里达·卡洛二人自画像的差异性

洛朗桑与弗里达同为女性艺术家，二人都以自画像题材来诉说内心的情感，但因二人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的不同，二人在艺术风格和艺术理念上具有差异性。

（一）文化背景导致的风格差异

洛朗桑与弗里达既有对自身情感追求的共性，又具有对艺术形式与艺术理念追求的特性，这种本体性的特征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原因所造成的。

通过对比，二人的自画像作品都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抽象特征又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洛朗桑的绘画作品中具有一种平静的梦幻色彩，而在弗里达的绘画作品中具有原始主义绘画的艺术风格，这与二人的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19世纪是欧洲艺术的黄金时代，此时的巴黎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受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变革与创新成为20世纪初期巴黎艺术的主题。女性绘画在这一包容与开放的时期也有了充分发展的契机。因此，在洛朗桑的绘画中，不免能看到新古典主义的优雅、野兽派的明亮色彩、立体主义的平面化形象等特征。相较于洛朗桑绘画的宁静，弗里达的自画像作品更具有一种明显的原始主义土著风格，这与墨西哥的土著文化密不可分。在20世纪初期墨西哥革命文化的影响下，弗里达的绘画创作打开了新的创作思路，在她的自画像中更多关注自身的文化身份，并运用大量的植物、动物、装饰物来强调自己的印第安人血统。原始土著的文化造就了弗里达绘画内容的神秘和形式的纯真，背后大片植物单纯的色彩拉近了画家与自然的距离，仿佛画家也成为自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弗里达的带刺项链的自画像》是画于与丈夫里维拉婚姻出现危机时，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脖子上带刺的荆棘与死去的蜂鸟，二人的结合一方面表明了画家面对不幸婚姻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画家对自然以及本土文化的热爱，促进了画家在革命时期对文化归属感的思考与理解。

（二）心理认知导致的形体差异

不管是洛朗桑还是弗里达的绘画，画家作为创作的主体，二人都与同性恋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都有以女同性恋题材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但是二人面对同性恋群体时自我心理认知不同，造成了二人在自画像中的形体差异。

自画像作为女性画家自我观察与表现的途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形体差异与二人的自我心理认知是密不可分的。洛朗桑虽受到女同性恋群体的资助，但其自身并非有同性恋的倾向，因此在她的绘画中，无论是哪个时期，画家本身对自我形象的认知都是优雅恬静的。而在弗里达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到画家本身具有明显的同性恋的倾向。在早期作品《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中，对比丈夫里维拉的高大魁梧，弗里达身着长裙，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然而在她与丈夫里维拉关系决裂后的《剪掉短发的自己》中，画中人物脱掉了绘画中常常出现的传统民族服饰，而是身着男性所特有的灰色西装，被剪掉的头发散落一地，这不仅是对丈夫出轨后自己情绪的宣泄，更多的是女性画家自身心理认知地位的转变和对男性心理的窥探。洛朗桑优雅的形象虽与弗里达特意夸大的雄性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艺术家开始关注追求本我，女性的肖像作品再也不仅仅是一种被观赏的对象，而变成一种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对男女两性权利的完全平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本文通过结合时代背景对洛朗桑与弗里达的自画像进行分析，寻找二人自画像的共同点与差异，得以窥见女性艺术的本质，探讨了女性自画像艺术的意义。洛朗桑与弗里达的艺术生涯中都经历了坎坷崎岖的人生，女性画家在面对生命、婚姻、种族、政治时的情感重叠于二人的绘画之中，这也对之后的女性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创作灵感。二人自画像中所特有的女性视角表达了作为女性所特有的精神诉求，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也为女性自我意识的独立与反思提供了重要价值，并为当代女性艺术领域的延伸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