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经典咏流传》的受众文化认同建构探究

2022-05-26 13:57张飞相毛旭锋
艺术科技 2022年2期
关键词:经典咏流传文化认同

张飞相 毛旭锋

摘要:近几年来,业界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互联网时代,如何通过媒介创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传统文化传播领域的核心议题。2018年春节伊始,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经典咏流传》就是在弘扬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流文化价值理念下推出的一档重要节目,一经播出便受到广大受众的追捧与业界的广泛关注,这与节目本身多内容、多形式、多角度建构受众文化认同路径有密切关系。文章运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对《经典咏流传》节目内容、模式、传播路径的有效分析,发现其受众整体文化认同建构经历符号设定、内容传递、身份识别、场域设立、文化认同这五个步骤,同时提出其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应建议。

关键词:传统文化节目;文化认同;认同建构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2-00-03

0 前言

随着“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传统文化传播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广大受众视野,一大批传统文化电视节目也随即推出,如《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上新了·故宫》等,这些传统文化节目通过朗诵、音乐、舞台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向受众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2018年春节伊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一档大型文化音乐节目——《經典咏流传》。节目一经播出,便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与广泛的受众讨论,首期直播关注度高达2.1004%,首播次日节目豆瓣评分飙升至9.4分,创造了传统文化类节目口碑新高。《经典咏流传》的爆红一方面源于精良的制作内容与强大的传播团队,另一方面则源于多内容、多形式、多角度建构受众文化认同。文章即运用个案研究法,通过对节目数据、文本资料的分析,试图探究《经典咏流传》的受众文化认同构建路径,以期深入解析其爆红背后的传播因素,最终对传统文化节目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1 由符号设定到内容传递:情感认同的建构

德国学者卡西尔指出:“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1]学者洛特曼则进一步认为,“文化被看作符号系统,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活动”[2]。因此,在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符号成为一种相对重要的载体。而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提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的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这就揭示了符号不仅仅是可视化的传播工具,其自身同样拥有特定的内涵与意义,向受众传播特定的内容。因此,《经典咏流传》在建构受众文化认同的第一步即精选典型的文化符号塑造整体节目调性。

首先,节目选取“和诗以歌”的形式,用演唱流行歌曲的方式重新演绎中华古典诗歌[3]。音乐和诗歌成为节目中最重要的两大传播主题符号,其通过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通过民族情感勾连受众情感,向受众传递中华传统诗词文化知识,进一步通过情感共鸣构建受众情感认同。

其次,节目对场景符号的重新设计使得整体场景不再是简单的传播行为发生地,而成为传播意义携带者,无论是竹简样式的LED屏还是毛笔动画展示,充满古韵古意的场景符号背后依旧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与传承,是对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全面创新的场景符号设计带给受众的不仅是视听感上的好奇感与新鲜感,更以其丰富而独特的所指内涵实现对受众的情感唤醒与共鸣,由浅入深逐步构筑起受众的情感认同。

最后,对人物符号的重新定义与使用也是《经典咏流传》建构受众情感认同过程中重要的一条路径。节目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王黎光,著名节目主持人曾宝仪,著名男歌手庾澄庆四人组成鉴赏团对每首诗词与歌曲展开深刻解读[4],“娱乐+专业”的解读形式一改受众对传统文化节目或过于晦涩严谨,或过于轻浮娱乐化的刻板印象,以感性与理性有机融合的方式向受众传递诗歌文化知识,在内容传递方式上更贴近受众情感,也更容易与受众达成情感认同。而在经典传唱人,即歌曲演绎者的选择上,《经典咏流传》不再专注于精英文化与精英人群,反而将目光聚焦在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如第一季第一期节目中在贵州某小学支教的梁俊老师,中国第一位双腿残疾靠假肢登顶珠峰的人——夏伯渝老先生等,这些人物符号背后传达的是独有的民族精神与国家品质,而以小见大的内容传递方式使得整档节目在受众传播上更加本土化、平民化与大众化,以更贴近受众生活的方式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建构情感认同。

正是通过对主题、场景、人物三方面符号的精心设计与使用,《经典咏流传》能够运用符号背后的强大所指内涵不断向受众传递文化内容与节目情感,从而以更具新意的视听方式建构起受众情感认同,为达成受众文化认同的最终传播效果奠定基础。

2 由内容传递到身份识别:身份认同的建构

学者Akerlof(阿克洛夫)和Kranton(克兰顿)提出,身份认同即个人具有突出的身份或自我意识,将自己归类为某种关系中的角色或集体中的一员,即关系认同和集体认同。同时,学者卫武等在此基础上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能够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塑造、维持和指导个人行为[5]。因此,在建构受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受众的身份认同过程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经典咏流传》在保证内容全局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节目内容传递充分的扁平化、地域化、丰富化,如第一季第一期节目邀请中西合璧乐队果敢Duplessy疯马乐队作为经典传唱嘉宾,第二季第七期节目邀请加拿大华裔童星王泓翔演唱《回文诗》等,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使受众突破自我文化认知局限,充分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美,也通过节目演绎发现了文化间交流融合的可能性。

通过对多层次、多地域艺术文化的充分感知,受众不仅加强了对自身所属地域文化的身份归类与识别,同时形成了对传递相同内涵的不同文化的共情,即认为自己同他人一样,处于民族文化大交流与融合的关系中,同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最终建构了身份认同。正是通过运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下所带来的不同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传递相同的文化内涵,《经典咏流传》将受众标签与身份统一化,最终形成了受众集体记忆,建构起受众身份认同。

3 由身份识别到场域形成:民族认同的建构

与其余传统文化节目不同,《经典咏流传》在打造媒介矩阵上倾注了大量心力。节目着力打造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两大传播平台,同时在节目表现形式上也运用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技术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截至2019年12月20日,《经典咏流传》官方微博粉丝数达340万,打造了608.5万讨论量,25.9亿阅读量的“经典咏流传”微博话题。同时,B站转载的第一季节目全系列视频观看量达到12.5万。这些数据都说明了整档节目吸引了大量受众,同时也以媒介矩阵打造的形式形成了多个传播场域。

学者布尔迪厄提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6]。因此,可以将不同受众因关系联结而形成的网络群体空间认定为一个特定的媒介场域,即特定微博粉丝群体、微博话题、微信公众平台粉丝群体等。同时,布尔迪厄在此基础上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法则、规律与权威形式。这些规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这就揭示了场域对受众价值观认同乃至文化认同的重要影响。

《经典咏流传》正是通过打造全方位融媒矩阵联结不同的受众[7],使多样化受众群体在被聚拢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已形成的身份认同,逐渐形成集体价值观,最终形成特定的媒介场域。在这些场域里,受众的集体感知被强化,对节目所传承的中华诗歌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成一致性的高度认同,而伴随受众群体的增多和场域的扩大,这样的认同程度也会逐渐提高。

实际上,无论是身份认同的确立,还是节目场域的形成,都体现着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民族认同大多代表了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屬的认知和感情依附[8],受众对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可者与传承者身份的认同即对自我民族归属与认同的一大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产物,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即反映出对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一较为隐性的认同内涵在场域交互与联结的过程中被不断确认与强化,最终被受众察觉并显露,也就完成了从认同节目所传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到认同这些内容背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认同转变。在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受众认同程度更广更深,也向文化认同建构迈出了最后一步。

4 由场域形成到文化认同:建构过程的完成

随着节目媒介场域的不断形成,受众在不断交互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情感认同到身份认同,再到民族认同的层层递进式转变,最终达成了对节目所传递的文化内核与意义的全面文化认同。实际上,《经典咏流传》节目受众的文化认同建构始终贯穿于三大认同维度建构中,情感认同来源于文化共鸣,身份认同来源于文化角色归属,民族认同来源于民族文化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不仅是节目传播的最终目的,更以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等多种形式成为情感认同、身份认同、民族认同构建的影响因素。因此,《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受众文化认同建构是一个多因素互相影响的构筑过程,它并不遵循单一的构筑链条,而是一个循环加强的建构过程。

5 问题与建议

尽管《经典咏流传》在充分建构受众文化认同与最终传播效果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但其在传播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内容同质化、媒介融合困难依然是困扰传统文化节目的两大难题。

5.1 内容同质化:拓宽内容制作思路,多角度多层次精选传播内容

纵观国内绝大部分传统文化节目,大多都以诗歌、汉字、馆藏等为传播主题,在节目呈现形式上也以竞赛、嘉宾点评等方式为主,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无论是《汉字听写大会》还是《见字如面》,抑或《国家宝藏》与《上新了·故宫》,在主题阐释与表现形式上都带给受众趋同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审美疲劳,也使得节目受众逐渐趋同,不利于节目及其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深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内容广、元素多,跳出主流选择舒适圈,拓宽内容制作思路,尝试利用新角度、新元素、新方式选择和设定传播内容,将主题核心聚焦于其他同样具有传承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上,能够以新奇度与创新性重新引起受众的好奇与兴趣,于趋同化的内容中脱颖而出,进而帮助节目取得更好的受众认同与传播效果,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

5.2 媒介融合困难:着力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以新促旧促融合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异军突起,在这样的传播场景下,电视作为传统媒体极难获得传播优势与受众资源,而传统媒体要想与新媒体达成相对成熟的媒介融合状态却依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内容制作、投放、回馈等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方法,而传统文化节目仍旧以电视为主要传播途径,在新媒体传播上的不足使得其在扩大受众面方面受到限制,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这要求传统文化节目更加重视对新媒体的运用,积极与新媒体技术接轨,在电视上投放节目的同时,利用直播、短视频、粉丝社群、微博话题、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新媒体传播方式投放内容,同时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社交性强的特点积极与受众交流,及时获得受众反馈,不断提升节目质量,优化传播效果。

5.3 跨文化传播功能不足:添加更多跨文化元素,提升民族文化国际传播影响力

虽然如《经典咏流传》般的传统文化节目在创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本民族文化活力与精神面貌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传统文化节目在发挥跨文化传播功能方面仍略有不足。尽管这类节目的定位与调性本就是面对国内受众,但开展更多的跨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性、时代性上取得进一步发展。因此,传统文化节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使用跨文化传播元素,如邀请热爱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参加节目、将节目录制场景设置在国外的某个城市等,这些方式有利于传统文化节目更好地发挥跨文化传播功能,在充分建构国内受众文化认同的同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取得更具广度与深度的传播效果。

6 结语

传统文化电视节目作为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建构受众文化认同,激发民族精神与力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典咏流传》节目的成功,为传统文化节目提供了“符号设定—内容传递—身份识别—场域形成—文化认同”这一较为高效的受众文化认同建构模式,在内容制作、表现形式、受众交互上发挥了一定借鉴作用,但如何使每一档传统文化节目都能够运用自身特色更快更好地建构受众文化认同,这依然值得整个文化传播领域思考。

参考文献: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4.

[2] 郭鸿.文化符号学评介: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J].山东外语教学,2006(3):3-9.

[3] 邢梦莹.从《经典咏流传》看优秀传统文化视听传播路径[J].电视研究,2019(4):47-48.

[4] 陈卓,夏凡.中华古诗词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的创新表达:以《经典咏流传》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9(2):72-74.

[5] 卫武,倪慧.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的视角[J].管理工程学报,2020,34(1):25-33.

[6] 皮埃尔·布尔迪尼.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15.

[7] 张晓萱.传承文化 致敬英雄: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第四季的守正创新[J].视听,2022(3):58-60.

[8] 位迎苏,李新蕾.全球化视野下我国饮食类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以《风味人间》为例[J].中国电视,2019(9):45-50.

作者简介:张飞相(1971—),女,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消费者行为、广告效果、品牌建设。

毛旭锋(1996—),男,浙江宁波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传播、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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